·豬鋼鬃·
摘抄學習軍政知識
文章來源: 鳳凰曆史
核心提示： “火燒英國代辦處”後，部分英國民眾到中國駐倫敦代辦處外抗議。中方人員與民眾起衝突，認為警察偏袒示威人士，遂揮舞大棒等物與英警互毆，各有傷者。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中國的外交工作和其他各方麵方工作一樣，受到極左思潮日趨嚴重的幹擾和衝擊。中國駐外大使、參讚幾乎全部奉調回國參加政治運動，許多人受到批鬥，駐外使館的工作不能正常進行。中國對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斷，與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級的互訪急劇減少，實際退出了幾乎所有的國際組織，也不出席國際會議；外貿進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學人員全部被召回國， 也停止接受外國留學生。更嚴重的是，在這段時間裏，中國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個國家中的近30個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其中不少是由於中方外交方麵處理不當而引起的。駐若幹國家的大使館受到衝擊，同一些國家的外交關係甚至惡化到降級或斷交的嚴重地步。1967年夏天，極左思潮對外交工作的衝擊達到頂點，中共中央一度失去對外交大權的控製。毛澤東在同美國友好人士斯諾的談話中說：“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塗。有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裏。”[1]這在新中國的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中國外交人員與英國警察棍棒相向
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在對外宣傳方麵，不顧內外有別的原則，把“宣傳毛澤東思想”作為對外活動的主要任務，屢屢發生唯我獨革、強加於人的錯誤。在對外交往中，多次發生不顧國際交往的常規，行動粗暴過火的錯誤。特別是1967年夏天，北京連續發生所謂“三砸一燒”[2]的嚴重涉外事件，造成我國與各國關係緊張的局麵，使我國的國際形象受到極大的損害，外事工作陷入困境。“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是其中最為嚴重、影響最大的一次事件。本文根據現有的資料，對它發生的原因、經過及造成的後果作一簡要的介紹。
一、背景
1967年4月23日，中國外交部負責人緊急召見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巴倫，強烈抗議印尼軍警包圍、封鎖我國駐印尼大使館，武裝劫持我國駐雅加達總領事徐仁的嚴重事件。4月26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最強烈抗議印尼政府粗暴踐踏國際關係準則，悍然宣布我國駐印尼大使館臨時代辦和駐雅加達總領事為“不受歡迎的人”，喪心病狂地迫害華僑的反華暴行。4月26日下午，北京各界群眾集會，聲討印尼政府的反華行徑。從4月24日起至4月28日止，北京各大中學校師生、工人、機關幹部等各界群眾連續前往印尼駐華大使館進行抗議，示威遊行，累計人數超過60萬人。
5月6日，香港新蒲崗一家人造塑膠花工廠發生勞資糾紛，港英當局出動警察鎮壓，毆傷多人，拘捕21人。11日和12日又大肆逮捕示威群眾，事態進一步擴大。15日，中國政府進行幹預，向英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外交部在抗議聲明中說：“這次血腥暴行，是英國政府勾結美帝反對中國的陰謀的一部分，妄圖以高壓手段抵製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影響。”聲明要求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必須立即無條件地接受中國政府的要求，即：立即接受中國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當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立即釋放全體被捕人員懲辦凶手，賠償損失；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幾天以後，香港發生了左派行動，導致九龍暴亂。19日，北京舉行10萬人集會，聲討港英當局暴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外交部部長陳毅等出席大會。大會通過一項決議，內容有3點：一、美國必須停止以香港作為軍事基地；二、香港國民黨特務迫害親共人士的罪行決不能寬恕；三、傳播毛澤東思想的工作決不能受到幹擾。英國政府沒有對此作出回答，中國外交部於22日宣布取消英代辦處向上海派駐人員的安排，限令其人員於48小時內離開上海。5月22日，香港再次發生暴亂，街頭貼滿了醒目的反英標語。在5月23日的群眾遊行示威中，港英警察向群眾開槍，打死一名工人，數十人被捕。5月26日，英國航空母艦“堡壘”號以參加軍事演習為名開往香港。香港政府隨即發布措辭強硬的緊急法令。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對香港當局和英國政府進行嚴厲譴責之後，號召香港愛國者“組織起來，準備偉大祖國一旦發出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這無異於是號召采取行動解放香港。在這一天，香港有500人被捕。[3]在這期間，周恩來曾專門召集外辦、外交部、港澳工委有關負責人談香港問題，強調同港英當局的鬥爭要嚴格遵循中央規定的方針政策，堅持有理、有利、有節。批評有關部門在香港問題上提出的過“左”的口號和采取的極左做法，對“要打死幾個警察，以收殺一儆百之效”的說法，提出嚴厲的批評。他說：這是無政府主義思潮。香港的工作照抄內地紅紅衛兵的做法，行不通。周恩來還批評了新華社、《人民日報》在報道香港問題上有意誇大的做法。當時，新華社報道港英警察打死打傷遊行工人二三百人，《人民日報》據此又冠以“血腥大屠殺”的標題刊登。周恩來指示新華社進行核實，結果發現實際上隻死了一人。周恩來嚴厲批評說：這是嚴重的失實，更加激起人民的義憤，使我國在政治上很被動。發這樣大的消息報道，為什麽事先不向我請示？你們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麽？
6月13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判決印度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魯冠南間諜罪，驅逐出境，宣布印度大使館三等秘書維傑為不受歡迎的人，限其3天內離開我國國境。6月17日，中國外交部就印度政府策劃的襲擊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的暴行，向印度政府提出嚴重警告和最強烈抗議。6月18日，以北京大中學校紅衛兵為主的群眾砸了印度駐華大使館。
中國外交人員與英國警察棍棒相向
6月26日，韓念龍副外長召見緬甸駐華大使，強烈抗議緬甸政府唆使暴徒連續襲擊我國使館，殺害我專家，迫害我僑胞[4]。6月30日，北京各界群眾40萬人到緬甸駐華大使館示威遊行。7月1日，中國外交部向緬甸駐華大使館轉交中國政府備忘錄，嚴正拒絕緬甸政府在6月29日備忘錄中提出的要求中國政府阻止中國人民抗議緬甸反華暴行的示威遊行的要求，並再次要求緬甸政府立即撤除緬甸軍隊對中國大使館和華僑居住區的包圍。到7月3日為止，到緬甸駐華大使館示威遊行、抗議的群眾累計超過100萬人。3日下午，北京造反派群眾組織在故宮午門召開了十萬人的抗緬大會，聲討緬甸政府。會後大批群眾湧向緬甸駐華使館，砸了大使館的一些設施。據後來揭發的材料說，聲討緬甸政府的大會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策劃的。戚本禹找聶元梓、 蒯大富、韓愛晶等開會說：“中央文革認為有必要開大會抗議緬甸政府。政府發表的聲明，有局限性。總理做事穩重、謹慎，未免有點保守。會後要搞兩路遊行，一路到緬甸大使館，一路到外交部，叫外交部的領導看看群眾的革命精神。”
7月15日起，外事係統造反派開始在外交部門前安營紮寨，開展“揪陳(毅)”活動。當時，由北京外語學院、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第一機床廠等十餘所大專院校和其他單位聯合組織了“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反帝反修聯絡站”，成為在外事係統“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衝鋒陷陣的造反派組織。
8月1日上午，北京外語學院“六一六紅衛兵團”70多人衝進外交部大院，要揪鬥陳毅。一些學生肆無忌憚地把矛頭指向周恩來。據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人員反映，有的學生對警衛戰士說：“周總理是陳毅的後台，不打倒總理就打不倒陳毅。總理說話不算數，伯達同誌叫陳毅到群眾中去，就是總理不放。”8月2日上午，北外“六一六”的一些人又衝進外交部的外賓接待室，打罵前來勸阻的工做人員，並寫了“外交部是賣國部，都是洋奴才”的大標語，貼在外賓接待室。外交部原準備當天在外賓接待室召見蒙古駐華大使，向他們提出抗議，由於造反派的搗亂，召見不能進行，蒙古大使反向我方提出抗議。8月3日，北外“六一六”50多人將外交部門口堵死，工作人員不得出入，文件、電報都發不出去，外交部的業務工作中斷，外交部黨委癱瘓。
造反派的目的是要求中央文革小組接見並支持他們的行動，他們揚言：“隻有中央文革說話我們才聽，中央文革不說話就表示支持我們的行動。”
8月5日，北京造反派和群眾在抗議和示威遊行後砸了印尼駐華大使館。此舉致使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於8月6日和10月5日兩次遭到襲擊和搗毀，並使兩國外交關係中斷。
8月7日，王力向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聯絡站”的代表發表了煽動奪外交部權的“八七講話”。此後，外事係統的造反派更加有恃無恐，掀起了反對周恩來、打倒陳毅的浪潮。
8月10、11、15日，造反派在外交部和人民大會堂連續三次舉行陳毅批判會，姬鵬飛、喬冠華等陪鬥。
8月14日上午，造反派衝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事前他們曾向王力請示，王力表示不讚成砸 ，但他又居心叵測地說：“除重大原則問題找我外，不要事事請示，大方向對了就幹，自己解放自己。”造反派心領神會，便自行其事地照原計劃行動。8月16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通過了由姚登山抓總的“業務領導小組”奪權方案。8月17日，外交部“九九兵團”拋出由姚登山當主任的“革籌”奪權方案。8月18日，“革命造反聯絡站”又議定了由姚登山當主任的“革委會”奪權方案。在此期間，造反派還在外交部和天安門廣場刷出“強烈要求姚登山當外交部長”的大標語。
8月19日，由進駐外交部的外語學院“紅旗造反兵團”小分隊封了外交部黨委，宣布“一切黨政大權歸聯絡站”。8月20日，外交部“聯絡站”、“九九兵團”和北外“紅旗造反團”強行封閉所有副部長辦公室，姬鵬飛、喬冠華等副部長白天被關入地下室寫“檢討”，晚上放出來向造反派“匯報”。他們企圖用繼續扣押副部長，中斷外交活動和積壓文電的辦法施加壓力，迫使中央承認他們的奪權。在造反派奪權後，外交部發往駐各國領使館的電報中竟出現“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陳(毅)”的口號。整個外交業務陷於混亂，大權一時落入造反派手中。
中方外交人員被打傷抬走
二、經過
在外交部被奪權的混亂時期，發生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涉外事件——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鬥爭”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照會：“最強烈抗議港英瘋狂迫害香港愛國新聞事業。港英當局必須在48小時內撤銷對香港《夜報》、《田豐報》、《新午報》的停刊令，無罪釋放19名香港愛國新聞工作者和三家報紙的34名工作人員。”[5]當天，由謝富治主持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數萬人參加的聲援聲討大會。
“反帝反修聯絡站”決定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聲討大會”。周恩來聞訊後，緊急召見“反帝反修聯絡站”負責人，勸說他們不要這樣做，雙方一直爭執到深夜，周恩來在得到保證不進入代辦處的允諾後才離去。
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聯絡站”組織數萬群眾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會後以英方逾期不答複最後通牒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眾不顧警衛戰士的阻攔，衝進英國代辦處，放火燒毀了辦公樓和汽車。
北京外語學院紅衛兵率先突入西牆。22時40分，大批群眾組織衝擊代辦處正門；10分鍾後，一些高校紅衛兵又越過北牆。不多時，從三麵進入英代辦處院內的群眾已達數百人。
造反派突入代辦處東、西兩院後即開始點火，頃刻間，烈焰升騰，東院的門窗、地板、汽車房、油庫及7輛汽車均被大火呑噬；西院樓內3個臥室、檔案室及2輛汽車也都被燒毀。北京衛戍區的戰士們奮力撲救，同時將代辦處的十餘名官員從烈火中救出，其中英國駐華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
據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克萊爾·霍林沃思報道：
“代辦處外，中國軍隊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著侮辱性口號的人，以保護裏麵的外交人員。示威者在樹上架起了高音喇叭，還舉著強烈排外的標語。天色漸晚，一個紅衛兵組織架起了探照燈。另一個組織領著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約晚上10點半左右，紅衛兵擁進了代辦處——戰士們讓開了道。他們先燒著了停靠在遊泳池附近的汽車，然後衝入大樓，砸壞窗戶，搗毀室內設備，並用自帶的汽油在代辦處內放火。”“英國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員一起躲進了保險庫，這是入口處左邊大樓裏用來存放檔案和密碼的一間地下室。但他們又被紅衛兵從迎風口灌進的煙熏了出來。”
後來唐納德·霍布森在給他夫人的信中說：
“我打開門先走出來，其他人隨我之後，院子裏大約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頓毒打，任何可以觸及我的人都用他們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婦女們發瘋似的撲過來，想用棍棒將我打倒。他們抓住我的頭發拖我，揪住我的領帶勒我。”“我的頭上遭到重擊的地方鮮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
被打傷的中方外交人員
克萊爾·霍林沃思還寫道：
“代辦處的幾位女士想到對麵阿爾巴尼亞大使館避難，但遭到拒絕，被關在鐵門外。阿爾巴尼亞人還用嘲笑的目光看著她們受淩辱。然而，有兩位姑娘在芬蘭大使館受到保護。全體代辦處工作人員不僅遭唾挨踢，還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更令人發指的是，一位外交官告訴我，暴徒中竟然還有英國人。其中一個領頭的還穿著精製翻毛皮鞋在女王像上亂踏。”
美國友好人士韓丁(William Hinton),在周恩來的支持下，於1971年夏天訪問了清華大學，他親自訪問了清華大學的許多幹部、教師、學生，根據大量的訪問記錄，寫成了一部紀實性的著作：《百日戰爭——清華大學的文化革命》[6]。其中有親身參與了“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的一些造反派的回憶。
8月23日，在洗劫英國代辦處中扮演主角的是“414”而不是“團派”，因為這個事件中主要負責的群眾組織外交部的“反帝反修聯絡站”不是“天派”而是“地派”的，清華“414”也是“地派”的。“反帝反修聯絡站”的成員都是一些緊跟王力的左傾幹部，並且得到外語學院幾千名學生造反派的支持。他們堅決反對陳毅，主張讓從雅加達回國的代辦姚登山主管外事工作。姚登山向英國代辦處發了一份最後通牒，要求港英當局在48小時之內釋放被捕的中國新聞工作者，否則就必須對一切後果負責。在通牒規定的限期要達到的那一天，清華“414”接到電話，要他們動員起來，到英國代辦處前去示威。廣播喇叭一喊，全體“414”的擁護者集合開會，一個“反帝反修聯絡站”的幹部對他們說：“今天我們要去向英國人顯示我們的力量，經過文化大革命鍛煉的我們造反派不是好惹的！文化大革命期間英國人非法竊取了許多情報。如果他們不按時答複，我們就要全力予以報複。帶上改椎、鉗子，我們到那兒要打開他們的檔案櫃。大家要穿深色的衣服，他們可能會向我們射擊，不要給他們明顯的目標。所有能說英語的人到前邊來。帶上電筒。”
發言者隨後打開一張地圖，指出代辦處的位置，以及電源閘盒、水管、水箱的位置。
“我們都很興奮，”高衡慶(音)說：“我們出動了一個龐大的隊伍進城，後來還覺得不夠，又派出了一些人。我們的隊伍幫助包圍了英國代辦處。開始是守紀律的，我們整齊地一排排坐下，遵照總理規定的五條，他說，我們可以寫抗議書、集會等，但絕對不許衝擊代辦處。
“我們的抗議大會於晚上9點開始，通過高音喇叭，我們憤怒地譴責英國人在香港的暴行。‘你們將何去何從？’我們一遍又一遍地問。10點鍾，通牒限期到了，該怎麽辦呢？我們隻知道要向他們顯示力量！那時，解放軍圍繞著代辦處。總理曾經說過我們不能衝擊，我去問該怎麽辦，我得到的答複是：雖然總理是那麽說了，但是群眾要采取革命行動，誰能阻擋得了？
“實際上，那些妄圖打倒總理的人，早就策劃了這次衝擊，‘反帝反修聯絡站’的活躍分子拿著喇叭跑上來，有些人跳起來向代辦處大樓的牆上扔墨水瓶，這是佯攻。當前麵飛舞墨水瓶時，其他的人從後麵設法進入了代辦處大樓，他們開始把椅子、沙發從窗戶裏向外扔，我們身後的喇叭鼓動我們行動起來。我們衝向解放軍的防線，喊著：‘閃開，讓我們進去！’解放軍的防線由八層士兵組成，有幾個小夥子想從他們頭上爬過去，但他們摔下來了。士兵的防線終於被衝開了一個缺口，我們衝過去爬柵欄，士兵們把一些人拉下來，但其他人卻過去了。
“11點，我們看見起火了，最初是從代辦處的車庫裏的一筒汽油開始燃燒的，後來大門開了，人們衝進來，汽車也開始燃燒，三輛汽車著了火。消防車來了，但人們不讓他們進來，他們隻得回去了。火勢越來越大，消防車又回來了，許多消防員衝過擁擠的人群，接近了大樓。就在火起之時，周總理和江青下了命令，要我們全部停止進攻。但這個指示沒有廣播，我們一直到後來才知道，但我們一知道，馬上就撤離了那個地方。但已經太晚了，我們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解放軍的防線讓開路，讓英國人跑進地下室並把他們自己鎖在那裏，但人們破門而入將他們揪了出來。警察過來幹予，他們把英國人帶到街對麵的阿爾巴尼亞大使館，但在穿過街道時，我們的一些人還過去撕他們的衣服。
“實際上，我們多數人都認為這種舉動不大好，為什麽在我們國家要采取這種暴力？接到總理的指示後，我們都撤離了，都感到是做錯了什麽事。大樓是怎麽燒起來的？我們414由始至終參加了這一著名的反革命事件。從那以後，許多人反對我們，批判我們，給我們施加了許多壓力，我們檢討了很多次，而團派沒有卷入這一事件，他們便利用我們的這一錯誤拚命整我們。”
三、善後
23日淩晨，當周恩來得悉造反派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後，接見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代表，對此事及奪外交部大權提出嚴厲批評。他說：“你們目無中央，是無政府主義。我們沒有料到你們會來這一手(指外交部奪權)，事前不打招呼，事後也不報告。你們現在拿監督小組的名義發電報給國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數的。外交大權是毛主席、黨中央授權國務院來管，如果你們說國務院沒有這個權力，你們要直接行使這個權力，我今天就去報告毛主席。”[7]周恩來在講話中斷然否定了外交部的奪權方案並命令北外“紅旗造反團”撤離外交部。周恩來表示，對這件事，還要做進一步調查處理，同時向毛澤東報告。
8月23日的《人民日報》報道：“首都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一萬多人昨晚湧到英國駐華代辦處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門前舉行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並激於義憤，對英國駐華代辦處采取了強烈的行動。”
周恩來憑著豐富的政治經驗，早已覺察到在造反派的背後有壞人在操縱群眾運動，在他們最猖狂的時候，也就是他們暴露得最充分的時候。在外交工作中製造嚴重混亂，是毛澤東決不允許的。周恩來抓住時機，果斷地進行反擊。
8月25日淩晨，周恩來單獨約見才從上海毛澤東處回京的楊成武，向他談了對近來一係列事件的看法，特別提到王力的“八七”講話，指出，這個講話煽動造反派奪外交部的權，並連鎖反應到外貿部和國務院其他部，還有火燒英國代辦處以及借口揪劉少奇把中南海圍得水泄不通，宣傳上又提出‘揪軍內一小撮’(指《紅旗》雜誌在8月1日發表由關鋒主持起草的社論，提出“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臭”，並說“這是鬥爭的大方向”。接著，各地出現衝擊軍事機關、搶奪武器彈藥、派性武鬥激化等嚴重狀況。)周恩來說：“這樣下去怎麽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周恩來說完，將一份王力“八七”講話交給楊成武，要他轉送給毛澤東看。26日，毛澤東即對楊成武發出指示：“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隻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可先解決王、關，戚暫時不動，以觀後效。”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第二年1月，對戚本禹也作了同樣處理。[8]
8月31日，周恩來同外交部的一些負責人談話，他對姚登山說：“你在外麵的幾個報告煽動性很大，在外貿部的講話修改了中央的精神。你是個剛回國的代辦，客觀上在對抗中央的精神。”姚登山辯解說：“我是根據王力講話精神講的。”他哪裏知道，王力、關鋒這時已經被隔離審查了。
幾天後，在倫敦的中國駐英國代辦處遭到英國人的報複，在衝突中，一些中國外交官被打得頭破血流。
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極大地損壞了我國的國際聲譽，在對外關係上造成了難以挽回的惡劣影響，迫使我國政府付出重大代價以善其後。
1971年2月，中國外交部出資為英國代辦處修複房屋工程峻工。24日，英代辦處為修複遷居舉辦了招待會。中方出席人員沒有在這一場合說明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情況並慶賀英國代辦處修複。周恩來針對此事批評外交部領導說：火燒英國代辦處大樓是當時一小撮壞人幹的，中國黨和政府都不讚成。對這件事應公開向英方作出解釋，當著其他外國大使的麵也可以講嘛!外交部給英國代辦處修房子是送我批的，可是修複遷居時你們卻不報告我。
3月2日，周恩來在接見英國新任駐華代辦譚森時，向他解釋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問題。周恩來說：那天晚上，以我為首的幾個人聯名廣播勸包圍英代辦處的人不要衝、燒，但是那些壞人不聽。你們的代辦後來由解放軍保護起來了。我們祝賀你們搬回新居，修複費用應由中國方麵負擔。[9]
“火燒英國代辦處”後，部分英國民眾到中國駐倫敦代辦處外抗議。中方人員與民眾起衝突，認為警察偏袒示威人士，遂揮舞大棒等物與英警互毆，各有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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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澤東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
[2] 指北京的造反派於1967年6月18日砸了印度駐華大使館； 7月3日砸了緬甸駐華大使館、8月5日砸了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館；8月22日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
[3] 參見連生等編著《中國百年外交風雲錄》下，沈陽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1382頁。
[4] 這次和緬甸警察之間發生的流血衝突是由中國外交官挑起的。見《從“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鑄口述回憶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頁。
[5] “48小時通牒”照會事先經周恩來簽發。當時在外交部掌權的造反派，故意在深夜周恩來極度疲憊、已上床就寢之際，以特急件讓他簽批。事後，周恩來常自負疚，引為教訓，並無一字推諉。
[6]〔美〕威廉·韓丁：《百日戰爭》（英文版《Hum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by William Hinton New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2）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頁。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966-968頁。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4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