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軍史回眸：毛澤東與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圖)

軍史回眸：毛澤東與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導彈危機

2008年12月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中國記者龐炳庵（穿黑衣坐車者）等人采訪古巴軍隊。圖片來源：新華網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結束後，肯尼迪總統在白宮會見了發現蘇聯導彈的空軍機組人員。圖片來源：新華網

    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首版、由逄先知和金衝及兩位著名黨史專家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在“三十一、中蘇論戰”一章中寫道：“一九六二年十月，蘇聯在加勒比海危機中，和美國一度劍拔弩張，搞得十分緊張。但在這場危機過後，很快就遷怒於中國。十二月十二日，赫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發表講話，指責中國在中印邊境衝突和加勒比海危機中的原則立場。這個講話，成了蘇聯指揮一些黨對中共發起新一輪圍攻的信號。”

    在古巴導彈危機（又稱加勒比海危機）後，蘇聯為何遷怒於中國？赫魯曉夫指責中國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原則立場，到底中國在該危機中采取了什麽原則立場？對此，《毛澤東傳（1949－1976）》中沒有提及。筆者帶著疑惑，又查閱由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於1994年12月首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從中驚奇地發現：在古巴導彈危機當年，文選收入的隻有毛澤東同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理事長安井鬱談話的一部分，題為《中間地帶國家的性質各不相同》（1962年1月3日），談話發生在危機前9個月；令人費解的是，《毛澤東外交文選》全書並沒有提到古巴導彈危機這一曾經把人類推向核戰爭邊緣的驚心事件，更別說中國政府和毛澤東在這一危機中的原則立場了！筆者又去查閱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7月首版的《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的軍事曆史分冊，結果竟然發現：沒有“古巴導彈危機”或“加勒比海危機”詞條。

    為什麽？為何在《毛澤東傳（1949－1976）》、《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國軍事百科全書》中對古巴導彈危機諱莫如深？帶著疑問，循著《毛澤東傳（1949－1976）》“中蘇論戰”一章提供的線索，結合查閱大量當年的《人民日報》，筆者一步步揭開了其中的秘密……

    一、赫魯曉夫企圖險中求勝，肯尼迪被迫絕地反擊，古巴導彈危機揭幕

    1959年初，地處加勒比海的古巴發生了革命，以卡斯特羅為首的革命起義軍進行了武裝暴動，推翻了親美賣國、貪汙腐化的巴蒂斯塔獨裁統治，建立了革命政權。古巴是加勒比海地區最大的島國，距美國隻有140海裏。美國一向把拉美地區視為自己的後院，沒想到這次後院起火，美國如坐針氈，於是，便視古巴革命政權為肉中之刺。而蘇聯卻喜出望外，視古巴為擊破美國稱霸拉丁美洲的橋頭堡。

    1961年4月，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策劃下，製造了著名的“豬灣事件”。由美國海空軍提供支持的1400名全副武裝的古巴流亡分子在古巴的豬灣海岸登陸，企圖突襲並推翻古巴革命政權。結果，這次行動遭到了徹底的失敗，古巴軍隊全殲了這些叛亂分子，粉碎了此次行動，美古關係不斷惡化。在這種情況下，弱小的古巴不得不尋求外界的支援。古巴看到了美蘇之間的深刻矛盾，於是把目光對準了蘇聯，向蘇聯政府發出了請求援助的信息。

    蘇聯認為古巴是其在拉美的一個重要陣地，通過對古巴的支援，可以控製古巴，進而擴大自己在拉丁美洲的影響，並且想借此改變蘇美軍事力量，尤其是核力量的對比。於是，便決定援助古巴，向古巴提供了大批武器裝備，並派出了顧問團。同時，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也十分清楚：古巴距美國僅有140海裏之遙，而距蘇聯卻達10000多公裏，並且美國還擁有核優勢，蘇聯沒有能力在如此遙遠的地方和美國對抗。但是，蘇聯擁有中程彈道導彈，因此決定在古巴秘密部署中程彈道導彈。1962年6月，蘇聯和古巴簽署了部署蘇聯導彈的秘密協議，該協議的主要內容是：古巴接受蘇聯的24個中程和中遠程彈道火箭，每個攜帶兩枚導彈和一個核彈頭；24個先進的薩姆II型地空導彈發射器；42架米格戰鬥機和42架伊爾—28轟炸機；加上其他一些海岸防衛武器。這些武器由蘇聯人掌控，另外派4.2萬名軍人駐紮在古巴。

    1962年10月15日，美國U—2飛機拍攝到了蘇聯中程彈道導彈的照片，美國很快確認，蘇聯已經在古巴部署了16至32枚導彈核武器。10月22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公開宣布：蘇聯在古巴部署了導彈，這一行為已經構成了“所有美洲國家和平與安全的明顯威脅”，美國對此絕不會聽之任之；我已經下令封鎖古巴，並對一切正在運往古巴的進攻性軍事裝備實行海上“隔離”，蘇聯必須在聯合國的監督下撤走進攻性武器。23日，肯尼迪又簽署了《禁止進攻性武器運往古巴》的公告，宣布從24日起將攔截可能前往古巴的艦船並勒令這些船隻聽候美國的檢查。與此同時，美國擺出一副核大戰的樣子，調動了180艘艦船（包括8艘航母），68個空軍中隊，戰略轟炸機攜帶核彈升空、戰略核潛艇出海，另有5個師的部隊集結在佛羅裏達，全球美軍處於核戰備狀態。

    肯尼迪打出他的“王牌”之後，蘇聯政府馬上做出了反應，蘇聯發表聲明：蘇聯將按照9月2日達成的蘇聯向古巴供應武器和提供技術、專家的協議，繼續用核武器“援助”古巴，並堅決拒絕美國軍艦的攔截。蘇聯指責美國實行海上封鎖是史無前例的海盜行為，是“朝著熱核戰爭走去”，同時表示，如果美國敢於發動戰爭，那麽蘇聯將進行“最猛烈的回擊”，“蘇聯有必須的一切”。赫魯曉夫認為，美國的海上封鎖隻是虛張聲勢，它不可能進攻古巴，所以他命令蘇聯艦隻繼續向古巴挺進，不要害怕美國的海上封鎖；宣布蘇聯和華沙條約組織國家的武裝力量立即進入最高戰備狀態。雙方劍拔弩張，第三次世界大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古巴導彈危機（又稱加勒比海危機）爆發。

二、毛澤東放話：“全力支援古巴人民，粉碎美國的戰爭挑釁。”卡斯特羅心領神會，“竟然敢於向美國提出‘五個條件’”

    加勒比海危機爆發時，中蘇國家關係已經出現裂痕，且對於蘇聯在古巴秘密部署導彈一無所知。不過，作為社會主義陣營一分子，美國封鎖古巴消息一傳出，中國政府和毛澤東就嚴正聲明：堅決支持古巴、反對美國的戰爭挑釁。“不管在什麽樣的風浪中，六億五千萬中國人民都永遠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堅決支持古巴革命，團結一致，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戰爭和侵略政策鬥爭到底。”對於美國的核訛詐，中國政府重申了毛澤東關於“原子彈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

    中國一開始的態度，與蘇聯保持了一致，為蘇聯與美國抗衡增添了強有力的砝碼，“為國際反美鬥爭平添了幾分聲色”。但是，中國這時和印度發生邊境戰爭，蘇聯領導人認為中國有利用其拖住美國手腳的目的。

    1962年10月26日，美國軍艦在空軍的配合下，攔截進入“隔離區”的蘇聯船隻。在美國強大的軍事壓力下，赫魯曉夫改變了主意。他立即命令那些正向古巴行駛的艦隻掉頭返航，並致電美國總統肯尼迪，希望能夠尋找解決這次危機的可行方案。蘇聯的這一“突變”，引起中國政府和毛澤東的關注。

    10月28日，由於蘇聯實力當時還比不上美國，美國也認識到核大戰的可怕後果，雙方正式達成妥協：蘇聯將全部拆除部署在古巴的導彈，並在聯合國進行核查之後運回本國；美國允諾拆除前不久剛剛在土耳其部署完畢的導彈基地，並保證不會發動對古巴的軍事進攻。但是，美蘇的相互妥協並沒有征求古巴政府的意見，因此引起古巴政府的不滿。一開始，卡斯特羅拒絕撤走蘇聯的導彈和轟炸機，這一立場得到中國政府和毛澤東的同情和支持。毛澤東聯想起一件事：抗日戰爭後期，美國、蘇聯簽署《雅爾塔協議》，以犧牲中國利益為代價（如允許外蒙古獨立等），換取蘇聯出兵東北；現在，蘇聯又以犧牲古巴為代價，換取美國在某些方麵的讓步。古巴和中國在大國博弈中的相同遭遇，引起毛澤東對蘇聯的不快。就在美蘇達成妥協的10月28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全世界人民動員起來，支援古巴人民，粉碎美國戰爭挑釁》一文，“毛澤東對文章進行了多次修改”：

    “中國人民對於美帝國主義猖狂的戰爭挑釁感到無比的憤慨。在我國政府發表了關於支持古巴、反對美國戰爭挑釁的聲明之後，我國各人民團體又分別致電古巴人民，表示堅決支持古巴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正義鬥爭。各地群眾紛紛憤怒譴責美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今天首都各界人民，將舉行支持古巴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集會。全國人民正在動員起來，全力支援古巴人民，粉碎美國的戰爭挑釁。”中國的這一態度，與正企圖使卡斯特羅屈服的蘇聯背道而馳，引起蘇聯強烈不滿。

    1962年10月30日至31日，聯合國秘書長吳丹親自訪問了古巴，勸卡斯特羅同意撤走蘇聯的導彈和轟炸機。這時，在“曾經在朝鮮教訓過美國人的毛澤東表態全力支持古巴後”，卡斯特羅接受了吳丹的勸說，但斷然拒絕聯合國觀察員進入古巴，並向美國提出了“五個條件”：（一）停止在全世界範圍內對古巴進行的經濟製裁；（二）停止對古巴進行一切顛覆活動；（三）停止自美國各地和波多黎各對古巴進行海盜襲擊；（四）停止美國飛機和軍艦侵犯古巴領空領海；（五）撤除關塔那摩基地，並將它歸還古巴。赫魯曉夫聽說後，驚歎：“天啦！卡斯特羅竟然敢於向美國提出‘五個條件’！難道是毛澤東給他撐腰？”
 
三、毛澤東通過《人民日報》向國際社會表態：“保衛古巴革命”；赫魯曉夫一味主張“明智的妥協”

    這時，赫魯曉夫由對美國采取冒險政策，改而采取了幾近投降的政策，對卡斯特羅提出的“五個條件”嗤之以鼻，卻大談美國的“和平誠意”。

    10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毛澤東圈閱的社論《保衛古巴革命》，表達了中國政府的原則立場：

    “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對古巴的軍事挑釁和戰爭威脅，堅決抓住美國入侵古巴的魔手，保衛古巴革命，這是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當前最迫切的任務。”“美帝國主義的頭子、美國總統肯尼迪，在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宣布撤除在古巴的所謂‘進攻性’武器之後，表示美國可以同意馬上取消現在實施的對古巴的海上封鎖和提供不入侵古巴的保證。現在，美國的海上封鎖並沒有取消，而入侵古巴的軍事部署仍在加緊進行，全世界人民絕不能輕信美國侵略者的空頭支票，必須保持最高度的警惕。”

    對於卡斯特羅提出的、赫魯曉夫幫美國搪塞的“五個條件”，社論認為：

    “卡斯特羅總理提出的這些條件是完全合理的，完全必要的。古巴人民為了確保加勒比海的和平，完全有理由要求美國停止它威脅古巴安全的一切侵略活動。古巴人民為了維護自己的主權，完全有理由要求美國停止一切侵犯古巴主權的罪惡行為，拒絕一切侵犯古巴主權的無理要求。”

    針對古巴不願意撤走導彈、轟炸機一事，社論予以支持，“麵對著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威脅，古巴人民為了保衛革命的果實，不得不努力加強自己的國防力量。古巴人民采取什麽樣的措施來防禦外來的侵略，這完全是古巴人民主權範圍內的事情，誰也無權幹涉，同時也決不構成對其他國家安全的威脅。”

    對於赫魯曉夫鼓吹美國的“和平誠意”，社論指出：

    “看吧，美國陸海空軍是多麽緊張地準備著對古巴的進攻。據美國的合眾國際社報道，在離古巴隻有九十海裏的美國佛羅裏達州基韋斯特基地附近，在一百六十五哩的海岸線上，美國部署了作好戰鬥準備的軍隊、卡車、武器和裝備，導彈林立，搜尋目標的雷達不斷在地平線上瞄射。數以千計的海軍陸戰隊員在加勒比海的美國艦隊上，等待在古巴登陸的命令。美國空軍一直在加強在南佛羅裏達的快速噴氣戰鬥機和戰鬥轟炸機的力量。美國國防部發言人27日公然宣布，美國飛機將繼續侵犯古巴領空進行偵察活動。他並且威脅說：如遭到高射炮射擊，將進行還擊。同日，美國國防部長下令征召一萬四千名空軍後備人員服役，這批後備人員28日已紛紛趕到各基地入伍，組成新的運兵飛機聯隊，準備入侵古巴。這一係列的事實充分證明：美帝國主義入侵古巴的戰爭部署不是在減弱而是在加強，所謂不入侵古巴的保證完全是騙人的鬼話。”

    對赫魯曉夫“明智的妥協”，社論還以讚揚古巴人民革命精神的方式，表示了極度蔑視：

    “古巴人民的革命是從七支步槍開始的。從那個時候起，在他們的字典中就沒有‘屈服’這個詞。古巴人民的革命經驗證明：被壓迫人民的覺醒和團結，是最偉大、最可靠的力量。決定曆史命運的，是覺悟了的、敢於鬥爭和敢於勝利的、武裝起來的人民群眾，而不是帝國主義和反動派自以為了不起的任何武器。古巴人民既然能夠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革命的勝利，鞏固了革命的成果，推進了革命的事業，也就一定能夠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援下，依靠自己的英勇頑強的鬥爭，抵擋住任何襲擊，保衛住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和蘇聯開始以古巴為對抗美國的前沿陣地、關鍵時刻卻抽身而逃相反，社論表達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態度：

    “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都站在古巴人民一邊。在反對全世界最凶惡的敵人美帝國主義的正義鬥爭中，古巴人民是決不會孤立的。我們中國人民，對於麵對著美帝國主義侵略的古巴人民，懷著最崇高的敬意，表示最堅決的支持。中古人民是經得起任何嚴重考驗的革命戰友，不管在怎麽樣的驚濤駭浪中，我們六億五千萬中國人民都永遠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為保衛古巴的革命而鬥爭到底。”

    但是，古巴最終還是沒有能頂住蘇聯的壓力。11月20日，蘇聯撤走了它部署在古巴的42枚導彈，並且拆除了全部導彈基地；美國也宣布解除對古巴的海上封鎖，古巴導彈危機遂告結束。

四、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既“在戰略上犯投降主義的錯誤”，又“在戰術上犯冒險主義的錯誤”

    在處理古巴導彈危機的關鍵時刻，中國政府發出和蘇聯不一樣的聲音，加劇了中蘇的緊張形勢，擴大了彼此間的裂痕。在蘇聯操縱下，東、西歐各國共產黨紛紛對中國發出指責。《毛澤東傳（1949－1976）》記載，“一九六二年冬，一些歐洲的共產黨相繼召開代表大會。蘇共領導人又利用這個機會，向中共代表團發起圍攻。首先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召開的保加利亞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由此拉開了在一些黨的代表大會上公開指名攻擊中國共產黨的序幕。隨後召開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對中國共產黨的攻擊調門越來越高，卷入的兄弟黨也越來越多。”

    《毛澤東傳（1949－1976）》中寫道，“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發表一係列答辯文章進行反擊。第一篇答辯文章，是十二月十五日發表的《人民日報》社論《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這篇社論原先的標題是‘堅持真理，弄清是非，團結對敵’。毛澤東看了，覺得不夠響亮，便重新擬了這個標題。毛澤東是十二月十四日淩晨修改這篇社論的，當時他正在杭州。他在給鄧小平的批語中說：‘此文已閱，認為寫得很好，有必要發表這類文章。’‘又，題目似宜改一下，更為概括和響亮些，請酌定。’”“從這篇社論起，中國共產黨緊緊抓住團結的旗幟，對各種攻擊進行有節製的反擊。”

    在這篇毛澤東“已閱，認為寫得很好”、完全能夠代表他本人思想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文章中，一開始就提出：

    “在這裏，我們要說一說捷共代表大會上發生的事情。……捷共一些同誌和某些兄弟黨的同誌，攻擊中國共產黨犯了所謂‘冒險主義’的錯誤。他們指責中國在古巴問題上反對‘明智的妥協’，要把全世界‘拖入熱核戰爭’。事情果真是像他們所指責的那樣嗎？”

    文章首先重申了中國政府對古巴導彈危機的原則立場：

    “中國共產黨一貫認為，要維護世界和平，要實現和平共處，要和緩國際緊張局勢，首先必須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戰爭政策，必須發動人民群眾同美帝國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我們相信，正如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所指出的，社會主義力量、民族解放力量、民主力量以及一切和平力量的聯合鬥爭，能夠挫敗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戰爭計劃，阻止世界大戰的爆發。”

    接著，文章對於一些人無理指責中國支持卡斯特羅對美國提出的五個條件是“冒險主義”、 要把全世界“拖入熱核戰爭”，作出了激憤的辯解：

    “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古巴統一革命組織和古巴政府的正確路線，支持古巴人民的五項正義要求和他們的英勇鬥爭。這是中國履行自己的不容推卸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義務。如果說中國支持古巴人民反對美國侵略者的正義鬥爭就是什麽‘冒險主義’，那麽，我們要問，是不是要中國人民不盡自己的可能支持古巴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才不叫做冒險主義呢？是不是硬要古巴放棄主權、放棄獨立、放棄五項正義要求，才不叫做冒險主義，也不叫做投降主義呢？全世界都看到，我們既沒有要求把核武器運進古巴，也沒有阻撓把所謂‘進攻性’武器撤出古巴，所以對我們來說，根本說不上什麽‘冒險主義’，更說不上什麽要把全世界‘拖入熱核戰爭’。”

    接著，文章不點名地批判了赫魯曉夫在這一危機中的“冒險主義”和“投降主義”，即“在戰略上不敢藐視敵人，而在戰術上又輕率、魯莽，那就既會在戰略上犯投降主義的錯誤，又會在戰術上犯冒險主義的錯誤”：

    “在如何對待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這個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一貫認為，在戰略上要藐視它，在戰術上要重視它。這就是說，一方麵，從戰略上看，從長遠的整體的觀點來看，歸根到底，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一定要失敗的，人民群眾是一定要勝利的。沒有這樣的認識，就不能鼓勵人民群眾信心百倍地向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進行堅決的革命鬥爭，就不能引導革命走向勝利。另一方麵，從戰術上看，在當前的每一個具體問題上，又必須認真對待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必須嚴肅謹慎，講究鬥爭藝術。沒有這種認識，就不能進行勝利的革命鬥爭，就有遭受挫折和失敗的危險，也不能引導革命走向勝利。中國共產黨曆來堅持的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的觀點，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觀點，這完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我們既反對投降主義，又反對冒險主義。一切要革命和要勝利的人，對待敵人隻能采取這種態度，而不能采取別種態度。因為，如果在戰略上不敢藐視敵人，那就必然會犯投降主義的錯誤。如果在戰術上，在具體鬥爭中輕率、魯莽，那就必然會犯冒險主義的錯誤。如果在戰略上不敢藐視敵人，而在戰術上又輕率、魯莽，那就既會在戰略上犯投降主義的錯誤，又會在戰術上犯冒險主義的錯誤。”

    文章又以讚揚古巴人民的方式，無情地嘲弄了赫魯曉夫既“犯投降主義的錯誤”，也“犯冒險主義的錯誤”：“我們認為，英勇的古巴人民在反對美帝國主義鬥爭中，既沒有犯投降主義的錯誤，也沒有犯冒險主義的錯誤。”

五、毛澤東對赫魯曉夫嬉笑怒罵，意共總書記陶裏亞蒂火上澆油

    經毛澤東圈閱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一文在批判“唯核武器論”的同時，還對蘇聯不知會中國就“拿核武器作賭注”進行了諷刺：

    “在對待核武器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人一貫主張全麵禁止具有巨大破壞力的核武器，一貫反對帝國主義的罪惡的核戰爭政策，並且一貫認為，在社會主義陣營擁有強大優勢的條件下，通過談判，通過對美帝國主義的不斷揭露和鬥爭，達成禁止核武器的協議，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各國革命人民，從來沒有被帝國主義手裏的核武器所嚇倒，而放棄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是唯武器論者，也不是唯核武器論者。我們從來不認為核武器能夠決定人類命運。我們深信，人民群眾是曆史發展的決定性力量。隻有人民群眾才能夠決定人類曆史的命運。我們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核訛詐政策，我們也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根本不需要拿核武器作賭注，也不需要拿它來嚇唬人。如果那樣做，就會真正地犯冒險主義的錯誤。如果迷信核武器，看不到也不信任人民群眾的力量，在帝國主義的核訛詐麵前倉皇失措，那就有可能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就可能犯投降主義的錯誤。”

    對於蘇聯對美國、中國一“和”一“狠”，文章學盡毛澤東嬉笑怒罵之長：

    “對於共產黨人來說，一個起碼的要求應該是分清敵我，應該是對敵狠，對己和。可是，有一些人恰恰顛倒過來了。他們同帝國主義就那樣‘迎合’、‘彼此讓步’；而對兄弟黨和兄弟國家卻是這樣誓不兩立。他們對張牙舞爪的敵人可以采取‘明智的妥協’、‘克製’的態度；而對兄弟黨和兄弟國家卻不願意采取和解的態度。對敵人是那樣‘和’，對兄弟黨和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卻是這樣‘狠’，這顯然完全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所應該采取的立場。”

    就在1962年12月初，意大利共產黨也舉行了第十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派出代表團參加。12月2日，意共總書記帕爾米羅·陶裏亞蒂在題為《勞動階級團結起來，爭取在民主和和平中向社會主義前進》的總報告裏，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印邊境衝突上點名攻擊中國共產黨。談到剛剛過去的加勒比海危機，他充分肯定蘇聯的做法：

    “在最尖銳的決定性關頭，當似乎肯定美國極端分子輸了一局，原子衝突就要爆發的時候，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蘇聯又一次善於采取行動，避免戰爭，建議並接受一種體麵的妥協，那就是：用撤走導彈武器來換取帝國主義放棄侵略古巴，因而也就是換取對古巴獨立的保證。”

    在談到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時，他含沙射影地挖苦了中國：

    “在帝國主義陣營內部，在那些最極端的準備犯一場罪行的集團同其他那些動搖不定的、歸根結底還願意避免那種可能引起原子戰爭的狂熱的集團之間，是存在分歧的。”“看不到客觀形勢的這些變化，或者肯定說帝國主義是一隻簡單的紙老虎，用肩膀一推就倒，都同樣是錯誤的。”

    談到關於和平共處問題時，他極力維護蘇聯，指責中國有不滿：“在古巴衝突中，蘇聯領導人在最嚴重關頭建議合理妥協，以求拯救和平，這是他們的功績，而不是他們的罪過。為了這種負責行為，所有人都應當感謝蘇聯領導人。說什麽這種負責行為是出自恐懼，出自拋棄各國人民獨立的事業，是不可容忍的、荒唐的、應當毫不猶豫地予以譴責的事。怎麽能把蘇聯在加勒比海危機中執行的政策同慕尼黑會議上對希特勒的投降行為等量齊觀呢？”也就是說，他誣蔑中國攻擊蘇聯在加勒比海危機中執行的政策，類似於英國、法國對希特勒德國妥協的慕尼黑政策。

    另外，他在關於核戰爭、關於資本主義經濟的趨勢、關於爭取民主與爭取社會主義、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關於經濟和社會的結構改革等問題上，都提出了與中國共產黨的截然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史稱“歐洲共產主義”。也就是說，對中國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原則立場的批判，已經上升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策略、路線的論戰。

六、中國重申：“有人一再攻擊中國為加勒比海局勢製造困難，要把世界推入熱核戰爭。這是對中國的最惡毒、最卑鄙的誣蔑。”

    看到陶裏亞蒂為赫魯曉夫幫腔，毛澤東決定進行反擊。

    1962年12月4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鄧小平傳達了毛澤東十二月二日下午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的一些決定。他在傳達中說：‘意共的會，原以為問題不多，現在看問題很多。意大利……指名攻擊中國，陶裏亞蒂的報告就攻擊，……紙老虎問題、戰爭與和平問題。這就確定，他們公開批評我們，我們就可以批評他。”他在傳達中還說：“寫文章的問題，每個問題寫一篇，要適合於外國人看。如什麽叫冒險主義，現在必須回答。還有紙老虎問題，赫魯曉夫和陶裏亞蒂都攻，主席說，可以就寫‘駁陶裏亞蒂’。最近要組織一兩篇文章，同時要把陶裏亞蒂攻擊我們的言論摘登出來。”12月29日，鄧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報》社論稿《陶裏亞蒂同誌同我們的分歧》送毛澤東審定，並在附信中說：“經過多次修改，搞成這個樣子。今天下午，將在少奇同誌處討論定稿。少奇同誌意見，以在年底（卅一日）以前發表較好。請你看看，是否能用。最好在明（卅）日下午前給予指示。文章題目原想用‘駁陶裏亞蒂’。因‘駁’字在外文中有‘反對’的意思，故未采用。”毛澤東收到社論稿，連夜看完，30日淩晨2時寫批語給鄧小平：“文章已看過，寫得很好，題目也是適當的。可以於今日下午廣播，明日見報。”

    1962年12月31日——1962年的最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經毛澤東審閱的社論《陶裏亞蒂同誌同我們的分歧》一文，專門對陶裏亞蒂的錯誤觀點進行批判：

    “我們願意坦率地說，陶裏亞蒂同誌和意共某些領導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些根本問題上，同我們存在著原則的分歧。”然後，文章對陶裏亞蒂的總報告中的錯誤觀點逐條批駁：“那些關於中國共產黨低估核武器的破壞力和要把世界拖進核戰爭的種種說法，都是荒誕無稽的誣蔑。”“陶裏亞蒂同誌和某些同誌，竭力反對中國共產黨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論點。”“我們認為，是不是在戰略上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看作是紙老虎，這是一個如何認識革命力量和反動力量的大問題，是一個關係到一切革命人民敢不敢於鬥爭、敢不敢於革命、敢不敢於勝利的大問題，是一個關係到全世界人民鬥爭前途和曆史命運的大問題。在任何時候，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革命家，都不應該害怕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在帝國主義橫行霸道的時代早已一去不複返的今天，應該是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害怕革命力量，而不是革命力量害怕帝國主義和反動派。”

    “那些誣蔑中國反對和平共處的人，還攻擊中國人民支持古巴人民反美鬥爭的正義立場。當英雄的古巴人民和他們的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總理堅決拒絕侵犯古巴主權的國際視察，提出五項正義要求的時候，中國人民本著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一貫立場，在全國舉行了巨大規模的群眾示威遊行，堅決支持古巴人民維護獨立、主權和尊嚴，這有什麽過錯呢？但是，有人一再攻擊中國為加勒比海局勢製造困難，要把世界推入熱核戰爭。這是對中國的最惡毒、最卑鄙的誣蔑。”“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古巴人民反對國際視察、維護主權的鬥爭，怎麽說得上反對和平共處呢？怎麽說得上是我們要把別人推入熱核戰爭呢？難道要中國也去向古巴施加壓力，迫使他們接受國際視察，才符合所謂‘和平共處’嗎？如果有些人口頭上也表示支持古巴五項要求，而實際上卻又反對中國人民支持古巴，那末，這豈不正是暴露了他們自己支持古巴五項要求的虛偽性嗎？”

    針對陶裏亞蒂誣蔑中國攻擊蘇聯在加勒比海危機中執行的是慕尼黑政策，文章義正詞嚴地指出：

    “我們多次說過，我們從來沒有主張過在古巴設立導彈基地，也沒有阻撓過從古巴撤出所謂進攻性武器。我們從來不認為，玩弄核武器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我們也從來不認為，在加勒比海危機中避免熱核戰爭就是‘慕尼黑’。但是，我們過去堅決反對、現在堅決反對、將來也堅決反對用犧牲別國主權的辦法，去換取同帝國主義強盜進行妥協，這隻能被認為是不折不扣的綏靖主義，不折不扣的‘慕尼黑’。這同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共處政策，毫無共同之點。”

    1963年1月5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毛澤東也看過，沒有修改，說文章寫得很好”）一文，把陶裏亞蒂等東、西歐共產黨領導人歸入現代修正主義一列，並把他們提倡的“歐洲共產主義”大批特批，中共和意共還一度斷交。至此，關於中國在加勒比海危機中原則立場的辯駁，發展到點名批判他國共產黨領袖的程度，致使黨際關係、國際關係更加惡化，使我國的外交工作陷於被動。另外，關於中國在加勒比海危機中原則立場的爭論，由於蘇聯、東歐各國的渲染，使世界部分人民把中國同“好戰”劃上了等號。

    尾聲

    四十多年過去了，今天看來，當時中國政府在加勒比海危機中的立場也有僵化之處，對世界人民恐懼核戰爭的心理把握得不好，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也過於樂觀，對蘇共、意共的指責也有不夠客觀之處，這或許是今天我國政府有意回避提起當年原則的原因所在。1980年4月，時任意共總書記恩裏科·貝林格率意共中央代表團訪華。4月17日，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在會見貝林格時，意味深長地說過一段話：我們黨高度讚賞我們兩黨恢複關係。過去吵架，沒關係，統統作廢，一起燒掉。有不同意見，不要緊，當然總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雙方都把問題講清楚，有些問題要通過實踐加以檢驗。過去許多爭論，並不是我們講的都是對的，我想你們認為自己講的也不一定都對。確實，在古巴導彈危機問題上，中共和蘇共、意共都說了許多空話。

    不過，蘇聯在加勒比海危機中的行為，讓中國人民認識到：用錢買不來安全，中國必須有自己的原子彈。1964年10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9年3月，中蘇間爆發珍寶島衝突，麵對蘇聯的核威懾，已經擁有原子彈的中國以成功試爆一顆原子彈為回應，結果雙方達成妥協。看來，當時中蘇兩國都從加勒比海危機中借鑒了核危機處理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