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紀初在美國“9.11”恐怖襲擊、伊拉克戰爭、朝鮮與伊朗核危機等特定事件影響下，國際經濟製裁開始呈現新特點：金融製裁真正成為製裁的主要內容；合作製裁日益增多；目標國領導人和企業成為主要製裁對象以及製裁日益關注的國際熱點問題。基於這些新變化，我國應製訂相應策略提高自身抵禦製裁的能力，並主動采用經濟製裁處理日益增多的對外經貿摩擦。
（世經評論·北京）本世紀初，隨著美國“9.11” 恐怖襲擊、伊拉克戰爭、伊朗與朝鮮核危機的相繼發生，美國、聯合國等開始對伊朗、朝鮮、緬甸等國家的政府、軍隊、企業實施不同程度的經濟製裁。製裁重新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
一、國際經濟製裁的曆史演變
經濟製裁是一類由國際行為主體（包括單個國家、區域性國家集團、國際經濟組織及超國家的政治行為體－－聯合國）為實現表達對被製裁國政策和行為的不滿，向第三國或國內公眾顯示自己的偏好，迫使被製裁國改變原有的政策和行為，滿足製裁國政府或國內利益集團的要求等目標，在一段較長時期內（通常為一年以上）實施的一種限製性經濟行為。
做為一類典型的限製性經濟行為，經濟製裁最早產生於古希臘的波羅奔尼撒戰爭時期。19世紀初拿破侖的大陸封鎖政策和1807-1811年美國對英國的貿易禁運，使經濟製裁在國際經濟領域首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之前，經濟製裁仍僅作為戰爭的“附屬品”，以幫助戰爭發起國取得軍事勝利的目標。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經濟製裁逐步成為交戰雙方的作戰工具，做為戰爭的“替代品”發揮效用。二戰結束後，美蘇“冷戰”使東西方各國的決策者們不得不優先考慮均勢、安全等與“國際權力政治”有關的問題，經濟製裁開始逐漸增加。20世紀90年代後，經濟全球化的逐步形成，使世界各國間的經貿關係日趨緊密，軍事手段已越來越不適應各國處理對外經貿爭端的要求，經濟製裁的實施開始進入“高潮期”。1990-1998年全世界發生的經濟製裁數量高達50起，其中單方經濟製裁14起。進入21世紀初，在美國“9.11”恐怖襲擊、伊拉克戰爭、朝鮮與伊朗核危機等特定事件的影響下，國際經濟製裁不僅沒有減少，反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經濟製裁在實施方式、製裁目標、製裁主體、製裁方向等多個方麵呈現出新的特點。
二、新世紀初國際經濟製裁的特點
（一）金融製裁真正成為“聰明製裁”的主要組成部分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隨著經濟製裁，尤其是全麵製裁給製裁方、被製裁方及與製裁無關的第三方造成的影響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反思全麵製裁的弊端。以被製裁方的政權核心領導、上層人物及支持該政權現有政策的利益集團為主要“瞄準”目標的“聰明製裁”開始出現。在聰明製裁的構成中，有金融製裁、武器禁運和旅行製裁三種主要形式。雖然，金融製裁一直被認為是聰明製裁的核心內容。但20世紀90年代，由於伊拉克戰爭、科索沃戰爭等地區衝突的加劇，聯合國或美國為製止地區衝突與維護地區和平安全，對包括伊拉克在內的10多個國家或地區實施了聰明製裁，其核心內容就是實施武器禁運。
然而21世紀初，金融製裁開始逐步取代武器禁運真正成為聰明製裁的主要方式。例如2007年10月，美國正式宣布對包括伊朗國防部在內的20多個政府機構、銀行和個人實施金融製裁。2005年6月，美國首次對朝鮮實施金融製裁，凍結朝鮮國內的端川商業銀行、朝鮮蓮鋒總公司和朝鮮礦業開發貿易公司等三家企業在美國的金融資產，共計170萬美元。
（二）美國與其他經濟體的合作製裁日益增多
20世紀90年代是美國單邊經濟製裁的“十年”。以國內法為依據，美國經常對他國單方麵實施經濟製裁。此外美國還專門為自己單邊製裁的合法性新增了《赫爾姆斯-伯頓法》和《達馬托法》。但是，從1999年起美國開始調整自己的單邊製裁政策，出台了正式的《製裁政策改革法案》，明確規定“隻有在總統確定了無法與第三國聯合，共同對目標國實施多邊製裁時，才能啟動單邊經濟製裁。且在新一輪單邊製裁啟動之前，總統必須接受國會的谘詢並商議具體製裁法案，作出最終評估報告後才能實施”。 同時“總統可以在他認為必要的情況下，為了美國國家安全、外交及其他目標，調整或宣布廢除某項製裁政策”。這一法案無疑使美國單邊經濟製裁受到極大限製。同時，為了更有效抑製被製裁國通過第三國金融機構轉嫁製裁壓力，美國開始越來越多的與其他國家合作製裁，如2005年開始的對朝鮮的金融製裁，美國就聯合了日本和澳大利亞兩個國家。
（三）目標國領導人和關鍵企業成為經濟製裁的主要對象
目前，凍結被製裁國政府的主要領導人在海外的金融資產已成為經濟製裁的主要內容。如為了限製伊朗核計劃的實施，2006年美國財政部一個特別小組專門製定了對伊朗政府官員的金融製裁計劃，限製在美國看來涉嫌參與鈾濃縮活動、恐怖活動、政府貪汙、鎮壓宗教或民主自由活動以及參與伊拉克、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暴力活動的任何伊朗官員、個人以及組織的金融自由。
此外，由於被製裁國國內利益集團通常對其政府反製裁決策的影響較大，因此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開始更多的選擇對支持目標國政權的利益集團，尤其是為該國政權提供金融支持的企業集團實施金融製裁。
（四）關注國際熱點問題成為經濟製裁的新目標
反恐成為美國對外經濟製裁的新趨向。美國曆來是國際經濟製裁的主要發起國。2001年美國的“9.11”事件及隨後的伊拉克戰爭，使經濟製裁成為美國對外軍事打擊的主要“輔助”手段，更多的經濟製裁開始以反恐名義實施。這一時期美國先後以打擊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或經濟體為名，對敘利亞、阿富汗塔利班集團、利比裏亞前統治集團、津巴布韋前統治集團及恐怖集團、伊朗等實施了經濟製裁。
經濟製裁成為防止核擴散最常用的有效武器之一。21世紀初，隨著朝鮮、伊朗等國家核武器研製進程的加快，經濟製裁成為抑製世界核武器擴散的一種主要政策手段。2006年針對朝鮮強行進行核試驗，在美國的主導下，聯合國一致通過了1718號決議決定對其實施聯合製裁。在各國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朝鮮已初步同意美國的建議，實施核設施的去功能化。
三、我國應對經濟製裁的戰略選擇
經濟製裁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之一是製裁時間的長短，突然的製裁雖然會給被製裁國帶來巨大經濟損失，但它無法摧毀被製裁國的國民經濟，迫使其屈服。但隨著製裁時間的延長，其給被製裁國造成的累計損失將會不斷加大，導致其國內經濟出現問題，使其最終服從製裁國的政策要求。因此被製裁國承受製裁能力的大小直接影響製裁的最終功效。提高我國抵禦製裁的能力，可從四方麵做起：
第一，增強自身抵抗力，實施儲備多元化戰略。針對近年來以金融製裁為核心的聰明製裁日益增多的現實，我國應適當增加歐元、日元、黃金、特別提款權等在國際儲備中的比重，降低美元作用，增強我國抵抗貨幣風險的能力。同時應加大力度開發國內市場，繼續擴大內需，增強國內市場對國民經濟增長的影響，確保我國在失去外部市場時，國內市場仍具備正常運行的能力。
第二，加強地區合作，實施多元化防禦戰略。充分利用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等跨國經濟體，健全全球性或區域性製度框架下的多邊合作機製。利用區域內經貿聯係與交往的增強，減少我國對少數幾個潛在的製裁發起國的經濟依存度。進一步開發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巨大市場，尤其加強與西歐、日本等國的市場聯係，使我國在因經濟製裁失去像美國這樣的市場後，能迅速找到合適的海外市場作為替代。進一步團結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建立發展中國家間的“反製裁”統一戰線，利用合作降低製裁的不利影響。
第三，增強自身影響力，實施針對性對抗戰略。為減少製裁國對我國發起製裁的可能性，應加快自身對製裁國的經濟利益滲透：一方麵強化對潛在製裁國的貿易和投資往來。利用資產的內部產權控製和經營合作，降低製裁的有效性。另一方麵加快引進來自潛在製裁國，如美國、西歐國家、日本等的直接投資，注意對雙邊經貿交往的規模和結構進行整體動態把握，以確保在受到經濟製裁時將對方相應資產用於抵消本國在對方國內的經濟損失。
第四，尋求政治支持，實施政治遊說戰略。我國在遭受經濟製裁時，可以主動與製裁國國內反對製裁的利益集團結成“反製裁同盟”，通過他們遊說製裁國政府取消對我國的經濟製裁。
四、我國實施經濟製裁的可行性
21世紀初，隨著我國加入WTO後貿易順差與對外FDI的逐年遞增，我國對外經貿摩擦日益增多，1995－2006年，我國已連續12年成為反傾銷措施的主要受害者，這一時期在世貿組織成員方發起的2840起反傾銷案中，針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數占全球反傾銷總數的16%。因此對我國而言，經濟製裁的實施已十分必要。目前支持我國可以實施經濟製裁的條件主要有三：
其一，國際社會對經濟製裁政策合法性的認同。經濟製裁政策的實施是“有法可依”的。《聯合國憲章》第七章就曾明確確定經濟製裁政策是解決國際政治危機的選擇之一，在《聯合國憲章》的框架下，聯合國製裁的機關－－安理會具有代表國際法律共同體的能力，經濟製裁在本質上屬於一種專門的法律製裁機製，是對國際不法行為作出的一種反應，履行著正規的法律程序。
其二，周邊經濟體對我國經濟依存度的提高，使我國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不斷增強。21世紀初，在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態勢下，我國的進口與吸引外資迅速增加。2006年我國進口額為7916.1億美元，其中從亞洲各經濟體的進口高達5255.0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66.4%，在我國10大貿易逆差來源地中，僅亞洲經濟體就有8個。在2006年對華投資前10位的經濟體中，亞洲經濟體也占了5個。一旦我國對這些亞洲經濟體實施經濟製裁，限製或沒收其在華直接投資，將對其造成非常不利的影響。
其三，經濟製裁帶來的人道主義災難的日益減輕為我國實施經濟製裁提供了新的契機。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我國一直對經濟製裁的實施持謹慎態度，主要就是考慮到經濟製裁可能帶來的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在避免道德壓力和實施經濟製裁的選擇上，我國政府常常趨向於前者，不願為經濟製裁承受來自世界各國“潮水般”的人道主義譴責。然而，隨著經濟製裁新特點的顯現，製裁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在不斷減輕，這也使我國實施經濟製裁日益成為可能。
（《商業時代》2008年第22期，劉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