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羅馬帝國衰亡記：誕生在刀口下的近代列強

羅馬帝國在西方的衰亡，誠如18世紀英國史家吉朋(Edward　Gibbon)所說，是人類曆史上最令人驚歎的一幕。這個曾雄霸地中海世界千餘年的帝國，何以竟在公元476年瓦解告終？

　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最後一任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都(Romulus　Augustus)被日耳曼族領袖奧多亞克(Odoacer,435～493)罷黜。這一事件為殘喘多時的西羅馬帝國畫下句點，也象征西方古典文明的結束。

　今天，任何一個到意大利旅行的遊客，從“萬神殿”(Pantheon)、“羅馬廣場”(Roman　Forum)與“大競技場”(Colosseum)等廢墟，仍能憑吊和想象羅馬帝國昔日的宏偉與榮光。從羅馬建城(公元前753年)到君士坦丁堡陷落(公元1453年)，羅馬帝國綿延於世2200多年，如此悠長的存在容易予人一種永恒感；而即便羅馬帝國早已消逝，這些遺跡仍讓它的故事繼續留存在人們的記憶裏。

　羅馬帝國在西方的衰亡，誠如18世紀英國曆史學家吉朋(Edward　Gibbon)所說，是人類曆史上最令人驚歎的一幕。這個曾雄霸地中海世界千餘年的帝國，何以竟在公元476年以瓦解告終？

　　　　自公元1776年吉朋出版《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以來，這個問題曾不斷引起人們的興趣，而曆史學家的解釋更是聚訟紛紜。

　　　　這一篇短文主要是在介紹“西羅馬帝國”衰亡的過程，目的是要讓人們理解一個龐大的帝國是如何瓦解的，並說明羅馬帝國衰亡的文化史意義。

　　　　“羅馬和平”：帝國的盛世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羅馬帝國從興起到達極盛，曆時將近千年。它是由意大利拉丁烏姆平原(Latium)的一個“城邦”(city-state)，逐步擴張而成。根據傳說，羅馬人在公元前754年建城，早年曾受伊特拉斯坎人　(Etruscans)的統治，接受君主政治。公元前510年，羅馬人起來革命，驅逐伊特拉斯坎人，並廢除王政，改行“共和”(Republic)。

　公元前4世紀起，羅馬人為確保城邦安全不斷對外作戰。他們征服拉丁烏姆平原，兼並意大利各族，攻下南部希臘殖民地，公元前3世紀中期統一了意大利。羅馬人繼續往海外擴張，首先擊敗迦太基(Carthage)，取得北非與西班牙；繼而進軍東方希臘化地區，攻下馬其頓王國(Kingdom　of　Macedon)與塞琉西王國(Seleucid　Kingdom)，並把埃及托勒密王國(Ptolemaic　Kingdom)收為附庸國。

　　　　　公元前2世紀中期，羅馬已是君臨地中海地區的大帝國。但此時，羅馬卻陷入百年的內部紛擾，平民與貴族鬥爭，元老院與軍人對抗，最後演變成野心軍人的奪權內戰。在這些衝突中，“共和”體製趨於瓦解。公元前31年，屋大維 (Octavian,　公元前63～公元14年，在位公元前27～公元14年)在內戰中勝出，大權獨攬；4年後，元老院尊他為“奧古斯都” (Augustus)，羅馬政體過渡到　“帝製”時代。

　　　　不過，內部的紛爭並沒有削弱羅馬擴張的動力。共和後期，對外征服經常是野心政客建立功勳、累積政治資本的工具。直到公元2世紀，帝國繼續擴張，疆域西起不列顛，東到敘利亞，北起萊茵河與多瑙河，南達北非。羅馬帝國達到鼎盛，吉朋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描述其盛況：

　公元2世紀，羅馬帝國據有地球上最富饒美好的區域，掌握人類最進步發達的文明。自古以來聲名不墜而且紀律嚴明的勇士，防衛著遼闊的邊界。法律和習俗能發揮溫和而巨大的影響力，逐漸將各行省融合成一體。其享受太平歲月的居民，盡情揮霍著先人遺留的財富和榮光。

　這個時期，史稱“羅馬和平”(Pax　Romana,　公元前27～公元180年)。當時，帝國內部秩序安定，交通便利，商業發達，城市繁榮，一片國泰民安、歌舞升平景象。

　　　　“第三世紀危機”：衰亡的開始

　但是，羅馬帝國卻陷入嚴重危機，內憂外患紛至遝來，史稱“第三世紀危機”(The　Crisis　of　the　Third　Century,　180～284年)，帝國幾乎崩解。何以如此？

　“第三世紀危機”是由帝位繼承的紛爭所引發，但這又與羅馬帝國的政治體製有關。奧古斯都當年取得政權後並未徑行稱帝，而稱“第一公民”(Princeps)。他表麵上仍尊重“共和”體製，自不便明定繼承人。當然，憑借他的威望與軍隊的忠誠，他之後的四任皇帝都由其家族成員擔任。不過，奧古斯都未確定帝位繼承原則，卻開啟了爾後軍隊幹預之門。

　羅馬帝國軍隊包括侍從皇帝的“禁衛軍”(Praetorian　Guards)與行省駐軍，禁衛軍因接近權力核心，早先常操控皇帝的廢立，後來行省駐軍也起而效尤。公元41年，禁衛軍擁克勞狄烏斯(Claudius,　在位41～54年)繼位，開禁衛軍擁立皇帝的先例。公元68年，皇帝尼祿(Nero,在位54～68年)受元老院與禁衛軍逼迫自殺，行省駐軍紛紛擁立自己的將領爭位，則開啟行省駐軍擁立皇帝的先聲。

　軍隊參與帝位爭奪，暗殺、內戰不已，政局不安，直到涅爾瓦(Nerva,　在位96～98年)登基後情況才改善。涅爾瓦之後幾任皇帝都無子嗣，乃從元老中選賢明者認為養子，再傳以大位。此一措施確保帝位繼承的穩定與皇帝的賢明，圖拉真(Trajan,　在位98-117年)等五位皇帝皆以此得位，號稱“五賢帝”(Five　Good　Emperors)。這也是羅馬帝國最和平、繁榮的時期。

　　　　公元180年，奧裏略破壞此一慣例，傳位給兒子康茂德　(Commodus,　在位180～192年)，康茂德暴虐無道，受人憎恨，公元192年在宮廷陰謀中被禁衛軍殺。他死後，帝國陷入帝位爭奪危機的動蕩中，直到公元193年，多瑙河守將塞維魯(Septimius　Severus,　在位193～211年)在內戰中勝出得位，危機才解除。

　　　　塞維魯之後，行省軍隊越發跋扈囂張，恣意幹政，常為金錢與利益更換皇帝。公元235至284年，羅馬出現26位“軍營皇帝”(Barrack　Emperors)，帝國幾乎淪為軍人天下。

　　　　3　世紀中期是羅馬帝國自成立以來情勢最險惡的時期。這段期間，羅馬宮廷政變頻傳，軍人奪位連連，殺相循。上述26位軍營皇帝中，隻有一人得以善終，其餘大多遭到暗殺。羅馬軍隊長期耽於奪權、內戰，自然荒廢了戰備、邊防，遂予虎視眈眈的外族—尤其是日耳曼部族(Germanic　tribes)— 入侵的機會。

　　　　日耳曼部族的壓力

　　　　西羅馬帝國最終滅亡在日耳曼族的手中。公元2世紀以來，日耳曼部族蠢動漸成為帝國頭痛的邊防問題。到第3世紀中期，內部危機削弱了帝國的軍事防衛力量，更予日耳曼部族入侵的機會。

　日耳曼部族—羅馬人眼中的“蠻族”(Barbarians)—原居於北歐一帶，過遊牧生活。由於北地嚴寒，謀生不易，日耳曼人逐漸南遷，其中一批往西南遷至萊茵河北邊，包括法蘭克人(Franks)與阿拉曼人(Alemanni)，另一支東南遷至烏克蘭一帶，最著名的一批是日後滅亡西羅馬帝國的哥特人 (Goths)。

　日耳曼人最初與羅馬人和平相處，因其質樸、勤奮，常被羅馬地主雇傭為家仆，有些還應募進羅馬軍隊服務。日耳曼人憨直，經常受羅馬人欺淩，累積諸多怨恨，引發不少衝突。公元166年，一支日耳曼人突破多瑙河防線，侵入意大利北邊，皇帝奧裏略窮數年之力才將其綏靖。

　　　　　從3世紀前半期起，由於邊釁日亟，帝國邊境少有寧日。公元251年，哥特人侵入多瑙河諸省，皇帝迪西烏斯(Decius,　在位249～251 年)出兵阻擋，卻戰敗陣亡。260年，皇帝瓦勒良(Valerian,　在位253～259年)東征帕底亞王國(Kingdom　of　 Parthians)，戰敗被俘。消息傳來，西境高盧乘機獨立，東邊帕爾米拉王國(Kingdom　of　Palmyra)亦奪取亞洲諸省。日耳曼族更乘機南侵，進至意大利北部，帝國邊防全麵崩潰。幸賴皇帝奧勒良(Aurelian,　在位270～275年)的努力，擊退日耳曼人，重建北方疆界，羅馬帝國才轉危為安。

　　　　公元5世紀，日耳曼人頻繁進出西羅馬帝國，如入無人之境。410年，西哥特人向西羅馬政府要求土地不果，在阿拉裏克 (Alaric,　約370～410年)率領下反叛，洗劫羅馬城；452年，匈奴領袖“上帝之鞭”阿提拉(Attila,　約406～443年)入侵意大利，大軍所至之處片瓦無存；455年，汪達爾人(Vandals)從北非渡海攻進意大利，大掠羅馬城十餘日。日耳曼人連年入侵，西羅馬政府幾乎失去防禦意誌。

　　　　羅馬國防的脆弱性

　羅馬軍團是古代世界最強大的勁旅，稱雄於地中海地區數百年。但曾幾何時，日耳曼部族竟在帝國境內橫行，而這支昔日勁旅卻束手無策。羅馬軍團何以淪落至此？

　然而，公元3世紀以後，帝國內外形勢轉變，羅馬軍隊漸無法應付紛至遝來的軍事挑戰。至少包括以下幾個原因。首先，帝國戰略由“攻勢”轉為“守勢”，漸失主動性，皇帝哈德良在不列顛北部興建“哈德良城牆”(Hadrian’s　Wall)防範蘇格蘭蠻族，又整修“日耳曼長城”(Germanic　 Limes)以連接萊茵河與多瑙河，來防阻日耳曼部，最能顯示這一轉變。

　其次，羅馬國境綿長，難以有效防衛。自奧古斯都以來，羅馬帝國大致維持30個“軍團”(羅馬公民組成)和30個“輔助軍”(行省人民組成)，兵力大約25萬～30萬人。由於邊界長達2萬公裏，羅馬軍團以步兵為主，軍事上僅能遂行點的防衛，日耳曼人的騎兵很容易找到入侵缺口。

　最後，軍隊素質漸差，戰力下降。羅馬軍團一向訓練有素，紀律嚴明，戰鬥力強，威名遠播。但3世紀以來，羅馬皇帝不時討好軍隊，提高其物質給予，鬆弛軍隊紀律，素質漸差。皇帝塞維魯還準許士兵結婚，並讓家眷隨住軍營附近，影響到軍隊勤務。帝國末期，羅馬士兵逃兵嚴重，部隊長官又吃空缺，軍團變得虛有其表，邊防已實質上空虛。

　　　　外強中幹的帝國

　　　　日耳曼人的入侵暴露出羅馬帝國防衛體係的脆弱，間接顯示了羅馬帝國內部存在有結構性的弱點。

　　　　　羅馬自擊敗迦太基以後，很少再逢對手，帝國擴張似乎沒有止境。直到公元9年，奧古斯都發兵征討萊茵河北邊日耳曼族的反叛，卻在條托堡森林　 (Teutoburg　Forest)戰敗，3個軍團被毀。羅馬帝國此後雖續有擴張，如公元43年征服不列顛與2世紀初征服北方的達西亞與近東兩河流域區，實際上疆域改變不大。

　　　　3世紀時，羅馬帝國疆域350萬平方公裏，國境線長達2萬公裏。帝國地理遼闊，種族龐雜，文化多元，與稍早前滅亡的以華夏族為主體東方漢帝國比，欲有效統治實非易事。

　　　　羅馬人以少數統治多數，倚靠的是因地製宜的統治策略與羅馬駐軍的武力威勢。在“羅馬和平”時期，羅馬人固然能夠有效維係其帝國，而一旦內部出現危機其統治優勢就會受到挑戰。

　　　　3世紀以後，接踵而來的壓力迫使帝國調整策略。284年，戴克裏先分帝國為東西兩部，設一協同皇帝(Co-Emperor)於米蘭，自己則鎮守東方，兩人共同治理帝國。戴克裏先退位後，君士坦丁再度統一東西羅馬，但並未解決帝國防衛的難題。

　　　　364年，皇帝瓦倫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　在位364～375)自忖無法獨力防衛帝國，再立其弟瓦倫士(Valens,　在位364～378年)為東帝，自己則為西帝，分別防衛多瑙河與萊茵河的邊界。此後，羅馬帝國逐漸走向東西分立。

　羅馬帝國走向東西分治似乎是勢所必然。而這凸顯了帝國結構的脆弱性。延伸到軍事領域，是帝國後期政府動員能力下降。羅馬帝國人口大約6000萬，3世紀之前，皇帝隨時都可動員10萬兵力作戰，但5世紀後，要征集3萬人尚有困難。

　對羅馬人而言，服兵役本是一種特權與榮譽，因隻有具公民權者才能當兵。羅馬帝國也常予從軍者以公民資格，吸引行省人民當兵。羅馬的公民權意味著可以擁有財產和共有土地、擔任公職等一係列權利。

　　　　羅馬帝國人口雖然眾多，但有免除兵役的特權者也不少。年輕人為逃避兵役，地主為保護勞動力隱匿兵源，政府常無法招足軍隊。羅馬帝國的兵源枯竭，政府為了維持兵力，遂漸招募日耳曼人為兵。許多日耳曼人從行伍晉升為將領，掌握帝國軍政權力，有些甚至被擁為皇帝。

　　　　　公元212年，卡拉卡拉(Caracalla,　在位211～217年)為增加公民人數以擴大稅基，公布《安東尼奧敕令》 (Constitutio　Antoniniana)，宣布帝國境內所有自由人“均為羅馬公民”。這在軍事上造成反效果，因為公民權一旦普及，就不再具吸引力，人們不願應征從軍，加深政府征兵的困難。

　此外，帝國後期政府財經狀況惡化，也加速了帝國的崩潰。3世紀以後，羅馬帝國軍隊與官僚規模大增、宮廷花費浩繁、戰爭費用不斷增高，財政壓力非常沉重。政府為解決財政困難，經常貶值貨幣，致使工商業受到傷害；而為保障稅源，政府加強管製企業，更扼殺了工商業的活力。種種原因，導致羅馬帝國經濟的衰退。由於經濟的繁榮不再，這一個龐大帝國自然難以再長久維持。

　　　　從“古典羅馬”到“近代歐洲”

　　　　正如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其帝國也不是一日即衰亡的。有關羅馬帝國的衰亡，吉朋在《衰亡史》中論其原因道：

　羅馬帝國的衰亡，乃是毫無節製的擴張(immoderate　greatness)帶來的自然而無可避免的後果。繁榮埋下了衰敗的伏筆，而隨著征服的擴大，其毀滅的因子也倍增；而一旦時間或災難移走其人為的支柱，其龐大的構造遂被其自身的壓力所壓垮。

　吉朋把羅馬帝國的衰亡歸因於其“毫無節製的擴張”，是一個具有曆史洞見的論斷。在吉朋看來，羅馬帝國的走向衰亡其實是勢所必然，反倒是其“能存在如此長久，才更令人感到驚訝”。

　　　　　西羅馬帝國的衰亡有非凡的曆史意義。從政治史看，公元476年羅馬帝國的滅亡，代表一統帝國(Universal　Empire)在西歐地區的結束。雖然“拜占庭帝國”(Byzantium　Empire)仍以“羅馬帝國”之名，繼續屹立於東方近千年，但西歐自此陷入長期的分裂、混亂局麵。

　然而，日耳曼族雖然摧毀了羅馬帝國，卻沒有摧毀歐洲。他們的後裔在羅馬帝國的廢墟上立國，逐漸發展成為近代國家。經曆中古千年的摸索，歐洲逐漸從古典的一統帝國轉變為近代的列國局麵。換言之，羅馬帝國的解體反成為近代歐洲國家興起的契機，當今歐洲列國其實皆是當年羅馬人眼中“蠻族”的後裔。

　文化史上，西羅馬帝國的滅亡象征西方古典文明的結束，西歐自此陷入長期的文化低潮。不過，日耳曼人卻在他們的新領地上，糅合古典希羅文明遺產、基督教文化與日耳曼人的傳統，創造出一種新而活躍的“歐洲文化”。過去羅馬人眼中的“蠻族”，變成今日文質彬彬的歐洲人。

　　　　這一批羅馬文化的日耳曼繼承者，不但從羅馬帝國的廢墟中成功地重建，並且逐漸壯大。公元1500年以後，他們透過堅船利炮，再度發揮優勢，從大西洋出發主導了世界5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