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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1962年新疆邊民外逃事件 摘自《黨史文苑》

(2008-08-14 18:45:49) 下一個

1962年新疆邊民外逃事件
■ 宋鳳英
摘自《黨史文苑》雜誌2005年第17期   黨政-曆史廣角

《報刊精萃》雜誌與《梅州日報》也登有本文


1960年以前,中國和蘇聯關係友好,中蘇邊境中方一側基本處於有邊無防的狀態。1962年初,新疆伊犁、塔城等地區發生了大批居民逃往蘇聯的事件。起初是少數居民外逃,從3月中旬至5月,發展成為成群結隊外逃。在伊寧市還發生了一些不法分子衝擊政府機關、搶劫政府檔案的事件。截至5月底,逃往蘇聯的中國公民累計達6萬餘人,他們帶走大小牲畜23萬頭、大車1500多輛,造成耕地荒蕪60萬畝。加上被搗毀的政府機關、企業和被搶劫的糧食、物資等,造成的損失累計在1億元人民幣以上。

  那麽,這一事件爆發的原因何在?中國政府又是如何解決這一棘手問題的?
  
  中蘇關係惡化和蘇聯方麵煽動,是伊塔事件發生的最重要原因
  
  新疆地處中國西北邊陲,與蘇聯的邊界線長達3000餘公裏,而與中國政治、經濟中心地區則相距遙遠。這種特殊的地緣關係,加上民族血緣關係和宗教文化聯係,使得新疆在清末以來長期處於蘇聯的影響和控製之下。蘇聯之所以能夠對新疆地區施加重要影響,與蘇聯在中國新疆地區廣泛存在僑民不無關係。與散居中國東北、上海等其他地區僑民不同,新疆的蘇聯僑民人數眾多、居住集中,與當地維吾爾、哈薩克等族民族群眾有著血緣紐帶關係。而且在新疆,具有官方背景的蘇僑協會,成為其保護傘,其勢力和影響遠非其他地區的蘇僑可比。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這一特殊群體在我國新疆地區,甚至構成了一種“國中之國”的存在狀況,中國政府無法對其實施有效的管轄。

  蘇聯方麵為了維護其在新疆的特殊利益,也在新疆大量非法發展僑民。新疆解放前夕,伊犁當地的蘇僑及其家屬已發展至6.5萬戶,共20餘萬人。新疆解放後,蘇聯仍然繼續在當地的中國公民中大量散發非法蘇僑證件,鼓動他們加入蘇籍,並移居蘇聯。僅1958年2月8日到1959年3月6日,蘇聯領事館就發放僑證4575本,其中隻有15戶是經過伊犁州公安局批準的。在發展中國公民加入蘇聯國籍的活動中,伊犁蘇僑協會起了很大作用。蘇僑協會本是社會團體,但是在蘇方的支持下,具有了一定的行政職能。蘇僑協會代行領事業務,受理加入蘇聯國籍的申請,並在蘇僑遣返工作開始後,辦理蘇僑回國手續和遣送蘇僑等工作,還大量發放假僑民證。

  在50年代,蘇聯方麵通過新疆各地蘇僑協會,利用各種手段大力宣傳蘇聯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加強對中國邊民灌輸“蘇聯優越”的思想。蘇僑協會並開辦蘇僑學校等,組織蘇籍幹部學習蘇聯報刊文件和國家建設的方針政策,等等,加強對蘇僑青年、幹部的思想控製。伊犁地區中小學少數民族學生從1946年三區革命時期起至1958年一直使用蘇聯版本的教科書,受的是蘇聯國民教育,學的是我們的“祖國是蘇聯”、“首都是莫斯科”、新疆是“東土耳其斯坦”等內容。這種片麵教育,導致到20世紀60年代初期,在全伊犁地區少數民族兒童的心目中,依然隻知有蘇聯、有莫斯科,而不知中國是什麽國家、北京是哪個國家的首都。伊犁州與蘇聯接壤的邊界線長約1500公裏,在此漫長的中蘇邊界上,基本情況是有邊無界,有邊無防。中蘇兩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屬於親密夥伴。意識形態的相同和兄弟般的關係,使得兩國在伊犁地區的很多地方邊界不清,兩國牧民在放牧時經常越界。在中蘇友好時期,當地中國政府和中國居民的邊防概念模糊,邊境管理不善,對邊民流動現象習以為常。而且由於曆史的原因,在中蘇邊境地區中國方麵長期沒有軍隊駐防。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曾在新疆工作過,據他回憶說,他在1949年8月從莫斯科到伊犁時,隻需蘇聯駐伊寧領事護送即可,因為在中蘇邊境的重要通道霍爾果斯口岸隻有蘇方設立的邊卡,而中方沒有任何駐軍和邊境檢查人員。直至1962年伊塔事件發生時,伊犁地區隻設有兩個邊防站和一個檢查站,實際邊防線僅300餘公裏,而且隻有30%的地段可以幾天巡邏一次,有的地段一周巡邏一次。有的地方則由於交通不便,缺少通訊設備,以及人員有限,巡邏不到或無法巡邏。在這種狀況下,中國方麵長期以來對邊境地區沒有實施全麵的、嚴密的控製,邊界線上留下了許多無人管理的空隙,使邊民能夠經常零星地自由越過邊界而不被發現。另外,就伊犁州的邊境居民來說,伴隨祖國觀念的混亂,國界觀念也極為淡薄。一些邊民或者出於好奇,越過國界去看看蘇聯究竟是什麽樣子,或者幹脆就到蘇聯境內去打獵、拾鹿角。少量人員和牲畜越境的事情更是時有發生。

  1958年,由於最高決策層的失誤,中國大地上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不顧客觀條件,急於求成,盲目冒進。其結果導致全國性經濟嚴重失調,對社會生產力造成極大破壞,加上1960年的自然災害,引起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急劇惡化,甚至在許多省份出現了餓死人和逃荒的現象。就伊犁而言,1958年伊犁州開展“大躍進”運動以來,由於在農業生產上計劃定得過高,沒有留有餘地,加上對糧食估產偏高,直屬縣市在完成糧食征購任務方麵存在有不同程度的浮誇虛報現象。但總的來說,在全國三年困難時期,新疆北部地區並沒有出現饑荒現象。伊犁地區最差的時候,人民生活安排充其量也隻是所謂“三七開”,即吃30%的細糧,70%的雜糧,根本就沒有惡化到需要外流逃生的地步。全州比較平穩地渡過了困難階段。
 
  在1960年中蘇關係不斷惡化的形勢下,蘇聯對中國新疆的政策也發生了變化,由過去的與中方協商、配合安排遣僑事務,轉變為積極插手這項工作。蘇聯駐新疆的領事館開始利用新疆、特別是伊犁地區黨和政府工作中的某些缺點錯誤,以及人民生活出現的暫時困難,積極、主動地進行挑撥性、分裂性宣傳,加快在中國公民中非法大量發展蘇僑的步伐,鼓動中國邊民去蘇聯。蘇聯領事館、蘇僑協會和蘇聯國內給中國國民散發各種證件的活動,也進一步升級。這些證件有領事館發的臨時國籍證明書、遺失護照證明,蘇僑協會發的申請加入蘇籍的證件,蘇聯國內發的護照抄本、補發的出生證明等等,以及蘇聯的集體農莊、地方政權組織發來的邀請中國公民遷居蘇聯、保證其在蘇工作和生活的大量各類召喚書、同意書、邀請書、保證書。蘇聯方麵宣傳說“持有這些證件的人都是蘇聯人,都可以去蘇聯”,並鼓動、組織他們到蘇聯去。

  60年代初,蘇方通過集體農莊、區鄉政府往新疆各地投遞信件,提供各類非法證件,寄贈報刊雜誌等宣傳品,引誘中國邊民去蘇聯。蘇聯哈薩克廣播電台對新疆的維語廣播1950年曾自動撤銷,但到1961年上半年又得到恢複,經常播放去蘇人員的錄音講話、訪問記等,讚美蘇聯,煽動民族分裂情緒,且頻率和播出時間都與中方的維語廣播電台相近,很易為新疆地區的聽眾所接收。與此同時,已越境去蘇的人員也頻繁與其中國境內的親友通信,或郵寄米、麵和肥皂、棉布等中國定量供應的物品,宣傳蘇聯生活的優越,勸說他們到蘇聯去。特別是有的人利用親友關係寫信鼓動擔任勸阻外逃工作的幹部去蘇,直接破壞中方進行的這項工作。
  
  中國方麵的應對
  
  伊塔事件是中蘇之間的一場嚴重外交糾紛,中蘇之間為此事展開了長達一年半時間的外交交涉。中國外交部從1962年4月24日開始,先後向蘇聯政府發出過三次備忘錄和兩次照會。中方嚴正指出:新疆北部居民外逃是蘇方煽動的,蘇聯在新疆的所作所為是顛覆性活動。蘇聯邊防人員非但沒有采取措施,加以阻止,反而給非法越境者提供方便。中方要求蘇方采取有效措施,恢複邊境正常狀態,並交回外逃人員。

  蘇聯方麵也從4月24日起,陸續向中國外交部提交了四次備忘錄和兩次照會。蘇方辯解說,中國居民超過邊界應由中方自己予以製止,而蘇聯接收中國居民則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蘇方還提出,中國應派人到外逃人員中做工作,勸說他們回國。對這些說法,中國方麵當然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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