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富田事變平反的前前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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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田事變平反的前前後後

景玉川

江西省吉安縣的西部疆域,像一條長長的帶子,與吉水、泰和、興國、永豐四縣接壤。座落在這帶狀疆域中的富田村,是一個由十多個小村組成的大村莊。土地革命時期,五縣交匯處的富田,曾一度是江西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六十九年前,這兒爆發了震驚黨內外、軍內外的“富田事變”。從此,贛西南這個平平常常的村莊,便被曆 史之刀,極其悲壯地鐫刻在中國現代史上。 　　建國以後,作為“中央蘇區”的江西省,很多區、縣被視為“老區”,給予了許許多多的特殊照顧。而富田,盡管它所屬的吉安縣和四鄰的縣、鄉都屬於“老區”,惟有它被排斥在外,成了當年一大片“紅區”中小島狀的“白區”。其理由隻有一條:那就是因為這裏發生過“反革命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被錯誤處理,紅二十軍指戰員遭到冤殺 　　1930年12月3日下午,紅一方麵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率紅十二軍一連士兵,從總前委駐地寧都黃陂,前往省行委所在地吉安富田,去抓AB團分子。 　　從黃陂到富田不過一百多裏,由於敵我形勢犬牙交錯,白區和紅區如插花的拚盤,這一連人整整走了四天,於7日下午3點才到達目的地。一到富田,李韶九即命令士兵迅速包圍省行委和省蘇維埃政府,將正在裏邊開會的幾位負責人捆起來,接著開始翻箱倒櫃,滿屋搜查,一片殺氣騰騰。被捕的人中有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段良弼、省行委秘書長李白芳,省行委軍事部長金萬邦,省蘇維埃財政部長周冕、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隨後李韶九親自主持審訊,不許對方辯解,隻許承認自己是AB團,然後交待其他AB團成員的名字。否則便施以“地雷公燒香頭”、“點天燈”、女的燒陰戶等酷刑。 　　一夜之間,省行委和省蘇維埃從領導到一般工作人員120多人被抓,連夜刑訊逼供,受刑人慘烈的呼叫聲震撼著富田的夜空。被捕的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被迫供出二十軍174團政委劉敵也是AB團,這時已是8日淩晨。 　　於是,李韶九又把目光投向了四十裏外的紅二十軍駐地東固。就在李從黃陂出發的第二天,12月4日,總前委根據嚴刑後犯人供出的新的口供,派總前委秘書長古柏來富田加強肅AB團的力量。古柏一行於8日到達富田,李韶九留古柏、曾山負責省行委肅AB團;派陳正人率一排人去抓贛西路行委書記王懷;李自己帶一排人押著謝漢昌前往東固,捉拿紅二十軍中的AB團。9日吃罷早飯,正要動身,蔣軍飛機來這一帶轟炸,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將不重要的AB團犯人,匆匆殺了一批,然後上路。 　　二十軍174團政委劉敵率領獨立營正在前方,接到軍部要他返回的急信,還以為是因為打了勝仗要他回去領慰勞品和補充兵源。卻不料一到軍部即被當作AB團要犯抓起來,由李韶九審訊。劉敵與李是湖南同鄉,且早相識,知道李的為人。心想硬頂不是辦法,便改用長沙話與之攀談,附和李,漸漸取得了李的信任,不僅不把他當作AB團,還要劉好好幹,示意將來二十軍會交給劉敵,並派人送劉回營。 　　僥幸脫險的劉敵到達營部時,營長張興和政委梁貽喜出望外。劉敵將這天的遭遇說了一遍,張、梁二人都憤憤不平。第二天(12月12日)吃罷早飯,劉敵找到張興和梁貽,說出自己的心事,肯定李韶九這次來,目的是企圖消滅江西黨和部隊的幹部,是總前委的陰謀,於是三人商定請李韶九來講話,乘機將他扣留。但血氣方剛的張興,不等請李來便去軍部質問。這一去當然是自投羅網。劉敵聞張興被扣,立即與梁貽集合部隊,迅速包圍軍部,釋放了被捕的謝漢昌、張興等人,抓住了與李韶九合作的軍長劉鐵超,隻可惜偏偏跑了李韶九。 　　由於擔心李潛逃回富田殺害被捕的省行委同誌,劉敵等立即率174團機槍連和獨立營馬不停蹄奔向富田。黃昏時他們到達富田,包圍省行委,繳了十二軍一排人的槍,釋放了段良弼等被捕的同誌。此時,陳正人未歸,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護下逃脫,隻是誤捕了率閩西參觀團來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劉作撫)。 　　這就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富田事變。 　　當晚,事變的領導人連夜召開緊急會議,認定李韶九所為是總前委書記毛澤東指使的,毛是“許克祥第二”。為防止總前委派兵來,紅軍之間發生衝突,他們決定紅二十軍向西開拔,渡過贛江,進駐永陽。 　　第二天一早,二十軍士兵在富田廣場召開士兵大會。被捕同誌在會上報告了事件的經過,控訴了李韶九的惡行,有人還脫下衣服展示滿身傷痕……整個會場群情激憤,人們喊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 　　段良弼等釋放了誤捕的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並向其道歉。當易指出未經中央表態提出“打倒毛澤東”的口號是錯誤的時,段等人接受了批評。富田事變的領導人決定由段良弼代表他們向黨中央匯報。劉敵也給中央寫了一封態度誠懇的長信,述說事情經過,承認自己做錯的地方,懇請處分。得知黨中央經濟十分拮據,事變領導人還決定將所有的200斤黃金由易爾士和段送交中央。1月5日,段良弼帶著幾十兩黃金和近萬字的報告《富田事變前後詳情》出發。一路輾轉到達上海,見到了任弼時和博古,將黃金與報告交給了黨中央。報告詳細闡述了事變經過和省行委與毛澤東爭論的十個問題。結尾寫道:“關於我個人的錯,請求中央指出處罰,任何處罰我都會心甘情願。但我因工作能力的薄弱,請求中央派我到莫(斯科)去學習。”這份用毛筆書寫在毛邊紙上的報告,至今還藏在中央檔案館內。 　　幸又不幸的是:未待中央委派的溫裕成與他相見,段良弼就發覺情況有變,一個人悄悄走了,消失在曆史的深處。這位中共江西省行委常委不幸中斷了革命生涯,但有幸免遭冤殺。 　　段良弼走後,富田事變的領導人一麵等待上級黨組織的表態和處理,一麵繼續領導軍民配合其他紅軍與白軍作鬥爭。 　　與總前委對事變領導人的態度不同,以項英為代理書記的蘇區中央局,既指出了事變領導者的嚴重錯誤,又嚴肅批評了總前委的過火行為,認為應該以解決黨內矛盾的方法來處理這一事件。 　　然而,四中全會後的“左”傾中央政治局於3月28日作出了《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將“富田事變”定性為: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此時,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全權處理富田事變”的中央代表團已從上海出發。 　　4月17日,任弼時一行3人繞道福建來到江西寧都縣青壙村,傳達了政治局的決議,否定了項英的正確意見,撤消了項的代理書記職務,由毛澤東接任。 　　不幸的是:第二天,遵照項英指示前來參加會議的贛西南特委負責人和事變領導者正渡過贛江,往蘇區中央局青壙村走來。但他們不知道中央代表團已經到達,項英剛被撤職,項英原定的“解決糾紛”的黨的會議不準召開,中央代表團對他們的判決已定,他們將大難臨頭,以周以栗為首的審判委員會已經組成。 　　他們一行剛走進青壙村,立即被一網打盡,接著就召開了公審他們的大會。然而,審判中這些被誣陷的忠良沒有一個承認自己是反革命的AB團。但會後,“罪魁禍首”劉敵仍被當即處決了。其他被捕的原省行委領導不久也先後被處決。 　　4月19日,蘇區中央局向在上海的黨中央報告:“富田事變已被解決。” 　　備受猜忌和歧視的紅二十軍指戰員,這時依然在永陽一帶堅持抗敵鬥爭,配合廣西來的紅七軍,還打了幾個大勝仗。不久,紅二十軍奉命邊打邊走,向興國,於都一帶轉移。七月,他們一路風塵,輾轉到達於都平頭寨,沒有人知道,平頭寨是紅二十軍生命的最後一站。山裏的清晨特別涼爽,吃罷早飯,二十軍副排長以上軍官奉命到謝家祠堂開會,彭德懷、林彪的部隊立即將祠堂包圍。先是收繳了他們的槍械,然後將這七八百名軍官一個連一個捆綁起來,其中包括紅二十軍軍長 肖大鵬、政委曾炳春。接著二十軍的番號被宣布撤消。不久,又將這些浴血奮戰過的指戰員全部殺害。僅有兩人幸免於難:一位是172團副官謝象晃,他被認識他的紅一方麵軍的軍副官長楊至誠所救;一是排長劉守英,他正逢值日,聞迅逃脫。劉守英後任八路軍團長,在百團大戰中英勇犧牲;謝象晃建國後先後任江西省民政廳廳長和省人大副主任。 　　對富田事變的定性和對紅二十軍的處置後,“左”傾領導人在全國各蘇區掀起了大規模的肅反高潮,濫殺了成千上萬對革命耿耿忠心的優秀兒女。短短的幾年間,處決了7萬多“AB團”,2萬多“改組派”,6200多“社會民主黨”,這隻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而後來的曆史證明,共產黨內從來沒有過“AB團”這一類的組織。 　　1949年以後,中央對蘇區被冤屈的一部分人進行了平反;1956年中央代表團訪問蘇區期間,又為8427名被錯殺者平了反。然而遺憾的是按照規定,這些人既不屬於反動分子,也不能稱為烈士。至於富田事變的領導者,則因中央代表團的定性,成了鐵案。 戴向青等寫翻案文章,肖克發表對事變看法 　　出生在吉林省舒蘭縣的戴向青,1946年在家鄉參加革命時才18歲。1949年他隨南下工作團來到江西,沒想到這一來便永遠留在了這裏,開始了長期的黨史研究與教學工作。 　　50年代初,戴向青有機會到贛南、贛西南和東南一帶,發現這一帶二三十歲以上年齡的人,幾乎沒有不知道AB團的,頗有點談虎色變。因為30年代打AB團時的濫捕亂殺的情景,使蘇區人民數十年後仍心有餘悸。被當作AB團處決的人,其子孫與其他親屬長期受到牽連和歧視,連民兵隊長也不能當,入團入黨、升學、招工所受的影響更不用說。“富田事變”的領導人,即使家裏一貧如洗,也被劃作地主。戴向青雖然很同情這些親屬,但《毛澤東選集》的注釋裏分明寫著:“AB團是當時潛伏在紅色區域的反革命特務組織”。這也就使他無法表示什麽。 　　1956年,戴向青上中央黨校學習,有機會接觸到一些係統的曆史資料。他看到了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的《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讀罷這份決議,也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因為文件中提到“富田事變”的領導人喊出了“打倒毛澤東”的口號。在那個年代,光憑這一條就可以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爾後,戴向青又幾次來到贛西南,誰知50年代初期,中央慰問團慰問老革命根據地時,曾為一些被錯殺的同誌平了反,說是當年肅反犯了擴大化的錯誤。但擴大到什麽程度?哪些錯了?哪些沒錯?卻沒有一個較為準確的標準,缺乏一個有充分說服力的依據……這自然引起了戴的不安。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中,他又隻能是滿懷疑慮與壓抑,而不能表示什麽。 　　一直等到“四人幫”倒台,等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 　　1978年底,江西省委黨校黨史研究室主任戴向青與同行們一起,來到贛西南一帶,開始正式調查、搜集有關AB團和富田事變的材料。年輕的資料員羅惠蘭也隨教師們一起下鄉參加這項工作。他們走訪了蘇區大部分縣、市,從當地檔案館、紀念館查找資料。那時沒有複印設備,幾十萬字的材料全憑手抄;他們還走訪村寨,詢問幸存的知情者……。幾個月工夫,他們獲得了一大批極為珍貴的曆史資料。包括當年親曆者的回憶,首任省蘇維埃主席曾山的《宣言》,省行委宣傳部長陳正人的信,1930年“工農革命委員會”六言體的布告,等等。有的材料,連中央檔案館也沒有。 　　大量資料的掌握與深入的調查分析,戴向青認為有確鑿的證據表明:當年大肅AB團與所謂的“反革命富田事變”是一樁冤假錯案。不久,他寫出了《略論富田事變的性質及其曆史教訓》的文章。 　　1979年9月,江西省黨史學會暨現代史學會在南昌召開成立大會。戴向青將文章散發給與會者,立刻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在江西省委副書記兼省黨校校長馬繼孔的支持下,《略論富田事變的性質及其曆史教訓》很快在1979年第四期《江西大學學報》上發表,在史學界引起了更大的反響。 　　不久,《江西大學學報》編輯部收到了與戴文針鋒相對的文章《富田事變是反革命暴動》。文章雖然承認以往結論中說事變是AB團領導的缺乏證據,但作者依據港、台的材料提出:事變領導人“慘殺了擁護毛澤東同誌革命路線的幹部、群眾一百多人……” 　　學報編輯將文章轉給戴向青,希望他能寫出更有說服力的文章。於是,戴又寫了《富田事變考》,用大量事實證明:說富田事變領導人殺害了一百多擁護毛澤東路線的幹部與群眾,是毫無根據的,這或是以訛傳訛,或是敵人有意造謠(幾年後中央組織部複核小組幾次實地調查,也證明殺人之事子虛烏有)。 　　1980年底,全國黨史學會成立大會在北京召開,戴向青在這次會上被選為學會理事。因此,他有機會接近黨史學會顧問肖克,他將自己的幾篇文章送請老將軍指正。 　　肖克當年親身經曆過總前委的黃陂肅反與蘇區大打AB團的運動。1981年3月至8月,肖克以曆史見證人的身份,向中央組織部、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等部門和在有關會議上,談了他對中央蘇區肅反與富田事變的看法,呼籲徹底弄清這些曆史事件。1982年5月,他又應中國革命博物館之邀,再一次談起當年肅AB團與富田事變。在談話中,他回顧了中央蘇區肅反與富田事變的大致經過,指出事變的主要原因是亂打亂殺引起矛盾激化所造成的。肖克的講話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內部刊物《黨史研究資料》上刊登出來,同期還刊出了肖克秘書國琦、東霞夫婦合寫的2萬多字的長文《江西蘇區初期的肅反與富田事變》。 　　肖克將軍的地位、資曆,和他“過來人”的權威,使他的談話產生了巨大影響,引起了中央高層領導的重視。富田事變的澄清,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胡耀邦親自過問,馮文彬等受命調查 　　戴向青有關富田事變的文章出來後,那些等待了半個世紀,祈盼有人出來為他們申冤的受害者和他們的親屬,仿佛看到了曙光。除了江西省人大副主任謝象晃,第一個向戴向青感謝的是湖北黃石的汪安國。這位90高齡的老人原是贛西南安福縣委書記,1930年因公去東固請示工作被李韶九當作AB團分子抓起來,被劉敵解救後,次年4月又被抓,他伺機逃脫,從此遠離故土,到處流浪。1980年,當年省蘇維埃秘書長馬銘的兒子也從鉛山找到戴向青,敘說父親死後(死時28歲,被誣為AB團要犯)他與母親的不幸遭遇。還有一位河南青年千裏迢迢來到江西,請求戴向青、羅惠蘭幫忙他尋找自己的姑姑曹舒翔。姑姑參加革命後曾去蘇聯留學,歸國後卻一直杳無音訊。戴、羅聽了後心情非常沉重,因為他姑姑早已被當作AB團處死,判決書赫然登在1933年3月15日《紅色中華》上。像這樣令人感慨的人與事真是不勝枚舉,這也加重了戴向青等人的責任感。 　　要不要為富田事變平反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當年蘇區究竟是不是有反革命的AB團。如果有,那麽肅AB團就是必要的,亂打亂殺不過是“擴大化”了而已。但是,戴向青等人經過深入研究和查證有關AB團的曆史資料,包括AB團頭子段錫朋的自述文章,最終否定了這種觀點。戴向青在《肅AB團不是擴大化而是根本錯誤》一文中以充分的證據說明:當時黨內根本不存在AB團!打AB團不是什麽“擴大化”,而是根本錯誤! 　　經過黨史工作者的努力和老一輩革命家的呼籲,中國革命史上最大的一起冤案終於引起了最高決策層的注意。1986年6月,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主任馮文彬和副主任馬石江受命赴湘、贛一帶調查。戴向青此時已調任江西省黨史征集委員會主任,理所當然地負責接待、陪同馮文彬一行。馮、馬從湖南進入江西後,戴向青陪同他們經萍鄉、南昌,考察了井崗山、吉安、瑞金、富田、東固等地。馮文彬告訴戴向青:中央領導的意見,這個問題(指肅AB團和“富田事變”)應該解決了。 　　馮文彬所說的“中央領導”,實際上就是當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 　　馮文彬、馬石江在江西進行了半個多月的調查,臨走時,將全麵整理有關AB團與“富田事變”材料的任務交給了戴向青。當戴向青將兩個專題的材料(AB團與“富田事變”兩專題)整理後正欲送北京時,有人出來阻攔:按以往規定,中央未重新定性的重大問題,要先報省委,待省委同意後再上報中央。但這樣一來,就會超過馮文彬所規定的期限,甚至會影響平反的部署。戴向青無法,隻好打電話給北京,請示馮文彬。馮回答很幹脆: 　　“那就省委和中征委兩處一齊報吧!” 　　兩個材料上報中征委後,馮文彬、馬石江立即向中央領導同誌進行了匯報。 　　不久,中央發生重大的人事變動,胡耀邦同誌辭去了中共中央總書記這一職務。但富田事變的平反工作並沒有因此事而停止。 　　1987年,中央召開了組織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黨史征集委員會等有關單位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將關於AB團與富田事變的調查材料,散發給與會人員,征求各單位意見。座談會結束不久,上述部門逐一回函,意見一致,均同意材料中所提出的觀點,認為這樁延誤了多年的大案應該澄清。在綜合各部門意見的基礎上,由中央黨史征集委員會負責起草上報給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的報告。 　　為慎重起見,馮文彬的秘書陳文斌又數度來江西,核實一些具體情況。他告訴戴向青:這個問題解決有望了。戴向青感到莫大的安慰。 楊尚昆批示解決,權威著作非正式給予平反 　　1988年,陳雲在一份關於AB團與富田事變的材料上批示: 　　尚昆同誌了解此事,我當時不在江西,不太了解。 　　楊尚昆是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在中央蘇區曾任紅三軍團政委,對肅AB團與“富田事變”是了解的。接到有關的材料和陳雲批件後,楊即批示: 　　這個問題應該解決了。建議中央檔案館準備好有關AB團與富田事變的材料;還應成立一個小組,負責澄清這些曆史事件。 　　中央書記處書記溫家寶即將陳雲與楊尚昆的批示轉給有關部門。 　　不久,中央檔案館將有關檔案找了出來,有厚厚的一大疊。 　　中組部也成立了以中顧委委員、原中組部部長陳野蘋為首的富田事變事件複核小組。小組成員由八人組成:中央檔案館1人,中央黨史研究室1人,江西1人,還有中組部兩位局長,一位處長,一位幹事。戴向青以江西名額參與這個小組。 　　這一次,戴向青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材料,特別是中央檔案館所提供的資料,不少是他第一次見到。 其中有江西省行委常委、被誣為“AB團總團長”段良弼向中央匯報的萬言書,和174團政委劉敵寫給中央的信。這些原始材料更進一步證實:所謂“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純粹是信口雌黃;中央蘇區肅出的成千上萬“AB團分子”完全是逼供信的產物。 　　複核小組對富田事變的認識很快趨於一致,惟有在劉敵能否平反上有過爭議。戴向青等據理力爭,認為劉敵不但不是“反革命首領”,反而是對革命有功之臣。當操生殺大權的肅反大員李韶九對他由懷疑轉為信任時,曾拍著他的肩膀,示意劉敵隻要聽話,就會當二十軍軍長。如果劉敵有私心,隻要順從李韶九,他就可以升官。但劉敵拋卻私心雜念,帶兵解救被誣陷的同誌,以致自己慘遭殺身之禍。 　　複核小組統一認識後,決定起草一份為富田事變平反的文件,並指定由戴向青執筆。這份題為《關於富田事變的調查報告》長達萬餘字,戴向青改完第二稿後,便離京返回江西。這時已是1989年2月。 　　戴向青起草的文稿又經過富田事變事件複核小組在京成員第三次字斟句酌的修改後,於1989年春夏之交上報中央,隨後,中央又派由中組部組成的複核小組帶來江西,又一次進行實地調查,可謂慎之又慎。 　　戴向青送走中組部複核小組,苦苦地等待著,但卻始終沒有回音。一直到199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七十周年紀念時,戴向青所盼望的、自己曾參與起草的文件仍未下發。 　　不過,富田事變的平反卻以另一種形式公之於世。這一年,經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代表黨中央批準出版了幾部書,對肅AB團與富田事變作出了比較公正的、科學的結論。特別是在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卷)和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裏,已明確地肯定肅清“AB團”和“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是嚴重臆測和逼供信的產物,混淆了敵我,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 　　雖然沒有專門為富田事變平反的紅頭文件,但以這些書的權威性,也足以說明人們內心對這一事件的看法,它或者可以被看成是對這一曆史遺案的最高判決書吧。遺憾的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卷)等出版僅三年之後,戴向青就因積勞成疾,不幸過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