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鋼鬃·
摘抄學習軍政知識
正文
二、聞鼓篇
我了解，越南入侵柬埔寨，黎筍有個講話。在估計中國可能作出何種反應時，他自信極了，十分肯定中國除了十分激烈的言辭，是再拿不出別的什麽來的……
我也了解，當越南五路大軍正向金邊悍然疾進時，北京還在最後商定我們該作出何種反應的會議情況。
可惜，介紹材料的人一再說，要公布這些材料得請示有關上級批準。
如此，我隻能講幾個倉促上陣的中國將士的故事，意在說明：黎筍有一點說對了---中國作出任何行動、反應都是萬難的。但他的估計有一個根本性錯誤---中國到底不是美國！
從“牛棚”直上戰場
---王有富（前副軍長）
在這個軍，到處能聽到夏伯陽式的故事。段如金師長說：“王有富那老頭不怕死，給我印象特深。1979年反擊戰，敵炮炸成一鍋粥，老頭坐個吉普車來了，一腳蹬在踏板上，身子伸出車門外，頭昂昂的，連眼皮也不眨一下，一個勁兒喊司機：開前開！我想起《夏伯陽》電影裏也有這麽個鏡頭……”
在幹休所，見到王有富老頭，我們提起這件事時，他笑了笑說：“我哪是不怕死嗬，隻是覺得死在戰場比屈死在‘牛棚’裏好！”
1978年3月我進了學習班。
當時，凡認為和“四人幫”有牽連的人都進學習班了，我是最後一名。說是老鼠拉木楔，大頭在後，經過對先去的人反複揭批查，最後認為，和“四人幫”掛勾人就是我，總後台就是我，罪魁就是我！
什麽罪名？說我們軍要為“四人幫”搞武裝政變！現在是人證物證都查巴實了。沒早“請”我來，是對我持慎重態度，等待我自己覺悟，主動交代……
花了好長時間要我轉變立場，我說，這個立場不好轉呀，要轉我就得轉到“四人幫”那邊去了，還不是一般的，是死黨！
派了七個人看管我，門窗都釘死的，不能和外界接觸，車輪戰。
搞得我很難受。罵人吧，人家說我的案子是上級黨委研究了的，華主席批了的！低頭過關吧，不行呀，這武裝政變可不是我一個人能搞的，必然上下左右牽連好多人。
好多軍師團營幹部都被搞進來了，想的就是從我這兒突破個口子，我不能幹這種缺德事！
真是的，你渾身是嘴也說不清。我確實想過，活著拖吧，可拖到何時是了？一死了之吧！不行，我不明不白去了，這多被認為與我是“一氣”的幹部不永遠落個疑點、汙點嗎？
我們這個軍，在雲南住了三十七八年，隻要中央、上級一聲令下，我們什麽沒幹過？邊疆巢匪、築路、開荒、搶險救災……幹什麽我們幾萬官兵不是上下一心，生死不惜？文化大革命中雲南兩派鬥爭激烈，你殺過來，我殺過去，有時局麵收拾不了啦，中央叫軍隊出麵，而且是命令，上麵有好多領導落名，我們不聽，能行嗎？誰料得到當時有個“四人幫”一手遮天，他們常常假借我們周總理、葉老帥的名字號令部隊？
軍隊一出麵，製止手裏也有槍炮的群眾廝殺，難免造成傷亡，軍隊本身也有損失，這罪過是誰的？
我個人確實在文化大革命中幹過“蠢事”，說了很多錯話，當過一兩次製止武鬥的副總指揮。就在我自己進學習班前，我對上麵布置的“揭批查”運動也是積極的，對下麵幹部搞“劃線站隊”，點了一些人的名。我有很多教訓，到現在想起就一晚上合不上眼。
“揭批查”，真扯蛋，是用“四人幫”那套清“四人幫”，用極左清極左。我們軍很多對部隊對地境熟悉、有才幹也很年輕的幹部被錯誤處理了。這使1979年那一仗受了很大的影響！
要打仗了，我先是從廣播裏感覺到，後來看到部隊出發。我想要求上前線，又想，人家怎麽會放心你，根本不可能，也就算了。
後來學習班的幹部也調走了，辦不成了，叫“暫停”。我2月14日才回到軍部家裏。
2月16日一早我在大操場轉圈，突然看到了楊得誌同誌。在這之前我在報上見了他來昆明軍區當司令員的消息。我上前給他敬了個禮，報了我的名字。
戰爭年代我多次見過他，但沒有說過話。五十年代我在南京軍事學院學了幾年，他也在，當然 不同係，他研究戰役指揮，我在基本係。可能他對我的麵貌有點印象，“哦”了一聲，跟我握了握手。
他看了看我沒帶領章的舊軍裝，問：你現在幹什麽？
我知道他時間有限，趕緊說，我是這個軍副軍長，現在住學習班，人家說我要搞武裝政變，司令員，讓我先去打仗吧，我對這個部隊熟悉，平生也沒有別的本事，隻幾十年沒斷過打仗，也多少學了一點。
他看著我，搖了搖頭，我已經感到沒指望了。卻聽他輕輕說了聲：“扯蛋！”又握了握我的手，“你九點鍾來找我。”我感到有門了，連忙補充一句：“司令員，與其叫我蹲‘牛棚’，不如到戰場上考驗我！”
九點鍾，我到了軍黨委會議室。楊司令員問了問我的簡曆。我想訴說一下我的委屈，他說，那些話不要說了，大敵當前，打完仗再說！至於你的工作，我們研究一下再答複。
十二點過，軍區劉誌堅政委就來我家通知：王有富同誌，準備一下吧，馬上出發。他叫我跟隨××師指揮，還說了該師任務是什麽。過後張軍長又給我具體講了中央的戰略意圖和各師的部署與任務。
老伴在上班，我自己手忙肢亂收拾時，心裏高興激動得直掉淚。老伴回來，見我邊收拾邊“哭”，嚇慘了，“他們要把你往哪轉移？”我把胸口拍得咚咚的，“叫我打仗去！……”老伴聽了我的述說，也高興得又笑又跳的。她可不是個好戰份子，是為上級終於還相信我這個人，樂得把戰場上可能遇到的艱難風險全忘了。
當天下午六時我就出發了。因為部隊都到前麵去了，隻好我一個人趕火車往河口方向去趕部隊。送行的也隻我老伴一人，那滋味真叫人說不出來，昨天還是個受審查的，明天可能是個指揮員了！老伴說：“你可要仔細點呀，凡事多找人商量，再馬虎不得……這一仗打好了好，打不好你可又是一層罪名嗬！”我嘴上說：沒問題！心裏想，放心吧，打不好我也給你賺個烈士家屬！
2月17日我到了河口，部隊已經出境，打響了，我又隻好往前趕……
王有富同誌隻給我們說到這裏，至於他那次在前麵的指揮情況，他不願說，一勁兒擺手：“小仗，有什麽好說的！”
不久別人告訴我，1979年自衛反擊戰慶功祝捷大會上，楊總長又見王有富連說“好同誌，好同誌！”後來，總政發了個通知，指出以前那所謂的“武裝政變”問題，純屬個別人在誘供下的“虛構”，應予徹底否定！王有富同誌很風趣地對我們說：“那一仗對我個人說也很及時，換得了我一個心安理得的晚年！”
從院校趕回來參戰的羅烈文
---楊旭先（副師長）
羅烈文現在是師長，他有今天，靠我“拉”了他一把，不然他可就不知身在何處了。
在一起的時候，我沒給他說過這碼子事。
1979年2月22日，我們已出國作戰五天，他來了，以副團長身份來指揮我們營。
他是在北京軍事學院學習時聽說要打仗，主動要求回來參戰的。坐飛機、火車、汽車拚命往前趕，還是晚了。
我以為他帶來了上級新的意圖。他說，他什麽也不了解，到團指、×副師長隻給他說了一句話：“你去協助三營指揮”。他提出給一枝槍，回答是：“自己到前麵找吧！”
1979年那一仗，我現在回想起來又好氣，又好笑！我們團是從營建工地直接拉上戰場的，整個部隊都可以說帶著十年浩劫的滿身創傷。軍師團幹部不能說毫無指揮經驗，但解放戰爭中他們至多是營連排幹部，離現代戰爭和職務對他們的要求是有很大差距的。
我在師指接受作戰任務時，領導隻說：你們三營是前衛營！其他營長沒說話，我站起來說：我不清楚，我們的路線、各階段目標是什麽？沿途敵情如何？左右鄰的情況如何？……都不說話，我又拿出地圖給一位參謀長：“是否請你在這圖上勾一下？”他不吭聲。×副師長說話了：“就你楊旭先話多，叫你當前衛就是讓你邊打邊摸情況嘛！”
羅烈文和我一樣兩眼墨墨黑。我看著他，除了手裏抓一頂汗透了的軍帽，可謂赤手空拳，沒槍、沒電台、沒望遠鏡，連件雨衣都沒。我們是同齡人，原來很熟，我說：你像個打仗的樣子麽？還指揮，指揮個屁！
他苦笑了一下：“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上級叫我這樣打我就這樣打，叫我這樣指揮我就這樣指揮！”
2月23日晚，我營奉命沿公路向××高速前時。途中遇一友鄰副團長，說前麵有敵人的既設防禦陣地……羅烈文和我決定：兩個連沿公路兩麵山脊前進，一個連沿公路走，前頭放一個加強班……
師指不同意，批示我們收攏部隊，跑步沿公路前進。事後我得知，有的領導輕敵，認為越軍正如同當年我大軍渡江南下時的國民黨殘兵，隻待我們去“秋風掃落葉”了！
羅烈文在電台上罵了一句：“你們像催命鬼！現在伸手不見五指，要收攏，很危險！……”但軍令如山，隻有服從！
走著走著，敵人一發信號彈升起，子彈雨點般的打來。我們陷入敵包圍圈中。四麵受夾擊。
羅烈文帶一個班在隊尾。他們在一個山凹部隱蔽下後，立即和上麵聯係。但敵人也判斷得很準，集中炮火打他們所在的山凹部，電台打壞。他先派了楊參謀，後派警衛員與後續部隊聯係，兩人都沒走出多遠就負傷了。天雖黑，但滿山枯草，敵人見哪兒有動靜就往哪兒打。羅烈文也一度被炮火掀起的土埋住。為了恢複與上級的聯係，呼喚支援火力，他決定在敵人炮響的同時鑽過枯草叢，從烈士身上抓一枝槍突了出去。
他找到團指揮所時，渾身是血。那裏的人對他報告的情況一籌莫展。因對敵人和我方所處的位置不清楚！
羅烈文說了一句讓別人後來抓住了把柄的話：三營完了！而且是帶著哭聲怨氣的，這就更糟了！
羅烈文並沒有在團指停留。天明當我們正調整部署準備向前方山頭守敵發起猛烈攻擊時，他回來了。
見到我時，他說：我們隻有死在這裏了！
我們的戰士用他們英勇機智、生命和血彌補了上級指揮的失誤與經驗不足。
這一夜，我營人自為戰。有一個機槍手劉為華摸進了敵人營房，藏在一個草堆裏。天亮時，越軍吹哨集合，可能當官的要部署怎麽防守吧。他不動。等敵人剛集合好，他一陣猛掃，四十多人倒下了二十幾，他立了一等功。機槍連副指導員趙富華，倒在敵地堡下，第二天我們攻上去時，他的前麵坑道內有敵人十幾具屍體……
打完仗，羅烈文被派去外地看望傷員，同時被告知：你的問題等待調查處理。
羅很老實，問都沒問，乖乖地走了。
他不知道，人家告了他：臨陣畏縮，隻身脫逃，還埋了武器、電台、公文包……
上級成立了專門的調查組。
調查的對象首先是我。
“你是共產黨員，要如實向黨反映情況！”
“你們要什麽情況？”
他們講了別人對羅烈文的揭發，一二三四，很嚇人的罪名！
我講了當晚戰鬥情況後說：我是共產黨員，倒真有一肚子實話想對黨說。我覺得，我們有的人在懲罰越南人時是軟弱無能的，在懲罰自己的同誌時倒是很厲害很有辦法的！我還懷疑，有的人不是為了好好吸取一下經驗教訓來進行戰後總結，而是為了整人，向下推卸責任！還有的人整羅烈文是出自他們的私心，因為他年輕、能幹、吃苦在前，是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羅烈文主動從北京趕回參戰，當天晚上就叫他帶部隊上去，如果說他有缺點，那就是他作為一個指揮員太盲目，對情況一無所知，但這個責任不該由他本人負，而應由上級負。為什麽不把他先放在指揮所讓他了解情況？羅烈文風雨兼程，遠道趕回，兩手空空的時候一頭鑽進戰火，在他多次派人回來聯絡不成後，又不顧安危，衝出敵人炮火封鎖，……這樣的幹部、這樣的人有什麽可說，你們到哪去找！
羅烈文的問題調查也就到此結束了。
我不是說，他今天當上師長靠我……不是！靠他自己。他以後搞部隊訓練、建設、帶偵察隊、指揮打仗都有一套，屢建功勳。他是靠他自己的硬本事上去的，但如果沒有我當初的如實證明，他有本事又咋著，上哪顯去？如果，我也揣著私心，順坎蹬他一腳，他豈不更慘了？
後來，我見到了羅烈文師長，如實轉述了楊旭先副師長上麵的話。羅激動得兩眼紅濕，說，我知道有人為我打抱不平，也猜出是他。但不知我當時的“問題”那麽嚴重。確實，唯有他和我在一起，唯有他了解當時情況，假若他不為我說話，我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的！想起來真後怕。
臨打仗留下的一個轉業幹部
---王滇偉（團政委）
我原是九連指導員。1978年調團裏當宣傳股長。和我共事多年的九連長譚世強在我當股長的同時宣布轉業。
譚世強想不通。他是貴州人，在雲南找的對象，有兩個孩子，大的五歲，小的三歲。他的想法無非是再幹兩年，撈個副營級，辦了家屬隨軍，好一塊回貴州。“不然我家分兩處，咋辦呀？”他對我說，希望我給團裏講講。團裏說定了，不好變。
老譚工作負責，也很有能力，但方法簡單些。他當了九年連長為什麽一直沒提呢？就為幾年前九連出了個事，代理事務長沒提成幹，把團長打了，他為這個事務長說過話，後來團裏一直把這事怪在他身上，對他印象老不好。
到了1978年快過年時，團裏演習，接到往前開，準備對越作戰的命令。老譚已辦好一切手續、東西都裝好要走了，團裏征求他的意思，說部隊要擴編，缺幹部，如他願意留下就到八連當連長。要幹也會提點什麽要求。本來嘛，九年的連長，又是已宣布轉業的，留人家下來是去打仗，怎麽也該在職務上考慮一下嘛。但老譚什麽也沒提，隻說了“服從組織”四個字。他不是沒想法，罵罵咧咧地：“媽的，平時我想幹不叫幹，要賣命時想起我來了！”我說，那你為何應下了？他說：“老子是宣布轉業，不是宣布‘轉黨’，他不來征求我的意思也不想走，到編餘隊去作點戰勤工作。”
他到了八連，一下子補充來七八十個新兵，領章帽徽沒發，營房沒進，直接到了邊境集結地，馬上就要去打仗。那工作真難作呀！
部隊沒房子住，自己割草蓋茅棚。因為是從野營演習場拉出去的，新兵到連後連鍋碗都沒有。老譚既要抓部隊訓練，還要找老鄉借東西，自己打灶。團部離八連不遠，我常去看他。有次見他在教班長們打綁腿。他對我說：“班長不會打綁腿，炊事班不會作飯，當兵幾年要學的東西，全都靠這幾天內我一個人教會他們。”
老譚很辛苦，瘦小得不成人形，黑臉上掛一層汗霜。臨戰了，不強化訓練也不行。裝備沒運到，他給每個兵身上加柴火棒棒，湊夠戰時的負重量三四十公斤。入伍不到一月的新兵白天累得哭眼抹淚，晚上睡在橡膠林中的茅草棚裏，紅螞蟻、幹螞蝗厲害得很，也真夠他們受的了。
有一天，三個新兵跑了。老譚一晚上跑六七十裏，到縣上車站把這三個兵堵了回來。回來，他沒批評他們，反倒買了一隻雞、一壺酒請他們吃。邊吃邊對他們說，你們不想幹，我還不是不想幹。我已宣布轉業了，家裏有老有少。為什麽我不走呢？想的是這回上去立個功當個英雄什麽的，給家裏人爭個榮光。臨要打仗跑回去，豈不給父母丟臉，辛辛苦苦養個兒子是個逃兵……
這三個兵留下了，現在還在我們部隊，都當幹部了。
我聽說老譚逮回了三個新兵，連忙往他連隊去。我心想，按老譚的火爆性子，還不知怎麽處置人家呢，到那裏一看，我從心裏佩服他，更覺得團裏對他的“二杆子”評價太不公正。
但他的性子確實倔。就是這一天，我倆在棚子裏說話，他們連指導員在外麵宣布：“吃完飯，班為單位到河裏洗洗澡……”他從棚裏一步跨出：“這麽緊張的情況，洗什麽澡，？休息！”指導員是他過去的兵，說：“大家好久……”他回答：“耐髒也是鍛煉！”指導員隻好說：“按連長說的辦！”事後我說他，你怎麽不給指導員留點麵子？他說，紀律大於麵子，打仗了大家見了河溝就洗澡還得了？
我又一次去，給他帶了愛人捎來的四川榨菜，他帶人到林子裏采了一大筐菌子回來，一鍋煮了，說新兵來，胃口都不好，讓他們嚐嚐鮮。煮好了，他先吃。對圍在鍋邊的兵們說，小心中毒，你們還沒娶老婆……吃了，他又咂嘴又摸肚子，還翻白眼，大家正吃驚，卻見他跳著大叫一聲：“好鮮呀，大家吃！”
出國後，又見他幾次。一次在路上，我們用一件雨衣蒙著頭，抽了一支煙。他說：“老王，別忘了上我家看看，拜托啦！”我說：“不知哪個見不著哪個呢？”他說：“我也一樣，上你家……”
又一次，是他們打下一個陣地後，我們臨時挖了個坑，抱著蹲在坑裏說話，我問：“怎麽樣！”他說：“再有一兩月訓練就好啦，現在都看著我啦！”他們連打得不錯，連續攻下幾個山頭，都是他身先士卒，打頭陣。
最後一次見他，就是他的遺體啦！
那是打敵人一個團部。老譚多處負傷，還堅持指揮，直到連隊占領高地。他最後給指導員說的一句話是：“有對不起的地方，你原諒啦。”
我很難受，但我沒敢大聲哭。因為八連的新老兵都哭得在地下亂滾。後來宣布撤軍，八連的工作最難作，尤其是新兵的工作難作，說他們剛打出點經驗來，為什麽要撤呢？
回國後，上級給譚世強同誌追記一等戰功。
我去過他家，他愛人也來過部隊，她說她有個要求，希望部隊能把譚世強的事寫下來，留給他的兒子：“在世時他的娃娃不認識他，不喊他爹，娃娃是他的骨肉，我不能讓他長大了也不知道他爹是啥樣人！”她知道我和老譚好，最了解他，臨走一再對我說：“老王，這事就拜托你啦！”她沒再提別的。
他愛人叫胡瓊華，在雲南墨江縣人民銀行當公務員。我好久沒去看她了，就因為她的唯一要求我沒有辦到。
作家，幫幫忙，把我們譚世強的事寫進你的書裏吧！
沒來得及留下姓名的老兵
---張明遠（團參謀長）
1979年我是團軍務參謀。
打仗前，從南京、濟南軍區補充來一些老兵，都是各方麵表現突出的，現在他們中不少人成了我們部隊的基層幹部。（作者在者陰山采訪時，得知那裏的守備營教導員高家鵬就是那次來自南京路上好八連的一個老兵。）
有一批老兵是我們已經出境作戰兩天後才趕到的。他們在行軍路上向我報到時，天很黑，又下著雨，我來不及登記他們的姓名了，就是來得及我也不能登記，因為規定出境後身上不能帶多餘東西，哪來的紙筆？我就在路邊叫他們列成橫隊，說了幾句話，不外乎表示歡迎他們的到來，然後就宣布：第一二名到X連，X連現在正順著公路右側山脊前進；第三四名到X連……就這麽幹脆利落地把他們分配了。他們有的人帶了多餘東西，問怎麽辦。我說，除了彈藥、幹糧和雨衣，其它的物件都留下，我叫收容隊運回去，打完仗你們自己再認。我記得分配到第七八名的時候，有人提出了異議：報告首長---晚上看不清麵目，我也忘了介紹我是個什麽官---這樣不好吧，要是我們打死了，不是連個名字都留不下嗎？我覺得是個理，但當時又隻好如此。我就說，別胡說！你們的姓名、簡曆到連隊後向指導員自我介紹嘛，……他們也就不再說什麽，分頭找自己的連隊去了。幾十個人的分配，不過十來分鍾就完成了。
就在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淩晨，五連報告，有個老兵到連隊就參加了戰鬥，打得很英勇，手榴彈從他手裏扔出去象小鋼炮，又遠又準，各種槍、火箭筒他都使得來，哪需要他出現在哪。剛才，他犧牲了，我們想給他報功，可不知道他叫什麽名字。
“他沒向指導員報告過麽？”
“報告了，可指導員沒記下……”
“不是還有一個同去的老兵嗎？”
“有，他跟他也是在火車上才認識的。沒通姓名。”
“連隊就沒一個人問過？”
“問過。他說他就叫‘老兵’！”
後來，他的遺體運回國內安葬。在為他清洗、換裝時，有人發現他的被血漬染黑的軍裝內層，隱約顯一行蘭字。輕輕把血漬洗去後，終於看清了，那是他的名字---方大軍。
可是問題又來了！
和我們同時掩埋烈士的友鄰團同誌說，那遺體是他們團的萬大軍。還派了本連的同誌來辨認。
“不會錯吧？”
烈士的麵部已不好辯認“看個頭，像！”
“你們萬大軍手榴彈投得又遠又準？”
“對！”
“他各種武器都使得？”
“對”
“他怎麽到了我們五連參加戰鬥？”
“可能是路過看你們那兒打得正激烈唄。”
於是，友鄰團把這遺體安葬了，碑上寫的萬大軍的名字。
戰後，從清理遺物、從隨後寄到的檔案，從同批分來的老兵提供的情況都證實，二月十九日我確實分配了一個叫方大軍的同誌去五連，那個英勇作戰、壯烈犧牲的老兵就是他！
方大軍是原濟南軍區戰士，1957年生，1976年參軍。共產黨員。
上級給他追記了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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