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蘇聯對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區革命的全麵扶持與轉變

1944-1945發生在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勒泰的三區革命是在蘇聯的全麵扶持下發生與發展的。當時蘇聯之所以全麵扶持三區革命是為了徹底推翻盛世才控製的新疆省政權，代之以由新疆原住居民代表組成的民族自治政府。但當1945年9月上旬，三區連成一片，南疆燃起革命烈火，國民黨的烏蘇、精河守軍被殲，迪化（今烏魯木齊）唾手可得的時候，蘇聯卻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轉而約束民族軍停止進攻，應國民政府所請，全力主導三區與新疆當局講和，促成了這次震動中外的“伊寧事件”得到了和平解決。

　　蘇聯為什麽對三區革命的態度發生180度的大轉彎呢？一般研究者隻從國際大環境著手，認為中蘇於1945年8月14日簽訂了友好同盟條約，蘇聯做出了從三區革命中脫手的保證，不得不放棄推翻新疆現政權的方針，說服三區講和。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將分析僅僅停留在這一步卻是遠遠不夠的。本文在肯定中蘇條約重大影響的前提下，著重論述影響蘇聯做出這一重大轉折的另一決定性的因素——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對蘇聯的威脅，和由這一威脅決定的蘇聯務實政策所起的決定作用。

　　就意識形態而言，推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是當時的聯共（布），也就是後來的蘇共的最高職責，因為在任何角落、特別是在世界範圍內發生社會主義革命或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殖民主義的革命都會削弱世界資本主義的力量，增強世界無產階級的力量，而首先是增強蘇聯的力量。因此，除了戈爾巴喬夫之外的所有蘇聯領導人，從戰略思想上講，都沒有放棄推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盡管他們在推進這一戰略時，所實行的策略有很大差異。但是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發動革命，與不幹涉主權國家內政、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等通行的國際法準則是不相容的，勢必影響蘇聯與有關國家的關係；而且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製，在大多數情況下，推進世界革命會直接損害蘇聯現實的國家利益，這時蘇聯又將維護國家利益原則放在第一位——執行務實政策。也就是說，蘇聯領導人在不放棄世界革命戰略的前提下，實行維護現實國家利益的務實政策，不斷平衡世界革命戰略與務實政策之間的矛盾：有條件的時候，就發動或支持革命；條件不允許時，就取消革命或將革命限製在蘇聯國家利益所允許的範圍。可以說，蘇聯的整個對外政策就是在不斷平衡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中進行的。蘇聯對三區革命的這次策略轉變就是其世界革命戰略與務實政策相平衡的產物。

　　在三區革命發動階段的1944年初，蘇聯駐新疆的各個領事館受命發回關於新疆原住居民民族解放運動前景的資料。蘇聯駐喀什總領事報告說：“在目前條件下，如果沒有穆斯林教會參加，就不可能開展民族解放鬥爭。穆斯林教會無疑將在鬥爭的所有階段起著主導作用。”2正是基於這一認識，在革命的初期，蘇聯在支持新疆革命者的同時，也放手讓伊斯蘭教會活動，利用它發動信仰伊斯蘭教的新疆各族人民起來與國民黨反動統治作鬥爭。這樣，新疆封建與宗教上層人士就乘機鑽進革命的領導層。最初領導伊寧起義的“解放組織”共有12名領導成員，其中隻有阿巴索夫和卡斯木江是真正的革命者，其餘大都是封建與宗教上層人士。1944年11月12日在伊寧成立的“東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就是一個伊斯蘭傳經師，又是一個泛突厥主義者。他是烏茲別克人，在蘇聯農業集體化年代從烏茲別克逃到新疆。在布道時他大肆鼓吹新疆實行徹底“獨立”的泛突厥主義思想，被盛世才逮捕，從1937-1942年一直被關在伊寧的監獄。三區革命起來之後，他抓去了革命的領導權，使他不僅是泛伊斯蘭主義者和泛突厥主義者的精神領袖，而且還是整個三區革命臨時政府軍政事務的最高主宰者。在他的活動和影響下盡管以阿合買提江和阿巴索夫為代表的進步力量在起義中起了重大作用，但“艾力汗吐烈自任（臨時政府）主席後，早期參加革命活動的隻有阿巴索夫等極少數人被列入政府委員，大多數具有進步思想的人，都被排斥在政府之外。”

　　1945年1月5日，該臨時政府委員會舉行第四次會議，會上通過了9項宣言。在宣言中宣布： “永遠消滅中國在東突厥斯坦領土（何謂“東突厥斯坦領土”宣言沒有做出解釋，但所包括的地區，除指以三區為主的民族軍控製區外，還包括以喀什為中心的南疆突厥語係民族居住的廣大地區，實際上指的是全新疆地區）上的專製統治”，“建立一個真正、自由、獨立的共和國”。6這是以艾力汗吐烈為代表的泛突厥主義者，用民族解放之名，行分裂國家和民族之實的根本錯誤行為。這種行為違背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違背最初發動革命的真正愛國、進步的革命者的初衷。蘇聯對此大不以為然。該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後，蘇聯駐迪化副總領事葉甫賽也夫就曾對新疆著名人士包爾漢暗示，他同包爾漢一樣，也不讚成三區成立獨立國家，從中國分裂出去。

　　蘇聯為什麽不願意新疆出現一個伊斯蘭教“獨立國家” 呢？因為這必將激發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的泛濫，首先將影響蘇聯中亞地區的安全和穩定。這是被十月革命以來新疆所發生的多次伊斯蘭起義所證明了的。

　　在新疆與蘇聯的3200多公裏的共同邊界內，與哈薩克加盟共和國的邊界1718公裏，與吉爾吉斯加盟共和國近1000公裏，與塔吉克加盟共和國450多公裏，與俄羅斯聯邦55公裏。除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外，新疆與蘇聯幾個中亞加盟共和國都是近鄰，而且與這些加盟共和國有十幾個信奉伊斯蘭教的同一民族，這些民族之間有著割不斷的千絲萬縷的聯係。十月革命後，大批被紅軍擊潰的白衛軍和難民移居新疆。20年代蘇聯農業集體化時，又有大批富農湧來 。在移居新疆的俄國大批僑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對蘇維埃政權充滿敵意，伺機挑起中亞地區的民族動亂，恢複舊製度。而新疆每一次大的民族暴動，又有大批新疆居民來到蘇聯的中亞，衝擊那裏的社會穩定。曆史證明，新疆與蘇聯中亞的幾個加盟共和國，一方的民族的動向對另一方民族都會產生直接影響。因此，蘇聯最高決策者從不支持新疆的任何民族運動，這一政策就逐漸形成了蘇聯對新疆傳統的務實政策。

　　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蘇聯並沒有放棄世界革命戰略。而事實上，十月革命之後在製定對新疆政策方麵蘇聯一直存著兩種力量的鬥爭：一種是世界革命派，或曰意識形態派，主張在新疆發動革命，在新疆實行蘇維埃化；一種是務實派，反對在新疆舉行任何民族革命運動，主張保持新疆穩定，與新疆地方當局維持良好的關係。前者以國際執委會東方部和一部分蘇聯激進的地方負責人為代表，後者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和外貿人民委員部及其在中亞地區的工作人員為代表。

　　1919年紅軍對中亞地區的勝利進軍，激發了一部分人的革命狂熱。當時有許多跨中蘇兩國同一民族的人在俄國內戰期間在紅軍服役，並參加了俄共（布）。8其中，以維吾爾族人數為最多。在阿拉木圖活躍著一個維吾爾族黨員小組。在七河地區有50個各種革命組織和黨小組，其中維吾爾族（主要是來自新疆的塔蘭奇、回族、喀什人）的黨員達1500人之多。9此外，還有數十名來自新疆各民族的學生在蘇聯的高等院校學習，國際試圖通過他們與新疆建立聯係，在新疆建立革命組織，然後創建革命黨。蒙古族的黨員則幫助國際在居住於新疆的蒙古族中進行工作。101923年曾準備召開“中國新疆省革命者代表大會”，俄共（布）中央中亞局為此還通過了專門的決議，並撥款5萬盧布作為會議經費。11會議雖未開成，但說明旅居蘇聯中亞地區的新疆革命者有了比較大的影響，以至得到了俄共（布）中央中亞局的支持。毫無疑問，當時紅軍在中亞勝利進軍的形勢以及旅居中亞的新疆各族革命者的積極活動，激發了國際和俄共（布）的一些領導人在新疆發動革命的衝動。特別是1921年5---6月份紅軍進入新疆與流竄到這裏的白衛軍作戰之後，紅軍在新疆地區的影響急劇上升，在新疆發動革命問題被一些人提上了日程。

　　1919年秋，俄共全俄執行委員會和俄聯邦人民委員會向突厥斯坦派遣一個全權委員會（後來改為俄共〈布〉中央中亞局），從1920年7月起，絕大部分國際關係問題，其中包括對新疆關係問題都要經過該委員會（中亞局）討論。在討論中，該局成員、國際執委會東方部負責人亞.魯祖塔克正式提出了在中國新疆建立喀什和準噶爾蘇維埃共和國的建議，並將該建議提交1921年6月4日舉行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進行討論。當時任外交人民委員的契切林堅決反對這個建議，列寧也支持契切林的意見，魯祖塔克的提議被否決了。12但是國際的實際工作人員仍然試圖將他們的想法付諸實施。而且，魯祖塔克不乏支持者。1922蘇俄駐新疆商務代表卡讚斯基（舊譯作喀讚斯克依）就是一個激進的“世界革命”的鼓吹者。以致契切林不斷指示外交人民委員部在中亞的工作人員進行調查，並提出切實的報告。這些在中亞和新疆的工作人員了解實際情況，他們認為在新疆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是異想天開。被外交人民委員部和外貿人民委員部授予全權的聯合特別委員會（當時設在在喀什，負責與新疆當局進行外貿談判）的報告中特別指出，雖然在喀什舉行武裝起義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然而，“引發這一暴動有多麽容易，將這種自發的社會力量引入相應的軌道就有多麽困難。喀什的居民極其蒙昧，並仇視與‘異教徒’有關的一切事物。他們還處於宗法氏族階段，剛剛出現西方意義上的社會政治分層的苗頭。因此，對盡人皆知的‘階級意識’格格不入。勿需成為先知就可預言，泛突厥主義者的民族革命浪潮衝擊的不僅是漢人，還會衝擊到我們。”由此，報告得出結論說：“目前我們不應向著喀什的穆斯林群眾，而應向著他們的奴役者漢人。我們應在一段時間裏停止任何形式的使喀什人發動革命的嚐試，我們的行為在中國人看來應該是奉公守法的。”13對有人想將新疆從中國分割出去的想法，駐中國新疆地區的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全權代表C.納措夫予以堅決駁斥。他在給國際的報告中說：“破壞中國完整的運動將給協約國以口實，實現其將中國置於國際監督之下的夙願，這意味著中國徹底地被國際資本奴役。”其二，納措夫認為，新疆超前的、無組織的武裝鬥爭“勢必使我方冒提供切實的武裝援助之風險，可能會有損於我們在全中國範圍內的外交工作：因為國際外交界無疑會利用類似的機會在中國公眾中進行反蘇宣傳。”14以上為數眾多的報告，特別是類似於上引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和外貿人民委員部的報告和納措夫的報告對蘇聯最高領導人做出對新疆的決 策起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麵，從十月革命勝利時起，中國新疆當局的領導人都堅持執行對蘇聯的友好政策，也為蘇聯最高領導保持與新疆的穩定的關係創造了條件。1927年2月1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聽取了澤連斯基和卡拉漢（當時任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副人民委員，負責對華事務）的報告後，就在新疆開展革命工作問題做出了“特別決定”，結束了關於是否在新疆舉行革命的爭論。決定說：

　　“1、未與聯共（布）中央中亞局具體商定人選，國際執委會東方部不得派出維吾爾族工作人員。2、建議國家政治保安總局采取措施取締武器交易並防止維吾爾族武裝人員穿越我國國界進入新疆。3、建議中亞局和哈薩克邊區黨委重新審查維吾爾族分部（由維吾爾族黨員組成的俄共基層組織）的組織人員構成，不允許參與新疆維吾爾運動的人員從事這項工作。4、責成貿易人民委員部吸收中亞團體參與製定活躍和加強蘇聯與新疆的經濟聯係的措施。5、認為促使新疆或該省的一部分脫離中國的任何活動或鼓動都是極為有害的和不能容許的。”15從此 ，維族聯共（布）黨員和維族紅軍軍人以及蘇聯武器彈藥一律禁止進入新疆，國際在新疆的活動受到嚴格限製，蘇聯對新疆的貿易更加順暢的發展（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據新疆方麵的投訴，責令蘇聯外貿部門，改變拖拉對新疆供貨，扣押新疆商人的貨物等違規做法），至於關於鼓吹新疆獨立等割裂新疆宣傳，更受到嚴格禁止。

　　這次政治局會議的決定，使蘇聯對新疆的基本政策穩定了下來。經過實踐中的充實發展，這一基本政策的主要內容可概括為以下幾點：1、不搞新疆獨立，維護中國領土完整；2、不管新疆政治、經濟、社會製度如何，都與新疆省政權打交道（“向著漢人” ），不與地方民族勢力打交道（“不向著穆斯林” ）；3、隻要新疆地方政權不反蘇，執行對蘇友好睦鄰政策，就積極與其發展經貿關係，支持這個政權存在。由於蘇聯多年堅持，於是這些內容形成了蘇聯對新疆的傳統政策。

　　統治新疆的中國軍閥們也深明蘇聯對新疆政策的奧妙。從楊增新時代（1912---1928）起，金樹仁、盛世才等新疆統治者基本上執行兩大政策：對內，承認中央政府，不打獨立旗號，以取得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亦即取得統治新疆各族人民的合法性；同時盡量排斥中央勢力進入新疆，保持新疆半獨立狀態，以維持其獨裁統治。對外，亦即對蘇聯實行親善友好的政策，以取得蘇聯在政治上的支持和經濟上的援助，維持新疆社會生活的正常運轉。這樣，新疆當局與蘇聯就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依存關係——蘇聯為中亞地區的穩定需要新疆局勢穩定，新疆當局要維持自己的統治，就必須穩定新疆局勢，而要穩定新疆局勢，就必須執行對蘇友好政策。正是這種相互依存關係，使蘇聯對新疆的傳統政策經受住了幾次嚴峻考驗。

　　第一次考驗是發生在20年代末中蘇關係全麵危機時期。1928年蔣介石取得全國政權。他的上台，與蘇聯在北伐戰爭中對國民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全麵支援是分不開的。但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屠殺黨，驅逐蘇聯顧問，斷絕與蘇聯的一切聯係。但當時的新疆省長兼督軍楊增新不顧中央的命令，堅持維持對蘇友好政策。蘇聯也沒有以中國中央政府的對蘇聯的態度而改變其對新疆的政策，即使是在1929年中東路事件白熱化階段，蘇聯駐新疆的所有外事機構，都收到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命令：蘇聯對新疆關係要“維持原狀”。蘇聯有關機構嚴格遵守命令。這樣，在中國中央政府處於對蘇關係極度惡化的情況下，而在新疆一隅卻維持著同蘇聯的友好關係。這次考驗說明，隻要蘇聯在新疆的特殊利益得到維護，它並不理會中國中央政府對其態度如何，照樣維持與新疆的傳統關係。

　　第二次考驗，也是最嚴峻的考驗，是1931年新疆發生的哈密事變，和由此引發的泛突厥主義的大泛濫——喀什成立了一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當時各族人民武裝起義的烽火幾乎遍及全疆，起義者曾控製了新疆80%的土地。由於蘇聯一直宣傳自己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天然盟友，新疆起義各族與蘇聯中亞地區各族又大多屬於同一個民族，一些起義者很自然地把乞援的目光投向了蘇聯，要求蘇聯給予實際的援助。起義領導人之一、曾留學蘇聯、並與國際有密切接觸的尼紮梅金就曾向蘇聯駐喀什總領館提出從蘇聯購買武器的請求，但遭到斷然拒絕。18當時，正如在20年代所發生的情況那樣，聯共（布）和國際的一些思想激進的負責幹部，特別積極地要求蘇聯當局站在起義者一邊，就勢在新疆推進社會主義革命。1931年9月駐塔什幹國際代表多爾夫通知國際東方書記處說：聯共（布）中亞局書記鮑曼認為，新疆的起義“具有民族解放運動的性質”，“因此我們應當幫助這次運動，應在新疆開展積極的革命工作”，鮑曼還指出，“軍事工作者和國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員堅定不移地反對幫助漢人鎮壓起義”。19國際東方書記處還向國際政治委員會提交報告，建議在新疆和甘肅開展革命工作，並依靠農民和城市勞動者建立革命黨。

　　當時所有的情報都證明新疆政權已不堪一擊，是支持搖搖欲墜的新疆現政權，還是支持起義者，蘇聯最高決策者在密切觀察局勢的發展。要求蘇聯支持維吾爾等新疆起義者的請求紛至遝來。但與此同時，由新疆起義激發起來的反蘇洪水也開始大肆泛濫。插進起義隊伍中的馬仲英一下子成了在新疆叱吒風雲的人物，而其背後的支持者就是日本，而英國則在喀什大肆活動。英國和日本特務在南、北疆興風作浪，在新疆掀起了“泛突厥運動”的洪流。在宗教外衣的掩護下封建上層開始投入帝國主義的懷抱，起義者中“親英的南方集團”和“親日的北方集團”成為西方刊物司空見慣的術語。蘇聯工農紅軍情報處給政府的報告說：“起義運動的繼續發展可能導致中國在新疆的統治壽終正寢和穆斯林國家建立的嚐試。同時必須指出，這種嚐試不可避免地導致爭取自治的漫長的民族鬥爭（哈薩克、蒙古、柯爾克孜、回、維吾爾族之間的鬥爭），同時也不排除維吾爾人內部在和田與喀什之間爭取自治的鬥爭。類似的情況會被英國人廣泛利用，以擴大其在喀什的影響，消除我們對新疆經濟影響的優勢地位，並對我國邊境構成威脅。”這份報告引起了蘇聯最高決策者的高度警惕。

　　所謂對蘇聯邊境構成威脅的勢力主要是指“移民”。俄國內戰期間逃到新疆的白衛軍和巴斯馬赤分子混進了起義隊伍，與新疆起義者建立起密切的聯係，同時與他們在蘇聯境內的親友保持著秘密接觸，並慫恿他們向新疆遷移。當時中亞地區的農民正飽嚐強行推行的“農業集體化”之苦，於是紛紛向新疆逃來，因為據說在新疆起義後的同胞已經掌握了大權，成了主人。據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駐中亞代表的報告，僅1933年一年，從蘇聯中亞移到喀什的吉爾吉斯移民（柯爾克孜人）就有60000人。中亞一些著名的移民活動分子也混雜在移民中來到喀什。紅軍情報處的報告預計：由於食品短缺，“巴斯馬赤分子和民族反革命分子可能加緊活動，從喀什對我（蘇聯）領土進行偷襲。而移民與我境內千絲萬縷的聯係將激化移民情緒，在巴斯馬赤隊伍進入我境內時為其擴充勢力奠定基礎。”

　　最使蘇聯不安的是，1933年11月12日，在英國庇護下的沙比提大毛拉和穆罕默德.伊敏在喀什策劃成立了一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宣布該共和國為“永久民主共和國”。 1931年在蘇聯中亞地區搞反蘇暴動的“泛突厥主義”分子吉爾吉斯人加納伯克和烏茲別克人色提瓦爾江等麇集喀什，借助英國和日本勢力，串通流亡到柏林、喀布爾、安卡拉等地的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的反蘇分子，欲以新疆為跳板，重返中亞，繼續進行反蘇活動。他們與巴斯馬赤分子沆瀣一氣，大肆煽動蘇聯中亞地區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向喀什移民，其實質就是為了糾合反蘇人馬。“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後，加納伯克一夥又成為沙比提大毛拉政權的依靠對象。很顯然，任新疆局勢發展下去，蘇聯中亞地區很快就會卷入民族大動亂的旋渦。

　　鑒於以上情況，蘇聯決策者不理會激進派的各種反對意見，對新疆省當局逐步給予支持，以免其在起義烽火中徹底崩潰。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於1931年8月5日決定向新疆出售兩架飛機，飛機及兩名飛行員和機械師很快被派往新疆；231932年6月23日又確認總價值為200705美元的軍火交易，按規定，蘇聯總共向新疆供應8架飛機，還有空投炸彈、大炮、汽油等武器和戰略物資。24在新疆省政權岌岌可危的關鍵時刻，蘇聯又毅然決定答應盛世才的請求，派出紅軍，全力支持他平息了新疆的民族動亂。

　　蘇聯決定支持盛世才，引起世界革命派的激烈反對。國際上書聯共（布）中央，羅列了不能支持盛世才的各種理由，指出：雖然穆斯林人民運動的首領中有封建主，“但卻不能改變其民族解放運動的性質”。而我們對新疆反動軍閥的武裝援助並不能改變他們對我們的敵視態度，“借助於我們的武器，及隨之而來的對維吾爾和其它民族的血腥鎮壓，不能不給整個民族解放運動造成傷害，並促使反革命勢力的更大聯合和擴大新疆的反蘇基礎。因此我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援助新疆政府鎮壓新疆維吾爾人起義是不適宜的。”就意識形態原則而言，國際不無一定道理。但蘇聯決策者這時並不考慮意識形態原則，而是蘇聯現實的國家利益，並沒有取消支持盛世才的決定。這次考驗證明，蘇聯對新疆的傳統政策是以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為前提的，甚至是超越意識形態之上的。

　　蘇聯出武器和軍隊打敗馬仲英，將盛世才扶上了台，又說服哈密起義領導人和加尼牙孜參加盛世才政府，平息了自哈密起義以來的新疆動亂。盛世才執行親蘇親共政策，新疆生產、建設和社會生活都取得明顯進步。盛世才本人還加入了聯共（布），並兩次提出新疆作為新的加盟共和國與蘇聯合並；以至莫洛托夫不得不在第七屆全蘇維埃聯盟代表大會上宣告：蘇聯“絕對維護包括新疆在內的中國全部領土的獨立、完整和主權”。26可以說，蘇聯對新疆的務實政策在盛世才時期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但是，也正是在盛世才時代這一政策遭到了徹底失敗。盛世才“倒戈”正是蘇聯抗擊法西斯德國最艱苦時刻。當時高加索地區有幾萬穆斯林與希特勒合作，甚至有許多人還加入了德國的“東征軍”，極大地影響了蘇聯中亞地區的穩定。盛世才在這一關鍵時刻“倒戈”無異於在蘇聯的側肋上紮了一刀，造成了蘇聯十分被動的局麵。

　　盛世才的“叛賣”證明意識形態派那一通“階級分析”是對的，使蘇聯領導人不得不考慮激進派的意見，從而導致了蘇聯對新疆傳統政策的中止。斯大林與蘇聯其他決策者們從盛世才身上得出的基本教訓是：“再也不能依靠統治新疆的漢族軍閥，也不能指望那些民族領袖們，他們與帝國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帝國主義的金錢要比真主實際得多。”於是蘇聯轉而依靠新疆、特別是與蘇聯交界的三區真正的革命者，他們大多來自窮苦的農牧民家庭，而農牧民們受著國民黨和民族上層的“雙重壓迫，隻有依靠他們才能在我們（蘇聯中亞）邊界築起一道長城（安全屏障）”。這段話是蘇聯駐迪化領事對一位著名的新疆進步人士透露的機密。它道出了蘇聯支持三區革命策略的核心——在支持革命的過程中貫徹階級路線，事實上在整個革命過程中蘇聯正是循著這條階級路線走的，蘇聯支持三區革命者，發動了以伊寧為中心的三區革命，對新疆采取了與以往完全不同的策略——從傳統的務實政策轉移到意識形態派所主張的激進政策上來。但這時蘇聯仍然沒有使新疆“獨立”出去的思想，僅僅是企圖由新疆原住民族建立一個新疆自治政權，能與蘇聯保持長期穩定的友好關係，保持蘇聯對新疆的政治經濟的優越地位。這是蘇聯最高決策層在1944年5月初定下來的原則，新疆“解放組織”所發布的政策宣言也證實了這一點（關於蘇聯對新疆的戰略要求需要轉文論述）。

　　可是，隨著“東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國”的出現，30年代哈密起義後所發生的一些險象一下子全露出了苗頭。桀驁不馴的艾力汗吐烈一夥人極力將革命拉向斜路，而新疆移民像潮水般地向中亞地區湧來（與30年代不同，不是蘇聯中亞移民流向新疆，而是新疆移民湧向中亞）,僅此一項就給蘇聯中亞地區造成巨大損失，更不用說這個新出現的“伊斯蘭國家”——“東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國”，不僅破壞中國領土和民族的統一，而且也對中亞幾個加盟共和國的政治和社會穩定造成了重大衝擊。十分清楚，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是對中蘇兩國的共同威脅，而作為蘇聯支持伊寧暴動的結果恰恰是出現了泛伊斯蘭主義者掌權的“國家”——“東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內在相互矛盾的怪圈：蘇聯為打掉新疆的反蘇政權而發動革命暴動，而為動員廣大居民投入暴動行列就得依靠伊斯蘭教會，而依靠伊斯蘭教會就無法遏止泛伊斯蘭主義勢力的抬頭，使新疆出現一個“獨立的伊斯蘭國家”，這個國家反過來又威脅到蘇聯中亞地區的安全。這樣一來，“東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國”的出現就成為蘇聯考慮重新回到對新疆傳統政策上來的一個決定因素，正是這一決定因素促使蘇聯決策者走出了怪圈——主導三區革命領導人與。

　　以上情況表明，消除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的威脅是貫穿蘇聯對新疆政策始終的一條主線。這一威脅既來自包括新疆在內的蘇聯外部，也來自蘇聯的內部（中亞地區），最危險的情況是內外結合。中國新疆穩定與否，都對蘇聯中亞地區有直接影響。同樣，中亞地區是否安全與穩定，也直接影響著新疆。實際上正是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的共同威脅使中蘇兩國有了切合點，和平解決了新疆問題。今天蘇聯已經解體，幾個中亞加盟共和國都各自成為獨立國家，但作為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相結合的產物——民族分裂主義依然存在，依然威脅著中亞國家和中國新疆地區的安全和穩定。今天的“東突”，就是曆史上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發展的極端——“恐怖主義”。我們重溫蘇聯對新疆務實政策的曆史，不能說沒有現實意義。

　　今天看來，三區革命盡管有著其革命性，反對當時國民政府統治的一麵，但更體現了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思想泛濫的結果，其直接目的，是想將在新疆挑起民族矛盾，建立伊斯蘭主義和突厥主義的國家，將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這一點現在看得越來越清楚了。



摘自〈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疆三區革命大事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