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時期的德國科學家(組圖)

18世紀末、19世紀初，科學開始在德國形成以高等教育為主的科學研究體係，科學研究逐漸變成一種職業，一大批科學家開始湧現，世界科學中心從法國轉移到德國。此時的德國，現代科研組織結構基本定型：大學建立起了自己由教授、研究生和輔助人員組成的研究隊伍和具有專門化的設備儀器的現代實驗室；科學家和工程師在工業實驗室裏從事科學應用於生產的工作；政府科研機構和非營利機構也已經出現。

　　但是，納粹政府的上台對德國的科學產生了極大的破壞作用，使德國科學的繁榮進入了一段低潮時期。



1、納粹統治下科學的遭遇與後果


　　納粹對科學的幹預是從反對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開始的。1933年，希特勒登上德國總理寶座，政治勢力開始公開介人反相對論運動。愛因斯坦被納粹分子看成是“世界觀非常之惡劣”的“共產主義分子”、“猶大國際主義”分子，不僅如此，納粹衝鋒隊還闖進愛因斯坦在柏林的住宅，並洗劫一空，以後又乘機查封了他在卡普特的別墅.1933年4月l日，納粹頭目宣傳部長戈培爾在他的宣傳講話中，破口大罵愛因斯坦。1933年5月10日午夜，納粹右派學生將幾萬冊圖書付之一炬，其中包括大量愛因斯坦的著作。

　　在這一時期的德國，對本國科學最直接的有害影響來自於納粹政府的政治極權主義。借助於這種反動的社會政治勢力，納粹黨徒打著反對偽科學的旗號，破壞、歪曲科學的基本原則，踐踏科學的基本精神，把相對論物理學和現代原子物理學貶斥為“猶太科學”，使這些代表物理學最新進展的學科很快人去樓空、瀕臨崩潰的邊緣；把德國的大學很快就置於納粹黨徒的政治控製之下，使曾經讓德國引以自豪、讓世界稱慕的德國大學聲名掃地。他們對理論科學家似乎有一種特別的不信任感，大學中不僅有許多“非雅利安”的教授被開除，而且其餘的人也是根據他們對納粹黨的忠誠程度而不是根據他們的科學成就和學術能力來任用選擇。結果使得學術騙子們竟能與有才能的科學家競爭並占有研究資金和設備，政治權威可以隨意踐踏通過科學研究獲得的並且經由科學同行確認的知識成果。

　　從1935年開始，科學家們參加國內外的任何科學會議，都要經過設在德國宣傳部的一個名為科學會議中心的專門機構的批準。當要派遣一個代表團到德國以外的國家或地區參加會議時，宣傳部就來指定一位“領導”，對這樣的領導的選擇標準同樣是根據他作為納粹黨之成員的忠誠和可靠性；自1939年起，所有的博士學位科學論文都必須提交給官方的納粹審查官去審定。

　　1933～1940年間離開德國的並先後榮獲過諾貝爾獎的科學家


姓名         領域       獲獎年       離開年      出生國 
愛因斯坦 物理學    1921          1933          德國 
弗蘭克                     1925          1933          德國 
薛定諤                     1933          1935          奧地利 
赫斯※                      1936          1938          德國 
斯特恩                     1943          1938          瑞典 
布洛赫                     1952          1933          德國 
玻恩                         1954          1933          匈牙利 
邁耶                         1963          1933          德國 
貝特                         1967          1933          匈牙利 
加博爾                     1971          1933          德國 
哈伯          化學       1918          1933          荷蘭 
德拜※                      1936          1940          匈牙利 
海韋希                     1943          1934          德國 
赫茲伯格※              1971          1935          德國 
邁爾霍夫   醫學      1922          1938          德國 
勒韋                         1936          1938          德國 
錢恩                         1945          1933          德國 
克雷布斯                 1953          1933          德國 
德爾布呂克※          1969          1937          德國 


　　※不是猶太人，赫斯和赫茲伯格的妻子是猶太人。

　　資料來源：Alan D.Beyerchen, Scientists under Hitl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在殘酷的政治鬥爭和迫害運動麵前，科學家的行為也表現出一些差異。有的科學家公開地或者私下地抗議，有的科學家辭職或者移居國外，有的科學家留下來巧妙地應對政府，有的科學家與納粹同流合汙，不同的科學家選擇了不同的道路[1]。



2、弗蘭克與玻恩：哥廷根的辭職者 


　　弗蘭克作為一個科學家，因他的友善、正直、頗具深刻的原則感的天才性科學家而倍受稱讚。戰爭開始時，他曾放下研究工作，充當誌願者到前線戰鬥。1933年春，納粹在柏林加緊了行動，當愛因斯坦從普魯士研究院辭職後研究院的答複不是挽留而是粗暴無理，弗蘭克感到自己應該有所行動，德國學生的“反對非德國精神”**強化了他的義憤，使他走出了勇敢的、孤獨的一步：他決定用辭職來抗議政府的納粹行為。

　　他起草了兩份抗議文件。一份是給普魯士教育部部長的信，信中簡單地寫道：“我請求辭去哥廷根大學教授和第二物理研究所所長職務。考慮到政府對德國猶太人的態度，這一決定是發自我內心的需要。” 

　　另一份是給教區負責人的，送到了哥廷根日報去公開發表。報紙刊登了部分內容：“我已經請求我的上級主管辭去我的職務，我將會在德國繼續我的科研工作。在自己的國家我們猶太後裔被認為是外來者或者敵人，這就要求我們的孩子生活在他們不允許證明自己是德國人的意識之中。任何一個入伍參戰的人被允許不被驅逐，但我拒絕這種特權。……”

　　很多朋友勸說弗蘭克最好不要辭職，畢竟心急吃不了熱豆腐。他們認為事情可能不會像他想象的那樣壞。

　　這個時候他還沒有打算離開德國。柏林物理學領導人普朗克、馮勞厄鼓勵他留下來。因為能斯特即將退休，他可以接任能斯特的柏林物理教授職位；哈伯也告訴他可以接任凱撒·威廉物理研究所所長的職位。1932年末，他是柏林教授職位的主要候選人，並和教育部有過一次初步的麵談，隻不過因為政治劇變暫時中斷了。這一切都表明弗蘭克至少可以繼續留在德國從事他的科學事業。

　　可是隨著他的抗議信公開，謠言便緊接著在哥廷根流傳：弗蘭克和他的同黨密謀阻止國家的革命，他的抗議實際上是煽動反對德國的宣傳。大學裏42個教員簽名譴責弗蘭克。他們控告弗蘭克的辭職聲明的目的是吸引外國和國內政治勢力以形成新的政權，並呼籲政府促進認識清洗措施的必要性。

　　與弗蘭克不同的是，玻恩基本上沒有猶豫就決定離開德國。其原因可以追溯到他的個性、健康和魏瑪時期的一些事件。盡管玻恩力圖遠離一些時代節拍，但他仍是敏感的。玻恩表明在他的政治觀點和人類關係的態度上，他與愛因斯坦是一致的。在個性上，玻恩是高尚的、矜持的和負責的，相信“知識是冷靜的殿堂”。在早些時候，玻恩也一直站在愛因斯坦一邊，公開支持愛因斯坦反對那些反對相對論的反猶分子。另外，玻恩的健康狀況也極其糟糕，頭疼和哮喘一直在折磨他。1928年到1929年，他因為神經衰弱被迫中斷了科學活動。他曾住進一家療養院，剛開始他還能強迫自己呆在床上，可是別的病人除了希特勒和反猶活動之外幾乎不談別的話題，使得他隻好離開醫院回家。

　　盡管玻恩也曾有過留在他的職位上簡單考慮，但一旦決定辭職，就沒有動搖過。他從未打算回到納粹德國，也沒有為留在哥廷根而戰鬥。玻恩開始設法在國外尋找一個他能繼續從事科學工作的職位。對一個如此知名的科學家來說，即使是在不景氣的學校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1933年7月，玻恩到了劍橋。而對那些沒什麽知名度的科學家來言，移居國外的前途是暗淡的。愛因斯坦曾在給玻恩的信中寫到：“一想起那些年輕人，我就心疼。”

3、普朗克與馮·勞厄：德國科學的堅守者 

　　當納粹對猶太科學家和德國科學進行摧殘時，作為德高望重的德國科學家普朗克和馮·勞厄沒有選擇離開，而是借助於合作鬥爭盡力作工作，通過官方渠道去阻止、延遲或者取消對重要的科學家的解雇命令，以便讓他們盡可能多地居留在的國際性正常的科學活動。

　　普朗克是政治與科學之間的斡旋者。在納粹最初掌權的日子，普朗克也曾想離開自己的職位，畢竟自己年事已高，但強烈的責任感使他留下來。1933年希特勒成為國家元首時，普朗克在德國的科學機構裏擔任兩個重要職務：科學院秘書和威廉物理學會主席。這兩個組織都是需要政府讚助的，所以他對新的政權有所妥協。他曾和希特勒有過一個會麵，力圖使希特勒相信強迫猶太人移民會扼殺德國的科學，而希特勒給了他一個糟糕的回答：“我們一點也不反對猶太人，相反我們保護他們。”感到無力直接對抗政府，他要求自己並盡量說服別的科學家特別是年輕科學家盡量不要和政府發生衝突。

　　作為普魯士科學院的秘書，普朗克要考慮的是科學院的命運，科學院作為一個研究機構能否存在要比某一個人的命運重要的多。作為威廉皇家學會的主席，普朗克通過與政權表麵結盟的方式保護了學會。學會接納納粹分自己呢理事會，懸掛納粹黨徽，在正式場合向希特勒敬禮。他學會了在演講台說“嗨，希特勒”，盡管非常不情願。

　　通過一係列幕後的努力，普朗克不僅幫助了和保護了一些猶太科學家繼續留在德國工作（如邁特納），使一些德國年輕的優秀科學家留在德國和他一起與納粹政府周旋（如海森堡）；也阻止了更多的納粹分子進入科學院和學會（與一些大學和其他組織不一樣，威廉皇家學會一直沒有被政府控製），使學會的大多數研究機構在納粹掌權的早期沒有受到大的幹擾；而且還在1938年建立起了威廉皇家物理研究所。

 
　　與普朗克不同，馮·勞厄（M.T.F.Von Laue,1979-1960）是一個典型的不合作者。1933年9月的德國物理年會上，他把德國納粹政府對待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行為比喻為中世紀宗教裁判所對伽利略的審判，發言結尾時他用意大利語說除了伽利略臨終時的話：“地球仍在轉動。”1934年哈伯（1918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1933年離開德國去了瑞士）因心髒病去世，勞厄公開發表了悼詞，頌揚了哈伯的品質和對國家的忠誠，哀悼哈伯的去世是德國物理的損失。勞厄的這些言辭實際上是對普魯士教育部的公開譴責。

　　迫於政治上的壓力，普朗克等人曾謹慎地提議施塔克為普魯士科學院院士。這個提議遭到了勞厄的強烈反對，認為斯塔克的加入將使科學院在國內變成沒有價值的機構，在國外成為被恥笑的對象。勞厄的反對使得施塔克沒有如願以償。作為報複，施塔克解除了勞厄擔任了10多年的帝國研究所的顧問職務。

　　表明公開的態度後，他私下采取的是與普朗克不同的行動。他常寫信向國外同行求援，希望給自己的同事尋找職位，或者通過別的渠道獲得者方麵的信息。1937年他把兒子送到美國求學以免受納粹的影響。

　　勞厄認為自己留在德國有幾個原因。一是他不希望占據那些比他境遇差的人急需的國外職位；更重要的是“留下來等到第三帝國垮台後可以很快地重建德國文化”；還有一個原因是“憎恨納粹所以必須靠近他們”。

　　作為獨立精神象征的勞厄戰後參加了審判納粹的作證，幫助了德國科研組織的新生，負責了帝國物理技術研究院的重建。

4、勒納德與斯塔克：希特勒的跟隨者


 
　　菲利普·勒納德（P.E.A.Lenard,1862-1947）

出生在捷克的普雷斯布格，曾先後在布達佩斯大學和維也納大學學習，獲得了哲學博士和工程學博士學位。勒納德發現了陰極射線透射到極前的管外空間中，使放在那裏的熒光屏產生了光效應。勒納德也因此而獲得了1905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陰極射線也被稱為“勒納德光”。

 
　　約翰內斯·斯塔克(J.Stark,1847-1957)

出生在德國的西克肯豪夫。斯塔克在物理學的多方麵都有貢獻。首先他在放電管的研究中取得了重大成果。1908年，他提出了原子的電子模型，認為化學鍵是由於電子共享引起的。1913年，斯塔克把極隧現象置入一個強電場中，從而在電場中找到了人們長期以來試圖尋找的複雜效應：氫原子光譜線的分裂。後來該效應被命名為斯塔克效應。斯塔克由於發現了極隧射線中的多普勒效應和譜線在電場中的分裂，獲得了1919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勒納德和斯塔克的政治生涯是從反對愛因斯坦開始的。最初他們對愛因斯坦還是抱有好感。1909年，勒納德在給愛因斯坦的信中稱愛因斯坦是一個有深刻頭腦的思想家。斯塔克在1907年曾邀請愛因斯坦在他主持的《電子與輻射年鑒》中寫了介紹狹義相對論的文章。斯塔克還曾邀請比他小5歲的愛因斯坦去作他的助教。

　　但是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的進行，政治立場在科學家之間迅速建立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在大戰期間勒納德變成了一個狂熱的沙文主義者，他在93名知識分子的《文明世界的宣言》中簽了名，並且對宣言中的愚蠢準則身體力行。有一次，俄國著名物理學家約飛路過海德堡想要拜訪他，竟被他傲慢無理地拒之門外。此外勒納德還認為，不少英國、法國的科學成果都是剽竊他們德國人的，因此他要把電流強度的單位由安培（法國人）改成韋伯（德國人）。另外，勒納德還利用自己的實驗室研製軍事設備。戰爭失敗又使他遷怒於和平主義者和猶太人，這種情緒燃起了他對愛因斯坦的怒火。他認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英國人吹捧起來的。這種沙文主義的狂熱在勒納德心中不斷擴展開來，惡性膨脹，竟致把愛因斯坦的成就視為是自己科學事業的障礙。勒納德從1919年開始權力鼓吹建立一種德國物理學，一種沒有猶太理論汙染的德國物理學，並試圖通過新的政治力量達到改寫德國物理學的目的。

　　1929年，勒納德出版了《偉大的自然探索者》一書，書中以奧地利物理學家哈森內爾（Hasenohri）發現的關於光能的公式代替愛因斯坦的質能關係式E＝mc2，全然不顧科學界最起碼的準則，挖空心思地極力貶損愛因斯坦的科學成就。1936年到1937年，勒納德發表了四卷本著作《德意誌物理學》，把民族主義、沙文主義注入到物理學中，和“猶太人物理學”對抗。

　　斯塔克在由他主辦的《電子與輻射年鑒》中，拒絕刊登談論科學國際性的文章。1922年6月，斯塔克出版《德國物理學的危機》一書，書中攻擊相對論和“玻爾一索未菲量子理論”有害於德國的實驗工作。

　　施塔克與勒納德有所不同，勒納德僅滿足於按照雅利安模式重寫物理史，而施塔克則力圖實際控製整個德國物理界。施塔克曾一度放棄科學研究，在德國北部創辦了一個瓷器工廠，但沒有成功。他試圖重返學術生活，也沒有成功。因為他變得比較極端，把量子理論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斥為猶太科學的產物，普遍不得人心。到1928年先後他先後遭到6所德國大學的拒絕。這一切使得施塔克的權力欲望更加強烈。1933年，他雖然被普魯士科學院拒絕，但卻成功地當上了帝國物理技術研究所所長，並試圖以這個研究所為權力基地，控製德國物理學。

　　但是他們在政治上是幼稚的，選擇錯了支持者。當希特勒上台後，其國家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主張都發生變化，而他們的早期支持者在政治權利鬥爭中固守原來的政治信念，結果輸給了海默爾和戈培爾，因此盡管他們仍然效忠希特勒，但仍然被政治無情地拋棄了。施塔克想控製德國物理學的企圖導致了他與教育部官僚政客的衝突，他們看到他過於剛愎自用和管理上的無能，對他們沒有多大用處，因此強迫他1939年辭職。

　　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以德國的徹底失敗而告終。德國戰敗兩年後，勒納德死去，斯塔克被德國軍事法庭判處4年苦獄。

5、民族主義與政治對科學的影響


　　德國科學家的民族主義情緒有其特定的文化曆史原因，主要是源於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當時，相當多的一部分德國人特別是德國統治階級自認為由於戰敗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蒙受民族屈辱，從而滋長了民族主義情緒，其中反英情緒尤為強烈，這種情緒也波及到科學界，許多德國科學家因為受政治因素的影響而主張在科學活動中以民族主義代替科學固有的標準，這樣的作法受到了本國政治勢力的讚賞和社會公眾的支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不久的1914年4月，德國的93個著名科學家、藝術家、牧師就聯合簽名發表了所謂《文明世界的宣言》。他們譴責英國和法國科學家的剽竊行為，聲稱許多科學發現是德國科學家首先發現的，隻是沒有在國外得到承認而已。這個宣言為德國皇帝歌功頌德，為德國的侵略戰爭進行辯解，宣稱全世界人都應該接受“真正德國精神”，是一份不折不扣的沙文主義宣言。在這個宣言上簽名的人幾乎包括了當時德國科學文化界的所有名流，甚至連普朗克、倫琴、奧斯特瓦爾德等著名科學家也在其列。不過，不久普朗克等多數科學家對自己的這些過激行為表示了後悔。

　　納粹期間大多數科學家不再有那麽狂熱的民族情緒，他們關心的是如何防止政治的對科學的侵入而保持科學的自治，因此他們很多人既不是反對納粹的，也不是讚成納粹的，他們隻是謀求在專業領域裏的獨立。

　　盡管科學已成為一種高度社會性的活動，個人也許可以暫時與遠離政治，但科學家共同體的研究環境、基金資助、論文發表以及對理論接受與否的價值判斷等不能不受社會思潮和意識形態的影響。科學在受到政治幹擾後，不同的德國科學家用不同的形式表現與政治的牽連。不管是沉默、離開還是抗議，都是科學家謀求獨立的一種可行的方式。人們在讚揚愛因斯坦、弗蘭克等科學家毅然決然地離開德國與納粹統治決裂的態度，也讚揚馮·勞厄、哈恩等科學家強烈的反叛的精神，還為普朗克和海森伯等科學家在不斷鬥爭與大量妥協中表現出的責任感表示欽佩。1934年1月著名的化學家、反法西斯主義者、逃亡到瑞士的哈伯逝世在瑞士去世。1935年普朗克決定在柏林召開哈伯逝世1周年的紀念大會。盡管政府正式禁止德國各大學的教授們和德國化學學會的會員組織和參加這樣的紀念會，但普朗克堅持舉行了這個紀念會，很多科學家也參加了會議。這種公開的活動實際上表明了普朗克的反法西斯的精神以及德國科學家的人道主義精神並沒有喪失。1934年1月著名的化學家、反法西斯主義者、逃亡到瑞士的哈伯逝世在瑞士去世。1935年普朗克決定在柏林召開哈伯逝世1周年的紀念大會。盡管政府正式禁止德國各大學的教授們和德國化學學會的會員組織和參加這樣的紀念會，但普朗克堅持舉行了這個紀念會，很多的科學家也參了會。這種公開的活動實際上表明了普朗克的反法西斯的精神以及德國科學家的人道主義精神並沒有喪失。

　　還有一個人們關心的問題是，為什麽兩個著名的實驗物理學家在納粹期間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作為一個科學家，斯塔克為自己的反猶精神尋找了科學研究方法的理由。他認為物理領域的科學家存在著分為兩種完全對立的心理類型：實用主義精神和教條主義精神。他認為物理學需要的是實用主義精神，即“把目光投向現象的，目的在於判明主宰著已知現象的規律並且發現還沒有發現的新現象和物體。”他特別反對教條主義精神。他認為“教條主義的出發點主要是他們對從自己頭腦產生出來的觀念或者對符號之間的關係所下的專斷定義，賦予這些符號以概括的和物理學上的意義。”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薛定諤的波動力學都是教條主義精神的產物，因為相對論是以時空坐標或者微分的專斷定義為根據的，而薛定諤則通過物理數學奇巧的手法得出一個微分方程作為物理學的結果，然後薛定諤和他的支持者（玻恩、約爾丹、海森堡、索末菲）一起去尋找方程式中出現的函數的教條主義的物理學意義。斯塔克認為從伽利略和牛頓算起的當代物理學先驅幾乎都是雅利安人尤其是日耳曼人，實用主義精神最常見於日耳曼人，而教條主義學說的創始者都是猶太人的後裔。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施塔克拒不接受現代物理學，與主流科學背道而馳，結果也被當代科學共同體所拋棄，導致德國6所大學都不給他研究職位。他把方法論的差異與狹隘的民族主義結合起來，把報複心理與政治手段結合起來，一步一步走向了反對科學的極端。

　　勒納德是一個深受德國戰敗影響的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的兒子也在戰場上死亡，戰後通貨膨脹使他的全部積蓄喪失殆盡，這可能是勒納德從一個天才的實驗物理學家轉變成一個偏執的怪人的外因，而對英國的敵視和對愛因斯坦的嫉妒則是這種轉變的內因。勒納德在設備方麵幫助過X射線的發現者倫琴，他認為這種設備上的幫助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他還認為J.J.湯姆遜應用過他的一些研究成果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這些猜疑使他對英國科學家充滿敵視。勒納德在研究光電效應時提出過“觸發假說”，後來被愛因斯坦的量子假說所取代，愛因斯坦因此獲得1921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愛因斯坦的成名對於他自己在科學界的聲望構成了沉重的打擊，使勒納德產生了病態的嫉妒心。

6、幾點啟示


　　科學不可能完全獨立於政治，科學與政治有著密切的關係。科學和政治都是社會大係統中發生的社會現象。科學與政治有著本質的區別：科學屬生產力範疇，是人、社會和政治的一種工具；政治屬於生產關係範疇，是通過社會製度、國家政權、政策法令、政黨和政府的各種活動，處理民族關係、國際關係和進行軍事鬥爭等體現出來的一種無形力量。現代社會科學與政治的關係變得十分密切：政治需要科學，科學也要依靠政治。在政治上關心科學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有的出自實踐需要，有的由於意識形態的理由，也有的出於威望上的考慮。科學發展朝大科學方向發展，需要的經費與人力越來越多，也離不開政治力量的支持。科學是國家重要的戰略性資源，影響其綜合國力和競爭力，使得科學必須服從國家目標（特別是軍事的與經濟的），必然要受到政治的幹預。

　　科學與政治的過密結合會出現一些令人擔心的情況。例如，科學本身具有相對獨立的自主性，政治對科學的幹預往往會危及科學的這種自主性；科學與政治的結合可能使科學建製官僚科層化，從而破壞科學體係特有的運行機製；科學與政治的結合有可能使科學家成為權力的附屬品。社會政治勢力輕視科學或把科學置於過多的政治控製之下，把科學變成了政治運動，剝奪科學應有的自主性，破壞科學運行的道德秩序，肯定要付出科學停滯和退步的沉重代價。

　　科學上的民族主義也不能與科學的普遍主義相背離。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特殊的情感，是凝聚個人為本民族統一和強盛共同奮鬥的精神動力，因此它也能夠加快一個國家的科學進步過程。但是民族主義走道極端，就會造成思想的狹隘和盲目的自尊。科學上的普遍主義要求科學家尊重客觀的科學規律，不以民族、宗教信仰、政治麵貌等作為科學真理的判斷標準。在德國，科學與民族主義的結盟也加快了科學體製化的進程，促進了德國科學的發展。但是，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加劇了民族主義情感，希特勒上台後把民族主義推向了高潮，試圖以所謂的“雅利安科學”作為科學標準，民族主義成了德國科學進步的嚴重障礙。

　　納粹德國由於改變了那些對於科學進步最為基本的社會條件而大大地削弱了他們自己，這不僅是造成納粹在軍事科學競爭中的失敗和整個戰爭中的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且也導致了科學中心由德國轉移到了美國。

注：
　　1、本文關於德國科學家行為的基本事實主要參考了Alan D.Beyerchen著《Scientists under Hitl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