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迪克西”使團

當美國總統尼克鬆踏上中國的土地，中國和美國這兩位世界巨人之間的關係，才開始步入正確的軌道。然而，早在上個世紀的40年代，一些年輕有識的美國人就在中國黃土高原上延安的窯洞裏，向美國政府發出了報告，認為主宰中國命運的將是中國共產黨。

　　曆史不能重新來過，但當我們了解了那段曆史後仍然會情不自禁地假設：如果年輕觀察員的建議得到執行，也許第一位去中國與毛澤東和周恩來握手的美國總統該是艾森豪威爾甚至杜魯門了。美好的契機與人們擦肩而過，而曆史也因為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963天，幾乎就邁向了通途。事實上，是美國政府失去了他們在中國的機會……

　　□1944年7月22日，一架灰色的美軍C47運輸機從重慶起飛，向北方飛去，兩架美國陸軍第14航空隊的戰鬥機為這架運輸機護航。它們的目的地是中共首腦的所在地———延安。

　　運輸機上的乘客是美軍延安觀察組的第一批9名成員，他們代表美國軍方和政府，肩負著進駐延安、開辟與中國共產黨直接聯係通道的使命。

　　中午時分，這架美軍運輸機終於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運輸機在一條群山之間的黃土跑道上順利降落並開始滑行，為了給後麵那兩架護航的戰鬥機讓出跑道，運輸機在跑道盡頭轉了彎，不料飛機的左起落架陷進了跑道邊上的一個墳坑裏。

　　觀察組的職業軍人和職業外交官們很快穩定住自己的情緒，在組長包瑞德的帶領下走出飛機與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見麵。麵對周恩來的問候，包瑞德微笑著用流利的中國話引用了一句《論語》作為回答。他說，“傷人乎，不問馬。”意思是說沒有關係，人沒有受傷，這是最好的。

　　美國政府為什麽會在1944年跨越意識形態的巨大鴻溝，把這些“中國通”們派到延安來呢？大約4年前，日本陸軍在中國戰場上的優勢已不複存在，中日交戰雙方進入相持階段。日本海軍為打破戰爭僵局，徹底掃清南進路途上的障礙，在1941年12月7日偷襲了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第二天，美英等西方盟國對日宣戰，9日，中國政府也向日本正式宣戰，世界反法西斯戰線形成了。此時美國是倉促應戰，中國由於牽製了日本陸軍三分之二的兵力，在美國反法西斯戰略中的地位非常重要。為了更有效地協同作戰，美國政府不僅加強了對中國國民政府的軍事援助，也對不斷開辟敵後戰場、捷報頻傳的共產黨武裝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希望與共產黨領導人直接接觸。

　　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會長淩青介紹說：當時在太平洋上美國是逐島作戰，雖然美國取得了勝利但損失很大，日本人抵抗得也很強烈，而當時在中國大陸日本軍隊的主力還基本沒動，如果美國要打到日本本土還要有一場苦戰。為了減少損失，美國想到要利用中國的軍事力量，國民黨當時貪汙腐敗，特別是豫湘貴戰役，日本人從長沙一下子打到桂林，國民黨潰不成軍，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要借助共產黨的力量。

　　□1944年1月，兩位年輕的美國大使館外交官謝偉思和戴維斯，通過不同渠道同時向美國國務院遞交了內容相似的正式報告，建議向延安派遣常駐軍事和外交人員。

　　重慶紅岩村是18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所在地。山城連綿不斷的雨水總是把這座半山腰上的房子、以及通向它的長長的石階洗刷得一塵不染。這裏是中國共產黨設在陪都重慶的一扇窗口。40年代初，經常到訪的不僅有大後方的軍政要員和各界代表，許多國際友人也都是這裏的座上客。

　　經常到訪紅岩村的客人中，有兩位年輕的美國大使館外交官謝偉思和戴維斯。戴維斯和謝偉思都出生在中國四川，是美國傳教士的後代。在中國成長的經曆，不僅讓他們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而且也使他們對中國社會有深刻的了解。

　　1944年1月，戴維斯和謝偉思通過不同渠道，同時向美國國務院遞交了內容相似的正式報告，建議向延安派遣常駐軍事和外交人員。

　　戴維斯和謝偉思的兩份內容相似的報告，經曆了截然不同的命運。謝偉思的報告被美國國務院一位頭頭批上“荒謬、可笑”等字眼後退回。戴維斯的報告則被直接呈遞給羅斯福總統的顧問霍普金斯，霍立即將戴維斯的報告上交給羅斯福。由於戴維斯的報告有效地啟動了美軍觀察組的準備工作，戴維斯被一些美國史學家稱為“美軍觀察組之父”。

　　6月份，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訪問，他是美國建國以來訪問中國的最高在職官員。21日，華萊士在重慶與蔣介石進行了第一次正式會談，向延安派遣美國使團是會談的主要議題之一。在美國的壓力下，有求於美國的蔣介石不得不退讓了，於是華萊士提出這個使團要盡早成行。

　　經過重慶、延安和美軍三方麵協調，這個使團被正式定名為“美軍中緬印戰區駐延安觀察組”，簡稱“美軍延安觀察組”，代號“迪克西”使團。“迪克西”的本意是指美國南北戰爭中的南方各州。美軍觀察組成員西蒙·希契之子詹姆斯·希契回憶說：“我父親說是戴維斯或謝偉思為它起了‘迪克西’這個名字，因為說起來共產黨當時也是造反者，就像美國南北戰爭時南方是造反者，所以觀察組就有了‘迪克西使團’這個代號。”

　　□史迪威將軍提出，組長的人選必須是一個中國共產黨能夠接受和尊重的、最好能說流利中國話的美國軍官。52歲的包瑞德上校成為最佳人選並得到了最終批準。

　　包瑞德來自以大峽穀聞名的美國科羅拉多州，大學畢業後投筆從戎來到中國。擔任美軍觀察組組長之前，包瑞德曾在美國大使館和美軍多支部隊任職，對外交軍事都不外行。在以後的日子中，他得到了幾乎所有觀察組的年輕成員們的敬重。

　　觀察組成員名單上的另一個重要人物約翰·謝偉思，當年35歲，是美國駐華使館的二等秘書。謝偉思出生在四川成都，父母都是美國傳教士，後來他回美國讀大學。畢業後他選擇了去報考外交官，因為他有在中國成長的經曆，結果順利通過了美國國務院的外交官資格考試，並於1933年起派駐中國。抗戰爆發後，謝偉思在中國大後方的許多地方進行了多次深入考察，並向美國政府遞交了很多有影響的報告，由此受到史迪威的器重。在美軍觀察組組建時，史迪威將軍和美國駐華大使克拉倫斯·高思一致認為，由謝偉思擔任觀察組的政治顧問再合適不過，因為他不僅能成為一個敏銳的政治觀察家，也將是一個忠實客觀的記錄人。

　　整個美軍觀察組由18人組成，他們來自美國外交係統和海陸空三軍，並代表了軍醫、情報等部門和許多技術兵種。年輕的美國人都將是第一次去延安。延安在普通美國人眼中是神秘的，一方麵，埃德加·斯諾等進步美國記者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深度報道已經影響了一代美國人；另一方麵，國民黨政府多年的反共宣傳使有些人誤以為共產黨領導的邊區在經濟和政治上都是非常落後的，他們把進駐延安看作是一次探險。

　　□自從接到美軍延安觀察組即將成行的正式通知後，中共中央就開始了積極準備。6月2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專門討論了美國軍事使團來延安和即將開始的國共談判問題。

　　會議還決定在延安設立外事組，擔任組長的是楊尚昆。史迪威研究中心教授敖依昌認為，當時中國共產黨在軍事力量上處於相對弱的一方，而且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曆史上有些鬥爭，如果說美國的調停及美國和中國共產黨直接建立聯係，就等於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得到了美國政府的承認，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一個外交上的突破。

　　7月22日上午，載著美軍觀察組第一批9名成員的C47運輸機終於從重慶起飛了。這次航行比尼克鬆總統1972年的“破冰之旅”早了近30年。約翰·謝偉思之子認為，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這是美國政府與中國的共產黨政府建立正常關係的第一次努力。

　　4天後，毛澤東在他的窯洞中為觀察組成員舉行了正式晚宴，18集團軍總司令朱德也參加了宴請。麵對這群遠道而來的美國年輕人，毛澤東幽默地說，你們知道你們自己有多重要嗎？你們的副總統都要親自來中國說服委員長為你們放行呢。毛澤東的幽默打消了美國客人一時的拘謹，他們爭著向毛澤東和朱德敬酒。

　　觀察組成員全部是第一次到延安。與躁熱和多霧的重慶相比，延安厚實的黃土和清澈的藍天讓美軍成員們耳目一新，然而延安與大後方更大的不同在於人們的心情與氛圍，許多觀察組成員感到，他們走進了一個嶄新的中國。

　　陝甘寧邊區的民主狀況比美軍觀察組的期望要高得多。當時邊區政府的主席是中國共產黨元老林伯渠，副主席由民主人士李鼎銘擔任。邊區各級政府實行“三三製”，即共產黨、左派代表和中間派各占政府領導成員的三分之一。包瑞德回憶說，他在國統區親眼看到捆成一串的老百姓被抓去當兵，但在共產黨領導的邊區，他從來沒有看到過這種現象，在邊區，參加18集團軍是很光榮的一件事。

　　由於運送第一批觀察組成員的飛機受到損壞，美軍第14航空隊成員一周後才調出另一架運輸機運送第二批9名成員，他們中有觀察組中惟一的海軍軍官希契。和第一批成員一樣，他們在機場上也受到了熱烈歡迎。

　　美軍觀察組到齊了，各個成員按照他們預定的職責，迅速進入了角色。包瑞德上校治軍嚴格，他要求不管前一天晚上大家忙到多晚，第二天必須6點半起床出操。因此，在充滿朝氣的延安，這些美國人也保持了積極向上的工作狀態。

　　許多年後，美軍延安觀察組成員科林出版了他在延安拍攝的大量珍貴照片，謝偉思在這本書的扉頁上寫下了這樣的話：我們這些美國人在延安見證了正在孕育的新中國，我們認識到，美國人和中國人可以也必須一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