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鋼鬃·
摘抄學習軍政知識
FBI即美國聯邦調查局，是美國最早建立的大型現代情報警務機構，是司法部下屬的主要特工調查部門，也是聯邦政府最大的反間諜機構，是美國情報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FBI—聯邦調查局檔案》一書，詳盡地介紹了FBI的組成、工作方式、曆史事件，披露了很多鮮為人知的內幕。
“誰丟
失了中國？”
二戰結束後，打擊共產主義威脅成為政府部門的首要任務。從40年代後期開始，政府在政治上實行對蘇聯全麵遏製地政策，外交工作和軍隊全力以赴在海外對蘇聯進行威懾，在國內，公眾醉心於發現和懲治“共產主義威脅”，共產黨及其追隨者成為“間諜臆想症”的犧牲品。不甘寂寞的聯邦調查局也利用這個時機在打擊共產分子的活動中頻頻出手，甚至不惜竭力誇大共產黨的“威脅”，以提高自己的戰績。
由於政府的輪番鎮壓，美國共產黨人數在戰後數年裏連年下降，從1944年最高峰時期的8萬人劇降到1956年的2萬人。到1962年，這個數字進一步降至8500人，到1974年時，則隻剩下2000多人。該黨黨員人數急劇下降，已經遭到很大破壞。所謂的“共產主義威脅”在國內已經基本沒有了事實上的破壞力。到胡佛晚年時，他曾經對自己的助理局長威廉·沙利文大發脾氣：“如果你不斷胡說國內共產黨已經今非昔比，我怎麽好從國會弄到撥款？”可見，就連他本人也承認，所謂的共產黨的威脅早已是嚇唬統治階層的謊言了。
由於共產黨的實力已不足為慮，聯邦調查局必須馬上尋找到具有轟動效應的新題材。於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成為聯邦調查局充分發揮的一個重要依據。
二戰期間，出於迅速打敗日本的戰略考慮，在遠東和太平洋方向美國需要使中國成為一個“有效的軍事同盟”，並使之成為戰時和戰後和平時期的“忠實的政治盟友”，因此需要中國成立一個親美的政府。羅斯福總統把中國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列入了與英美蘇並列的維護戰後“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
但是，蔣介石政權終究還是打碎了羅斯福總統的如意算盤。一個新生的“紅色”中國出現在古老的東方。美國曾寄予厚望的一個忠實盟友和有力的支持者，隻能退倨在一塊小海島上。
“誰丟失了中國？”美國上下不禁問道。
在美國人眼裏，中國無異是美國的一個附屬國，蔣介石政權無異是美國的一個工具。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居然換不來殲滅兵力上處於絕對劣勢的中國共產黨軍隊，美國人當然要追究有關人員的罪責。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個月後，“反共鬥士”麥卡錫參議員發表了聳人聽聞的講話，指責國務院裏有意識地窩藏了200名以上的共產黨人，美國所麵臨的危險不是外國可能進行侵略，而是被國家所厚待的某些人的背叛。他指控說，整個國務院都被共產黨搞得千瘡百孔了。1950年～1954年，此人在參議院大放厥詞，任意以“親共和反美活動”為借口捕人，造成大量的冤案，被稱為“麥卡錫主義”。聯邦調查局則為“麥卡錫主義”提供物質保障。在這個時期，如果有誰膽敢對中國國民黨表示一點不滿，或者對中國發生的一切作一點客觀的評價，就會因為“叛國”罪名而遭到麥卡錫和聯邦調查局聯袂進行的非法調查。國務院裏的那些“中國通”，由於曾經預言過國民黨的失敗命運，便成了“丟失中國”的替罪羔羊。我們從“中國通”謝偉思的遭遇可以窺豹一斑。
“中國通”眼中的中國
謝偉思童年時代在中國四川成都度過，11歲時回到了家鄉加利福尼亞州。21歲從俄亥俄州的奧柏林學院畢業後，選擇了外交工作作為終身職業。1933年通過了國務院的錄取考試，後又自費到了中國並任職於美國駐昆明領事館。兩年後，他被正式任命為外交官，被派往北京（時稱北平）任文化官員。因此，他親眼目睹了“一·二九運動”和“盧溝橋事變”，親身體驗了中國的風雲動蕩，與國內官員相比，對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他有著自己的理解和感觸。
日本全麵侵華戰爭爆發後，謝偉思被調往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後又於1941年被調往“陪都“重慶，1944年7月擔任派往中共政府首府延安的美軍“氣象觀察組”的政治顧問，以充分利用中共武裝對日軍進行更有效的抗戰。此後，謝偉思在延安生活了三個多月，多次會見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董必武等中共領導人，還訪問了許多抗日革命根據地，會見了林彪、聶榮臻等將領。毛澤東就中美關係等重大問題所發表的許多精辟談話，都由謝偉思及時、詳盡地反饋給了美國當局。毛澤東在談話時表示，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對美國人民懷有十分友好的感情。中共不僅願意加強和美國對日作戰中的合作，而且期盼在戰後重建國家時得到美國的支持。美國應當放棄向蔣介石一麵倒的政策，因為那樣隻會增強蔣壓製民主以及在戰後發動內戰的決心。中美兩國戰略上和經濟上都不會有利害衝突。
對照美中關係幾十年來的風雨曆程，毛澤東當年高瞻遠矚的談話是被曆史證明了它的正確性的。然而當時的政府卻不這麽以為。謝偉思的報告一直塵封在國務院的檔案裏。
在延安時期，謝偉思在訪問中共的抗日根據地時驚奇的發現，日軍侵占中國大半河山，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大後方彌漫著濃重的悲觀情緒的同時，中共根據地的軍民卻表現出高昂的鬥誌和樂觀主義精神。這種強烈的反差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謝偉思在呈給國務院的報告裏寫道：“我們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樣的感受：我們似乎來到了另一個國家，見到了不同的人民。人們的精神麵貌和氣氛是如此的截然不同。無論官員還是平民，都坦誠相待，非常友善，沒有任何的裝腔作勢和繁文縟節。延安沒有警察，士兵也很少見到，沒有乞丐，沒有極端的貧困，這裏祥和寧靜。然而在重慶，警衛森嚴，人們如臨大敵，場麵異常緊張，奴顏婢膝的醜態到處可見。”鮮明的反差讓謝偉思大發感慨：“我們全力支持的政權（蔣介石政權）的表現和我們發誓要消滅的敵人（日軍）是如此雷同；而我們從不予支持的中共卻又與我們美國人自己這般相象。真是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的決不止此。謝偉思發回的數百份報告均如泥沉大海再無回音，而他作為一個忠誠於國家利益的職業外交官，將因為這些真實的報告而受到懲罰。
謝偉思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對政府提出了建議：在援助國民黨政府抗戰的同時，也應給予中共以支持。這樣做不僅有利於盡快打敗日本，也有利於和中共建立建設性關係。蔣介石在戰後必然發動內戰，而內戰的結果一定是中共獲勝，中共並非蘇聯的附庸，完全是中國現實造成的土生土長的革命勢力。
1945年初，謝偉思又一次來到延安，這時政府的對華政策實際上已從“援蔣但不反共”轉向了全麵支持蔣介石政權。3月30日，謝偉思收到了讓他立即返回華盛頓報到的命令，這實際上是國會反共右翼集團和親蔣介石的“院外援華集團”在對華政策上全麵發難的結果。4月12日，謝偉思抵達華盛頓，他的厄運便從此開始了。
成為替罪羊
謝偉思成為聯邦調查局密切關注的調查對象。
謝偉思曾把自己關於中國問題的一些報告底稿交給一位《美亞》雜誌的主編菲利普·賈夫閱讀，外交官和報人之間交換非保密材料的做法是完全正常的，但在聯邦調查局警惕的眼睛裏，此舉無疑是一種叛變行為。一直伺機待動的聯邦調查局終於抓到了一條小尾巴。
被聯邦調查局疑為蘇聯間諜的賈夫和外交官謝偉思的這樁往來，很快成為轟動全國的頭版新聞。
6月6日，謝偉思及與此案有牽連的賈夫等5人一同被捕。各大報刊的攻擊矛頭直指謝偉思這個“赤色分子”是導致美國政府與蔣介石政權出現裂縫的“罪魁禍首”。後來，賈夫被判有罪，而陪審團的20名陪審員一致同意對謝偉思免於起訴。但是，法院所作出的結論裏還是留下了一條“莫須有”的尾巴：謝偉思在此案中“有失檢點和謹慎”。從此，他就與對華政策問題脫離了聯係。
賈夫案結束後，謝偉思先是被派往美軍占領下的日本，在麥克阿瑟手下工作，後來又被派往新西蘭。但國會右翼勢力一直對他對亞洲問題的態度耿耿於懷，根據聯邦調查局提供的“材料”，國務院又對他進行了4次調查，但一直沒有查出任何不當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國政府急需尋找“丟失了中國”的替罪羔羊，國務院裏的“中國通”們結束外交生涯的時機也就來了。謝偉思被從新西蘭調回，國務院內部對他爭議很大，參議院的右翼分子強烈反對對他委以重任，對謝偉思的任命先後變動了三次，他的名片也不得不改印了三次。然而即使是最後一次，他的名片也沒機會派上用場。在他和家人乘船去新德裏大使館任參讚的路上，剛剛到達日本橫濱，就接到了要他即刻乘飛機返回華盛頓的命令。麥卡錫得知此消息後得意地嚷道：“他們召回了謝偉思。我終於抓到他了。”
根據“忠誠審查委員會”的要求，謝偉思不得不接受“忠誠安全委員會”的裁決。在那種黑雲壓城的氣氛下，幾乎沒有誰敢為他的清白作證。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因為說了一句公道話，失去了訪問日本的機會。1950年10月19日，“忠誠安全委員會”做出了沒有發現任何問題的裁決，國務院遂通知已在新德裏等候謝偉思赴任達一年之久的家人回國。但到了1951年秋，謝偉思又被召到了“忠誠審查委員會”，“美亞事件”亦舊事重提，審查結果終於推翻了原先的判決，謝偉思的忠誠“值得懷疑”，國務卿艾奇遜馬上決定：開除謝偉思。
富有傳奇色彩的優秀外交官，就這樣被葬送了前程。此後，謝偉思遷居紐約，靠著40歲後學到的手藝，得以養家糊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