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國恥！警鍾長鳴！“九一八”事變(組圖)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那天發生了什麽？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國政府采取了哪些行動？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國共產黨采取了什麽行動？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地區的主要抗日軍隊有哪些？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各國列強是怎樣表現的？

為什麽說日軍醞釀“九一八”事變由來已久？

“九一八”事變前，日軍的侵略魔爪多少次伸向中國？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在中國的土地上還有什麽罪行？

“九一八”事變的策動者及其結局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盤踞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按照精心策劃的陰謀，由鐵道“守備隊”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並嫁禍於中國軍隊。這就是所謂的“柳條湖事件”。日軍以此為借口，突然向駐守在沈陽北大營的中國軍隊發動進攻。由於東北軍執行“不抵抗政策”，當晚日軍便攻占北大營，次日占領整個沈陽城。日軍繼續向遼寧、吉林和黑龍江的廣大地區進攻，短短４個多月內，１２８萬平方公裏、相當於日本國土３.５倍的中國東北全部淪陷，３０００多萬父老成了亡國奴。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日本對中國東北垂涎已久。“九一八”事變前，它已通過日俄戰爭奪取了旅順、大連和滿洲鐵路沿線並派兵駐紮，這正是它能夠陰謀進行事變的前提。

　 在１９２７年夏，日本內閣就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製訂了《對華政策綱領》，露骨地聲稱中國東北“在（日本）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著重大的利害關係”。同年７月，內閣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奏呈《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稱：“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從而確立了以“滿蒙”為侵略基地的狂妄戰略。



創作反映九一八事變歌曲《鬆花江上》的作曲家張寒暉
（1902－1946）




從１９２９年起，日軍陸軍參謀本部和關東軍在中國東北三省先後秘密組織了四次“參謀旅行”，偵察情況，製定了侵略中國東北的作戰方案。１９３１年６月，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和陸軍省製定“滿蒙問題解決方案大綱”，確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國東北的具體步驟；７月，陸軍參謀本部把攻城重炮秘密調運至沈陽，對準東北軍駐地北大營；８月，日本陸軍大臣南次郎在日本全國師團長會議上叫嚷：滿蒙問題隻有用武力解決。隨後進一步做了發動此次戰爭的各種準備。

“九一八”事變揭開了日本對中國、進而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進行全麵武裝侵略的序幕。

“九一八”事變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紛紛要求抗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東北人民奮起抵抗，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先後出現了東北義勇軍和各種抗日武裝。１９３６年２月，東北各抗日部隊統一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後，抗日聯軍團結廣大群眾， 進一步開展了廣泛持久的抗日武裝鬥爭，有力地配合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抗戰。

“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吞並中國、稱霸亞洲及太平洋地區而采取的一個蓄謀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驟。早在１９２７年夏，日本內閣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製訂了《對華政策綱領》，露骨地聲稱中國東北“在（日本）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著重大的利害關係”。同年７月，內閣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奏呈《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稱：“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從而確立了以“滿蒙”為侵略基地的狂妄戰略。１９３１年，日本軍部秘密製訂了有關侵略我國東北的方針、步驟和措施。在完成了發動侵略戰爭的周密準備之後，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揭開了對中國、進而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進行全麵武裝侵略的序幕。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那天發生了什麽？

東北軍駐地沈陽北大營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２２時２０分，以日本軍官河本末守中尉為首的７名駐紮在中國東北的“關東軍”，按照預定的陰謀，炸毀了南滿鐵路柳條湖村一段。日軍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襲擊日本軍隊，隨即向沈陽東北軍精銳第七旅駐地北大營發起進攻。日軍襲擊了北大營火藥庫，守護火藥庫的眾多中國士兵從睡夢中驚醒，來不及著裝，便被射殺、屠戮。駐北大營王以哲旅數逾萬人，裝備齊整，素有東北軍模範旅之稱，由於忍辱執行不抵抗的命令，卻被日軍鐵路守備隊第二大隊５００人一舉將營地攻占，王旅倉惶潰退。

當時，東北軍的總人數有３０萬左右。除參加中原大戰隨張學良進關的１１萬餘人外，留守東北的尚有２０餘萬人，另有公安、警察部隊若幹。而日本關東軍此時在東北的兵力隻有１萬餘人。由於執行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導致在兵力上占優勢的東北軍將士對突如其來的進攻毫無戒備，致使日軍偷襲得逞。

1932年蔣介石寫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手令

１９日零時２０分，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向所屬部隊下令，向東北各地實施進攻。同時，又令駐東北的關東軍第二師主力迅速集中，攻擊沈陽城；獨立守備隊各部隊進攻南滿鐵路沿線的安東（今丹東）、營口、鳳凰城和長春等地。關東軍還電請駐朝鮮日軍司令官林銑十郎中將盡速增援。 １９日淩晨３時，日軍攻入沈陽。留守的沈陽公安總隊在警務處長黃顯聲的帶領下同日軍展開了巷戰。晨４時，駐紮長春、寬城子等地的日本軍隊向中國軍隊發動了進攻。當時，在沈陽的東北地方軍政大員僅有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和遼寧省主席臧式毅兩人。與關東軍的蓄謀已久相比，榮、臧二人對日軍的突然行動毫無準備。當得知日軍開始進攻時，臧式毅通過電話向日本駐奉天總領事進行了交涉。日本領事的回答卻是：“軍人行動，領事無權處理。”當北大營第七旅值班軍官向榮臻電話請示處置措施時，由於當時身在北平的張學良事發時正在同英國大使一起看京劇，聯係不上，不敢擅自改變既定對日政策的榮臻含淚下達了這樣的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繳械，占領營房，均可聽其自便。”

日軍占領北大營的資料照片

９月１９日晨６時３０分，經過５個多小時的戰鬥，日軍占領了沈陽城。日軍第二十九聯隊仿佛進入無人之境，所有中國警察、憲兵都被繳械。東北當局及遼寧省設於沈陽的黨、政、軍、財、教育等機關，兵工廠，飛機場，銀行等全被侵占。遼寧省省長臧式毅被俘，東北邊防軍代理司令、參謀長榮臻等微服逃走。日軍攻占沈陽後，大肆搶掠公私財物。 據不完全統計，僅官方財產損失就達１８億元以上，損失飛機２６２架，各種炮３，０９１門，機槍５，８６４挺，步槍、手槍１１萬餘支。日軍在攻占沈陽的當天，還攻占了安奉、南滿兩鐵路沿線的長春、營口、海城、遼陽、鞍山、鐵嶺、四平街、公主嶺、安東、鳳凰城、撫順等２０餘座城市，略地千餘裏。日軍又繼續擴大占領區，僅一星期，就侵占了遼、吉兩省。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這是“九一八”事變第2天上午11時，日本侵略軍占領東三省官銀總號（中央銀行）大金庫，掠奪了大批現款和黃金。這是日本兵把守在金庫門前，門上貼有“日本軍占領”的字條。新華社發

柳條湖村位於沈陽北郊，麵積近８平方公裏，多為柳林叢生的沼澤地，還有少部分菜地和莊稼地，散亂地分布著２０來戶人家。北大營距沈陽老城區約５公裏，原為張作霖麾下東北軍一大兵營，駐兵萬餘。整座營盤方方正正，邊長兩公裏，四周環以土圍和深壕。日軍精心選定“九一八”事變發生地，實因柳條湖和北大營是中國東北的軍事要地，還因為這裏的地理位置、地形地物便於日軍尋找事變借口和易於發動事變。北大營距沈陽城５公裏，距柳條湖村５００米，距南滿鐵路最近處僅３００米。

據當年參與策劃柳條湖事件的日軍中的３個核心人物之一——花穀正，在《文獻昭和史》中是這樣描述的：“１８日夜，月近半圓，高粱地黑沉沉的一片；疏星點點，長空欲墜。島本大隊川島中隊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鐵路線為名，帶領數名部下向柳條溝走去。一麵從旁邊觀察北大營的兵營，一麵選了個離兵營約８００米往南去的地點，河本親自把騎兵用的小型炸藥安裝在鐵軌下，並點了火，時間是１０點過了，轟的一聲炸響，鐵軌和枕木都炸飛了。” 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也已明確認定：柳條湖事件“是日本人有計劃實行的”。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國政府采取了哪些行動？

遼西義勇軍老梯子隊在陣地上抵抗日軍

“九一八”事變發生前，中國內戰不息，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戰，張學良受蔣介石誘惑，率東北軍７萬餘人入關助蔣，使東北防務空虛，給日軍行動造成了機會。中原大戰後，蔣介石繼續堅持反共立場，調動數十萬軍隊連續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發動大規模的反革命“圍剿”。國民黨內部鬥爭亦十分激烈，１９３１年５月，汪精衛等在廣州另立中央，成立“國民政府”，形成寧粵對峙的局麵。國民黨統治集團把精力都用到內戰和內爭中去了，根本不顧外患。

“萬寶山事件”發生後，東北邊防公署三次派員調查。９月初，中國政府承認了這一事實，表示可用外交途徑解決，並委曲求全，將關玉衡逮捕，擬對關進行軍事審判。但日本帝國主義者並不甘休，他們認為利用“中村事件”正是向東北出兵的“天賜良機”，公開宣稱要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侵略氣焰甚囂塵上。當東北危亡在即之時，蔣介石政府卻認為日本為亞洲文明國家，絕不會有違反國際公約之行為，日方之宣傳或係一恐嚇手段。蔣介石不僅沒有對日軍入侵有所防備，反而一再電令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挑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由於中國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所以日關東軍司令部敢於命令僅一萬餘人的關東軍向駐有近２０萬中國軍隊的東北全境發動進攻。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正值國際聯盟召開第十二屆大會。中國政府不積極動員人民和軍隊抗擊日本侵略軍，卻把一切希望寄托於國聯。９月１９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電飭出席國聯會議的代表施肇基，向國聯控告日軍侵略中國東北領土，請主持公道。施肇基在訴說日軍入侵，中國軍隊毫無抵抗的情景時，聲淚俱下，並聲明：中國完全聽命於國聯，毫無保留條件。

但國民黨政府繼續奉行不抵抗主義的政策，對人民抗日救國運動力加鎮壓，使日軍占領東北後把侵略的戰火又燒向中國內地，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無比深重的災難。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國共產黨采取了什麽行動？

九一八事變後出現的
宣傳抗日禦侮的報刊雜誌

“九一八”事變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紛紛要求抗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立即作出《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向全黨指出：“立刻發動與組織廣大工農群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滿洲”是黨的中心任務，特別在滿洲應組織武裝力量，“直接給日本帝國主義以嚴重打擊”，並連續多次發表宣言，作出決議，聲討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政策，號召全國人民奮起抗擊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國，以求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和獨立。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一些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下，全國人民掀起了空前規模的抗日救國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漢、太原、廣州、濟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學生和市民紛紛集會遊行，通電抗日救國，並結隊赴南京請願、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１９３６年２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東北各抗日部隊統一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抗日義勇軍，在白山黑水間打擊侵略者。人民自發抵製日貨，要求對日經濟絕交。一些上層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國民黨軍中的愛國官兵也開始改變政治態度，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反共，立即抗日。全國各地翻騰著抗日救亡的怒濤。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被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怒了的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及各黨派愛國人士、愛國民眾團體的倡導和響應下，迅速掀起了全國範圍的、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浪潮。

中國共產黨率先發出了抗日救亡的號召。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和當時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分別於９月２０日、２２日、２５日、３０日和１０月１２日連續發表宣言、決議、告全國同胞書等，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罪惡目的和反動本質，嚴厲譴責了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的賣國、辱國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以武裝民眾的民族革命戰爭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的抗日救亡主張。中共中央號召全國民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自己武裝起來，“真正地進行革命的民族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中共中央還在有關決議中特別要求當時的滿洲省委加緊組織群眾的反帝運動，發動群眾鬥爭來反抗侵略，加緊組織軍事力量進行遊擊戰爭，直接給日本帝國主義以打擊。


馬本齋及其領導的回民支隊

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中共滿洲省委全力以赴，立即投入了發動和領導東北民眾武裝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偉大鬥爭。９月２５日後，在沈陽、大連、哈爾濱等地的街頭出現了“以罷工、罷市、罷課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滿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反映中國共產黨主張的標語和傳單。在中共滿洲省委的積極宣傳、推動下，東北廣大民眾的民族覺悟被極大地喚醒，抗日義勇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或支援下在東北各地蓬勃發展，狠狠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

“七七”盧溝橋事變後，中國共產黨從民族大義出發，積極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並最終實現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為取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東北抗日義勇軍到後來的東北抗日聯軍，從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４５年的１４年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在白山黑水間譜寫著一曲曲壯麗的詩篇，以楊靖宇、趙尚誌、趙一曼為代表的無數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兒女血沃疆場。中國共產黨也在血與火的抗日戰爭中經受住考驗逐步壯大、成熟。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地區的主要抗日軍隊有哪些？

抗日英雄楊靖宇

“九一八”事變發生前，在東北已經有了多支抗日隊伍，如“東北工農抗日遊擊大隊”（對外稱東北抗日救國軍第一補充團）、“抗日救國遊擊總隊”、“抗日救國遊擊軍”、“東北人民革命軍”、“東北抗日同盟軍第四軍”、“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等。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這些抗日隊伍聯合在一起，形成東北抗日聯軍。

東北抗日聯軍：“九一八”事變後，東北的部分愛國官兵和各階層群眾，不顧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相繼組成各種名目的抗日義勇軍，抗擊侵略者。其間，中國共產黨迅速派出羅登賢、楊靖宇、趙尚誌、周保中、李兆麟、魏拯民、馮仲雲等重要幹部到東北，組建東北抗日聯軍，與自發組織起來的東北義勇軍一道，在白山黑水間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從而拉開了中國抗日戰爭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

東北抗日聯軍，是在日本軍國主義侵入東北之後，在黨的直接領導下，通過不同方式，經過不同發展階段，先後建立起來的１１個抗日武裝部隊的總稱。它是在中共滿洲省委和各級黨組織領導下成立的。


東北抗聯戰士

１９３５年，中共中央發表《八一宣言》，東北黨的組織和人民革命軍立即響應，並積極籌組東北抗日聯軍。１９３６年２月，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擬定了《東北抗日聯軍統一軍隊建製宣言》，決定將黨所領導的東北抗日部隊一律改為東北抗日聯軍，並吸收其他抗日武裝參加這一聯合軍隊組織，擴大抗日統一戰線。自１９３６年初至１９３７年秋，東北抗日聯軍陸續編成了１１個軍。但由於各軍被敵人分割各地，聯絡不便，一直未能建立起統一的指揮機構，各軍仍然分散獨立作戰。

１９３６年３月，根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有關指示，將部隊改稱東北抗聯第二軍，兵力二千，王德泰任軍長，魏拯民任政委。同年６月，魏拯民到達南滿金川縣河裏地區（今柳河縣境）與楊靖宇會見。時值中共南滿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會上宣布南滿人民革命軍第一軍改為東北抗聯第一軍。爾後，由楊靖宇、魏拯民主持召開南滿、東滿特委及第一、二軍主要幹部聯席會議（即河裏會議）。決定：（一）抗聯第一、二軍合組抗聯第一路軍，楊靖宇、王德泰分任總、副司令。（二）建立黨的南滿省委，選舉魏拯民為書記。此後兩支部隊更為密切地展開了聯合抗擊日偽的戰鬥。


抗日英雄趙一曼

１９３６年１月下旬，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四、六各軍和謝文東、李華堂部隊舉行聯席會議，合組東北民眾反日聯合軍總司令部。趙尚誌任總司令，李兆麟任總政治部主任。之後，第三軍正式改稱東北抗聯第三軍，部隊擴大成十個師，兵力六千。東北抗聯第六軍於同年６月改編，軍長夏雲傑。同年１１月，抗聯第四軍第二師改編為抗聯第七軍，軍長陳榮久。後長時期與我黨領導的部隊聯合抗日的謝文東部民眾軍、李華堂支隊相繼於１９３６年９月和翌年１月分別改編為東北抗聯第八軍與第九軍。

原東北人民革命軍第八軍於１９３６年冬改編為東北抗聯第十軍，軍長汪雅臣。

至１９３７年上半年，東北抗日聯軍已經由小到大號稱“十大聯軍”，兵力達２萬餘眾，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抗日武裝力量。日本帝國主義稱東北抗日聯軍是偽滿洲國的“治安之癌”。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各國列強是怎樣表現的？

“九一八”事變後，在國際上，蘇聯和世界其它一些進步國家一致譴責日本的侵略罪行，但英美等國卻采取了姑息養奸的綏靖主義政策。他們為了各自的利益，不願對日本采取強硬製裁，反而偏袒日本。國聯後作出決議，不區分侵略者與被侵略者，要求雙方撤兵，避免事態擴大。雖然要求日軍從占領區撤退，卻賦予日軍自由“剿匪權”這一有利於擴大侵略的條件。對國聯這些顛倒是非、侮辱中國的決議，一向逆來順受的國民黨政府竟也完全接受。
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４日國聯大會通過一項報告書，確認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在沈陽及中國東北的軍事行動“不能視為自衛措施”，“日本在爭端的全部過程中采取的軍事措施，也不能視為自衛措施”。

為什麽說日軍醞釀“九一八”事變由來已久？

1927年，日本田中內閣通過先征服
“滿蒙”而後征服全中國的計劃

日本圖謀侵略中國的計劃由來已久，上世紀末即先後侵占了我寶島台灣，攫取了我南滿的種種權利。隨著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膨脹，其侵略野心越來越大。１９２７年，“田中奏折”充分暴露了日本的國策。日本政府根據“田中奏折”確定的戰略，積極地進行侵占我國東北的策劃和準備。１９２８年北洋政府覆滅，日本政府公然威脅、阻止張學良在東北易幟，妄圖首先實現“征服滿蒙”的計劃，但遭到失敗。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日本關東軍於沈陽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橋炸毀了張作霖乘坐的專列。此後，日本國內經濟危機日益嚴重，階級矛盾激化，日本統治者為緩和國內矛盾，加速了侵略中國的步驟。


日軍侵華“紀念章”


當時的國際形勢和中國內政狀況都對日本入侵有利。歐美帝國主義正陷在１９２９年爆發的經濟大危機之中，自救不遑，無暇東顧。

這時，日本關東軍參謀、“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策劃者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認定１９３１年是使用武力進攻東北的極好時機，堅決反對日軍參謀本部的“一年以後行動”計劃。在石原、板垣等人策劃下，關東軍司令部製定了《處理滿蒙問題方案》，強調“關東軍應有自行決定顛覆張學良政府、占領滿蒙之決心”。因此，日軍不斷挑起事端，製造武裝侵占東北的借口。７月，製造了“萬寶山事件”。日軍利用僑居在長春附近萬寶山的朝鮮人與當地農民因租地挖渠引起的衝突，以保護朝鮮人為由，開槍鎮壓中國農民，打傷多人。日本事後反而顛倒事實，在朝鮮大肆宣傳華人排斥朝鮮人，在朝鮮煽起了一場駭人的暴力排華事件。日本並以此向中國提出嚴重交涉。８月，日軍利用“中村事件”，把武力侵華的戰爭狂熱推向高峰。原來，日本現役軍人中村震太郎大尉冒充農業專家到禁止外人遊曆的大興安嶺地區偵探，被我東北屯墾軍第三團關玉衡部抓獲。因其間諜證據確鑿，當時滿懷民族義憤的官兵於盛怒之下將他處死。

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作為戰犯在中國受審時曾供認說：“偽滿洲國的建立及其成長，就是關東軍秉承日本帝國主義的命令，侵略東北並企圖鞏固侵略的一個手段。”

“九一八”事變前，日軍的侵略魔爪多少次伸向中國？

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滿洲裏

１８９４年，日本挑起甲午戰爭，１８９５年強迫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侵占中國領土台灣及其附屬島嶼和澎湖列島。

１９０５年，日本取代沙皇俄國，攫取了租借遼東半島和南滿鐵路等權益。不久，日本把遼東半島改稱“關東州”，設立殖民統治機構“關東都督府”，把駐紮在東北的日軍命名為“關東軍”。

１９１４年，日本攫取了德國在山東的殖民地利益，侵占了青島和膠濟鐵路。

１９１５年，日本以武力相威脅，向中國袁世凱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至７月７日，日本內閣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製訂了《對華政策綱領》，露骨地聲稱中國東北“在（日本）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著重大的利害關係”。同年７月，內閣首相、陸軍大將田中義一向天皇奏呈《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稱：“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從而確立了以“滿蒙”為侵略基地的狂妄戰略。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在中國的土地上還有什麽罪行？

第19路軍奮起反擊

在國聯的決議支持下，日本有恃無恐，侵略氣焰更加囂張。１２月下旬，日軍以“剿匪”為名，大舉進犯錦州，中國軍隊棄守，日軍攫取了遼西地區，直逼山海關。１９３２年１月，日軍進攻哈爾濱特區，２月５日將哈爾濱攻占。自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開始，僅４個月零１８天，東北四省全部淪陷，日軍隨後即在中國領土上製造了一個偽“滿洲國”。日軍占領沈陽後，接著分兵侵占吉林、黑龍江。從此，日本帝國主義把東北變成為它獨占的殖民地，全麵加強政治壓迫、經濟掠奪、文化奴役，使東北３，０００多萬同胞，慘遭塗炭，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與此同時，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晚，日軍又在距東北數千裏之遙的上海突然挑起事端，向閘北、江灣、吳淞灣等地大舉進攻，製造了“一·二八”事變。駐守上海的國民黨愛國將領蔣光鼐、蔡廷鍇率所部第十九路軍在上海人民積極支援和配合下奮起抵抗。不久，張治中將軍率第五軍增援第十九路軍。中國軍民英勇頑強的抗擊，挫敗了日本法西斯的瘋狂氣焰，打破了其侵略華中的計劃。但國民黨當局妥協退讓，於５月５日與日本簽訂了屈辱的《上海停戰協定》。日本從此取得了在上海長期駐兵的特權，為其後來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在華中建立了橋頭堡。同時，它們用停戰協定取得了戰略主動權，得以抽調兵力投向中國東北三省，加緊了對東北抗日軍民的“討伐”。


１９３３年１月，日軍蓄意製造了手榴彈爆炸事件，借機攻陷了東北通往關內的咽喉要地——山海關。２月２３日，日軍調集關東軍第六、第八師團等部及部分偽軍共１０餘萬人，兵分三路向熱河進犯，不到１０天的時間就攻陷了熱河省會承德。隨即，日軍分兵向冷口、界嶺口、喜峰口、羅文峪、古北口等長城要隘進犯。中國軍隊奮起抵抗。經近３個月的浴血奮戰，中國軍隊斃傷敵數千人，給驕橫一時的日本侵略軍以沉重打擊。然而，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導致了長城抗戰的失敗。至５月２４日，日軍接連侵占豐潤、薊縣、遵化、平穀、香河、懷柔等冀東２２縣，直接威逼平津。在華北危急的情況下，蔣介石政府軟弱妥協，接受了日本政府“停戰”談判的條件，並於５月３１日與日本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協定規定，中國軍隊撤退到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之地區，以後不得越過該線。該協定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中國東北及熱河的占領，為日軍進一步向華北入侵洞開了大門。

1931年9月27日，東北愛國人士在北平組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張學良資助30萬元。圖中前排左起：盧廣積、王卓然、孫恩元；後排左起：閻寶航、杜重遠、王化一

《塘沽協定》簽訂後，日本法西斯並不滿足在中國的既得利益。經過充分醞釀，日本政府和軍部於１９３３年１０至１１月間，一致提出了“根絕排日”、“支持中國大陸上之分治運動，驅逐國民政府勢力於華北之外”的分離華北的政策。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８日，日軍誣稱駐守熱察邊區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軍有礙行政，要求將察哈爾省沽源以東、長城以北地區劃歸熱河省。隨後，不斷地向第二十九軍發動進攻，相繼製造了兩次“察東事件”。６月５日，日本又借口第二十九軍在張北縣逮捕了４名日本特務機關人員，由日本駐張家口領事館領事橋本正康等出麵向國民黨察哈爾省政府民政廳長兼第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提出抗議，並提出處罰責任者等三條無理要求，一手製造了“張北事件”。國民政府為平息事態，於６月１９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爾省主席之職，改由秦德純代理。在日本方麵的協迫下，秦德純於２７日與關東軍駐沈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簽訂了《秦土協定》。協定的主要內容是：（一）向日軍道歉，撤換與該事件有關的負責人；（二）取消察省境內的國民黨機關；（三）劃定察東為非武裝區，第二十九軍從該地區撤走；（四）承認日偽的對蒙工作，援助特務機關的活動；（五）製止山東移民通過察省。


九一八事變後，上海街頭的反日標語

日本侵略者在察哈爾製造事端的同時，５月間以中國軍隊進入冀東非武裝區破壞了《塘沽協定》為借口，以偽滿中央通訊社記者、天津《振報》社社長白逾桓和《國權報》社社長胡恩溥被刺是國民政府的排日行為為引子，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並以武力相威脅，對華北統治權提出種種無理要求。麵對日本法西斯新的挑釁，國民政府又一次屈服。５月２９日，國民黨華北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與日方代表開始秘密談判。６月９日，日本在華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應欽發出了一份備忘錄，其主要內容是：取消國民黨在河北和平津的黨部；罷免河北省主席於學忠；撤離駐平津地區的東北軍及國民黨中央軍。７月６日，何應欽複函梅津，表示對“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至此，何、梅間達成協議，通稱《何梅協定》。 通過《秦土協定》和《何梅協定》，日本攫取了冀察兩省的大部主權，實現了分離華北的第一步計劃。繼之，日本又開始策動華北五省（河北、山東、山西、綏遠、察哈爾）“自治運動”。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間，日本駐天津特務機關長大迫通貞，授意武宜亭等人鼓動數千饑民在香河縣發動暴亂，製造“自治”是出於“民意”的謊言。１１月２５日，土肥原賢二又唆使國民黨冀東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在通縣成立所謂“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一個月後，改稱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１２月１８日，國民黨政府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指派宋哲元組成了“冀察政務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設置，是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的產物，是一個名義上主權還屬於中國的半自治性質的地方政府。

日本對熱察等內蒙地區主權的攫取，采取了與平津等地相類似的手段。首先扶植組建了李守信偽蒙軍。１９３６年４月，又扶植了以德王為傀儡的偽“蒙古軍政府”。


盧溝橋上的中國守軍


１９３６年６月，廣田內閣決定擴大中國駐屯軍的編製，由原來的１７７１人猛增至５７７４人，兵力增加近３倍。並將過去每年的輪換製改變為永駐製。上述擴充的日軍各部隊，６月上旬就急急忙忙地在中國登陸，分別部署於塘沽、灤縣、山海關、秦皇島等各戰略要點。

豐台位於北平西南，是扼守平津、平漢鐵路線的要衝。日軍為控製這一要點，連續製造了三次“豐台事件”。６月２６日，日軍扣留中國守軍受驚馬匹，毆傷馬夫，逼迫中國駐軍換防，製造了第一次“豐台事件”。９月１８日，日軍外出演習部隊在豐台正陽街與中國駐軍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孫香亭連相遇。雙方互不讓路，相持許久後，日軍將孫連包圍，並擄去連長孫香亭。隨後日軍派兵強占豐台，製造了第二次“豐台事件”。是年冬，日軍又以向北平市當局購買豐台至盧溝橋間５０００畝地修築兵營和機場遭拒絕為由，製造了第三次“豐台事件”。日軍連續挑起事端並搶占豐台，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侵占平津創造條件。


1937年7月北平守軍用先進的
機關槍抗擊日本侵略者

為了弄清中國軍隊的部署，日軍從１９３７年３月至６月短短３個月間，就連續派出６批高級將校參謀人員，以所謂“旅行”、“視察”為名，深入到華北、華中等各重要城市進行戰略性偵察。

為檢驗全麵侵華戰爭的計劃，日軍在其本土和華北地區連續進行挑釁性的軍事演習。１９３６年底，日本陸軍參謀總長西尾壽造中將率近十名將官，在日本東京、名古屋進行了一次首先入侵中國，然後進攻蘇聯的圖上演習。這是日本把侵華戰爭升級，爾後向第三國發動侵略的世界戰略的預演。因此，日本組織全部上將軍官參觀了這次演習。這些將官隨後都被派往中國，擔任了日本全麵侵華戰爭期間的各方麵軍或軍的司令官。在華的中國駐屯軍，組織以奪取北平為目的的軍事演習更加頻繁。演習的次數由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每３-５日一次。自進入１９３７年５月之後，駐豐台的日軍，不分晝夜地進行實彈演習，大有“山雨欲來”之勢。當時，在日本東京盛傳：“七夕之夜，華北將重演柳條溝（湖）一樣的事件”。

果然，不出人們所料，７月７日夜，駐豐台日軍在盧溝橋附近中國守軍駐地的回龍廟至大瓦窯之間舉行挑釁性軍事演習。深夜零時許，日軍詭稱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宛平城搜查。當這一無理要求遭到拒絕後，日軍即向中國守軍發動進攻。此即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的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中國守軍忍無可忍，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第一一○旅第二一九團在旅長何基灃的指揮下奮起反擊，從此開始了曆時八年的全國性抗日戰爭。

“九一八”事變的策動者及其結局

板垣征四郎

土肥原賢二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盤踞在我國東北境內的日本關東軍精心策劃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拉開了日本侵華戰爭的序幕。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土肥原賢二，是“九一八”事變的直接策劃者和實施者。

阪垣征四郎被稱為關東軍的“大刀”。他１９１６年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任陸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員，１９１９年任中國駐軍參謀，之後任雲南、漢口等處日軍特務機關長，１９２９年任關東軍高級參謀。１９３０年６月，阪垣征四郎在與石原莞爾進行了多次密謀後，組織了橫跨中國東北三省的“參謀旅行”。“參謀旅行”是他們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前哨戰。他們在哈爾濱、錦州、旅順等地製定了日軍在這些地區作戰的攻防戰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領滿蒙的計劃，並稱，“在對俄作戰上，滿蒙是主要戰場，在對美作戰上，滿蒙是補給的源泉。實際上，滿蒙在對美、俄、中的作戰上，都有最大的關係”。

石原莞爾被稱為關東軍的“大腦”。１９１８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總成績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當時曾有人評價說，石原莞爾的頭腦是陸軍大學“有史以來第一的頭腦”。１９２２年，他留學德國，研究過拿破侖軍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史，但他的全部興趣和愛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擴張方麵。１９２８年１０月，他由日本陸軍大學教官調任關東軍作戰參謀，與阪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形成團夥，策劃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土肥原賢二是日軍中的“中國通”。他１９１２年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任職於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隨即被派往中國，開始了長達３０年的特務生涯。他能講一口流利的北京話，還會講幾種中國方言，１９３０年任天津特務機關長，“九一八”事變前３０天，他調任沈陽特務機關長。雖然“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他不在沈陽，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務機關卻是發動事變的中心。事變發生後３天，土肥原賢二即從東京返回，就任沈陽市市長。

“九一八”事變後，阪垣征四郎任沈陽特務機關長、偽滿洲國軍政最高顧問，１９３６年任關東軍參謀長，並在１９３７年以日軍第五師團長的身份率日軍入侵中國華北。戰後，他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為甲級戰犯，並於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３日被處以絞刑。

　事變後，石原莞爾被任命為關東軍副參謀長，後升任日本陸軍中將。１９４５年日本戰敗投降後，石原莞爾見風使舵、混淆視聽，逃脫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５日，他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終年６０歲。

　“九一八”事變後，土肥原賢二還參與策劃了一係列侵略中國的陰謀事件，如“華北自治”、扶植汪精衛偽政權、“張北事件”“七七”事變等。日本戰敗投降後，土肥原賢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為甲級戰犯，並處以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