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軍事理論研究中的“斯皮爾伯格效應”

警惕軍事理論研究中的“斯皮爾伯格效應”


8月14日，一名參觀者在美國弗吉尼亞州舉行的軍事防護設備展上觀看一種多功能快速反應機器人

提起美國著名導演斯皮爾伯格，人們頭腦中就會閃現出《大白鯊》、《ET外星人》、《侏羅紀公園》、《拯救大兵瑞恩》等經典影視之作。斯皮爾伯格獨特的高科技電腦製作風格，在給觀眾帶來巨大感官和心理刺激的同時，也容易使人隻關注精彩的製作而無法辨別真偽，陷入人為技術神化的陷阱。人們因而將這一現象稱之為“斯皮爾伯格效應”。

美軍是全球新軍事變革的“領頭羊”，擁有先進的信息化武器裝備和強大的信息化作戰能力。但是，曾擔任過美海軍陸戰隊司令的卡爾·芒迪將軍，仍提醒人們要特別警惕軍事理論研究中的“斯皮爾伯格效應”。他說，這種效應所產生的影響會淹沒、曲解新技術真正的長處與不足。因為經驗豐富的軍事領導人知道，雖然計算機模擬可有效地使軍人優化武器裝備組合、合理選擇目標，但即使最逼真的模擬也無法取代地麵部隊和空中機組人員實施現場操作。信息網絡技術雖可達到“無縫鏈接”，但卻無法消除戰爭中固有的“摩擦”和不確定性，它們依然會像以往一樣支配著未來戰場。

卡爾·芒迪將軍的提醒，涉及一個恒古老話題：指導戰爭的究竟是藝術，還是科學，抑或藝術與科學的結合？在科技高度發展的今天，信息技術日益主導著人們的思維，戰爭中科學的成份確實越來越大，藝術的空間似乎越來越小了，人們甚至已逐步傾向於用技術為未來戰法指示一條捷徑。問題在於：這樣的軍事理論研究方向，是否已經存在著明顯的誤區？

從當前軍事理論發展的趨勢看，人們可以明顯觀察到“斯皮爾伯格效應”，已經存在於兩個截然不同的研究範疇中。對於在戰爭中嚐到技術領先甜頭的軍隊來說，高科技既是優勢的展現，更是一種潛在的威懾力量；保持技術優勢，就可以繼續與其他國家軍隊拉大差距，形成武器代差。例如美國的軍事理論界，就長期存在著一種重技術和戰役戰術層麵理論開發的傾向。這一潛意識甚至根植於美國建國後曆次戰爭中所沉澱的片麵經驗——認為戰略上的不足，可以用技術的先進和戰役戰術的勝利去彌補。另一方麵，對於技術基礎相對薄弱的軍隊來說，由於信息化建設起步晚，通信手段數字化、武器裝備自動化以及指揮網絡化的水平都較低，其軍事理論研究也往往陷入同一誤區：要麽用高科技名詞套用傳統戰爭理論，要麽在研究中盲目跟風，無法形成適合自身特點的理論，最終在“觀望”理論的發展中“碌碌無為”。

上列兩種範疇的“斯皮爾伯格效應”，擁有一個共同點——都從不同側麵強調了“技術主導”因素，似乎技術上不去，軍事理論研究就難有作為，有的甚至形成一種新的相對的“直線”思維方式。技術決定戰術。從戰術發展角度看，這一觀點是正確的。冷兵器時代難以產生熱兵器時代的線性戰術，難以產生機械化時代的“空地一體戰”和“大縱深作戰”，更不會產生今天的網絡中心戰。但技術並不是戰鬥力的唯一源泉。作戰中對敵作戰意圖的準確把握、主攻方向的正確選擇和在強敵立足未穩時發動攻擊，以及對作戰中瞬息萬變的不確定因素的合理利用等，同樣可以提高或減弱敵我戰鬥力的對比度。

在科技進步主導社會生產力的時代，重視技術因素本身並沒有錯，但單純從技術層麵思考問題就往往存在較大的片麵性。因為“唯技術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和抹殺了人在戰爭中所特有的能動性。“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因素是人不是物。”與物相比，人具有強烈的能動性。正是這種“能動性”，提供了戰爭藝術存在的廣闊空間和舞台。況且，從社會發展規律看，技術發展也具有趨同性。隨著時間推移，先進科技也將逐步被後發國家所掌握。戰爭實踐的現實已經表明，技術隻是獲得作戰能力的一種手段，如果人們不廣泛結合新觀念和新技術，深入理解戰爭的規律和特性，勝利的天平也不會輕易就向掌握技術優勢的一方傾斜。一戰後曾出現技術的高速發展時期，但真正弄清這些技術與軍隊編製體製和戰術等各種關係，並在二戰初期淋漓盡致地將其運用於戰爭實踐的卻是德國——隻不過將其運用於了非正義的戰爭。

戰爭永遠是敵對雙方殘酷、激烈的“活力”對抗。基於這一點，戰爭藝術就不會因為技術的發展而喪失其固有價值。當然，與以往不同的是，今天的戰爭藝術已無可避免地融入了信息技術的特點，今天的軍事思維如果忽視或漠視科技發展，其探索方向和思維也終將走向僵化。但科技的飛速發展依然沒有、也不會遮住戰爭藝術思維的光芒。戰爭藝術的價值體現於在既定物質技術基礎上能動地尋求製勝之道。這既是對人類智慧的發揮，更是對人們駕馭戰爭能力的考驗。對於信息技術基礎相對薄弱的軍隊來說，除了不斷縮小與強敵武器裝備的代差外，認識到這一點尤為重要。（解放軍報 張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