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非洲的戰略交火：達爾富爾的現狀與走向

達爾富爾的現狀與走向

賀文萍 · 時間： 2007-05-29 · 來源：北京周報 2007年第23期 6月7日出版


始自2003年初的蘇丹達爾富爾問題近年來因西方媒體、人權組織以及一些政界人士的“特別關注”而迅速上升為新的國際熱點問題。由於中國和蘇丹有著傳統友好的密切政治經濟關係，達爾富爾問題也成為國際上一些組織和個人用來攻擊中國的一個“籍口”。而“沾染”上“中國因素”的達爾富爾問題又反過來進一步高調占據了國際媒體頭條，成為時下炙手可熱的“焦點”問題。那麽，達爾富爾問題究竟是個什麽性質的問題？中國在該問題上又持有什麽樣的立場，發揮了什麽樣的作用？該問題的未來發展趨勢又會怎樣？



達爾富爾：從生態戰爭到政治外交戰爭

達爾富爾地區位於蘇丹西部，毗鄰利比亞、乍得及中非共和國，麵積約50萬平方公裏,約占蘇丹全國總麵積的五分之一。該地區是蘇丹最貧困落後的地區之一，生活著大約80個部落，主要分為“阿拉伯人部落”和“黑人部落”兩大部落陣營。前者為放牧駱駝的遊牧部落，主要集中在該地區的北部；後者為從事農業的部落，主要分布在該地區的中部和南部地區。曆史上，盡管各部落之間因爭奪水源或土地也偶有衝突，但基本能相安無事。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於發生幹旱，來自該地區北部乃至乍得、毛裏塔尼亞等鄰國的阿拉伯遊牧部落大批遷徙到達爾富爾中部和南部地區尋找水源和草地，致使該地區人口過度膨脹，從20年前的300萬人增加至目前的600萬人。人口的過度膨脹，加上幹旱和饑荒，導致當地生存環境惡化，不同部落和村莊之間為爭奪寶貴的土地和水源而發生的衝突明顯增加。為在衝突中獲勝，一些大的部落開始發展起自己的民兵武裝。由於北部的阿拉伯遊牧部落多信奉伊斯蘭教，而中南部的黑人部落多信奉基督教和原始宗教，再加之由阿拉伯人主導的蘇丹喀土穆政府執行偏袒阿拉伯人的政策以及近年來出於不同目的的國際“關注”，因此,宗教和政治因素的作用下,這場原本是爭奪土地和水源的生態戰爭漸漸演變成了一場政治和外交戰爭。

達爾富爾問題真正從一個蘇丹國內衝突問題“竄升”為“國際焦點問題”的起點應當是2004年。有若幹因素推動了這一問題的“升級”。首先是該地區局勢的趨於惡化。自2003年2月“蘇丹解放運動”和“正義與平等運動”兩支武裝以政府未能保護他們免遭阿拉伯民兵襲擊為由展開反政府的武裝活動以來，戰亂已造成達爾富爾地區1萬多人死亡，大約100萬人流離失所；其次是盧旺達種族大屠殺十年祭活動的警示作用。2004年恰逢盧旺達種族大屠殺十年祭，為避免類似的悲劇重演，國際社會開展了一係列的圖片展覽和報告活動。達爾富爾衝突的部族和宗教背景容易使人產生又一場“種族屠殺”的聯想；最後，也是最關鍵的因素,即美國政府的高調介入。美國政府對達爾富爾問題的“興趣”主要起源於2004年的總統大選。由於奉行重實力、輕道義的單邊主義外交政策，布什在競選過程中飽受民主黨的攻擊。為抓道義的旗幟並同時與民主黨克林頓政府在盧旺達人道危機上的無所作為形成對比，爭取更多的黑人和基督教徒的選票（宗教團體、非洲裔人權組織等院外活動集團的施壓也是另一重要“推手”），兼具宗教、種族衝突背景並位於非洲的達爾富爾問題便順理成章地成為布什的一個重要競選砝碼。

2004年7月，美國國會通過決議，認定達爾富爾衝突為“種族滅絕”（聯合國對該地區衝突的界定是“大規模人道主義危機”），並要求政府采取行動迫使聯合國對蘇丹采取製裁措施，從而為達爾富爾衝突的國際化埋下了伏筆。

當然，除了競選的因素，蘇丹獨特的地理位置及其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不僅對美國主導的全球反恐戰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而且對“9.11”事件後美國多元化的國家能源安全戰略而言也具有潛在的戰略和經濟利益。特別是，由於中國和蘇丹有著傳統友好的密切政治經濟關係，近十多年來又開展了富有成效的石油開發合作，國際上一些對中國抱有成見的組織和個人開始把中國與達爾富爾問題聯係起來，認為中國在蘇丹投資和與蘇丹現政府合作，就是在客觀上為達爾富爾地區衝突推波助瀾，中方因此應該為達爾富爾的人道主義危機負責，雲雲。不久前，美國百餘名眾議員還聯名給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寫信，警告說中國如果不能對達爾富爾的混亂局麵采取措施，將對北京奧運會帶來不利影響。一些政客和人權組織甚至威脅要抵製北京2008年奧運會。彌漫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上空的硝煙就這樣人為地、莫名其妙地與中國，甚至與非政治化的體育賽事牽扯在了一起。



中國在達爾富爾問題上的立場和作用

一些西方媒體和國際組織對中國的指責主要集中在兩點：第一，在聯合國安理會討論達爾富爾問題時反對使用製裁手段；第二，與蘇丹現政府合作，對其施加的壓力不夠。事實上，稍有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主張通過談判、對話等政治和外交手段解決國際及地區衝突是中國一貫的外交主張。不僅在蘇丹達爾富爾問題上如此，就是在更加棘手的朝鮮和伊朗核問題上也是如此。因為，曆史經驗已經一再證明，製裁隻會加劇貧困，而貧困則加深矛盾。深受製裁之苦的不是當事國的政權，而是其國內人民。另外，孤立蘇丹現政權並無益於問題的解決，反而會造成更嚴重的對立。又由於達爾富爾問題的根源是貧困和落後，隻有通過經濟發展和合作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鑒於此，中國主張要立足對話和談判、發展與合作來解決衝突。

自達爾富爾問題出現以來，中方一直通過元首互訪、派遣特使、通電話、互致信函以及在聯合國等場合開展協調等各種途徑與各方溝通，力爭縮小各方立場分歧，推動平等對話。胡錦濤主席在去年11月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和今年2月初訪問蘇丹期間，均就達爾富爾問題與蘇丹總統巴希爾會談，並提出了中方對解決達爾富爾問題的4項原則主張，即：尊重蘇丹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堅持對話和平等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非盟、聯合國等應該在達爾富爾維和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促進地區局勢穩定，改善當地人民生活條件。為緩解達爾富爾地區的人道主義危機，中國政府迄今共向當地提供了8000萬元人民幣的人道物資援助，並向非盟在該區執行維和任務的特派團捐款180萬美元。

為推動達爾富爾問題的政治解決，中方積極推動有關各方進行政治對話以達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政治解決方案。去年11月，聯合國5個常任理事國、非盟以及蘇丹和其他一些非洲國家代表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舉行會議，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安南提出了聯合國分三階段向非盟駐達爾富爾部隊提供支援的計劃，即“安南計劃”：第一階段，聯合國向非盟部隊提供價值2100萬美元的軍事裝備和物資，並派遣近200名軍官、警官和文職官員，在非盟部隊中擔任參謀和顧問等職務；第二階段，聯合國支援非盟部隊的人員和裝備將達到一定規模；第三階段，在達爾富爾完成部署聯合國-非盟混合部隊，這支部隊將由1.7萬名軍人和3000名警察組成，其指揮權將掌握在聯合國手中。中方支持這一方案，認為該方案是現實可行的，滿足了各方關切，也最接近蘇丹方麵的思路。希望蘇丹與其他有關各方就細節問題進行平等磋商並盡快達成一致。

為實地了解情況，中國政府已向達爾富爾地區派遣了5個特使團。今年以來，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翟雋兩次訪問蘇丹，並在今年4月作為政府特使第二次訪問蘇丹期間前往達爾富爾地區實地考察當地形勢，並提出解決達爾富爾問題應從三方麵入手，即：有關各方應推動達爾富爾政治進程，爭取早日實現全麵和平；向達爾富爾地區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減輕和化解人道主義危機；為該地區發展提供幫助，使達爾富爾地區人民擺脫貧困，消除衝突根源。今年5月10日，中國政府又任命了前駐南非大使、資深外交官劉貴今大使為首任中國政府非洲事務特別代表，其近期工作將重點圍繞達爾富爾問題展開。此為中國政府繼設立中東問題特使和朝鮮半島事務特使之後，第三次任命特使.這清晰表明中國政府對非洲事務，特別是近期對達爾富爾問題的高度重視。劉貴今大使上任後，即赴蘇丹進行了為期5天的訪問。訪蘇期間，他不僅赴達爾富爾地區進行了實地考察，還分別會見了蘇丹副總統塔哈、總統顧問哈裏發和外交事務國務部長薩馬尼，希望蘇方在落實“安南方案”問題上顯示更多靈活，加快推動達爾富爾地區政治進程，進一步改善達爾富爾地區人道和安全狀況，使該問題早日得到解決。

不久前，蘇丹政府宣布全麵接受“安南計劃”的第二階段方案，使得政治解決達爾富爾問題又向前邁進了重要的一步。應當說，蘇丹政府立場的轉變，中國發揮的建設性作用是至關重要和有效的。為切實推動“安南計劃”第二階段方案的實行，中國政府應聯合國有關方麵的請求，還決定不久將向蘇丹達爾富爾地區派遣275人組成的工兵分隊。



達爾富爾局勢的未來發展

目前，達爾富爾問題的政治解決已取得了實質性進展。隨著“安南計劃”第二階段方案的實行，駐紮在達爾富爾地區的非盟以及聯合國部隊的裝備以及規模都將有很大的提升，有助於進一步穩定當地的安全局勢和確保人道主義救助的順利實施。由此可見，隻要有關各方協調一致，用真誠和實際步驟消除當事方的疑慮和猜疑，本著解決問題而非擴大問題，緩和矛盾而非激化矛盾的態度，未來“安南計劃”第三階段方案的實行也是可以預期的。當然，由於達爾富爾地區的部族和宗教矛盾由來已久且根深蒂固，為爭奪利益而展開的小規模武裝衝突很難杜絕，當地矛盾在短期內也難以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非洲室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