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州科技大學的槍聲已經平息了近一個月，然而，校園的喪鍾卻在人們的心中久久地回蕩。痛定思痛，人們從不同角度來探討趙承熙的內心世界。有人認為趙承熙有精神或心理疾病，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病。如果把英語中的“疾病”一詞分開來解釋（ｄｉｓ－ｅａｓｅ），就是一種“不自在”。世界上隻有大徹大悟的人能夠得到真正的“自在”，而我們這些俗人每時每刻都被恐懼和欲望所驅使，難免會造作罪業。古人雲：“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借助三十三條生命的燭光，我們不妨探討一下人生的一些誤區。
１．長與短
造成趙承熙心理扭曲的一個直接誘因是語言障礙。其實，從後來播放的錄像中我們看到，他的語言障礙並不十分嚴重。所以，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對待自己的弱點。毋須置疑，我們每個人都有弱點。對一些“顯弱點”我們十分敏感，就象身上未愈合的傷口，雖然隻是皮膚之患，一旦觸及就疼痛難忍。然而，對於自身的絕大多數 “隱弱點”我們卻不以為然，殊不知有些無痛無癢的疾患卻是致命的。其實，所謂的強與弱，有時並沒有一個嚴格的判據，這個標準往往是自己定的。
一個人所能支配的最寶貴的資源是什麽？這就是我們的注意力。人們成功與失敗，幸福與痛苦，其關鍵就在於對注意力的控製能力和哪些東西對我們有吸引力。一般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身體上（佛家將其貶稱為“色殼子”），所以，身體上的缺陷往往是人們十分敏感的“顯弱點”。趙承熙的語言障礙給他帶來了巨大痛苦，其中既有先天的因，也有後天的緣。其實，人們的弱點與身上的創傷有很多相似之處，我們把它捂得越嚴實，結果就越惡化。本人高中時的一位同學有麵部肌肉萎縮的疾病，剛上大學時有很多人對他投來好奇的目光。這位同學就幹脆經常站在校門口或食堂門口讓來來往往的人看個夠，沒過多久人們就“見怪不怪”了，有位女生被他的精神所感動而最終成為了戀人。
在美國有一個人生下來就沒有胳膊，可是他並不怨天尤人，而是用腳來練習做各種事。結果，他不僅生活能夠自理，而且還可以用腳來開車並考取了駕駛執照。他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沒有胳膊，算不上殘疾。真正的殘疾人是在思想上有障礙。”所以，趙承熙的痛苦主要是錯誤的觀念造成的。從另一方麵來看，我們這些肢體和機能健全的人實際上都是“殘疾人”。無論是讀聖經還是讀佛經道藏，我們都覺得聖人的大能不可思議。可是，釋迦牟尼佛開悟時說，俗人和聖人在本質上沒有差別，我們隻不過是受到了“妄想”和“執著”的障礙。如果我們能夠把這些障礙消除，人人都能得到內心的自在和外在的能力。
２．富與貧
在遺書中趙承熙發泄了對富家子弟的憎惡和怨恨，其中有現實的因素，也有個人的偏見。在美國這個移民國家有一種流行的說法：“第一代移民苦幹，第二代移民燦爛，第三代移民懶漢”。然而，人們往往忽略了一個弱勢群體：一點五代移民，也就是那些隨父母移民來的中小學生。如果他（她）們的年齡再小一點（學齡前兒童），此時的自我意識還很弱，到了美國這一兒童的樂園則很容易適應。如果他（她）們的年齡再大一點（大學生和研究生），那時人們的心理調節能力已經比較成熟了，而且，在出國之前也做好了心理準備。然而，一點五代小移民的處境就相當嚴峻，他（她）們來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社會，學校裏有同學欺負，在家裏又得不到為謀生而疲於奔命的父母的關心愛護。此外，與美國家庭相比，第一代移民的生活十分貧困。這一點我們很多人都深有體會。當年讀書時帶孩子去百貨商店，小孩子眼巴巴地在玩具區流連忘返，可是在我們那捉襟見肘的財政狀況下，二十美元的玩具也變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逢年過節時，隻好帶孩子去折舊商店買五美元以下的舊玩具。俗話說，往事不堪回首。當年周圍都是一幫窮學生，而且我們這一代人也是在苦日子中長大的，因此過拮據的日子也沒有什麽失落感。如今，回過頭來以孩子的角度來體驗那種生活，貧困的陰影看來是印象深刻的。所以，本人竊以為趙承熙所提到的奔馳車實際上是鄰居家小朋友的玩具車的變形，他所說的金項鏈可能是商店裏一件童裝的化身。否則，趙承熙有什麽理由“仇富”？他們家所繳的稅根本不夠他們姐弟倆上中小學的教育費用，況且他本人所在的州立大學也要由州政府支付很大一部分經費，更不用說他姐姐上普林斯頓的學費了。他們所享受的這些“福利”大部分都來自富人和中產階層所繳的稅，這一點趙承熙應該是清楚的。
造成人們貧困的原因可以大致分為兩類，其一是社會因素，其二是個人因素。在美國雖然不能說人們的機會絕對平等，但是，可以說每個人都有充裕的發展空間。現在，大部分中國人最強烈的願望是致富，其實，在美國致富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們首先可以研究一下“貧富”這兩個字，“貧”的意思是把寶貝分了，當然每個人的財富就少了；“富”的意思是家裏頭隻有一個人消費，卻有很多生產資料。所以，要想致富就不能結婚，如果已經結了婚就不能要孩子。可是，有些單身漢也是很窮，那時因為對“貧”字的理解不夠深。什麽是貧字中的“貝”？淺層的理解是“錢財”，深層的理解是“注意力”。如果一個美國人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賺錢上，如果還不能發點小財，那簡直天理不容。古人雲：“置心一處，無事不辦”。這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可就難了；其實，人與人的最大差別就在這點。在中國小學生是用蘋果香蕉之類的東西來學加減乘除的，而在美國的小學算術課是從數錢開始的，而且堂而煌之地說，因為有了數錢的需要人們才發明了數學。剛到美國來時的確覺得美國人對錢看得太重了，時間長了才發現，其實美國早已經過了那個曆史階段，如今美國人真正追求的是錢所換來的幸福感覺。所以說，在美國致富太容易了，隻要能滿足人們對幸福的追求，美國人就會將大把的錢塞進閣下的口袋裏。等我們的口袋被錢塞滿了以後，就會開始追求自己的幸福，同時也會把錢再塞進別人的口袋裏。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樣：“這隻是一場遊戲一場夢”。
有一個美國人從小立誌要成為百萬富翁，結果就勤奮工作，過儉樸的生活，當然，也不結婚。蒼天不負有心人，不到四十歲就如願以償。誌得意滿幾天以後，覺得生活中的一切都失去了意義，結果買了把槍自殺了。還是比爾蓋茨聰明，前半生斂財，後半生散財。其實，在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這種現象相當普遍。從佛法來看，這種人有智慧，知道散財積福，下輩子還是會大富大貴。中國人就沒這個傳統，總想把財富留給後代，結果毀了兩代人。如果從功利的角度來看，收益最高的投資是在名牌大學設立獎學金。到了自己百年以後，利用這個善緣再投生到人間，而且擁有優秀的父母。
３．榮與辱
與西方人相比，東方人的榮辱觀要強烈得多。趙承熙的痛苦主要來自於恥辱的感覺。榮辱也可以簡單地分為兩種，其一是外界的評價，其二是自我的感覺。這兩者之間往往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特別是未成年人，外界的刺激會直接引發內心的反應。我們可以推測一下趙承熙的遭遇：小時候因口齒不清，一定受到父母不少責罵；上小學時讀課文發音別扭，又受到同學的恥笑；上了中學，由於怕受傷害，不敢交朋友，開始自我封閉；上高中時，姐姐上了普林斯頓，相比之下一定感到十分自卑。上了大學，想交女朋友，又遭到無情的拒絕。這一連串的打擊，超越了趙承熙的承受能力。其實，任何人在一生中都會有“走麥城”的經曆，如果與良師益友經常交流一番，心中的結是可以解開的。此外，如果多閱讀一些經史，也會對“榮辱”逐漸淡薄起來。曆史上有很多人先榮後辱，也有很多人先辱後榮，榮辱其實無常。在這一點中國人比較“幸運”，幾十年內就看到曆史在那裏翻雲覆雨地折騰，鄧小平的一生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如果把社會比喻為一個舞台，我們每個人就是這出戲的演員，當聚光燈打到一個人身上，此人就會“榮辱”一番；等燈光移開，“榮辱”也就變成了曆史。其實，那燈光很刺眼的，所以老子說 “寵辱若驚”。人們之所以被“榮辱”所束縛，就是因為把演戲當真了。我們不妨做一個“假想實驗”，讓一對同卵雙胞胎來演戲，一個演英雄，一個演壞蛋。在台上兩人對比強烈，下台以後卸了裝兩人還是一模一樣。可是，如果一個人總是演英雄，而另一個人總是演壞蛋，幾年以後兩個人的行為舉止就會很不一樣了。這也就是古人所說的“性相近，習相遠”。按照佛教的說法，我們每個人都是久經沙場的“資深演員”，身上沾滿了“角色”的習氣。在善於觀人的大師麵前，從我們的一舉一動和一言一行中，他（她）們就能看出我們所習慣表演的“角色”。習慣是個很可怕的東西，如果一個“角色”表演得很出色，下一出戲“導演”就會還讓我們表演同一個“角色”，最終就會真的“進入角色”了。眾生真是悲慘，一降生就稀裏糊塗地上了舞台，一輩子被“角色”的模式所牽引，演出結束又迷迷糊糊地下了台。休息了一會又上了台，而且一場比一場更加瘋狂。有人在演出中間突然醒悟過來，跟大家說：“這太累了，咱們下去喝杯茶吧！”結果，大家都還未盡興，依舊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反把戲台當故鄉。”
４．是與非
提起趙承熙，人們常常會想到盧剛。這兩個人的生活背景很不一樣，但是，他們在性格上相同的一點是黑白分明，或者說自認為是非分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教育理念的大問題。世界太複雜了，各種因緣交織在一起，遠遠超過了常人所能理解的水平。可是，為了教育和管理所有的人，隻好用一些十分簡單的規則來解釋和規範這個極為複雜的世界。一條規則就象一把尺子，借助於它，長度的測量就變得易如反掌。可是，我們有時也會被尺子所欺騙，而認為它是絕對可靠的。隨著閱曆的增長，我們逐漸領悟到，原來每個人手中的尺子都不太一樣，特別是在人文藝術和社科等領域。如果標準都不一樣，那麽所謂的“是非分明”又有什麽意義？
有些“尺子”十分誘人，“平等”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國“等級觀念”無處不在，因此人們的“平等”意識並不強。然而，在美國一旦有人說“這不公平”，大家的神經馬上就會緊張起來。趙承熙認為整個社會對他太不公平，因此他別無選擇地對社會進行報複，以維護“正義”。盧剛也認為導師和學校領導對自己不公平，最終走投無路地采取謀殺來解決問題。其實，他們所說的事情並非完全是空穴來風，我們也不能把責任完全推到肇事者身上，當今的社會的確存在著各種不公正現象。但是，在社會上任何一個人都會在某種場合下受到不公平待遇，與其耿耿於懷，不如泰然處之。不過，這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其關鍵也要從觀念轉變入手，而不能隻講一個“忍”字。強忍的後果隻有兩種，其一是盧剛和趙承熙的所作所為，當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就象炸彈一樣爆發出來；其二是向內爆發而得癌症，就象《紅燈記》中李鐵梅唱的那樣：“仇恨入心要發芽”。所以，當我們心裏有了疙瘩，千萬別忍。首先，要用智慧把它化解掉；如果修養不夠，有限度的發發火也是一個不得已的辦法，就象壓力容器上的安全閥一樣。
達摩祖師在“二入四行觀”裏有一條叫“報冤行”：因為我們以前傷害過其他生命體，所以，我們此時的遭遇隻不過是果報。舉例來說，如果歹徒搶走了我們一萬塊錢，我們可能會十分生氣；可是，如果我們還了曾經借別人的一萬塊錢，心裏反而有一種解脫感。本人小時候由於沒有什麽玩具，就以捕捉和殘害小動物開心，現在想起來脊梁骨都發涼。將來有了“宿命通”，把前世的舊賬都翻出來，還不定幹過什麽傷天害理的事呢。即使把以前的罪業都一筆勾銷，我們如今的生活也是建立在“剝削”的基礎上的。例如，在美國買的廉價商品，大部分都是第三世界國家（包括中國）的“血汗工廠”裏的產品；我們所消耗的石油，裏麵不知有多少阿拉伯人的鮮血，當然也有幾滴美國人的血；即使是電路板上的集成電路模塊，也是多少技術人員嘔心瀝血的結晶。當聽到慘案發生在工程樓裏時，人們會很容易聯想到可能是緊張的師生關係所致。在美國的外國留學生無疑是一個弱勢群體，特別是我們這些拖家帶口的大齡留學生。不僅是學位，就連一家老小的飯碗都被控製在導師手裏頭，那時候還談什麽“平等”？如果與導師有矛盾，學校是絕對為導師撐腰的。不管導師讓你一星期幹多少小時的活，你都沒有辦法申訴，因為學校認為你在為自己攻讀學位。此外，導師也可以無限期地卡學生，因為博士畢業沒有硬指標，隻有導師的標準算數。如果中國人不是從小就生長在師道尊嚴的環境裏，那就不隻出現一個盧剛了。盡管大家口頭上都譴責盧剛，可是從心裏很多人都佩服他，因為他給整個受壓迫的留學生階層出了一口惡氣，也煞了煞那些自命不凡的教授們的威風。
話雖這麽說，其實歸根結蒂問題還是出在我們自己身上。如果我們沒有經濟上的限製，也沒有出人頭地的野心，大家根本沒有必要爭先恐後地到美國來“接受剝削”。既然是我們自願來的，而且隨時都可以離開，所有的不公平待遇都有我們自己的因素。如果把這一點考慮進去，那就應該把“公平”和“平等”這些“尺子”統統拋棄。其實，很多學校的運作就象一部機器，教師就象加工用的模具或刀具，學生入校時就象毛坯，畢業時變為成品。從這種觀點來看，在被加工過程中產生痛苦是難免的。從另一方麵來看，學生痛苦的程度也與“質地”的堅硬程度密切相關。一些性格比較柔順的學生，在學校裏並沒有感覺到什麽痛苦，而那些性格倔強的學生就會感覺痛苦萬分。人才與材料看來有很多相似之處：塑料很容易成型，但是不夠堅固；玻璃和陶瓷很堅硬，但是易破碎；金屬同時具有堅和韌兩種特性，所以其用途廣泛。人才也是一樣，畢業幾十年後人們發現偏偏是那些不服管教的“壞學生”能夠幹出一番事業，而那些聽話的“好學生”往往碌碌無為。當然，平凡的工作也是偉大的。
如果我們拋開情緒化的思維，就會發現絕大部分教授也並不是故意和學生過不去，他（她）們隻不過在堅持其自身的標準。當學生畢業時就會發現：“我已經不再是我，可是你卻依然是你”。其實，有些教授們的日子比學生還焦頭爛額，處在這種狀態的人脾氣往往就十分惡劣。現在是千軍萬馬搞科研，申請科研經費變得十分艱難和痛苦。如果進行心理分析，人們就會發現很多工學院的教授是處在一種心理扭曲的狀態。不過，話說回來，隻有心理稍微有點變態的人，才能做出傑出的成就。如今出現了一個怪現象，對於很多大學教授來說專心做學問已經變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所以他們的主要精力和本事都用在搞錢和管學生，也就是從科學家變成了項目經理。所以，大學教授已經不再是令人羨慕的職業了；上麵有領導壓，下麵有學生罵，中間還要和同行進行激烈競爭。如果看一下統計資料就會發現，在工學院裏無論是研究生還是教授，美國人的比例都在逐年下降，而且本科生的數量也在滑坡。由於學費的收入減少了，教授們隻好向外去搞經費，這就導致了他（她）們更加忽視教學工作，結果本科生的數量就會越來越少。由於科研基金的總量這些年來徘徊不前，結果就形成了越難申請就越多申請的惡性循環。處在這樣一種惡劣的“生存環境”中，作為一個外國留學生如何生存和發展？其中關鍵的一條就是追求 “雙贏”，也就是與導師建立起合作的關係，而不是對抗的關係。從功利的角度來看，如果能夠與導師和諧相處，學生的收益是很大的。即使在畢業以後，導師的推薦信對申請工作和綠卡都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人際關係也要講“緣分”，如果實在合不來，也可以考慮換導師或轉學。最難相處的教授主要是 “金型”和“木型”的人，可在工學院偏偏這兩種人最多。“金型”的教授就是我們所推崇的“嚴師”，本人就有幸遇到了一位。例如，有一次導師讓我寫一篇論文，寫好以後導師字斟句酌地修改了很多地方，然後讓我重寫。如此反反複複地折騰了十幾個回合，最終才投出去，結果還被審稿人給斃了。西方人的這種嚴格認真的精神給我上了生動的一課，相比之下，我們中國人在做事上的確有模糊和隨意的弱點。“木型”的教授更可怕，在美國這種人被稱為“奴隸主”（ｓｌａｖｅ－ｄｒｉｖｅｒ 這詞翻成中文就走味了，其原意是那些手裏揮舞著鞭子驅趕奴隸幹活的人）。找導師跟找配偶差不多，要考慮相生相克的問題。如果與導師性格一致，這種關係矛盾最少，不過收益也不大。而矛盾比較小而收益比較大的是“相生”的關係；例如，對於一個反應快而精力旺盛的“火型”學生，找一個“木型”的導師就是一個好的選擇。
５．真與幻
人們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想與現實的差距造成的。在電視上我們可以看到在很多貧窮和動亂的地方，那裏的孩子們照樣高高興興地玩。另外，現在我們習慣於每天洗澡，可是在國內時每星期洗一次澡也沒覺得怎樣；如果到了缺水的山區，那裏的人一輩子隻洗三次澡（出生，結婚和去世），他（她）們根本就不覺得難受。如果我們再看一下動物世界，那就更加悲慘。例如，在阿拉斯加的麋鹿，在夏季每天都要被成群的蚊子吸走半升血，可麋鹿不也照樣生存繁衍。所以，幸福和痛苦並不完全是由環境來決定的，而是跟我們的思想意識密切相關。避免痛苦和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因此有些人就找到了一條“捷徑”：做白日夢來自娛自慰。
做白日夢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不是一件陌生的事，在幼年時小朋友經常在一起玩“假想遊戲”，如過家家。到了青少年時代，很多人都是理想主義者，人們對未來充滿了美好的憧憬。記得大學畢業時，一位老師對我們說過，一個人成熟的過程就是在逐漸擺脫不切實際的夢想中進行的。當時，我們並不以為然；如今回首往事，真是“而今識盡愁滋味，卻道天涼好個秋！”與美好的夢想相比，現實是慘淡的，有時是醜陋的，甚至是殘酷的，但也是無奈的，誰也不能否認現實的存在。魯迅先生說過：“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瀝的鮮血”。
趙承熙在現實生活中遭受了很多苦難，結果就用白日夢來撫慰自己那顆傷痕累累的心。可是，白日夢就象毒品一樣，一旦上了癮則會越陷越深而無法自拔。到了一定程度，則變成了“假亦真來真亦假”，現實與夢幻的界線變得模糊起來，逐漸進入了神經錯亂的狀態。從趙承熙做案過程的周密計劃和實施來看，他還沒有發展到精神病的階段。但是，做白日夢使他對現實生活更加厭倦，最終到了無法生活下去的程度。大部分人到此階段往往走上自我了解之路，可是趙承熙受了一些影視作品的影響，複仇的怒火在胸中燃燒，最終以濫殺無辜的瘋狂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有人說過，文學創作工作者造的業很大。有些作家把自己的罪惡想法投射到作品的人物中去，結果有些觀眾就通過對其模仿而付諸實踐。世間的法律不會製裁這些作家，但是，他（她）們逃不脫因果報應。金庸看來知道這個道理，在其晚年的作品中加入了佛教的成分，而不再局限於恩恩怨怨和打打殺殺。他老人家真是看破了人生：“得失隨緣，心無增減”。
從佛教的觀點來看，我們通常所認為的“現實”也仍舊是“幻境”。白居易在一首詩中寫道：“夢中說夢兩重虛”。等我們醒悟過來以後，就走上了成佛之路。佛者，覺也。我們每個人都做過惡夢，在夢中緊張得要死，害怕得要命。可是，醒來以後覺得好冤枉，原來是自己嚇唬自己。那麽人們到底怕什麽呢？說到底怕的是“損失”，它包括失去生命或健康，失去親人，丟麵子，財產損失，等等。反過來，人們所追求的都是“獲得”。得失的核心是建立在“自我”的基礎上的。大乘佛教的一個觀念是“無我”（它包括人無我和法無我），所以也就無所謂得與失，因此也就無有恐怖，人生就能夠得到自在和安樂。這是個大問題，以後有機緣再和朋友們一起討論。
人們說，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陽的光芒。此次慘案的發生不僅僅是趙承熙個人的問題，它也反應出社會矛盾和文化危機。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趙承熙的身影。喪鍾為誰而鳴？它為你而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