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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北京，99年移民墨爾本，現從事IT工作。
【注】本文中所引用的歷史和數據大部來自David Brooks的《常春藤大學毀了美國（How the Ivy League Broke America）》。
毫無疑問，2024年美國大選揭示了美國社會中一條涇渭分明的裂痕：教育程度高的少數支持民主黨，教育程度低的多數支持共和黨，後者對前者懷有深深的鄙視和敵意。這就是代表後者的共和黨和川普大勝的根本原因。
（華人是個例外我在澳洲認識的所有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除一個參加極右組織的人外，都認為川普是個瘋子，而所有高知華人都支持川普。我的《從華人川粉看中國人的劣根性》深入分析了這種現象。本文隻討論美國人之間的這種沿教育程度的分裂。）
特權時代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五十年代，進入哈佛大學不需要特別聰明或勤奮，但如果你是個白人，且長相英俊、擅長運動、舉止優雅、氣質悠閒、信奉聖公會，尤其是如果你父親也出於哈佛，則會有很大的幫助。
一旦進入校園，學習並不重要，那些專心學習的人被稱為書呆子，被社交圈邊緣化。相反，學生們為進入精英社交俱樂部而激烈競爭，比如普林斯頓的Ivy、耶魯的Skull and Bones，和哈佛的Porcellian。這些俱樂部提供的人脈能幫助你進入頂級律師行、著名銀行、國務院、甚至白宮。從1901年到1921年，每一位美國總統都曾就讀哈佛、耶魯或普林斯頓。那時，作為理想的精英，學習成績不重要，重要的是優雅的舉止、審慎的判斷力和領導能力。
常春藤之外的普通大學的入學標準也不重視成績，競爭很小，比如1940年美國隻有5%的人口受過高等教育。，隻要你高中畢業，付得起學費，你就能進去。生源主要是（不太富裕的）中產階級。
哈佛校長柯南引領的教育體製改革
1933年到1953年任哈佛校長的柯南（Conant）認為這是世襲製度，因為上述的修養和風度隻能來自頂尖的富裕家庭，所以這是對民主製度的破壞。他認為美國大學的入學標準應該隻考慮智力，因為第一，他認為智力是衡量一個人的能力和社會價值的唯一標準，第二，智力與生俱來，與家庭貧富無關。所以，如果美國大學的入學隻考慮學習成績，就會打破富裕階級對大學尤其是常春藤大學的壟斷。
在六十年代，柯南的理想得以實現，其他的美國大學迅速跟進。今天，所有美國大學的首要入學標準都是學習成績。成績達標了，再看其他的品質，成績不夠，直接刷掉。
Brookss說，這個改革適得其反。它不僅沒有消滅美國大學裡的特權，反而加深了特權階級對大學尤其是常春藤大學的壟斷。與改革之前的不同之處是它在特權階級中選擇出來的精英比改革前的特權時代質量更差。這一點我在下文中討論。
在改革前，你想讓孩子進入大學，隻要付得起大學的學費。現在，為了讓孩子的成績夠格，你得從學前班起就去好學校，外加各種課外輔導班。據統計，就讀常春藤學校的全部學費大約是三十多萬美元，而父母為了能讓子女進常春藤學校的各種費用可達二百萬美元。
所以，現在進大學的財富門檻比改革前大得多，富人對大學的壟斷比改革前大得多，窮人送自己孩子進大學的難度大得多。
今天，一名來自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家庭的3歲兒童，比起來自收入低於6萬美元的家庭的同齡兒童，參加幼兒園的可能性高出2倍。到了八年級，富裕家庭的孩子的學習成績比貧困家庭的孩子高出四年。在申請大學時，來自年收入超過12萬美元家庭的學生，其SAT分數比收入7至9萬美元家庭的學生高出171分，比收入低於5.6萬美元家庭的學生高出265分。貧富家庭之間的教育水平的差距已超過了1954年種族隔離政策開始被取消前美國白人、黑人之間的差距。來自最富裕的1%的家庭的孩子去常春藤學校的可能性比那些收入在三萬美元以下的家庭的孩子大77倍，精英大學從這1%的富人中招收的學生比從倒數60%的人口中招收的還多。
教育程度的差距觸目驚心，其造成的後果同樣觸目驚心：
大學學歷者一生的收入比高中學歷者高出100萬美元，平均壽命長8年。前者中肥胖比例27%，後者35%。高中學歷者結婚的可能性更低，女性在婚後10年內離婚的可能性是大學學歷女性的兩倍，她們60%的生育是婚外生育，是大學學歷女性的5倍。高中學歷者吸毒的死亡率是大學學歷者的10倍。25%高中學歷或以下的人表示，他們沒有親密朋友，而這一比例在大學學歷以上的人中僅為10%。高中學歷者花在公共場所、愛好小組和運動聯盟的時間更少，在家招待朋友和家人的可能性也較低。
現在美國的階級隔離比1954年前更甚，當年的隔離憑膚色，現在則是按財富。底層向上層的流動性更小。過去，諸如Elks Lodge、Kiwanis Clud之類的社團組織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和沒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混合交往的場合；改革開始後不久，高等學曆者開始離開這些社團，加入了隻有高等學曆者的組織，比如Sierra Club、 ACLU。
因為成績至上，學校按學習成績和潛力對學生分別對待，那些大多數來自貧窮家庭的、被學校認定沒希望的孩子們在9到10歲時就已經知道：自己是社會的棄兒，註定一生貧困。所以，這個絕望的美國多數人群產生了對高等學曆階層的反感和蔑視。這就是為什麼民主黨越是抨擊川普是品格惡劣的罪犯，他們就越支持他。這是他們唯一報復反擊的方法。他們對精英階層說：
我們分不到你們的蛋糕，但我們可以選一個人來砸爛它！
這種反精英情緒不僅在美國幫助川普上台，也幫助了土耳其的厄爾多安、匈牙利的奧爾班和委內瑞拉的馬杜羅成為獨裁者。再早些，俄國的列寧和中國的孫文、毛都是藉著同樣的憤怒奪權的。
在社會轉型期間，總會有大量的人受到衝擊，即使精英階層無比英明，無比無私，無比鞠躬盡瘁，也不可能避免轉型帶來的衝擊和陣痛。精英階層有財力，能夠平安度過這個多事之秋，但底層相對貧窮的百姓要吃很多苦。
於是，一定有人跳出來說這都是精英階層的邪惡導致的，許諾要打碎一切舊世界，迎來彩虹滿天的新天地。但列寧、毛、厄爾多安、奧爾班、馬杜羅都讓那些憤怒的底層百姓更加苦難，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為他們是衝進瓷器店的大象，他們不可能比精英們還懂經濟，還知道妥協和權衡，他們隻想著奪權和集權。於是經濟和人權加速下滑，吃虧最大的仍然是底層的百姓。
川普也不會例外。
催生社會分裂的黃金比例
在1940年，高等學歷者的平均收入是$2300，高中畢業者的年收入隻有$1000，前者是後者的2.3倍。而在2022年，前者收入平均七萬美元，後者四萬美元，前者僅是後者的1.8倍。當年這二個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比今天大得多，為什麼當年這二個階層之間就沒有今天的鴻溝呢？
因為那時高等學歷者隻占人口的5%。
美國的文化根源於英國。在英國發生光榮革命的1688年，貴族和依附他們的富人階層佔人口的3%，和1940年美國的高等學曆者差不多。自古就有國王貴族，普通人對這個極少數的、高高在上的、與自己毫無交集的統治階層並沒有天生的反感。在1940年的美國，95%的美國人是相當平等的。那時美國製造業全球一枝獨秀，工廠裡沒有計算機、集成電路、機器人，高中學曆的人足夠了。所以，不論是工廠裡的工人還是鄉村的農民，他們的生活水平都令世界稱羨。
而今天，各行各業都在向高科技、高信息化的方向飛速發展，所有重要崗位都需要高等學曆，高等學歷者已經佔到了人口的38%。這些人把持了社會的所有高收入機會，下麵的62%的低教育階層向上流動的難度越來越大。這個沉重的大山壓在他們身上，感覺和白金漢宮裡的用來崇拜的王公貴族們完全不一樣。
38%的上層。這是一個催生社會分裂和反智的民粹主義的黃金比例。
再少一些，比如1980年的20%，底層的老百姓就不會有被他們壓得喘不過氣的感覺。
再多一些，高等學歷者就成了社會的多數。那時，低學曆者就無法左右政局，他們會像汽車出現後的馬車夫一樣，乖乖地被慢慢吸收和同化。
38%，這就是川普得勢的數字。
未來的美國社會趨勢
主導美國社會未來走向的有二個趨勢。
第一：短、中期
人類科技發展的曲線不是線性的，而是一個不斷加速的指數過程：
因為各行各業對精深知識的需求越來越大，高等學曆者占社會的比例一定會越來越大。從1940年起，這個比例一直保持在每20年增加10%的速度。隨著科技水平的指數級上升，這個增加的速度隻可能加速，不可能減速。就算速度不變，20年之後，美國高等學曆者就達到一半了。那時川普這樣的民粹主義者就不會再有奪權的可能性了。
所以，如果川普、共和黨足夠邪惡，你一定會看見他們反高等教育的動機。
第二：長期
Brooks在他的文章中證明，學習成績隻反映了一個人綜合能力的一小部分，而且還不是最重要的那部分。在柯南的教育改革前的所謂特權時代，哈佛所倡導的在挑戰和攻擊前的定力（表現就是舉止優雅、氣質悠閒）、親和力、凝聚力和領導能力才是一個人最寶貴的品質。
所以，那時的美國領袖們實施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全麵社會改革（Progressive movement）和讓美國擺脫大蕭條進入空前繁榮的一攬子措施（the New Deal），打贏了二戰，推行了馬歇爾計劃，建立了北約，開啟了美國主導的二戰後全球和平新秩序。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觀察說，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智力是二流的，他在今天不可能進入哈佛，但他有一流的定力、親和力、凝聚力和領導能力，後者讓他成為林肯之後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
在教育改革後，美國在朝鮮受到挫敗，在越南和阿富汗陷入泥沼，在不得人心的伊拉克戰爭中債台高築，精英階層在社交媒體的興起後完全喪失了話語權。
所以，Brooks所倡導的改革，就是取消柯南的唯重分數的教育改革，讓學習成績重新變得不重要，讓學校更關註於發現和培養學生的真正寶貴的品格。
AI此時已經能夠高分通過哈佛的律師資格考試、註冊會計師考試、醫學院考試。十年甚至五年之後，人們會慢慢明白，逼著家長們花一二百萬美元、孩子們花二十年時間的血淚，去追求門門功課99.95完全沒必要，因為一個從三流大學以門門60分的成績畢業的工程師和一個從普林斯頓以門門99.95分的成績畢業的工程師都會用同樣的AI去設計電路，他們設計出來的電路都一樣的好，但如果前者有凝聚力和領導能力，而後者孤傲自滿（常春藤畢業生有這個趨勢），那麼前者對企業的價值比後者大。
於是，學校自然就不再過度專治學習成績，而更關注發現和培養那些真正寶貴的品質。於是，一個貧窮家庭的孩子隻要天生聰明，又具備那些品質，不需要燒錢百萬追求99.95的分數，就可能被大學甚至常春藤大學錄取。
這會導致美國社會出現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扁平化，現在的涇渭分明的階級分化和對立都會消失。
我在《AI in 100 years is a matter ofphilosophy》一文中就預言AI會消滅貧富分化，這就是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