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精句:“一個無限追求道德高地,且以此將人分類的社會,必然是一個人格分裂的虛偽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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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喜歡軍事和曆史。我發現曆史上的和現行的美軍的戰略,總是通過各種軍事手段“迫使對手回到談判桌上”。對這一點,早些年我總是不解: 如果能夠迫使敵人回到談判桌上,就說明自己已經占上風了,為什麽不乘勝追擊,徹底消滅敵人? 談判隻會給敵人以喘息之機,將來再消滅他們不就更費力了嗎?
我的不解是很正常的。你看看中國曆史上曆次改朝換代,可有一次是占上風的一方願意坐下來談判的? 每一次都是斬盡殺絕不留後患。明燕王朱棣奪權之後,對朱允炆手下官員進行“抄瓜蔓”式的大屠殺,不光殺掉官員的親戚,而且殺掉親戚的親戚,親戚的朋友,朋友的親戚,導致被殺官員故鄉數十個村莊的村民全數被殺,房舍一空。中國人願意坐下來談判,一定是自己是弱的一方,比如偏安的南宋,而願意在占上風的情況下談判的對手,從來都不是中國人。
中國人這種斬盡殺絕不留後患的心態,發源於儒家文化中“世人非正即邪,正邪勢不兩立”的理念。這個理念,是今天中美衝突的根本原因,也是中華民族曆史上所有浩劫的根源。
與這個儒家理念完全相反的,是建立在基督教之上的西方文明。基督教對西方文明有多大影響?千百年來,上至國王下至農夫仆人甚至盜賊,西方(歐洲)沒有一個人不信基督教的。西方文明整個就是從基督教裏麵生出來的。英國人有一句話:“不列顛創造出了莎士比亞,而聖經創造出了不列顛。” 猶太人逼迫羅馬統治者把耶穌定死在十字架上,但耶穌斷氣前卻說: “上帝呀,請原諒他們,他們不知道。”整本新約聖經的沒有為耶穌的死譴責任何人,就連出賣耶穌的門徒猶大,都沒有一句譴責評判的話。基督教的根本教義就是謙卑,不指責評判別人。在耶穌眼裏,一個一生嚴守上帝戒律,苦學經書,並因此洋洋自得的法力賽人,還趕不上一個一生橫征暴斂,貪汙腐化,此時在聖殿裏自慚形愧低頭懺悔的稅吏,謙卑的重要性壓過你一生的操守。所以你隻能努力把自己做好,如果別人做不到這麽好,那是他和神之間的事,你沒有資格去評判。耶穌曾經對信徒說: “你自己眼睛裏有一根大棍子,怎麽能去跟別的兄弟說,你眼睛裏有根刺,讓我幫你挑出來吧!”所以你永遠不會聽見一個西方社會裏的體麵人評判別人。
基於這個謙卑、不評判的文化,西方人認為,不同的人、地區、宗教、政黨、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原因都隻是大家的經曆、教育、階層、習俗或地緣利益不同。敵人的心也是肉長的,都渴望幸福,愛家人和朋友,誰都不一定是奸邪小人,而且很可能還是個正人君子(希特勒在當時的德國人看來就是標準的正人君子,所以德國人才會為他戰鬥到幾乎最後一個人)。這種願意相信敵人是和自己一樣的好人的態度就叫做“同情心、同理心”。這就是為什麽西方民主國家的不同政黨在議會裏麵常年爭吵,互相指責對方無能,但一旦退出政壇,雙方很可能成為好朋友。在參議員麥凱恩的葬禮上,共和黨前總統小布什偷偷塞給民主黨前總統奧巴馬的妻子米歇爾一塊糖的溫馨一幕,就完美地詮釋了西方人的這種尊重對手的同理心態。
這種尊重對手的同理心態甚至適用於戰場上的死敵,這就是旨在保證交戰過程公平合理的騎士規則。1415年,英格蘭國王亨利五世因為曾祖父的血緣關係,認為自己應該繼承法國王位,與法國談不攏,於是率軍入侵法國,與法軍在艾金科特(Agincourt)交戰。開戰前,雙方的貴族信使作為裁判員,肩並肩地來到戰場附近的山丘上觀戰。戰鬥中,法國的重裝騎兵在英國長弓手的如雨利箭下損失慘重,陣亡近萬人。戰鬥結束後,法國信使認可英王獲勝,同意命名此次戰役的殊榮歸英王,於是亨利五世便以附近的艾金科特城堡之名來命名這次戰鬥。戰後英軍將俘虜的法國騎士們放回安排家事。家事安排完畢後,所有人自行返回英軍陣營繼續作戰俘,因為戰俘可以用贖金贖回,這是獲勝一方戰利品的一大來源。而沒有贖金的俘虜則會被殺。那些自行返回的法國騎士們並不都是億萬富翁,很多人會為此傾家蕩產,有些人付不起贖金會被砍頭,但他們仍然會回來,因為一諾千金是騎士榮譽的一部分,而騎士榮譽的重要性遠遠高於財產和生命。
近代和現代的西方文明,就是從那時候的基督教教義和騎士規則延續下來的。要了解近現代的西方文明,必須了解美國。而要了解美國,必須了解美國內戰。在內戰之後的150年裏,一直到今天,美國人所表現出的所有品格特質,在這場內戰之中都有淋漓盡致的體現。
西點軍校是美國和世界上頂尖的的軍校,美軍中大多數高級軍官都出於此校。內戰中南軍有150個將軍來自西點,包括南方總統戴維斯和令北軍聞風喪膽的南軍統帥李將軍。內戰爆發,所有學員均受招輟學去帶兵打仗。大部分南方學員都打算回去為自己的州戰鬥(內戰前美國人對國的忠心遠遠不如對州的忠心,所以才會有內戰),所以臨別時很多好朋友們依依惜別,因為下次見麵就是戰場上刀兵相見,以命相搏了。西點的地理位置在紐約州,在北方控製區的腹地,遠離南北方交界線。這些北方出資出力培訓出來的頂尖軍官就要去為南方打仗了,這不是放虎歸山嗎? 要是在中國,還沒開戰,所有來自南方的或者對南方懷有同情的學員們就早已上了黑名單,而且都已經被監控起來了。一旦決策者決定開戰,這些人會被立即逮捕,如果運輸途中或關押地點不可靠,有劫獄風險,就地處決也是可能的。然而北方對這些打算回南方的西點學員毫無阻擋,來去自由。
剛一開戰,北方總統林肯就任命軍事奇才羅伯特.李為北軍總司令。如果李接受認命,人力、經濟規模、科技水平隻有北方幾分之一的南方一年內就會投降,陣亡的美國人不會超過幾千人。即使李不接受認命,隻要他不去為南軍效命,內戰仍然會在一二年內結束,雙方陣亡人數不會超過幾萬。但李徘徊一夜,決定拒絕林肯任命,為自己的南方州弗吉尼亞效命。林肯沒有阻止他。結果李一次次擊敗數倍於己、裝備和糧草都遠勝於己的北軍,內戰才得以拖了四年,成為美國曆史上最慘烈的戰爭,62萬美國人戰死。
為什麽北方會放虎歸山? 還是因為基督教文明裏尊重對手力求公平的心態。“如果你想回去,我就放你回去,咱們戰場上憑實力見輸贏。” 如果你不公平地贏得戰鬥,隻可能被包括自己人甚至家人鄙視,身敗名裂指日可待,自己死了,子女都抬不起頭來。所以任何一個懂得一點美國曆史和政治的人都會告訴你,如果林肯下令截流逮捕李和西點南方學員,第二天就會在議會裏被罵個狗血噴頭,議會會正式向被截流的人道歉,然後隆重地護送他們到南方。從此上流社會就不會再看得起林肯,他的政治生涯就算結束了。
這種對敵人也要講公平,遵守規則的哲學,和中國人對敵人不擇手段,勝者王侯敗者囚的哲學,完全是兩頭的兩個極端。內戰爆發前,為了安撫南方防止他們分裂,聯邦政府通過了《逃亡奴隸法》(fugitive slave law),規定如果南方的奴隸逃到沒有奴隸製的北方,奴隸主有權到北方來抓捕,當地的司法係統及聯邦軍隊必須提供協助。開戰以後,北方就此法是否應該繼續貫徹展開了辯論。支持繼續實行該法的人認為南方的行動是一個國家的內部叛亂,所以聯邦法律依然適用於南方。大家想想,內戰的爆發就是因為北方要廢除奴隸製,現在南北方都開戰了,北方人還在討論是否應該協助南方的奴隸主捉拿奴隸! 中國人聽起來一定覺得美國人是神經病是不是? 這就是法律和規則在美國人眼裏的地位。
1861年5月,弗吉尼亞州三個南方的黑奴從南軍要塞逃到了北方控製的蒙羅要塞。第二天,奴隸的主人一位南軍上校舉著白旗來到蒙羅要塞,引用《逃亡奴隸法》,要求北軍交還那三個奴隸。要塞司令官著名政治家巴特勒回答說,因為弗吉尼亞州宣稱退出聯邦,所以聯邦法律不再適用於弗吉尼亞州。於是他禮貌地請這位上校回去了。從此北方都采用這個法律依據,這才給這場辯論畫上了句號。
在中國會發生這樣的事嗎?你都是我的敵人了,和你還講什麽法律? 敵人一個上校自己送上門來,馬上抓起來,上報“俘虜敵軍上校一名。” 當然,如果在中國,這個上校自然做夢也要不會想到去敵人陣營去討要財產。
有中國的腦殘粉紅說,美國想找茬跟中國開戰,這樣就不用還欠中國的巨債了。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可以把身家性命壓上和他們打賭: 就算美國把中國徹底打敗,新的中國政府在美國占領軍的鼻子底下成立,美國也不會賴掉戰前欠中國的一分錢。
在西方文明裏,戰爭的目的不是肉體上消滅對手,而是當雙方有巨大利害衝突,又無法通過談判解決時,最後以戰爭來決定誰讓步。“你打不過我,你就讓步,然後咱們繼續做生意,甚至繼續哥倆好”。這就是為什麽我所看到美軍的戰略意圖總是“迫使對手回到談判桌上”。
中國人讀到這裏會問: “西方人這種做法聽起來是確實很有貴族氣質,但實際上對自己有什麽好處呢?我怎麽覺得他們太僵化缺乏變通呢?”
在南軍統帥李將軍在裏士滿向北軍統帥格蘭特將軍投降的當天,雙方隊伍之中的西點同窗就聚到一起喝酒了。請注意,這不是因為雙方都原諒了對方: 他們從來都沒有恨過,相反,雙方都對對方的勇敢和獻身精神由衷地欽佩。內戰中李將軍一直拒絕叫北軍“敵人”或是任何帶有貶義的稱呼,他隻叫他們“那些人” (those people)。受降儀式上,當衣衫襤褸、形削骨瘦的南軍殘部走向列隊的北軍繳上武器時,吹號手一聲令下,全體北軍士兵行持槍禮,向這些倔強的對手致敬。內戰中陣亡的62萬美國人有一大半是由於李將軍一次次以少勝多,為南方力挽狂瀾,否則內戰一年就結束了,所以李可以說是“雙手沾滿了美國人民的鮮血”。然而李在宣誓忠於美國政府之後,直接回家了,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安享晚年,餘生裏不僅在南方是英雄,在北方也受到崇敬。隻有南方戰俘營的主管,因為不給北方戰俘提供足夠的食物和基本生活設施(其實也不能怪他,因為南方在北方的圍困下給養嚴重匱乏,連南方老百姓都餓得皮包骨),導致上萬戰俘慘死,而被判絞刑。整個美國社會似乎在停戰的那一瞬間就和解了,就不再有仇恨。在美國人關於內戰的記憶裏,在成千上萬關於內戰的書籍文獻裏,南北雙方都是被歌頌的英雄,沒有高傲的勝利者和被譴責的階下囚。
從此,美國南北方就再沒有發生過任何衝突。
這就是西方騎士規則的好處: 那就是衝突和戰爭的成本非常低。一旦雙方同意停戰,雙方都相信對方的誠意,所以就可以立即刀槍入庫。而且,因為彼此都欽佩對方的勇氣和職業精神,彼此沒有仇恨厭惡,所以昔日戰場上的死敵可以立刻坐到一起喝酒,共同翻開和平共處的新篇章。
相比之下,在中國文化背景下,由於儒家文化“世人分正邪兩派,正邪勢不兩立”的理念,衝突的雙方不需等到戰場上刀兵相見,往往在第一次口角時,雙方就已經互視對方為奸邪小人了。既然是奸邪小人,對他自然不必講任何公平原則,自然可以不擇手段,背信棄義。雙方既如此互相對待,自然就加深了彼此的鄙視和仇恨,矛盾肯定就會迅速激化,演變成你死我活的衝突。即使簽署了停戰協議,雙方都知道這隻不過是緩兵之計,沒人會蠢到相信對方有和平的誠意,因為自己就沒有,所以仗一定要打到一方被株連九族徹底消滅的程度,而民族為此付出的代價則常常是十室九空。
1861到1865年的美國內戰是美國曆史上最慘烈的戰爭,此後美國在所有戰爭中的陣亡人數之和,包括兩次世界大戰、韓戰、越戰,都比不上這個內戰。然而內戰時美國人口3100萬,死亡62萬,隻占人口的2%。安史之亂和美國內戰相似,都是國內部分地區反叛分裂,戰前中國人口8000萬,戰後僅存1600萬,死亡率高達80%。中國曆史上的其他內亂的破壞性都和安史之亂差不多。
這就是儒家文化帶給中國人民的浩劫。
儒家理論在宋朝的程朱理學主導下開始走向極端,變得偽善、反常識和反人性。在理學宗師程頤手中,儒家思想的“存天理,滅人欲”的禁欲主義與人的本能和需求完全脫節,變成了99.99%的人都不可能達到的聖人境界。比如有人問程頤: “寡婦無依無靠無法生存,能不能再嫁”,他說: “斷然不能! 生死事小,失節事大!” 另一方麵,儒家理論中“人非君子即小人,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的理念得到空前的加強。這就使得中國人一方麵非常害怕被納入小人的範疇,所以嘴上一定要大義凜然,仁義道德高入雲端;另一方麵又根本不期望自己能夠接近聖人的標準,所以行為上非常的一般,遠遠不如基督教文化下的西方人。自己有利可圖時什麽都做得出來,但看見別人有失小節後卻一定要搶占道德製高點,義正辭嚴。這使得中華文化言行不一的程度遠遠超過其他的民族和文化,成為中華民族在全世界鶴立雞群、特立獨行的一道景觀。
記得中國剛開放時,媽媽所在大學的教研室黨支部書記去美國做交換學者,回來後跟媽媽感歎: “美國大學裏隨便什麽人,一個打字員,都夠得上咱們優秀黨員的標準!” 程朱理學的“朱”是朱熹,是將儒家理論深化廣化的鼻祖,然而他因為和同事官員唐仲友爭奪一位漂亮妓女失敗,竟然公報私仇,上書彈劾。標準高入青雲的儒家文化的宗師鼻祖,其操守趕不上美國大學裏麵的一位打字員,實在是令人扼腕歎息。
我從小喜歡看《三國演義》,對諸葛亮的智慧敬拜得五體投地。然而出國多年,對西方基督教文化有了深刻了解以後,我開始從另一個視角來看待《三國》裏麵的人和事。赤壁之戰時劉備的實力微不足道,長阪坡之戰凸顯出了趙雲的英勇,但也說明劉備的那點隊伍麵對曹軍,與其說是兩軍對壘,還不如說是官軍追捕逃犯。最後諸葛亮打著“聯合抗戰”的旗號遊說東吳,劉備才算有了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東吳沒有蔑視劉備,相反,將其視為平等盟友,將諸葛亮待為座上賓。東吳獨撐危局,與數倍於己的曹軍反複鏖戰,而劉備則抓緊時間休養生息,擴充力量。最後東吳在赤壁的決戰中擊敗曹操,而劉備在坐收漁利之後不但不感恩,反而趁東吳在抗戰中損失慘重精疲力盡,攫取了戰略要地荊州。所羅門王說: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曆史隻不過是一次次地重演。諸君看完上述三國舊事,是不是覺得非常的耳熟? 隻消將故事中的魏、蜀、吳換成日、共、蔣,不就是中國八年抗戰的故事嗎? 一模一樣是不是?
要知道,不要說對盟友背信棄義背後捅刀子,就是對敵人不講信用出爾反爾,如果發生在美國,領導人也會眾叛親離身敗名裂。然而這種 對盟友背後捅刀的行徑在中國,卻被作為智慧的最高境界寫入演義,膾炙人口,千古稱頌。由此可見中國人道德標準有多麽低。
儒家文化“漢賊勢不兩立”的理論的影響,不僅在國與國的層麵上,而且在普通百姓的層麵上。不論是對配偶,朋友還是同事,仁義道德隻適用於我和你好的時候。一旦咱倆鬧翻,我把你劃為奸邪小人,那麽根據正邪勢不兩立的準則,仁義道德的標準就不再適用於你,我對你背信棄義、不擇手段就成了諸葛亮式的智慧了。這就是中國人唯利是圖、不講信用、不守規矩、道德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當一個文化強調極高的道德標準時,達不到這個標準的人自然會破罐破摔,而貌似達到這個標準的人則會滿心驕傲,蔑視他人,而驕傲會生出各種惡性,生不出任何好東西。所以即便是貌似達標的人,實際上也往往和朱熹一樣,滿肚子男盜女娼。所以一個無限追求道德高地,且以此將人分類的社會,必然是一個人格分裂的虛偽的社會。
和儒家文化完全相反,基督教文化追求謙卑,認為謙卑壓過人一生的操守。理論上,一個劣跡斑斑的人如果在神前如那個稅吏一樣真心懺悔,他在神的眼裏就高過一個一生行善積德但自視甚高的人。所以在西方社會你很容易就能做一個好人。但實際生活中,謙卑和佛教的“無我”是同一個心理狀態。對佛教的真諦有身體力行的人都會告訴你,謙卑無我使人遠離各種惡性,自然而然地生出各種美德。所以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礎之上的西方文明就沒有人格分裂的問題,社會上最受人尊敬的人一定是道德操守最高尚的人,而他/她又必定是最謙卑的人。
就是基於這種《三國演義》式的”對敵人不擇手段背信棄義是智慧“的心理,那些旅美學者從美國政府拿大筆的科研經費,利用美國的科研設施和世界一流的科研環境進行科學研究,然後偷偷把研究成果賣給中國。華為一方麵希望占領國外市場,一方麵又暗中做出傷害客戶的事情,在自己生產的服務器裏麵安裝木馬,以便中國隨時可以監控甚至掐斷用戶的通訊。這種對敵人背信棄義的做法適合於中國人內鬥,因為中國人認為這是智慧的表現,誰通過這種做法贏得了先機,誰就是諸葛亮,天下有才之士就會紛紛歸附。然而這不適用於跟西方人打交道,因為你隻能在西方人沒有發現之前占一些小便宜,對方一旦發覺,必定對你深惡痛絕。現在美國FBI對這些中國學者展開大規模調查,導致很多人被炒甚至自殺,美、加、英、澳、新等國紛紛對華為亮起紅燈,就是中國背信棄義的結果。
要知道,就是二戰期間盟軍和德國之間彼此都還是有一些信任的,比如,基於公平交戰的原則,交戰雙方不攻擊對方的領導層。盟軍事先得到準確情報,1943年1月30日納粹空軍元帥戈林和宣傳部長戈培爾將在柏林的慶祝納粹黨執政10周年的慶典上講話並實況轉播。如果盟軍轟炸現場,可以除去希特勒的左膀右臂和其他大量納粹黨高層領導。然而盟軍隻是派出三架蚊式轟炸機轟炸了柏林廣播電台,中斷了戈林的講話。納粹黨之所以敢在一個大廳裏舉行高級幹部的集會,就是相信對手會遵守不攻擊對方的領導層這條規則。
現在,中國在西方的可信度徹底崩盤。不光是中共的可信度崩盤,華人作為一個文化種群也是如此。你想想,那些旅美幾十年的頂尖華裔學者美國公民可以算是華人裏麵的精英了吧?受教育最高,最西化,如果他們都可以利用美國的善意和信任吃裏扒外,和一個敵對國暗中勾結,那麽,在西方人眼裏,還有一個中國人可以信任嗎?你的對手對你完全沒有任何信任,你不論答應什麽對手一概不信,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局麵。在英文裏麵這叫”you have lost all your leverage over your opponent”,最接近的中文翻譯是“你對你的對手失去了任何施加影響的能力。”
“人非君子即小人,二者勢不兩立”的儒家理論不僅將中國人逼入言行不一的牆角,而且造成決策者思維僵化,畫地為牢,一次次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
儒家文化自漢朝開始被統治階級采用,在宋朝初期和中期,還沒有極端到悖逆常理的程度,所以北宋皇帝趙恒才有可能采取靈活變通的策略,和侵占了自己國土的遼國簽下不平等的“潭淵之盟”,每年進貢,換來了中原人民一百年的和平與繁榮。後來金國滅遼後占領中國半壁江山,趙構又向金帝稱臣進貢,結果偏安的南宋成為當時全世界科技文化最發達的國家,GDP全球第一,首都臨安人口過百萬,有大規模的造船、陶瓷、紡織、印刷、造紙等行業,行業分工超過360行,甚至有了信貸匯款,宴席派對服務,香水調配師,外語翻譯,餐飲外賣等等中國近代都沒有的行業,火藥、紙幣、羅盤等都是那時候發明的。日本學者甚至稱南宋為“東方的文藝複興”時代。這都要歸功於趙構的忍辱負重和靈活變通。
然而,儒家文化經過宋朝程朱理學的深化、廣化、極端化,到宋末時,統治者在“漢賊勢不兩立”的高牌巨匾之下已經思維僵化,失去理性。南宋和蒙古結成軍事聯盟,兩路夾擊金。金亡後,南宋與蒙古以盟友關係約定以淮河為界。江南布滿稻田,河道縱橫,不利騎兵馳騁,對塞外的蒙古人來說是陌生的異域。如果南宋統治者有當年趙構一半的靈活變通,那麽這個和平關係完全可以維持下去,南宋的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可以繼續它的“文藝複興”,再給它一二百年,中國可能取代歐洲成為世界文化科技的中心。
然而此時的南宋統治者的頭腦已經僵化。蒙古軍和宋軍夾擊金時,宋軍在金軍打擊下潰不成軍,而金軍主力在蒙古軍團打擊下土崩瓦解。我們現在回顧曆史,任何一個不嚴重弱智的人都應該明白這說明什麽,然而宋的統治階層就是看不見。在他們看來,蒙古和金一樣,都是賊,我們天朝和他們是不可能和平共處的,跟他們不必講什麽信用。於是宰相鄭清之和大將趙範就決定撕毀和約,趁蒙古沒有防備,收複黃河以南所有土地。你能想象嗎?士兵上馬後嚇得臉色蒼白死死抱住馬鞍的宋軍,主動向正在全世界摧枯拉朽風卷殘雲的蒙古帝國翻臉開戰!這就是儒家思想的威力!結果沒有任何懸念,蒙古滅宋,宋二百年積累下來的文化底蘊和高超的經濟模式和科學技術水平毀於一旦,中國倒回了蠻荒時代。
時光荏苒。到了明末。本來女真人本來並無吞並中國的野心,隻想逼迫明政府接受他們吞並東北的現實,接受後金汗國和明帝國平起平坐的地位。這個和平條件要是趙構聽了一定會大喜過望,因為趙構不僅失去了淮海以北的大半個中國,還要接受金國的冊封做兒皇帝,每年還要進貢三十萬兩白銀。與此相比,皇太極的和平條件應該是美若甘泉了。然而由於“漢賊勢不兩立”的理念根深蒂固,趙構之後的中國人沒有人記得他以忍辱負重換取百年和平,然後無為之治安息民生,成就中國曆史上最繁華時代的功勳,記住的隻有他苟且偷生向賊人低頭、喪權辱國的恥辱。到了崇禎的年代,中國人僵化的頭腦裏麵已經容不下任何與賊人妥協的想法了。清軍第四次入關時,李自成叛軍逼近首都,明王朝國庫枯竭,已經站在毀滅的邊緣。河南軍區長官盧象升帥軍馳援北京,崇禎自己不好說,問他意見,暗示他提出議和,但盧象升義正辭嚴地說: “臣主戰。” 一戰而亡,全軍覆沒。後來兵部尚書陳新甲奉旨秘密與清議和,進展頗好。如果崇禎能夠安定邊陲,將吳三桂的強大的遼東兵團調回來剿滅內亂,然後修養民生,明王朝還有東山再起的機會。但議和的消息走漏,自古對皇上唯唯諾諾的官場居然一片嘩然,罵聲四起,逼得崇禎將陳新甲處斬,明王朝喪失最後的和平機會,中華民族遂陷入異族奴役近三百年。這些群情激昂的士大夫們無法容忍和賊人平起平坐,換來的卻是跪在賊人麵前三百年。
又過了幾百年,到了現今的時代。美國的軍事實力與中國相比,和當年的蒙古帝國一樣(見《準確量化:中國綜合軍力是美國的百分之一!》)。美國花空了國庫在全世界充當警察維持秩序,中國搭順風車,利用這個秩序大發其財。美國認為,一個國家經濟富足了,老百姓一定會要求話語權,政體一定會走向民主。於是美國一方麵聽任中國對美國產品築起森嚴的貿易壁壘,一方麵對中國產品開放國內市場,導致每年對華貿易逆差幾千億美元,中國因此積累起巨額的財富。
這是一種什麽境界?這就好像當年強大的蒙古帝國不僅主動將全部國土歸還宋朝,自行退出塞外,而且每年還白給宋朝三百萬兩白銀!
對於這種局勢,不僅靈活變通的趙構要樂瘋了,就是頭腦僵化的宰相鄭清之和大將趙範,恐怕也要對著蒙古連聲感謝了吧?然而當今中國的當權者卻偏偏不這麽想!
在他們的僵化的腦子裏,我們是漢,帝國主義是賊,漢賊勢不兩立,所以不論我們從他們那裏得到什麽好處,我們都沒必要感謝他們;不論我們和他們有什麽協議,我們都沒必要遵守;而且我們和他們遲早有一戰,所以一定要抓緊時間,利用一切機會手段,增強自己的勢力,削弱對方的實力。
於是,中國通過投資、留學生、孔子學院對美國大肆進行文化和間諜滲透,盜竊從航天到種子各行各業的知識產權,暗裏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大肆進行黑客攻擊,竊取軍事技術就罷了,連中立國瑞典和紅十字會等中立組織也不放過,最近還盜走了幾十萬美國政府雇員的數據。在南海,中國藐視國際慣例,武力強占爭議島礁,前腳新帝剛剛親口答應奧巴馬所占島礁不軍事化,後腳就把導彈運到島礁上。
所有這些事情,你從戰術上看,中國確實在不停地占便宜,但你從宏觀的戰略上看,中國現在正在做的相當於:當強大的蒙古帝國主動退回塞外,而且每年白給宋帝國三百萬兩白銀的時候,羸弱的宋帝國追出塞外,非要跟蒙古翻臉開戰!
結果美國終於認清了:和中國的這個新朝庭沒有講和的可能性,隻能摧而毀之。於是美國對華發起一波又一波的進攻。貿易戰。限製中國人赴美。對付孔子學院。限製中國在美投資。戰艦闖南海島礁,穿台灣海峽。B52戰略轟炸機數次逼近海南島。台灣旅行法。高官訪台。台灣軍隊赴美國訓練。台灣官員首次進入美國聯邦機構(蔡英文參觀美國宇航局)。強迫新華社美國、環球時報分社注冊為外國政府代理人。製裁中國軍方。對台三億美元軍售。計劃全麵禁止中國留學生赴美留學。計劃與台灣在台灣海峽聯合軍演…
結局會是什麽? 和宋末一樣,應該沒有什麽懸念吧?
從宋到明到如今,因為儒家文化的毒害,中國的統治者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同樣的超級腦殘的錯誤,然而他們似乎從來都無法從中汲取任何經驗教訓。當他們從上一次犯蠢所造成的百年浩劫中最終緩過一口氣,他們會再一次以更加愚蠢的方式犯同樣的錯誤!
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間的對比,不是不是和服和西裝、中國菜和西餐之間的對比,而是殘忍和人性、虛偽和真實、愚昧和智慧之間的對比。中華民族如果要擺脫這個千年詛咒,必須擯棄儒家文化,擁抱基督教文化中謙卑、平等的理念。
上要樹立威信
下要吹捧你的威信
於是走上不歸路
說他們不會獨立思考,有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喜歡說中國人智商比白人高。問題是看事實頂級白人是遠遠強於中國人的,隻用看菲爾茲獎的得主就知道了。(菲爾茲跟技術環境經費無關,完全看個人的智商和努力。)華人血統的隻有丘成桐和陶哲軒(後者直接說自己是澳大利亞人,和中國沒有關係)。
如果中國人智商比白人高,為什麽大陸14億人40年了沒一個菲爾茲獎?文革40多年前就結束了,跟動亂無關。菲爾茲獎也跟實驗儀器先進與否無關,而且隻授予40歲前的年輕數學家。按人口比例,最近這10年,20%的菲爾茲獎該是中國人。
所以,所謂中國人智商強於白人是個偽命題,至少不能蓋棺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