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國崛起”，是一個被過度解釋的概念，蘊涵了過多的期望與聯想，急需軟著陸。
新華網消息，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書中開篇即寫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句話套在大國興衰上，也可以說，大國崛起的模式是有章可循的，正如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所揭示的；而大國衰落，卻各有各的模式，無法捉摸。因為前者蘊涵了諸多必然，而後者更多是一種偶然，至少沒有前者那麽容易把握。這說明，相比探究大國崛起的原因而言，我們更應關注大國衰落的變數。
大國衰落有三大定律
不少曆史學家認為，大國衰落是有定律可循的，並且可以歸結為三大類：
第一類，衰落原因蘊涵於崛起之中。典型的例子是俄羅斯。農奴製度對俄羅斯而言，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農奴製度難道成了俄羅斯興衰的咒語？荷蘭成為“海上馬車夫”，在於其掌握了新的遊戲規則----國際海洋貿易的信用體製，而其人口與地理局限終究玩不轉日益增長的海上貿易，最終不敵其競爭者。
第二類，衰落原因是偶然因素導致。比如，拿破侖帝國衰落於兵敗滑鐵盧，而滑鐵盧戰役隻是入侵俄羅斯戰略錯誤的結局，或者滑鐵盧兵敗還與拿破侖沒有把握好天氣因素導致的戰術失誤有關。美國如今深陷伊拉克泥潭，應該也是未來衰落的戰略迷失吧。除了戰略因素外，引領潮流的強勢領導人、變革者的突然去世或其他天災人禍也常常改變一國崛起的方向，乃至走向衰落。比如，大久保利通的遇刺就調整了日本明治維新的方向、影響了日本崛起的節奏；俾斯麥的解職是與後來德國的衰落分不開的。
第三類，衰落原因是生命力使然。大國崛起於引領時代潮流，及時把握全球生產力轉移機遇，產生重大技術和製度創新，就能在大國角逐中脫穎而出；反之，不能引領未來，或者過度擴張內耗實力，麵臨積累的內外矛盾而力所不及，不能做到始終代表世界先進生產力發展方向時，衰落就是遲早的事。大英帝國霸權向美國轉移，充分揭示了這一規則，其海外龐大的殖民地耗盡了大英帝國的元氣，致使其不能再引領全球產業革命與製度創新，而讓位於沒有曆史和殖民地負擔、代表新生產力發展方向的新興強國----美國。
大國興衰律反命題不成立
其實，仔細思考起來，以上三大定律也好，更多的曆史經驗總結也罷，似乎不能窮盡大國衰落的定勢，至少不能回答大國的氣數和興衰之周期，隻能籠統給個說法。更重要的是，大國興衰律逆反命題並不成立，亦即大國衰落原因並非崛起原因的反麵。換言之，竭盡全力避免崛起失誤、小心翼翼避免重蹈衰落覆轍，並不能確保實力永世。
日本崛起於向西方學習，而其衰落卻並非不向西方學習，而恰恰是向西方學習在亞洲推行殖民掠奪政策。俾斯麥的德國更是典型的例證，他在歐洲列強間玩弄勢力均衡實現德國統一和振興，但晚年盡管小心翼翼不衝撞列強容忍的極限，還是不能確保其繼任者破壞其勢力均衡的藝術，引導德國走向擴張和戰爭道路，最終走向衰落，導致國家分裂。
俗話說，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難。但是，打天下的時候明白守天下的難處是否可以避免大國興衰律？不見得。常常是天算不如人算。大國崛起的神話難以詮釋大國衰落的悲劇。這就是國際政治的魅力之所在，也是世界曆史的詭譎之處。
大國興衰史是當代史
大國崛起原因可以總結，但脫離一定條件卻很難效仿；衰落原因無法捉摸，因而也無法拷貝或避免，研究、探討大國興衰豈不愚蠢？的確，當我們思考大國興衰時，隻是在偶然中追求必然----而且並非曆史的必然，而是必然被我們神話的悲劇。
遠的不說，蘇聯的解體，原因眾說紛紜，是偶然還是必然，恐怕蓋棺定論仍為時尚早。大國興衰，五花八門，盡管有些看起來類似的方麵，但絕非本質原因。正如意大利曆史哲學家克魯齊所言“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一樣，大國興衰史也是當代史。對於已總結出來的大國崛起經驗，我們不能迷信，更不能指望照搬模仿就能實現崛起夢想。
中國崛起的兩種解釋
破除了大國興衰律的神話，讓我們來看看中國崛起。有關中國崛起，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是中國崛起意味著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也就是恢複中華民族在曆史上應有的世界地位；二是中國崛起是全球化的傑作，得益於以龐大的市場、人口和正確的改革開放戰略全麵參與國際分工。前者更多從曆史觀出發，內在地看中國的發展；後者更多從時代觀和比較優勢觀出發，注重中國崛起的外部因素。
葡萄牙崛起於第一個民族國家誕生，大英帝國崛起於第一個現代國家的誕生，美國崛起於第一個全球性國家的誕生，總之都是國家興亡律起作用，這些國家不過是演員。但是，中國崛起是民族複興還是全球化使然？如果是前者，難以逃脫國家興衰的定式，即便複興了也很難保證不會再次衰落；如果是後者，崛起隻是一種幻覺----是全球性產業轉移借助中國的軀殼承載而已！
更一般地說，中國的崛起，是亞洲崛起或發展中國家整體崛起的體現，是後西方全球化時代誕生的第一聲啼哭。
“中國崛起”並未定性、定型
曆史上，美國崛起超越了西歐民族國家崛起的任何一種模式，是全球財富和創造力向美國的集中；今天，中國崛起也不同於曆史上任何大國崛起（中國甚至不是民族國家），而是全球產業向中國轉移的結果。
中國崛起是全球化的階段性產物，並未定性、定型。中國崛起，是一個被過度解釋的概念，蘊涵了過多的期望與聯想，急需軟著陸。要對中國崛起作超越曆史法則和全球化神話的全新解釋。否則，我們是難以看清中國的未來，也難以逃脫大國興衰律咒語。
崛起和衰落，不過是一枚大國神話錢幣的兩麵。中國崛起，如果不是中國例外論的演繹，也是時代例外論的佐證。
新華網消息，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書中開篇即寫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句話套在大國興衰上，也可以說，大國崛起的模式是有章可循的，正如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所揭示的；而大國衰落，卻各有各的模式，無法捉摸。因為前者蘊涵了諸多必然，而後者更多是一種偶然，至少沒有前者那麽容易把握。這說明，相比探究大國崛起的原因而言，我們更應關注大國衰落的變數。
大國衰落有三大定律
不少曆史學家認為，大國衰落是有定律可循的，並且可以歸結為三大類：
第一類，衰落原因蘊涵於崛起之中。典型的例子是俄羅斯。農奴製度對俄羅斯而言，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農奴製度難道成了俄羅斯興衰的咒語？荷蘭成為“海上馬車夫”，在於其掌握了新的遊戲規則----國際海洋貿易的信用體製，而其人口與地理局限終究玩不轉日益增長的海上貿易，最終不敵其競爭者。
第二類，衰落原因是偶然因素導致。比如，拿破侖帝國衰落於兵敗滑鐵盧，而滑鐵盧戰役隻是入侵俄羅斯戰略錯誤的結局，或者滑鐵盧兵敗還與拿破侖沒有把握好天氣因素導致的戰術失誤有關。美國如今深陷伊拉克泥潭，應該也是未來衰落的戰略迷失吧。除了戰略因素外，引領潮流的強勢領導人、變革者的突然去世或其他天災人禍也常常改變一國崛起的方向，乃至走向衰落。比如，大久保利通的遇刺就調整了日本明治維新的方向、影響了日本崛起的節奏；俾斯麥的解職是與後來德國的衰落分不開的。
第三類，衰落原因是生命力使然。大國崛起於引領時代潮流，及時把握全球生產力轉移機遇，產生重大技術和製度創新，就能在大國角逐中脫穎而出；反之，不能引領未來，或者過度擴張內耗實力，麵臨積累的內外矛盾而力所不及，不能做到始終代表世界先進生產力發展方向時，衰落就是遲早的事。大英帝國霸權向美國轉移，充分揭示了這一規則，其海外龐大的殖民地耗盡了大英帝國的元氣，致使其不能再引領全球產業革命與製度創新，而讓位於沒有曆史和殖民地負擔、代表新生產力發展方向的新興強國----美國。
大國興衰律反命題不成立
其實，仔細思考起來，以上三大定律也好，更多的曆史經驗總結也罷，似乎不能窮盡大國衰落的定勢，至少不能回答大國的氣數和興衰之周期，隻能籠統給個說法。更重要的是，大國興衰律逆反命題並不成立，亦即大國衰落原因並非崛起原因的反麵。換言之，竭盡全力避免崛起失誤、小心翼翼避免重蹈衰落覆轍，並不能確保實力永世。
日本崛起於向西方學習，而其衰落卻並非不向西方學習，而恰恰是向西方學習在亞洲推行殖民掠奪政策。俾斯麥的德國更是典型的例證，他在歐洲列強間玩弄勢力均衡實現德國統一和振興，但晚年盡管小心翼翼不衝撞列強容忍的極限，還是不能確保其繼任者破壞其勢力均衡的藝術，引導德國走向擴張和戰爭道路，最終走向衰落，導致國家分裂。
俗話說，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難。但是，打天下的時候明白守天下的難處是否可以避免大國興衰律？不見得。常常是天算不如人算。大國崛起的神話難以詮釋大國衰落的悲劇。這就是國際政治的魅力之所在，也是世界曆史的詭譎之處。
大國興衰史是當代史
大國崛起原因可以總結，但脫離一定條件卻很難效仿；衰落原因無法捉摸，因而也無法拷貝或避免，研究、探討大國興衰豈不愚蠢？的確，當我們思考大國興衰時，隻是在偶然中追求必然----而且並非曆史的必然，而是必然被我們神話的悲劇。
遠的不說，蘇聯的解體，原因眾說紛紜，是偶然還是必然，恐怕蓋棺定論仍為時尚早。大國興衰，五花八門，盡管有些看起來類似的方麵，但絕非本質原因。正如意大利曆史哲學家克魯齊所言“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一樣，大國興衰史也是當代史。對於已總結出來的大國崛起經驗，我們不能迷信，更不能指望照搬模仿就能實現崛起夢想。
中國崛起的兩種解釋
破除了大國興衰律的神話，讓我們來看看中國崛起。有關中國崛起，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是中國崛起意味著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也就是恢複中華民族在曆史上應有的世界地位；二是中國崛起是全球化的傑作，得益於以龐大的市場、人口和正確的改革開放戰略全麵參與國際分工。前者更多從曆史觀出發，內在地看中國的發展；後者更多從時代觀和比較優勢觀出發，注重中國崛起的外部因素。
葡萄牙崛起於第一個民族國家誕生，大英帝國崛起於第一個現代國家的誕生，美國崛起於第一個全球性國家的誕生，總之都是國家興亡律起作用，這些國家不過是演員。但是，中國崛起是民族複興還是全球化使然？如果是前者，難以逃脫國家興衰的定式，即便複興了也很難保證不會再次衰落；如果是後者，崛起隻是一種幻覺----是全球性產業轉移借助中國的軀殼承載而已！
更一般地說，中國的崛起，是亞洲崛起或發展中國家整體崛起的體現，是後西方全球化時代誕生的第一聲啼哭。
“中國崛起”並未定性、定型
曆史上，美國崛起超越了西歐民族國家崛起的任何一種模式，是全球財富和創造力向美國的集中；今天，中國崛起也不同於曆史上任何大國崛起（中國甚至不是民族國家），而是全球產業向中國轉移的結果。
中國崛起是全球化的階段性產物，並未定性、定型。中國崛起，是一個被過度解釋的概念，蘊涵了過多的期望與聯想，急需軟著陸。要對中國崛起作超越曆史法則和全球化神話的全新解釋。否則，我們是難以看清中國的未來，也難以逃脫大國興衰律咒語。
崛起和衰落，不過是一枚大國神話錢幣的兩麵。中國崛起，如果不是中國例外論的演繹，也是時代例外論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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