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陝北肅反須知

在湖北注冊的“中共檔案”網站的“政壇名人”網頁中，有一個奇怪的、可疑的發現，865個政壇名人中，其中861個人物包括毛澤東、劉少奇以及四人幫等各類，其簡曆的標題是該人物的姓名或任職單位名稱，唯獨對1935年陝北錯誤肅反中的4個負責人冠以不同的褒貶稱謂，褒者為：“陝北紅軍和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郭洪濤”（這在整個名錄中是獨一份的顯赫），貶者為：“肅反大員朱理治簡曆，肅反大員戴季英簡曆，肅反大員聶洪鈞簡曆”。中共黨史上肅反擴大化負責人無數，除此卻沒有一個人榜上有名，這不禁使人懷疑該網頁是某個人的禦用網頁？或許該網站的發起人本意就是要打著“中共檔案”的旗號迷惑這段曆史、為某個人效力？怎麽猜測都不過分，無非想誘導網民：1、郭洪濤與陝北肅反無關，2、郭洪濤才是陝北人民的領袖。

  

稍關注過這段曆史的人都會知道，以下的史實：

 

1、1935年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西北中央局指定組成在博古指導下審查錯誤肅反的五人“黨務委員會”，其成員為董必武（主任）、王首道（紅軍保衛局長）、張雲逸（代表軍委）、李維漢（中央組織部長）、郭洪濤（陝甘晉省委副書記）”。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作出了《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給以戴季英最後警告處分，給以聶鴻鈞嚴重警告處分。（自：李維漢《回憶與研究》）

 

2、1937年

李維漢同誌注意到，中央對陝北錯誤肅反作出上述決定後，“由於“左”傾路線沒有清算，陝甘邊蘇區的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仍然戴著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所以對他們的工作分配，特別是對一些高級幹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在一九三七年去陝甘省委工作期間，在省委和關中特委，我先後聽到習仲勳、張邦英、張策、劉景範等的敘述，才認識到錯誤肅反的根源和一九三五年《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也有缺點錯誤。回延安後，我向毛澤東、洛甫作了反映”（自：李維漢《回憶與研究》）。

 

王世泰也回憶到：“1937年4月召開的蘇區第一次黨代會，那時的蘇區有兩個省委，一個是陝北省委，一個是陝甘寧省委，中央為了邊區的統一領導，決定通過召開蘇區黨代會，把兩個省委合並，成立一個統一的邊區黨委。”“最初在選舉出席黨代會的代表時，大家對陝北省委書記（注：指郭洪濤）就有意見”，“中央曾派朱德、林伯渠等領導出麵做工作，仍然沒有說服大家”。通過這次選舉，中央發現了問題，對陝北、陝甘的問題有了比較全麵的正確的認識。（自：《王世泰回憶錄》）

 

3、1942年

1942年12月中央作出了《中央關於一九三五年陝北（包括陝甘邊及陝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決定明確指出“朱理治、郭洪濤二同誌在這次錯誤肅反中應該負最重要的責任”，並給兩人各予以最後嚴重警告之處分”。（自：《中央關於一九三五年陝北（包括陝甘邊及陝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

 

“1942年底至1943年初，中央領導西北局在延安召開了“西北高幹會議”，毛主席、任弼時、陳雲等中央領導同誌參加了這次會議，開始清算“左”傾機會主義在西北造成的惡果。在這次會議上，中央糾正了1935年處理肅反決定中的錯誤之處。”（自：張策《三存書集》）

 

4、1959年

1955年高崗問題出來後，郭洪濤於一九五六年向中央提出重新審議陝北錯誤肅反問題的申訴，1959年11月23日中央監委發文《中央監委關於郭洪濤同誌幾個曆史問題的審查意見》，同意了郭洪濤同誌“不是一九三五年陝北錯誤肅反是肅反的主持人”的申訴意見，但仍堅持“郭洪濤同誌對陝北錯誤肅反也負有政治上的責任”。（自：《中央監委關於郭洪濤同誌幾個曆史問題的審查意見》）

請注意，《審查意見》並中沒有撤銷中央曾給他的“最後嚴重警告之處分”，當然更談不上平反之說。

 

5、1983年

李維漢在他的回憶錄中陳述中央二十八號文的有關背景：由於“關於錯誤肅反（注：指陝北錯誤肅反）的根源和責任問題，一直存在著爭論。最近，在黨中央領導下，經過中央指定的五人小組同原陝北、陝甘邊有代表性的老幹部反複研究。商討，取得了一致意見，並同意結束這場爭論，這就為西北光榮曆史的編撰掃除了路障。（詳見1983年中共中央委員會二十八號文件）。”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肯定了三點史實：第一，一九四二年西北局高幹會的路線是正確的；第二，高崗在邊區黨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執行中央路線的；第三，土地革命時期陝北有兩位人民領袖－劉誌丹和謝子長。講話記錄送原陝北、陝甘邊幾位負責同誌看過，都表示同意。”（自：李維漢：《回憶與研究》）

再請注意：中央【1983】28號文件中肯定了一九四二年西北局高幹會的路線，仍沒有撤銷中央曾給郭洪濤的“最後嚴重警告之處分”，當然也更談不上平反之說。

 

張策又進一步披露：1959年中央監委《審查意見》發文後，“引起了很大思想混亂，並導致在以這段曆史為中心的西北曆史研究領域發生了長時間的相當廣泛和激烈的爭論。為了最終結束這場爭論，中央於1983年上半年指定由李維漢等同誌組成五人小組，會同原陝北、陝甘邊有代表性的負責幹部共同研究此問題。經過大家共同努力，形成了《五人小組對於解決西北曆史爭論問題的分析和方針》，加上中央的批語，統稱中央【1983】28號文件。28號文件準確鮮明地否定了中央監委《審查意見》中關於“郭洪濤同誌不是肅反的主持人”的錯誤結論；肯定了郭洪濤是王明路線的執行者，是陝北錯誤肅反的主持者之一，指出：“郭洪濤同誌對於劉誌丹同誌說了一些很錯誤的話，所以就成了錯誤肅反的根據之一。”中央在批轉《五人小組對於解決西北曆史爭論問題的分析和方針》時指出：“過去文件中有同這個文件相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應以這個文件為準。”（自：張策於1988年由中紀委轉呈黨中央的報告）

 

陝北錯誤肅反距今60年了，一直以來都是黨史研究的禁區，因此至今仍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重大謎團之一，究竟誰是始作俑者、誰是決策者、誰是執行者、200多個紅26軍幹部究竟在何時何地被誰所殺害？究竟是誰在掩蓋、阻礙這段曆史的真相大白？是誰還在利用網絡混淆曆史、迷惑眾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