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正常外交思維

中國需要正常外交思維 | 共識
來源：redfoxzhuof
作者：一梭煙雨-餘律師

摘要
外交官應該是中國國家利益和國民利益的維護者，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宣揚者。當中國外交不再考慮敵我隻考慮得失與是非，中國外交也就告別了弱智走向了正常。

中國長期不是一個正常國家，也就缺乏正常外交思維。“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長期為意識形態所累，不是為蘇聯“老大哥”火中取栗，就是為“第三世界朋友”兩肋插刀，其結果當然是國家實際利益被嚴重蔑視，幹下了不少“外施仁義而內多欲”的蠢事。

1972年以後中國開始與美國為首的主流國家“緩和”，但依舊不惜血本對外“輸出革命”製造麻煩，直到現實主義政治家希賢先生攝政。希賢先生雖然表示“對外援助要量力而行”，但他繼續沿襲潤之先生的“政治掛帥”，導致中國外交難以擺脫舊的窠巢。

新一代留蘇派、知青派上台後，親莫斯科的錯誤外交思維日益嚴重，這就導致1999年以來尤其是2012年以來中國外交的衝突加劇。中國需要正常外交思維，這也即意味著中國需要尋求實際國家利益的最大效用。中國的外交正常思維，需要全麵調整目前錯誤的外交政策。

1、放棄“不幹涉內政”政策

“不幹涉內政”其實是弱國外交思維，正常國家外交思維應該是“國家利益至上”。任何國家的內政例如政權更迭、政治衝突、迫害僑民、研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隻要危及中國國家利益，中國就應該有權進行幹預。中國不是擔心外國幹涉的弱小國家，而是對世界安全承擔國際義務的“五大警察”之一，理所當然應該拋棄“不幹涉內政”的錯誤政策，這才能成為一個“負責任”尤其是對本國國民“負責人”的“大國”。

2、放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新中國為尋求周邊國家信任的權宜之計，它把中國束縛在“和平共處”的外交環境中，從而使得中國強大的軍事實力不能為中國的帶來實際外交紅利。中國既然是一個大國，那麽任何嚴重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行為，在外交努力失去效用時，軍事威懾就應該成為中國的政治後手。國際關係是建立在現實的國力基礎上，軍事威懾應該成為大國外交的堅強後盾，如同美國的“大棒在手，溫言在口”。

3、放棄“不附加任何條件”的援助政策

“不附加任何條件”的對外援助，看起來“大公無私”，實際上讓人鄙夷，焉不知“無事獻殷勤非奸即盜”？中國的對外援助應該附加必要的政治條件和經濟條件，例如保護華僑、開放市場、購買中國商品，從而中國的對外援助是培養政治盟友與經濟夥伴，而不是對外炫耀“天朝無所不有”。一些國家左手拿中國的援助，右手購買美國軍艦侵占中國海島，這就是“不附加任何條件”對外援助惹的禍。

4、放棄“隻有一個中國”的外交乞求

如果說“新中國”成立初期與“中華民國”爭奪外交代表權中國不得不做出巨大讓步乞求各國承認“隻有一個中國”，那麽1971年以後“新中國”已經獲得主流國際社會承認，中國完全沒有必要如此自跌身價。

中國外交可以把“隻有一個中國”的外交乞求變成外交原則，即任何敢於承認“中華民國”甚至“中華台北”政治主體地位的國家或國際組織，中國必然斷絕與其外交關係並終止一切政府間協議，從而迫使這些國家或國際組織必須接受“隻有一個中國”的原則。另外，讓台灣保留幾十個邦交國也無傷大雅，中國完全沒有必要為此付出外交賄賂代價。

5、放棄“不得接見達賴喇嘛”的外交自殘

達賴喇嘛僅僅是西藏宗教領袖而不是政治領袖，何況中國軍隊已經對西藏地區有效控製。即使外國政要接見達賴喇嘛，也改變不了西藏已經成為中國一個自治區的實際情況，西藏軍政實權是掌握在“駐藏大臣”手中而不是達賴或班禪手中。因此，中國完全沒有必要因為外國政要接見達賴喇嘛的問題不惜外交自殘，從而給了一些國家迫使中國做出政治讓步的籌碼。一旦中國不再關心達賴喇嘛去了哪裏、受到誰的接見，那麽達賴喇嘛也就不再成為境外勢力牽製中國的力量，從而逐漸被淡化。

6、放棄“反美親俄”外交偏見

一個國家不應該存在任何外交偏見，隻能是圍繞本國利益謀求外交實利。

這方麵美國是中國的老師——美國獨立戰爭是在法國拉法夷特誌願軍支持下贏得勝利，但是麵對英法爭霸，美國很明智宣布“中立”並與雙方大做生意。兩次世界大戰，美國也是利用“中立”地位兩邊下注，直到局勢明朗後才參加勝利一邊攫取最大利益。麵對美俄爭霸，中國完全沒有必要為俄國搖旗呐喊，而是“兩邊下注”或者“參加到勝利者一邊”，顯然中國身邊出現一個強大的國家對中國是個威脅，而美國則遠隔重洋。

7、放棄“仇日反日”外交敗筆

普法戰爭後法國人“仇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人“仇法”，那是因為法國、德國先後是戰敗國，而中國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一個戰勝國有什麽理由“仇恨”戰敗國？中國“仇日反日”戰略是巨大的敗筆，一方麵把自己渲染成“失敗者”從而“戰勝國”顏麵無存，另一方麵把日本逼向美國的懷抱為淵驅魚，另外還使得中國過早失去借助日本資金和技術發展壯大的機會。日本短短二三十年就可以從戰敗國原子彈廢墟上建立起高度現代文明，當然有其成功經驗，這些恰恰是中國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中國與日本綜合國力競爭，時間在中國一邊，何必急於求成？無論是司馬懿還是德川家康，隱忍不發才是笑到最後的“外掛”。

8、放棄“大規模戰爭”外交設想

近幾年中國持續增加軍費，似乎是當年蘇美爭霸軍備競賽的再版。中國是“雅爾塔體係”的“四大警察”之一，顯然是該體係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顯然中國沒有必要成為該體係的挑戰者而隻能是支持者、改造者。而且，“威斯特伐利亞體係”以來形成了大國壟斷同盟，挑戰這種大國壟斷同盟的國家無一成功，這也說明中國沒有與大國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可能，隻有針對中小國家軍事威脅的需要。中國放棄“大規模戰爭”設想，意味著中國無需保留龐大的征兵部隊，隻需要一隻精銳的職業軍隊，這支軍隊既能通過“戰略威懾”阻止任何國家對中國本土的大規模襲擊，又能通過“軍事幹預”懲罰任何有損中國國家利益的地區衝突。中國的戰爭目標不應該是美英法那樣的“大國”或者印度、日本那樣的“準大國”，而應該是東亞、東南亞那些存在領土爭端的中小國家，所發生的戰爭也應該是有限時間、有限地域、有限目標的“有限戰爭”。

9、放棄“政治領袖”外交路線

“政治領袖”外交路線即偏好與邦交國政治領袖“私人感情”，這就使得中國過於在意“領袖”意見而不是“民間”意見，一旦該邦交國發生政權更迭尤其是反對派上台，中國的外交努力就變成外交負債。越是民主國家，政治領袖就越受製於民間意見，這也就意味著中國外交越需要爭取民間力量支持尤其是代議機關支持，這也是各國都注重“院外集團”之所在。放棄“政治領袖”外交路線，奉行”民間意見“外交路線，尤其關注與民間組織、企業組織、媒體集團的有效交流，這才可以讓中國外交發揮實效。

10、放棄”文化滲透“外交宣傳

中國在全球創辦了諸多”孔子學院“，不僅飽受詬病而且收效甚微。中國需要提升自身的”軟實力“，不應該通過“文化滲透”來完成，而應該通過“文化交流”來完成。孔子學院勞民傷財，所在國家並不重視，還不如通過正常學術交流、商業合作、旅遊觀光來增進國家間的了解，這樣才可以建立起互信互利。“打鐵需要本身硬”，隻有把中國自身建設好，才對其他國家具有吸引力，也才可以受到尊重從而有效交流。

11、放棄“泛政治化”民間活動

中國的一切民間活動尤其是體育競技被嚴重“泛政治化”從而被扭曲，其結果是中國自身形象嚴重受損。民間活動就是民間活動，他們更多是國際間民間交流的一種途徑，其目的在於增進了解，而不是變成政治鬥爭的新戰場。過於看重民間活動的輸贏，甚至把失敗看成“丟人”甚至視為“國恥”，隻能說這樣的國家極其幼稚可笑。巴西足球霸主地位，並不能為其征得更多的外交發言權；中國創辦奧運會甚至金牌眾多，也不能改變中國被政治歧視的現實，倒是姚明讓美國人看到不一樣的中國風格。中國應該放棄在政治上為民間活動推波助瀾，節省政治資源從而為本國政治事務做貢獻。

中國需要正常外交思維，中國需要正常的外交官，而不是翻譯官、新聞官兼職外交官。外交官應該是中國國家利益和國民利益的維護者，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宣揚者。當中國外交不再考慮敵我隻考慮得失與是非，中國外交也就告別了弱智走向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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