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陵鬼話2015年5月2日

星期六 晴
     唐壽鵬先生從qq上發來一篇題為“講真話的製度比任何改革都緊要”的文章。全文如下：

     素以仗義執言聞名的微博大V禦史在途，因“金銀花更名”事件與國家部委開戰。這位真名叫陸群的湖南省紀委幹部，坦陳“越來越厭倦機關裏的風氣。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太嚴重了。官場太假！沒幾個人講真話，也沒幾個人聽真話，說假話的不臉紅，聽假話的也當真”。他形容，這好比“皇帝的新衣”現實版。而今，“禦史在途”變成了“網友在途”，決心走出體製，成為真正的“普通網民”，正式向特權腐敗勢力“宣戰”。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禦史在途”之勇，古已有之，這是一個良知官員之勇，也是現代公民意識的覺醒，卻也折射出當代中國最深重之恥。
      中國是個神奇國度，每個人都有一個麵具，一副處世盔甲。廟堂上演《宮心計》，官場上演《現形記》，江湖上演《水滸傳》。

      教育撒謊，從小寫作就假大空；媒體撒謊，《新聞聯播》慫恿當事人背台詞；官場撒謊，不講真話，更是一門從春秋戰國發端、曆代王朝發狂、沿襲至今發臭的官場顯學。中國官場的欺瞞文化，是曆代昏君或暴君的專製臉譜，就是拒絕真話，喜歡指鹿為馬，喜歡被阿諛吹捧，講真話的臣民統統沒好下場。真話不重要，關鍵是表忠心。在權力威懾下，必須說假話才能活，而權力明目張膽不許人說真話，鏟除真相，屏蔽真理，才能繼續當皇上。

      中國自古不乏鐵骨錚錚，暴君之下成了冤魂，昏君之下成了異類。比幹、伍子胥是中國曆史第一代講真話被昏君“焚炙”的代表；嶽飛、於謙是中國曆史第二代講真話被昏君斬決的代表；譚嗣同、秋瑾是中國曆史第三代講真話被昏君殺頭的代表；瞿秋白、史量才是中國第四代講真話被獨裁者槍斃的代表；劉少奇、彭德懷、張誌新是中國第五代講真話被獨裁者折磨致死的代表。

     一個不容置疑的常識是，如果因言獲罪，大有人在，那這個國家脫離中世紀黑暗還不遠，或仍陷其中。曆史已經無數次證明，任何想堵住真話嘴巴的，都不是好鳥，必敗無疑。而官場欺上瞞下，往往會讓主子摔得很慘。袁世凱聽信讒言，相信複辟帝製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最後把命運都蒙騙到溝裏了。

      一個國家的崛起，首先是講真話製度的建立，是神話的破滅，是真話的複興。歐洲文藝複興就是一場講真話、傳真知的思想文化運動，帶來了科學與藝術大繁榮，揭開了近代歐洲曆史的序幕，為工業革命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礎。文藝複興崛起了大英帝國，人文精神傳播到美國，成就了一部聯邦憲法，從捍衛公民講真話到捍衛公民一切人權，維係了美國社會兩個多世紀的自由、繁榮和穩定，成為世界第一強國。

     中國第一個講真話時期，是春秋戰國，宗師林立，百家爭鳴，奠定了中華民族文化根基。
    第二個講真話時期，跨過焚書坑儒、獨尊儒術、大興文字獄的二千多年，直到清末民初，西方文明、蘇俄革命紛至遝來，槍炮聲敲碎了寧靜夜，仁人誌士救國圖強，民國大師群星璀璨，封建王朝土崩瓦解，剪了千年奴才的小辮子。
     第三個講真話時期很短，隻有曇花一現，偉大領袖鼓勵講真話，結果是引蛇出洞的權術，講真話者一概被打倒，從靈魂與肉體一並折磨甚至消滅。
     第四個講真話時期，離我們很近，那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成為全黨和全民共識，偉大領袖從神壇搬下了人間。世界各種思潮、各種文明成果，在中國社會各階層傳播、碰撞、激蕩、融合、創新。思想文化、科學藝術、民營經濟、宗教領域，全麵迎來複蘇的春天。老中青三代眾誌成城，充滿信任與友善。中央領導帶頭廣開言路，把各路有識之士請進中南海，麵對麵交流請益。意識形態出現“三寬部長”，各種反思、各種辯論、各種尖銳批評，公開見諸報章。那個時候，不管有多少問題存在，但中國人相信未來“春光更明媚。”那個時候，舊的折騰人的辦法已經停用，而新的折騰人的辦法還沒有被發明出來。巴金在《真話集》說：“我在北京看見不少朋友，坐下來，我們不談空洞的大好形勢，我們談缺點，談弊病，談前途。沒有人害怕小報告，沒有人害怕批鬥會。大家都把心掏出來，我們又能夠看見彼此的心了。”不折騰人的社會，人就講真話，活得有自由，有尊嚴，有信任，有詩意，有幹勁，有奔頭。八十年代是中國當代文明啟蒙、思想文化複蘇的黃金時期，為改革開放奠定了文明進步的基石，為“中國模式”勳章打下了清亮的底色。沒有八十年代的思想大解放，沒有樹立真話與真理的權威，就不能掃清封建遺毒和暴力哲學，就不能解放生產力，就沒有中國改革開放的耀世輝煌。

     講真話是善政的基礎。假話的背後，是話語權的無道霸蠻，是特權集團腐敗。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邵秉仁在博鼇論壇發言，語驚四座。他說：“國有企業應該起到公共服務的作用，而不是與民爭利，更不是官商結合，政企不分，這樣不僅要掏空國家，而且要滋生大量腐敗。從央企巡視情況看，沒一家幹淨。官商不分，官商勾結，就是這種體製造成的。”

    “禦史在途”陸群向國家部委“宣戰”的靶心，正在這裏。當下中國麵臨更多危機與挑戰，如果恪守教條主義、自信主義，不給真話一個自由空間，那就勢必兩豆塞耳，隻聽頌歌，不聞雷霆。大躍進放衛星的教訓極為深刻，GDP數字成橡皮泥人的教訓，至今仍讓當局者迷。中國經濟數字有多少政績縱欲、有多少殺雞取卵、有多少注水豬肉？在經濟領域，有多少特權通吃的肮髒內幕？在司法領域，有多少被遮掩的權力猙獰？在思想文化領域，有多少說真話、說真心話的自由舞台？

     亞洲超人李嘉誠為什麽把事業版圖移出大陸？有三件事情，不斷地折磨李嘉誠，令他焦慮：一是全球貧富懸殊狀況持續，中國更可能惡化，特權頑疾難治，社會矛盾一觸即發，靠“維穩”穩得多久；二是中國占全球人口20%，但隻有9%可耕地，安全飲用水隻占全球水資源6%，政績縱欲式經濟必將償付巨大代價；三是不陽光，不講真話。李嘉誠說：“不是今天我跟你有沒有說真話，也不是你有沒有和我說真話，而是我們要有一個自覺——盡量在行為裏更透明、更真實，每一個人都努力，才可以創造一個更公平公正的社會來。”

      如果政治正確比真話重要一萬倍，那麽各種奇葩、各種荒誕依然會粉墨登場。前兩天，CCTV新聞聯播報道，我國首次集中公布百人紅色通緝令：政府將不再為外逃腐敗分子保密。民眾不禁要問，我國過去一直都為外逃貪官保密？除了公布的一百個，保密的外逃貪官還有多少呢？這真是黑色幽默。謊言依然會傳播，但捍衛講真話的製度，會在第一時間消解謊言。
     在美國有許多像《華盛頓郵報》總編本傑明·布拉德利這樣的傑出媒體人，無論政府打壓還是名利誘惑，都無法阻擋他們追逐真相的腳步。布拉德利率領部下奪得了18個普利策獎；水門事件持續發酵的28個月裏，安排發表400多篇真相報道，迫使尼克鬆引咎辭職。他說：“隻要記者說的是真話，並且客觀公允，就不需要擔心後果。”

    免於恐懼的自由，是講真話的製度條件。
    習仲勳有兩句名言。一句是1961年說的，那時國事蜩螗，民生維艱，如何走出“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困局？習仲勳入戶走村，聆聽群眾疾苦；解散食堂，順應群眾呼聲；開倉放糧，急群眾之所急；定讞放人，救群眾於倒懸。習仲勳巡視了長葛監獄，對當地書記說：“立即釋放那些敢講真話的所謂在押政治犯。”另一句是1984年，習仲勳參加全國人大會議提出：“能不能出一個保護不同意見的法或者製度？”這是一個良知政治家之問。

     一個不敢講真話的社會，遑論進步。如果沒有一個講真話的製度保障，任何改革都是空話。中國夢，當從捍衛真話製度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