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陵鬼話2015年4月12日

星期天 晴
◎今天繼續看有關畢福劍的文章。畢福劍事發，在有人告密，告密者乃張清。不過，告密與舉報有別：“舉報”，通常指平民百姓針對官員的職務犯罪所進行的檢舉行為。“告密”，則針對平民和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言行。前者基於社會正義，而後者則是國家專製的產物。 ◎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告密者：一種曆史幽靈的閃現
     文章說：
     朱元璋是中國的告密者教父，率先設立錦衣衛以監視官民，此後，曆代皇帝又設東廠監視錦衣衛，再設西廠監視錦衣衛和東廠，複設內行廠監視錦衣衛和東西廠，甚至利用江湖流氓建構更為龐大的眼線和告密網絡。這種複雜的四重監視體係，培訓了龐大的告密者隊伍，成為專製王朝的最大幫手。

　　清代不僅承襲了這一傳統，而且在特務政治方麵變本加厲，形成以告密文化為特征的“核心價值”。雍正四年，江西鄉試主考查嗣庭引用《詩經》中“維民所止”為考題，遭小人告密為“雍正去頭”，結果戮屍梟眾，滿門抄斬。揚州舉人徐述夔日下曬書，風吹書頁，信手援筆題詩：“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被人告密，遂被斬首棄市，整個家族均遭株連；畢生為禦詩潤色的沈德潛，因《詠黑牡丹》一詩中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之句，被告密者捅給乾隆，慘遭死後剖棺戮屍之禍。杭州人卓長齡所著《憶鳴詩集》，書名“鳴”與“明”諧音，被告密者指為憶念明朝，圖謀不軌，乾隆大怒，親令開棺戮屍，連孫子都被斬首。本朝馬屁作家誇為“盛世明君”的乾隆，秉承康熙雍正的遺誌，在眾多告密者的支持下，親自製造了130多件冤案，把文字獄推向華夏流氓社會的巔峰。
半個多世紀來，告密者曾是一種規模盛大的文化形態：朋友、同事、親戚和親人之間互相檢舉，羅織罪名，儼然一場經久不息的互虐式狂歡，而他們的每一種指控，都會成為政治迫害的重大依據。在1958年，至少有30萬敢於批評的中國人，被告密者檢舉揭發，在階級鬥爭中淪為“右派”，在嚴酷打擊中死去活來。而在1960年代，更多中國人因告密者的揭發而遭到政治迫害，由此建起曆史上最遼闊的冤獄。

　　教師是那種最先麵對告密者的群體。在大規模災難降臨之際，他們率先遭到造反學生的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或“反動學術權威”的教師，難以計數。據官方數據統計，僅1967年8~9兩月的北京，就有1772人被造反學生打死，其中絕大部分是教師。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們，那些曾經高唱《讓我們蕩起雙槳》的浪漫少女、麵帶紅暈的“祖國花朵”、滿臉稚氣的“革命小將”，以政治正確的名義，檢舉揭發女副校長卞仲耘的諸多罪行，繼而將其活活打死；與此同時，北京女三中校長沙萍，也被自己的女學生打死，就此開啟了暴力的酷烈大門。這場從告密開始的運動，最終升溫到令人發指的地步，據廣西《武宣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記載，該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食人盛宴——眾學生在校園內揭發批鬥完自己的老師之後，將他們剖腹肢解，就地架設爐灶，烹煮至熟，然後分而啖之。

　　“告密+迫害+吞噬”的複合型狂歡，書寫著最黑暗的民族記憶。1977年以後，新政府推動大規模平反運動，勉力修複曆史冤獄，令告密者成為一種民族羞恥，教師重新召回了個人的尊嚴，但告密者的幽靈仍在徘徊，並於改革開放30年之後卷土重來，再現了這幕令人吃驚的醜聞。眾所周知，批評是幫助政府改進工作和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方式，也是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容忍和聽取不同意見，乃是衡量政治清明的基本標尺，而在以“和諧”為政治目標的社會中營造鬥爭氣氛，置敢說真話的教師於被告密的恐懼之中，這不僅是以司法教育為使命的高等學府的恥辱，更是社會正義和民主進程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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