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陵鬼話2012年5月24日

星期四 雨
今天在網上見一“段子”，覺得很“特色”。
“要說就說”
別說“不好”，要說就說“欠佳”；
別說“罰款”，要說就說“執法”；
別說“漲價”，要說就說“調價”；
別說“下滑”，要說就說“負增加”；
別說“貧困”，要說就說“不富裕”；
別說“父母官”，要說就說“公仆”；
別說“貪財好色”，要說就說“禁不住誘惑”；
別說“行賄”，要說就說“勞務費”；
別說“倒閉”，要說就說“改製”；
別說“經濟損失”，要說就說“交學費”；
別說“出國旅遊”，要說就說“考察參觀”；
別說“跑官要官”，要說就說“要求進步”；
別說“瀆職”，要說就說“管理不到位”；
別說“權是上級給的”，要說就說“人民賦予”；
別說“一人說了算”，要說就說“敢於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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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群
四說民主政治是公開政治

民主政治是公開政治的前三說，偏重於執政黨政府行政要公開，官員的公務活動和部分隱私要公開。其實，對於人民大眾追求自由民主政治權利，爭取私有財產保護和教育、工作、醫療、養老等社會權利的活動，也應該要在陽光下進行，不能采用革命黨的手段。
顯然，我的這個觀點一定會遭致大多數人的反對。
反對的理由很充足：麵對專製政府，公民的一切維權活動都是非法的，不允許的，要消滅在萌芽狀態。你公開，就什麽也別想幹，什麽也幹不了。如果誰揚言要去北京上訪，馬上會有人上門勸阻或跟蹤盯梢，百分之百去不成。最明顯的例子是著名的維權人士陳光誠出逃美國大使館，如果不是秘密進行，能大搖大擺走出家門半步嗎？
顯然，這些看法都對。
問題是公民維權的這種秘密活動波及麵能擴多大，成功率有多高，影響有多深，時間能堅持多久，都不好說。陳光誠事件是特例。特例不可能普遍，個案不代表一般。
更為深層次的問題是以隱密對隱密、以陰謀對陰謀、以詭計對詭計的宮廷政治或革命黨的搞法何時了？幾千年來的中國政治，上層是高牆大院裏刀光劍影、秘密交易；民間則憑江湖義氣、迷信手段秘密結社，圖謀個人或小團體利益。
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改朝換代史。儒學秦製，朝朝因襲，看不到思想更新和製度變革，這就是中國政治史。
要以民主政治代替專製政治，就必須以公開取代隱密，以光明正大取代陰謀詭計。
為此，作為普通公民的權利訴求活動，盡量要依據現行法律製度進行，學會打擦邊球，遇到紅燈繞道走。這就要求我們上網發文、申訴告狀，要擺事實講道理，切忌謾罵傷人，並且最好是署真實姓名；集會或遊行示威要報告，且按批準時間、地點、路線進行，嚴禁丟啤酒瓶、扔石塊、燒汽車、砸商店；結社要報批，組織名稱、綱領或目標、辦公地點都公布於眾；在維權活動中，提倡理性依法，不可蠻橫無理，對打砸搶燒或行凶報仇雪恨要譴責，不可慫恿，更不可歌而頌之。
有人可能會譏笑這是理想主義。我說，理性、民主、公開政治，既是對官的要求，也是對民的要求。官正民正，民不正官亦不正。官終究是由民而來。優秀的民是為優秀的官打下了坯子、上好了底色。
有人可能會說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我說，未必。人多嘴雜，人多壯膽，人多容易受情緒影響，人多容易幹出格的事。紅衛兵運動，變著法子整人、往死裏打人、瘋狂砸毀文物古跡，最後發展到兩派真槍真刀武鬥的慘痛教訓，就清楚地說明群眾運動引導不得法，幹傷天害理的事不足為奇。
五四運動，影響深遠，功莫大焉，但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這種與法理不容的事，卻被正麵宣揚，鮮有批評。台灣施明德領導的百萬人倒扁運動，組織嚴密、行動完美，堪稱典範，卻沒有引起國人多大注意。
理性要靠培養，要從小事做起，從自己做起。揚善不隱惡，鞭惡不藏善。長此以往，善多惡少，天下和諧。
民間理性的公開政治活動，自然是一個痛苦的漫長的博弈過程。這期間，既有縮手縮腳的被動抗爭，又有莫名其妙的打壓、挨整甚至還要遭受牢獄之災。但是，這種不溫不火的持久戰，隨著時間的推移、力量的積蓄和戰果的累積，政治風向會逐漸朝著民主方麵轉，民間政治力量在政治市場的份額也會由無到有、由小到大擴展，直至對政局發展有左右的作用。緬甸昂山素季領導的民主運動，曾遭受組織解散、領導人入獄、自己長期軟禁的厄運。但她追求民主的癡心不改，公開的和平抗爭不歇。經過二十年的努力，皇天不負苦心人，緬甸終於迎來了一縷民主的陽光。
官場行政、民間訴求，都能在陽光下公開進行，那麽國人的理性思維、依法辦事、行動規矩都會上一個新台階，民主政治的春天到來就不遠了。
（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