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陵鬼話：2011年 10月30日

今天早上6點，陳碧波由專人從北京送回嶽陽。下午，他同我見麵。
陳碧波說：這4年，最高法院有19次騙我去北京，其中8次是給我發了書麵預約單。
我：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什麽問題也沒解決！
陳：維權上訪，上訪維權，這個問題不解決好，肯定會影響共產黨的執政。
我：現在，執政當局把維權與維穩視為對立。越維穩越不穩。現在全國各地“鬧事”的越來越多。令中南海頭痛。我斷言他們不可能解決好上訪問題。民怨民憤日積月累，有如幹柴近烈火……
陳：不過，我這次發現北京對待上訪人員有點變化。
我：什麽變化？
陳：我這次在最高法院接談室，衝著法官，破口大罵：“最高法院是大騙子”，“比黑社會的地痞流氓還壞”……法官居然沒有打我，隻是靜靜地聽著。要是以前，就會打個半死……我到天安門，向公安警察遞上申請在天安門靜坐的報告時，警察沒有撕掉我的申請報告，沒有吼罵，沒有打我。這是很大的變化呢。……後來，警察請我上車……把我拉到了久敬莊。
我：久敬莊？
 陳：久敬莊是專門關押上訪人員的地方。在這裏，我也沒有挨罵，沒有挨打，9個小時還給了我兩個饅頭吃。他們通知嶽陽駐京辦，派人把我接到嶽陽大廈。兩個人看管我。信訪局姓李的指責我去天安門是“有辱國格”，不準我離開房間。我同他辯論，我說：什麽叫國格？不把老百姓當人看，欺壓百姓，不講人權，沒有人格會有國格嗎。你們沒有權力限製我的人身自由！我說完起身要走，他們忙阻攔，又說好話……中國的官，越往下越邪。
我：不能說越往下就越邪。上行下效，上、下都一樣。上梁不正下梁歪。破窯燒不出好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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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群：
黨主是君主的變種（10月22日）
劉誌勤先生發表在《環球時報》的“西方街頭政治警醒中國人”一文，對專製的中央集權體製稱讚不已，說“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已經證明，集權體製對於中國這樣複雜、多元的國家是多麽必要和重要。”
首先要明了一個概念，這裏的所謂集權體製就是一黨專製的雅稱或代名詞。
劉文雖然盛讚君主專製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幾千年來政治的主體特點”，但那是虛幌一槍，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其真實目的就是通過肯定亞洲的君主專製達到肯定中國現行的一黨專製。
在中國的語境中，一黨專製是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幌子下，用黨主代替民主。
黨主的概念就是，不經人民選舉授權而成為永久性的執政黨，東西南北中，黨領導一切。
一黨專製是有了現代政黨以後才出現在政治市場的新貨色，但一黨專製又是老貨色，因為它具有君主專製的基因，是君主專製的延續和變種。
一黨專製的集權體製與君主專製的集權體製，兩者都是經過槍杆子打天下而坐天下，不要人民授權，都是世襲，都是權力高度集中，都是限製和排除異己，都是一言九鼎，都是一貫正確。當然也有區別，一個是一個黨的集團內部的黨內世襲，由黨的一部分人說了算，黨的利益高於一切；一個是一個家族內部的世襲，由皇帝一個人說了算，家族利益高於一切。君主是赤裸裸的，朕即國家，自封君是替天行道的天子；而黨主是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大潮中，像變色龍求生存的一種專製統治方式。黨主用民主的外衣裝扮自己，用人民的代言人形象出現。所以，君主是專製，黨主是亞專製。
黨主的集權體製又與民主的集權體製有根本性的區別。民主的中央集權體製雖然掌握著立法、司法、外交、軍事和諸多重大經濟活動的權力，但實行多黨政治、競爭選舉授權、三權分立、依法行政，尊重地方的獨立與自治，維護人權。可見，黨主與民主是水火不相容、不可同日而語的。黨主隻能歸結到君主一夥。企圖以民主的中央集權體製去為黨主的中央集權體製辯護或尋找合法性是徒勞的。
劉先生津津樂道的是今天的中國，在一黨專製統治下取得了世界老二的業績。不錯，中國近三十多年來成績斐然，但依賴的是重視人、不瞎折騰，用西方人行之有效的打開國門、市場經濟辦法，其中不可排除集權體製的功勞。但把成績單都記在中央集權體製頭上，是不準確的。試問，再用階級鬥爭的辦法、搞群眾運動的辦法、一大二公的辦法、計劃經濟的辦法、按勞分配的辦法，能把經濟搞得上去嗎？
劉先生是用成者王侯敗者賊、運動會競賽的辦法評好壞。如果用這一套標準衡量政治體製，那麽唐太宗的唐王朝是皎皎者，因為它是當時世界上唯一的大國強國。如此說來，是不是君主比黨主還好些？


無論是黨主還是君主，都是專製；專製政體無論采用集權還是分權的方式統治，都改變不了專製的本質。社會發展到今天，專製統治已成了過去式，即使是有少數國家的執政者還在吃專製飯，但時間都不會太長。
根據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專製中央集權統治的傳統，我是舉雙手讚成集權體製的。甚至我比劉先生還保守，十分欣賞君主立憲。中國人的皇帝是好樣的，隻有奸臣亂賊的皇帝情結、皇權崇拜源遠流長，即使在今天也揮之不去。如文革浩劫，一切壞事都記在林彪、四人幫的頭上，而罪魁禍首毛澤東則英明偉大。甚至於我認為，辛亥革命時如果孫袁聯手，像英國、日本一樣保留皇帝的牌子，實行民主共和的內容，也是一種不賴的選擇，這樣可以避免近百年來的瞎折騰。但是，當時先賢們的思路和政治格局隻能選擇革命，改革的君主立憲製被死抱住權力不放的清皇朝統治者一而再而三地錯過了最佳時機。
辛亥革命留給我們的政治遺產是民主共和，是民主製的中央集權體製，而不是君主立憲，更不是君主專製。恢複君主專製，是複辟；用黨主代替民主，是用民主的新瓶裝君主的老酒，同樣是汽車開進了死胡同。隻有用民主製的中央集權體製代替專製的中央集權體製，才是出路。
劉先生的文章是一曲為專製哀傷的挽歌。是不是像小三峽的喪葬習俗，為了營造悲傷氣氛，花幾個小錢請一幫婆娘們來哭喪？我不敢用這種小人之心，去度劉先生和《環球時報》的君子之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