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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們應當明白狀元們為何棄清華北大而赴港大了。
張超群
民主政治的成本
從事任何活動都要付出成本。
贏利性的工商業生產經營付出的是資本。而政治性的活動成本,當然首先是錢,但更多的是人力資源的耗用甚至於是生命的付出、國家與社會事業的幹擾或受挫。俗語說,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不付出成本而坐收漁人之利的好事,隻出現在預言和文藝作品上。
如同建立和維護獨裁專製統治需要成本一樣,民主政治同樣需要付出成本。民主政治的成本因階段不同,成本付出的大小也不盡相同。一個正常運轉的民主政治製度需要經曆轉型期、成長期、成熟期三個階段。
由專製獨裁轉為民主,這期間的成本耗費缺乏確定性,難以預料。
民主轉型大概分為三種情形:一種是革命轉型。最典型的是法國大革命,旌旗變幻,血火四濺,國家和人民極度蒙難;一種是和平轉型。最典型是蘇東巨變、東歐的顏色革命、突尼斯和埃及的茉莉花革命以及台灣的民主變革;一種是半革命半和平的轉型。最典型的是中國推翻兩千年帝製的辛亥革命。那場革命先有南方各省的武裝起義,而後是南北議和,最後是清帝遜位。既是清政府對南方叛軍的武力征伐,戰鬥並不慘烈。應該說,中國的民主轉型成本最小,開了一個漂亮的好頭。
民主轉型有的經過長期醞釀、苦鬥,其艱難困苦不可言狀;有的突然舉事,一錘定音。民主轉型的成本大小,關鍵取決於執政當局的開明與愚蠢、戀權與放權。茉莉花革命中的突尼斯和埃及的兩位前總統審時度勢、一走了之。也門的反對派可謂高瞻遠矚,幾次與政治流氓薩利赫總統談判,條件相當寬鬆,無奈薩氏軟硬交替、反複無常,從而導致也門的內亂;利比亞的政治瘋子卡紮菲首先對和平示威的反對派開槍鎮壓,從而引起反對派的武力反抗,內戰之責卡紮菲難逃其咎。
民主政治作為一種政治製度,無論在任何國家或地區,都有一個適應、發育和完善的過程,其間的反複或倒退也是司空見慣。因而,民主成長期有一段漫長的而又艱難曲折的路要走,其間的營運成本也是難以估算。民主成長期的時間長短、成本大小,要視一個國家或地區曆史文化習慣特別是政治力量對比、經濟狀況優劣和地緣政治格局而定。
美國的民主的完善,直到上個世紀60年代黑人取得真正的民主權利以後才算定格。1950年宣布成立共和國的印度,其間的衝突、暗殺內鬥此起彼伏,直到最近十來年政治生態才趨於平緩有序,但仍不能說已進入民主的成熟階段。中國的民主轉型雖然開了一個好頭,但經曆的磨難和曲折又舉世無雙。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環視百年後的中國,除了香港、澳門的半民主和台灣的民主外,整個大陸仍處在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就深惡痛絕的一黨專製、以黨治國的政治環境中。中國又麵臨著第二次民主轉型。
因此,當我們看到一些國家民主轉型後出現混亂狀況後不要大驚小怪,更不要說是民主惹的禍,從而對民主極盡醜化、詆毀之能事,最終走向拒絕民主的道路上去。學遊泳要嗆水甚至會死人,難道就不讓人下水遊泳了嗎?
成熟期民主成本體現在黨派活動、競爭選舉和決策博弈等方麵。的確,競爭選舉要花費不菲的成本,但不管怎麽說,多黨競爭選舉的耗費花得實在,而走過場的假的民主選舉耗費也不低,即使再少,也是虛耗。民主決策的博弈成本從表麵看比專製獨裁決策成本要高,但它的科學性往往大於後者。
實行民主政治,往往亂象環生,似乎民主與亂與生俱來。朝代更替都要經曆生死搏鬥,一種政治製度的變更牽涉方方麵麵,所以出現亂難以避免。
亂,有大亂、中亂、小亂。總的來說,民主的亂遠勝於專製的穩。我們的原則是要以小亂換民主,避免以大亂換民主。像利比亞雙方刀槍相見,即使民主轉型成功,成本也太大,民主政府鞏固、社會和諧統一的難度大大增加。盡管我們可以從理想主義的角度責難利比亞的民主轉型革命的種種不是,但我們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卻不可能製止或阻擋這不是的革命發生。這就是政治的殘酷或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