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董橋

從香港飛回紐約的時候飛機晚點,在香港機場困了幾個小時。百無聊賴之餘，推著行李車，在機場的書店裏晃來蕩去，不想在“胡溫新政”一類的垃圾裏竟然淘到一本董橋的《記憶的腳注》，真是喜不自勝！很多年已經沒有讀董橋了，都有些忘了他了。

董橋對香港來說是個“稀罕物”：他是那個物質世界裏幸存的一位知識分子。隻可惜董橋也算不得香港的“土特產”，因為他是來自台灣的“舶來品”。十多年前大學快畢業的時候第一次讀到董橋的文字時，並沒有太大的驚喜。但董橋的小品隨筆兼涉中西，無論西學舊典，文人掌故，皆能信手撚來；且篇幅雖然短小，但卻雅淡雋永,不象““國學大師”季羨林的散文，淡是夠淡了，隻是無味的很。兩者相較，用武俠小說裏的說法，真是“高下立判”。這種差距的根源還是作者的學養和見識。作為再專門不過的專門家的季老先生非得硬充作家，力所不逮也。

《記憶的腳注》是牛津大學出版社給董橋新出的集子，裝禎很精致：小三十二開，淺灰色套底絲絨硬殼封皮，宋體印刷的中文書名，下標花體的“Footnotes to Memory”, 真有些讓人“手不釋卷”。書中有一篇講到傅雷還有他“西學的真知”，讓我有了一些感觸。中學時代買過傅雷翻譯的《約翰克裏斯多夫》，可是當時囫圇吞棗，就象董橋所說的“體悟不出他那手中文的深厚功力”。據說傅雷的譯筆是一流的，但更讓我神往的是傅雷那篇關於張愛玲的評論。想象中傅雷應該說，張的文字是好的，但她筆下的世界應該更大些！我私下揣度，這意思“雖不中，亦不遠矣！”寫完這句，就去“古緱”了一下，果不其然，傅雷在文中勸告張“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還遼闊得很”。看來我不應該竊喜，而是該開懷大笑幾聲了。

隱約記得，詩人馮至的墓碑上寫著：給我狹小的心，一個大的宇宙！一個人胸懷的大小，和信念有關，和品性有關，也和性別有關。

董橋是好的，但他的好就像張愛玲的好一樣，是打了折扣的。董橋是“名士”，雖然間或流露出思想的鋒芒，但他承認自己“沒有造反的體魄，沒有顛覆的熱血”。也許他是在實踐他所熟稔的羅蘭巴特的教導：“既然我們不能顛覆這個社會，就讓我們來顛覆語言吧！”

隻是我更熱愛為信念生為信念死的反判者，殉道者和革命者。餘世存在《非常道》中寫道，1933年北大為李大釗舉行公葬，其中一副絻聯廣為流傳：“為革命而奮鬥，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社會主義者以暴力求自由，雖然換來的不過是另一副枷鎖，但現如今連這樣的理想主義者都隻剩下些孤魂野鬼了。

左翼情懷可以激勵人們一往無前，衝決羅網；但新的世界卻應建立在自由主義的理念之上。我愛李敖甚於董橋，正是因為李敖兼具兩者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