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九分鍾 -2

第二章 

 　　我合上雙眼，回憶三十四年前，那列由維金尼亞駛往德州阿比靈的火車；成百的年青新兵，大部分像我一樣，是初次離開家庭。我生長在利趣門，因此，我在途中驚異的發現，地球上竟有如此樹木稀少的地方？

　　“那是一九四三年的九月底，”我開始講：“我正前往德州的巴克利營接受基礎訓練。”當時我二十歲，高而瘦，是個相當典型的孩子，滿腦子是打勝仗、擊敗納粹勢力的理想主義。

　　唯一我沒有預料到，會去戰一場的就是灰塵；在阿運比靈的火車站，我們被一堆堆地裝進卡車，等著拉到幾裏外的營地。因為塵埃滿天亂飛，以至於一路上什麽也沒看見。我想巴克利營準是龐大的一塊地——估計有二十五萬人在此受訓——然而一直到幾天後，塵埃稍稍落定時，我才看清此地的麵目：延伸到沙漠中的一座散裝的木造兵營城。

　　在沙塵的猛擊中，我們必須戴著護目鏡操練，這當兒我們仍需將一雙手搭在前麵家夥的肩頭，否則我們準會撞在一起。接著在十一月中開始下雨，於是所有的沙塵轉變成爛泥，但狂風依然不斷地把地的表麵吹幹、把沙塵打在你的臉上。大家都慣於說，這裏是世界上唯一能讓你行進在及膝的爛泥中，但仍然滿眼飛進灰塵的地方。

　　十二月裏，最嚴重的是天氣轉冷，較之利趣門的酷寒有過之而無不及。十二月十日那天，氣溫是華氏十度，我們坐在地上聽幾位年輕的尉官講了二小時有關裝備清理的正確方法，當晚，整排的人都咳個不停。

　　次日清晨，我的喉嚨依然作痛，於是我去病房掛號；我當然是在發燒！隻是熱度不甚高，約有華氏一百零二度左右。隨及一輛吉普車駛來，將我載往基地醫院。

　　這是一間有五千床位的大醫院，約占用了兩百棟以上的低矮木造建築，全都以通廊相互連接起來。由於我在發熱，那位老資格的護士就把我分配到隔離病房，那是一棟有二十四床位的營房，其中醫生和護士各有一間辦公室，另外在進門處有間儲藏室，而它的正對麵有三件單人床的小臥室，如果你真病得嚴重了，他們就將你擺在那裏。但我僅有一點微熱，所以我是住在另一頭的大病房中。

　　事實上，唯一讓我憂慮的是，這天已是十二月十一日了，而我必須在十二月十八日搭火車回維金尼亞州；我剛剛獲得了一個小兵由美國軍隊中所能得著的最大假期，所以我無論如何不願意被一個笨蛋感冒騙掉了。我家鄉利趣門的維金尼亞醫院在十二月二十二日開課，透過陸軍的特別訓練計劃，我將在那裏變成一個醫生呢！

　　這件事的驚喜之感，常讓我在夜間醒來，還一直的懷疑這究竟是否真實？那是感恩節隔天，我在操練場裏突然被叫到屋中，麵對著一屋子的少校和上校——其中還有好幾個準將呢。我暗自深信那是個軍事法庭，因此努力地想著電影中的情節，到底他們是否給你一個機會打電話回家通知父母，還是一下子拖出去槍斃掉？

　　他們向我發射問題時，我雖立正站著，但我的膝頭卻還都得撞來撞去。他們問道，你完成過利趣門大學的醫學院預科訓練，這是真的嗎？你已得著維金尼亞大學醫學院的入學許可，這是真的嗎？當醫學院的學生們都自動地申請緩征時，你偏偏申請入營，理由何在？

　　終於有個長官向我解釋；到目前為止（一九四三年冬天），軍中嚴重地缺乏醫生。每個人都知道明年某刻，同盟國將在歐洲大進擊，但誰能預料此後戰爭將要持續多久？五年？六年？所以他們急需醫生。顯然的，培養出醫生最迅速的方法，就是在士兵中找一些受過預科訓練的人，再去受訓。

　　於是我戰栗而釋然地告訴他們說，是的，去年夏季我十九歲時就完成了醫學院預科的訓練，且向大戰期間的一些學生那樣，以兩年的時間修完了四年的課程；是的，維金尼亞醫學院已接受了我的入學申請；至於為什麽我偏偏要入伍？……這是私人的事呀！然而所有的軍官全望著我，等著聽我回答。

　　我告訴他們，這是因著我父親的緣故，因為他服役去了。他們一直瞪著我，等待著全盤的故事，所以我隻好把一切都掏出來。我解釋道，父親是鐵路局的煤礦專家，四處旅行，去向他們的煤礦大主顧們示範如何建築良好的熔爐等等。大戰爆發後，公司將父親借給聯邦政府，隨及他走遍全國，檢查了軍事基地中所有靠煤燃燒的工廠。當歐洲大進擊的可能性增大時，父親接到一個軍中的任務，被分派到專為“進擊日”儲備燃料的小組裏。

　　這就是我父親，早已超過了征兵年齡卻要前往海外，準備隨著第一支隊伍踏上歐洲大陸去設立燃料補給站；而我，正值二十歲，怎能無視於戰爭而繼續求學？所以我誌願入伍，接著被送到德州的巴克利營。

　　當然，我並沒告訴長官說，這數周在塵沙與爛泥中的生活，已經讓我對一個步兵在戰爭中的價值起了很大的思想改變。雖然我絲毫沒有期望得著什麽，但竟傳來這個不可思議的消息說我將要進入醫學院！居然是軍隊決定送我去的！

　　穿著他們給我的一件袋子般鬆垮的白睡衣，我躺著瞪向這間隔離病房的木製天花板，感覺事情的進展相當令人滿意。我在想，如果我是個虔誠的信徒，我一定會說這是神所做的，然而這反應到沒發生在我身上。雖然我在家時曾上過教堂，但對我而言，那並非是很重要的事。

　　要緊的乃是參加童子軍活動！我十二歲時參加童子軍，由最底層的新手一直幹到鷹級童子軍，接著在去年夏天晉升為少年童子軍副教練。因此我自然的傾向以榮譽的記號——一種善行——而被送往醫學院則是獎賞似的。

　　這就是我人生進展的方式，以讀醫為例吧！遠在我不懂何為賺錢謀生時，我已決心做個醫生，然後在大學時才發現，原來醫生帶給人們好處的同時，也能賺一大筆錢。問題是，我並非為報酬而踏入此行業的，那酬勞隻是完成了正確事情之後隨之而來的結果。

　　隨軍護士在我床頭停了腳步，甩了甩溫度計，於是我把它塞在舌頭下，祈望終於能出現好消息。已經是十二月十五日了，我在這病房中已捱了四天卻毫無起色，十八日要上火車的事已叫我著實的擔心起來。我知道即使是熱退了，他們還會叫我在複元室待上好幾天。

　　她看了看溫度計，然後記在統計表上，“還是一百零二度（華氏）沒錯。”她說著，語調聽來滿含歉意似的。我曾告訴她我的大假期，而她和其他的職員一樣，似乎真誠地在關心著我。

　　因為我一直攪擾他們，所以他們不得不搜集來一堆火車時刻表。我將它們擱在床邊桌上，和水壺、飲水杯、痰杯以及夜燈放在一起。

　　醫院中所有的裝備裏，隻有這些時刻表是我和外界的唯一聯係。萬一十八日我不幸仍呆在這裏，我就要研讀此地通往維金尼亞州的每一個火車站班次的時刻，一直到能找著讓我在利趣門參加二十二日開課的一個方法。萬一到時我不能露麵，唉，此地至少有一打以上的士兵正等著要代替我呢，這是我相當清楚的。即或有個奇跡使他們替我保留位子，但隻要我到達時其他的課程都開始了，那麽我想趕上進度的機會也就等於零，因為這是服役中競爭最激烈的課程之一！而且我已接獲警告說，起初九個月裏，班上就有三分之一會被淘汰。

　　我將護士留在紙杯裏的藥丸吞下去後，馬上回到自己那令人舒服的哲學中，告訴自己說，我十分明白我想成為醫生的動機，決不是為賺錢而是想幫助達比尼爺爺。

　　達比尼爺爺是我外祖父，隻要我一閉上眼睛，仿佛就看見他的藍眼睛與根根直立的白胡子。達比尼家族是十八世紀移居到維金尼亞州的法國新教徒，他們所住的區域至今仍保留著特殊的語言。達比尼爺爺總是把花園念成“花依園”把車念做“吃依”。

　　對結節與我而言，與其說達比尼爺爺和奶奶是我們的外祖父母，不如說是我們的爸爸媽媽。我出生一個月時母親去世，而父親的工作使他到處遊曆，因此達比尼爺爺和奶奶把瑪麗珍和我，帶到利趣門郊區他們那棟叫“苔邊”的古老大房子去住。

　　那裏實在是一個小男孩成長的奇妙環境，在寬敞的走廊上有很大的柳條椅，在院子中有古老的榭樹。達比尼奶奶在草地上養著乳牛和小雞，一直到城中立下了禁令才停止畜養。她是一位個子小小的守舊女士，稱呼她的丈夫為達比尼先生。她寧可保留她那老舊的、燃燒木頭的爐子，也不願使用新式的瓦斯爐。童年時，每個清晨醒來，我就聽見她在廚房中敲麵糊團的聲音。

　　達比尼爺爺擁有南方最大的一間鞋鋪。二樓孩子們的房間裏，有座靠腳搖動的旋轉木馬，是我最愛玩的。有時候，他會帶我到阿卡鐵道區，就在我們房子附近，老利趣門、佛德瑞克和波多馬克河的交匯處，觀看轉轍器的引擎。

　　家中的另一分子是威廉斯小姐，她是頗富經驗的護士，由醫院裏陪著我這不足月而恐怕活不成的嬰孩一直回到家來。達比尼爺爺很喜歡提起當時我是多麽小呀，以至隻好用鞋盒裝回來。威廉斯小姐帶著銀邊眼鏡，在鼻子上有塊腫瘤，是以前受過傷而隨便處置的結果。她把我療養於一個大瓶子中，那是利趣門當時聞所未聞的新發明，然後她繼續留下來照顧瑪麗珍和我。

　　七歲時，父親續弦，於是瑪麗珍和我回去與父親、繼母同住，而威廉斯小姐則去別人家工作，但幾乎每個周末我仍然跑去“苔邊”和達比尼爺爺奶奶在一起。年複一年，我看著達比尼爺爺因一種無人能治的疾病，慢慢的扭曲、彎腰起來。

　　人們說那是風濕性關節炎。當我還小時，風濕僅在他的腿裏，所以他支著拐杖來來去去，接著風濕蔓延到肩膀和雙手，於是他隻好坐在輪椅中。我長大些後，常常將它由椅子上抱起來，放進他的車或床上，那時我才了解風濕是多麽的令他痛苦。達比尼爺爺從來沒有抱怨過，因他是世上最不會埋怨的人。事實上，他的醫生常常帶一些病人來探訪這個嚴重的殘廢的老人，好讓他使這些人快樂起來。但有時它會因著劇痛而退避，一張臉變得紙般白，此刻就是我決心做個醫生的時候。

　　現在想為達比尼爺爺做什麽都太遲了，因為三年前在我十七歲時，他去世了。記得當我從周末的童軍旅行回家時，發現小弟亨利和小妹布魯絲倚在前窗旁；亨利隻有七歲，布魯絲五歲，他們太小了，根本不懂得究竟發生了什麽事，但我一眼看見他們在哭。父親、母親、瑪麗珍都在“苔邊”，他們告訴了我。

　　他們將達比尼爺爺置於前頭的客廳。我在這熟稔的門邊站了許久，感受著一種莫名的不情願，很不想踏進去。灰色的金屬棺木立在支架上，緊挨著一架老式的愛迪生留聲機。最後我跨了過去，站著俯看我的外祖父。

　　可是這蒼白、寂靜的軀體不是達比尼爺爺啊！他太沉默、太缺乏色澤了。他的雙手尤其讓我吃驚！化裝師將它扭曲的手指拉直，因此他們平擺在發亮的鍛布上。達比尼爺爺的手以前扭在一起的樣子，對我而言是很美的，然而眼前這雙手過分光滑、過分呈現蠟白色，因此讓我覺得可怕。

　　縱然我再也沒有機會幫助我的外祖父，但至少他是我了解了世上的苦難。按我現今的見解，如果一個人能借著防止痛苦而賺錢的話，這純粹知識因為構成著宇宙的那種令人歎服的正義使然吧。

　　事實上，很有趣的是……一旦我想到金錢這一個角度時，我的心便會開始想到一切我所愛擁有的東西。目前我已與相當不錯的清單了，從卡迪萊克跑車、遊泳池、一直排到遊艇。

　　這時病房的小弟推著午餐進入大房子中，於是我把高尚生活的夢想暫擱一旁，以便能集中精神麵對眼前的鐵盤子；但午餐一過，頑固的思想立刻又回來了。我盤算著，自己將借著軍隊的火急計劃，成為畢業的醫生中最年輕的一位。然後——哦，大戰是不會永遠打下去的。

　　我瞧著左手上的戒指：在卵形黑瑪瑙上的是代表費·加瑪·德塔弟兄會的金色貓頭鷹，瑪瑙座上繞著一圈字“利趣門大學一九四五年”。像大多數一九四五年的班級那樣，我不但已畢業且在一九四三年以前就穿上了製服！倘若這個月我能開始讀醫學院，並且在三年內完成學業……我算了算，自己在二十五歲時就能擁有卡迪萊克跑車了。

　　十二月十六日，我從床邊桌上抓起一堆火車時刻表，讀它第一百遍，但不論我如何計算，就是無法在三十個小時之內，離開德州阿比靈前往維金尼亞州的利趣門。其實，戰時的旅行較困難，又遇上聖誕節前後，能夠在四十八小時內到達，已算幸運了。換句話說，十二月十九日是我必須離開阿比靈的最後一天了，然而醫生剛才卻宣布我並非受寒，而是染上了流行性感冒。

　　出乎意料的，十二月十七日早晨，水銀柱在細小的玻璃管中停於九十八點六度，於是，執班護士立刻向值日的醫官報告這個好消息。幾分鍾後，醫官出現在我的床邊。

　　“我要親自送你去複元室。”他說。

　　他親自把我的厚毛衣搭在肩上，而我穿著靴子和外套疾步地跟著他，走過一些錯綜複雜的木造走廊。我簡直無法相信，這許多男女長官竟肯為我這個低階小兵惹上如此多麻煩，然而這醫官向我保證，若我的溫度維持不上升，他會盡快地辦好離營手續，第二天就送我出去。

　　我所遷入的這間複元室，與我剛離開的那間看起來一模一樣，兩邊沿牆各有十二張床，計二十四張漆白的椅子，二十四台窗邊桌，桌上各有一盞台燈和一個小夜燈。進門處同樣有三間辦公室，正對麵也是三間單人小臥房。唯在此處，因為我們是恢複健康中的病人，所以能自由地出入於這複雜大醫院的其他部門——舉例來說，可以進出坐落於相連幾棟建築物之外的醫院販賣部或者電影院。然而，這一整天我都坐落在床邊。外麵飄著雪花，我絕不願冒險在那通風的走廊上再得個感冒。

　　我不斷地想著聖誕節。如果屆時能會到利趣門該有多棒！我確信他們會在聖誕節給醫學院學生一天假期的，由於利趣門是我的家鄉，換言之，我可以和家人團聚了！

　　父親當然仍是出遠門的，不過母親一定在家。事實上它隻是我的繼母，而我們一直處得不甚好，不過此時枯坐在德州這棟木造的醫院營房中，聽者乒乓打在窗上的霰（注：一種彈藥），我心裏知道自己在想念她。

　　瑪麗珍與新婚丈夫也許會從維金尼亞州的貝福堡南下。我真是想念瑪麗珍！甚至我也想念亨利和布魯絲，自從他們生下來之後，我一直在嫉妒他們：如今繼母有了她自己的孩子，我相信他是不至於那麽關心我的。但是，這個聖誕節——若能看見他們沿著樓梯叫喊著衝下來，那可真是太棒了！

　　熄燈時刻，一個護士穿過複元室，量出體溫並記在筆記簿上。這是例行公事的一部分——一天之中每隔一段時間就巡一次——我毫不當它一回事。然後病房小弟出現在我床頭。腋下夾著我的行李袋和其他裝備。

　　“我們必須去隔離病房。”他說。

　　“可是——我已退熱啦！明天我就要出院！”

　　他聳聳肩跑去找護士，此時我自己讀了溫度計：一百零三度（華氏）。

　　我麻木地尾隨著小兵走過一串木造長廊，進到一間和我曾住過的兩間病房一模一樣的營房。起初我還期望，至少也得把我帶回今早離開的病房，因為那裏的工作人員對我相當感興趣，然而當我對這間完全相似的營房瞄了一圈時，心裏立即明白，這不是原來的那間！病房小弟說，目前營地裏到處是流行性感冒，隻要病床一空出來，立刻有人補上去。

　　我爬上他指示我的那張床，但睡眠是不可能的事了。現在我怎麽辦呢？明天就是十八日了，看來我是永遠搭不成預定的火車了——萬一連十九日那班車也趕不上，怎麽辦？

　　整晚我痛苦地翻來覆去，因著自己和四鄰的咳嗽聲，我無法入睡。為什麽我的熱度會突然上升？醫學院預料的訓練使我明白，流行性感冒常會一聲不響地轉成肺炎，這種情形一發生，則誰也幫不上忙。聽說有幾名醫生正在試驗某種新藥，不過他們尚未大量使用它。如果我惡化成肺炎——噢，那就別提我會在此待多久了。

　　次日，十二月十八日的清晨，我的熱度略減，固然仍不足以送我回複原室，倒也夠讓我的希望節節激增。我告訴新護士們有關利趣門醫學院的截止日期，而他們也和其他人一樣，顯出十分同情的樣子。天黑之前，已有一小群關心我的醫護人員在花時間注意著我的難題。有人細讀時刻表，發現有一班火車將在十九日晚上開出阿比靈——實際上是二十日淩晨的班車——四點鍾！如果幸運的話，或者能及時載我趕到利趣門！

　　“我可以安排一輛吉普車到醫院來接你，”其中一位醫生說：“隻要你的溫度繼續下降，我們在清晨時就把你送到複元室——那是十九日——然後明晚你便可以直接到火車站去，根本用不著回原單位報告了。”

　　真是奇跡中的奇跡，在十九日清晨，我的體溫再度回複正常！誠如醫生所說的，隨同所有的裝備，我立刻被送往複元室，並且在翌日清晨三點二十分將有一輛調來的吉普車到此接我！

　　這已是我在此大雜燴醫院中所分派的第四張床了，但外表看來，它們毫無不同。十二張床一排，而隔個通道也是十二張床；靠門邊三間辦公室，另外正對麵有三間小病房專為重病患使用。但這些單調的排列對我而言，竟是全世界最美的房屋了，因為今夜將有一輛吉普車到此，把我永遠的載離狂暴的塵沙與操練場。

　　那日下午我穿上製服，試著讓自己再次習慣於穿衣。雖然我盡力叫自己休息，但我太興奮了，根本無法安靜地久坐。約五點鍾時，臨床的家夥提議去看電影打發時間。上次在複原室時，我動也不敢動，唯恐一動又病了，但這次，隻要是能讓等待的時間過得快一點的事，我都樂意去幹。幾天來，眼看要出院卻忽又回到隔離病房，現在又跑到複元室，這種懸而未決的焦慮，委實把我搞慘了。

　　因為我希望早一點睡覺，所以吃過晚餐，我們就去看頭場。我幾乎想不起演些什麽了，隻記得當時我們坐在電影院中，而強烈地咳嗽不斷地向我猛攻。

　　回到病房已是九點十五分，於是我暗自慶幸著護士已作過夜晚的巡行，現在僅剩病房小弟值班，因此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我仿佛感到自己會再度發熱似的，不過我不希望再有人插一根溫度計到我嘴巴裏。

　　我跑到病房小弟的小房間去討幾粒阿司匹林，他給我六粒、外加三篇綜合要錠，他隻準分這種藥。我又到他屋後去取行李袋、高及足踝的美國陸軍靴以及黃褐色外套，把它們全堆在我的床腳，然後我把製服折好擺在椅子上，預備好夜間要穿。

　　有位護士借我一具鬧鍾，我檢查了它兩遍以確定它是撥到淩晨三點鍾，最後我吞了兩粒阿司匹林和一片綜合藥錠，也管不著病房中其他家夥們還醒著、還走來走去，便一頭倒在床上，瞬間就睡著了。

 　　我合上雙眼，回憶三十四年前，那列由維金尼亞駛往德州阿比靈的火車；成百的年青新兵，大部分像我一樣，是初次離開家庭。我生長在利趣門，因此，我在途中驚異的發現，地球上竟有如此樹木稀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