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時代中關村生活雜記（4）

 我在電腦旁，看那麽一會兒，就會習慣地站起來，走到窗前，望望後院的草地或樹養養眼睛。望著一棵翠綠的樹，我想起前幾年曾有一隻蜂鳥在樹上築了一個精致的小窩，蜂鳥在這裏生蛋，又用了將近半個月的時間一動也不動地孵蛋，終於孵化出來兩隻極小的蜂鳥。每天蜂鳥媽媽穿梭一般來去，給小蜂鳥喂食，眼看著兩隻小蜂鳥就可以飛出鳥巢，誰知一場洛杉磯絕少發生的狂風暴雨把那個鳥巢吹翻了。第二天清晨，我在樹下找到了兩個小蜂鳥，它們眼睛緊閉，躺在地上，再也不可能飛上天了，我把它們埋掉，抬頭望著在窩旁徘徊著的蜂鳥媽媽，我很難過，這麽一個美好的蜂鳥之家就這樣在一場風暴中被顛覆。而人，有時就像我看到的蜂鳥的遭遇一樣，在政治鬥爭的狂風暴雨裏，他的命運、他家庭的命運是無法預測的。

1957年，在我的記憶裏是很特殊的一年。春末夏初，在中國的大地上突如其來一場無法躲避的政治風暴，不僅讓成年人感到措手不及，連我們這些不諳世事的孩子也茫茫然。盡管前幾年，我也隱約感受到政治運動給親屬帶來了不少衝擊，給父母心靈造成了很深的傷害。但我眼中的世界總的來說是陽光明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我可以無憂無慮地學習、戲耍，如我前幾篇中關村的雜記所述。而1957年的反右鬥爭，雖然我從未正麵接觸鬥爭和批判右派的場麵，但通過父母回到家中談及，和我親見的“右派分子”及他們家屬的遭遇，就像是一片片陰霾，籠罩在我的心頭，讓我感到壓抑，而這種感覺，我過去從來沒有過。

我說一個人和兩個家庭。

先說一個人，馬思周。

馬思周是語言所一位青年研究人員。語言所搬到中關村以後，我還是和從前一樣，常去所裏。一是那裏有乒乓球台，可以打球；再是那裏有無人圖書館，可以看書借書；小會議室還有留聲機，很多唱片，願意聽什麽就聽什麽，沒人管你。馬思周那時好像是單身，我常看見他下班後還呆在所裏，沒有像別人那樣急忙回家，星期日也總見他在辦公室看書，寫什麽文章。我打乒乓球的時候，他要是路過，會指點我一下。我要是打出個好球，他什麽也不說。要是沒打好，他會罵我，說：“你這麽打，一輩子都打不出來，別打了。”把拍子往球台上一丟就走，讓我覺得他脾氣有點怪。有一天，我正在小會議室放一張唱片，是馬思聰的小提琴《思鄉曲》。馬思周靜悄悄走了進來，不說什麽話，坐下和我一起聽。唱片放完，他也沒動，好像還沉浸在那優美的旋律中沒有回過神。我就問他，你叫馬思周，唱片裏拉小提琴的馬思聰是你的親戚吧？他說，你猜對了，他是我堂哥。哦，原來如此！
 
反右開始，馬思周不知為何，成了語言所首當其衝的批判對象。所裏滿牆的大字報上，都是批他的。我還是能在所裏看到他，脾氣很壞，匆匆進出，誰也不理。一天，我父親下班，樣子很緊張地說，今天在全所批判馬思周的大會上，他急了，拿出一把藏在身上的刀子就要抹脖子，叫人給製止了。那時這樣的舉動叫作對抗運動，尤其是以自殺來對抗，後果是非常嚴重的。不久我就聽說馬思周被定為右派分子，這是我預料之中的事。

某日晚上，我到福利樓給家裏買點心。福利樓的那家賣西式糕點的商店，是不久前從城裏搬到中關村的。這家西點鋪的點心做得特別好，很遠你就能夠聞到糕點飄散在空氣裏的奶油和香料的誘人香味。商店裏還設有雅座，可以在那裏喝咖啡品嚐糕點。當時，就是全北京，也很難找到如此西化的咖啡廳。我走進商店的大門，就看見馬思周一個人坐在一個角落，咖啡杯放在桌子上，他麵無表情望著窗外發愣。我已經知道他是右派分子了，誰還敢和右派接觸，找麻煩不是？我很小心到櫃台，買了點心，正想溜走，就聽那邊馬思周叫我。我隻好停下，轉過身望著他。他招手讓我過去，我很不情願地走過去，問什麽事？他的眼球充滿了血絲，但衣著整潔，白色的襯衫領子很挺地瀟灑翻開來。他問我要不要來杯咖啡？我連忙說，太苦，我喝不慣，不喝，不喝。其實我很喜歡喝咖啡，要是別人請我喝，我會樂得屁顛屁顛的。他苦笑了一下，說能不能幫個忙？別緊張，小事一樁。我隻好問，什麽事。他說，你不是和我一起聽過《思鄉曲》嗎？我還想聽聽。這裏（指的是咖啡廳）播放的西洋音樂，我不愛聽。幫幫忙，你到語言所小會議室，把那張《思鄉曲》拿來，不，是借來，讓他們放一下，我想聽，行嗎？聽他這樣，近於懇求的樣子，我覺得這也不關什麽“政治”，想了想說，行吧，你等著。

語言所與福利樓離得很近，幾分鍾就到。我是語言所的常客，進出非常自由，傳達室的老安，正在和人下象棋，抬頭從眼鏡縫望了我一眼，理都不理我，就繼續對弈。我很快 就找到了《思鄉曲》，用張報紙一包，就走出語言所。 就要到糕點店，就見門口停了一輛吉普車。那時，很少有車輛在中關村行駛。電影裏麵，國民黨軍官才乘吉普。解放後，好像也隻有軍隊和公安才使用它。感到有點異常，就停在不遠處看，沒敢過去。不一會兒，三四個人從裏麵出來。我一眼就認出其中一個人是馬思周，他個頭很高，穿著白色的襯衣，而別的幾個都是黃色的衣褲。這是怎麽回事？還不來得及想，他們就帶著馬思周上了吉普。車一下就開走，隻留下汽油的味道，與糕點的奶油香味很不協調地混雜在一起。 這時，從店內走出些顧客和店員，在那裏小聲說著什麽，我湊過去，隻聽他們議論著，說來的是公安，進門就把那個喝咖啡的人帶走了。那人什麽也沒說，非常安靜跟著他們就上了車。我知道，馬思周被捕了！我夾著《思鄉曲》的唱片，發呆。心裏隻想到，他還想聽《思鄉曲》呢！可惜他連這樣一個願望都沒能實現，就被帶走了，他到哪裏去了呢？ 後來我聽說，因為他的反黨言論和對抗運動的行為，被當作極右分子處理。他已經被送到東北接受勞動改造。不過，我一直為他沒有在走前聽到《思鄉曲》而感到遺憾，不知道他在遠離故鄉廣州的東北能不能聽到那感人肺腑的美妙樂曲?

就在馬思周被公安機構帶走後不久後的一天晚上，夜很靜。我正要睡覺，就聽樓下有很大的吵架和孩子哭的聲音，而且越來聲音越大。我想下樓看看怎麽回事，被父母阻止了。父親說，又是彭楚南和他太太（我父親從來不用“愛人”一詞）在吵架。說著，深深歎了口氣。
 
彭楚南也是語言所的年輕學者，他們家在我家的樓下住。在我的印象裏他們夫妻好像是從國外回來的，算是“海歸”。他們有一男一女兩個很小的孩子，記得較大的男孩叫彭聽濤，也就五六歲的樣子。我的父母常帶我到他們家串門，熟了以後，我就獨自跑到他們家找彭聽濤玩。其實找比我小得多的小孩玩隻是一個借口，我是看上了他們家許多的外國畫報和雜誌，雖然都是些洋文，除了阿拉伯字母，我一個子都不認識。但那些花花綠綠頁麵，還有精美插圖太吸引我的眼球了。過去，我從未看到過這些，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麽得到的。每次到他家，彭楚南夫妻就讓我自己隨便翻看雜誌和畫報，他們各自捧著書看，根本不管我。有時他們用外語交談，甚至孩子鬧了，彭太太也用外語哄他們。他們住了房間不大，而書籍和孩子的玩具占據了大部分空間，床單和窗簾都是紅色的花紋，讓我感到這是一個紅紅火火，溫馨的小家庭，而家庭的兩位主人又都是很有學問的。
 
誰知禍從天降，彭楚南被打成了右派，從此這個家庭的命運就開始惡轉。他被批判期間，我到他家串過門，發現他家比過去亂得多，而且是髒亂。他們夫妻倆人也不理孩子，在一起小聲議論著什麽。唉聲歎氣，彭太太悄悄地擦眼淚。我覺得氣氛不對，也就知趣離開了他們家。再後來，我就聽說彭楚南也當了右派，我就不再敢到他們家去了。住一個單元，抬頭不見低頭見，彭先生明顯地憔悴，精神也很差。不久就聽說和他回到家就和太太吵架，摔東西。可我並沒有看到或聽到，直到那天晚上，因為動靜實在太大，我才知道彭先生家的確發生了“地震”。
 
彭楚南大約是在1957年的年底，被送往河南一個勞改農場接受改造。他的命運沒有馬思周好，他沒有熬到平反，就被折磨而死。而他的太太在他去河南之後，獨自帶著一雙兒女搬離了3號樓，誰也不知道到哪裏去了。一個好端端的家，就此瓦解。

我最近在網上查閱了有關彭楚南的資料，盡管他已經去世了將近半個世紀，但他當年的學術譯作不斷地再版，一些論述和觀點依舊沒有過時。當我們今天億萬人使用漢語拚音，作為輸入法來書寫文章時，可能沒有幾個人知道，當年這個“漢語拚音方案”的問世，也傾注了彭楚南先生的心血。如果他沒有被打成右派，如果他還活在人世，我敢斷定，他會為我們國家的社會科學作出更大的貢獻。
 
我要說的另外一家，他們是哪個所的，叫什麽名字我到今天都不知道。

1957年以前，在福利樓的北麵，靠南北向馬路的西側，曾有一個不算太大的廣場。裏麵有滑梯、秋千和蹺蹺板之類兒童玩耍的器械，我就稱它為兒童遊樂場。（1958年，那裏飛快建起一個稱之為“四不要”的禮堂，那個廣場和兒童樂園自然不複存在。“四不要”禮堂後來因為嚴重的質量問題而被扒掉重蓋。不過由於京劇大師梅蘭芳漫長演出生涯的最後一站，是在那個“四不要”禮堂裏畫上圓滿句號的，因此你在梅蘭芳的傳記裏還會看到那座禮堂的記載。）我常穿過這裏，去福利樓或大操場。有時我也喜歡停下來在這裏玩一會兒，盡管玩兒童玩的蹺蹺板之類，對於我這樣半大不大的小子來說，在上麵玩有“裝嫰”的嫌疑，我也不在乎別人去說。我在那個地方常會看到一對很年輕的夫妻，帶著一個大約三四歲的男孩來這裏玩。小男孩滑滑梯，他們的父母就在下麵接著他，怕他滑到地上。小男孩玩秋千，年輕爸爸媽媽就在前後推，把小男孩蕩得很高。小男孩玩蹺蹺板，他們就在另一頭輕輕地壓，慢慢地放。小孩玩得大笑大叫，爸爸媽媽也跟著他笑。爸爸清瘦而文靜，媽媽的眼睛很大而有神。她長得和當時有名的香港影星夏夢有些神似，因而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們一家大概是每天下班都來，我每次經過這裏幾乎都可以碰到他們，他們總是很開心。
 
一天早上，我照例背著書包去學校。剛走到樓下，就見許多人，有大人也有和我一樣背著書包要去學校的學生，往西北方向跑去。聽到有人悄悄邊跑邊說，死人了，死人了！我也下意識地跟著這些人跑過去看。那是中關村和中關園交接處一片小鬆林，人已經聚集了很多，有人攔著群眾不讓再向前，隻隱約看到地上有被布單蓋著的什麽，顯然是一個人的屍體。大家小聲議論，說是有人晚上在鬆林裏上吊了。是誰？還不知道。我不不敢也不忍再看下去，分開人群，趕路上學。這時，突見那位常在兒童遊樂場帶小男孩玩耍的漂亮媽媽，披頭散發發瘋一樣，跌跌撞撞跑過來。她從我身旁掠過時，我看到往日那雙美麗的眼睛現在變得無法形容地可怕。我驚訝地停住，回身望著她衝開人圍，從我眼中消失。不一會兒，隻聽撕心裂肺的一聲慘叫，像琴弦突然崩斷般，顫動著初秋微寒的天空，我感到有一股寒氣從腳底向上竄升，讓我脊背發涼而渾身顫抖。什麽都不要說了，人世間一幕慘劇，就發生在我眼前，就發生在那麽令人羨慕的一個美滿的家庭裏......

下午從學校回到中關村，我拐到小鬆林外停住腳步。還有些人，或七嘴八舌、或默默無語。小鬆林裏空無一人，好像什麽也沒有發生過似的平靜。從一些人的議論中我知道死者是因為被定為右派分子，無法麵對人世，而選擇了這條絕路。我回過頭再一想，曾有很長一段時間，沒在兒童遊樂場看到他們的身影，但並沒有意識到什麽。現在才知道，那時正是反右鬥爭搞得最為轟轟烈烈的時期，那個美好的家庭的男主人，一定被批判得七葷八素，哪還有心思陪妻子和兒子到遊樂場玩？

小鬆林出事以後，我在中關村的樓間小路上曾經見到過幾次那位年輕的媽媽。那雙美麗的大眼睛變得呆滯而無光，麵色蒼白，那神似夏夢的笑容再也沒有浮現過，而我也沒有見到過她的那個可愛的兒子。
 
我還是常從那個廣場走過，直到“四不要”禮堂動工。
 
當我看到那些蹺蹺板、滑梯和秋千架當成廢鐵而被拆除拉走時，我想，拆就拆了吧，沒有人再需要這些東西了。
 
我不想再寫了，於是又站起來，走到窗前。當我把眼光轉向那棵大樹時，驚喜地發現又有一隻蜂鳥在那裏築巢。自然界總會有暴風，總會有驟雨。生物就是在和自然界的災難和災害的鬥爭中，延續著的。如果沒有人為的幹預，它們的生生死死隻具有自然的普遍性，而沒有社會的特征，人則不同，他們是二者兼之，更重要的是後者。死了一隻蜂鳥，還會有另外的蜂鳥的。這樣的延續，不具個性。這隻正在築窩的蜂鳥，和我前幾年見到的那隻蜂鳥，沒有本質的差別。而人，非此即彼。他們傳承了人類文明，又要為人類的文明作出貢獻。他們需要相對寬鬆的環境，而不需要人為的狂風暴雨。不錯，是有什麽“屈原逐而有《離騷》，司馬遷閹而有《史記》”這類說法。但多少有才華的人，並沒有能從人為的災難裏活下來，否則一定會有比《離騷》和《史記》更偉大的作品流傳下來。 就拿馬思周來說，如果沒有那場風暴，他會貢獻更大。而彭楚南和那位不知道姓名的年輕學者的死，就讓人們再也不能分享隻具有他們特色的，對社會作出的貢獻了。還有，如中關村人在文章中提到的極具才華和天分的束北星和許良英，如果他們沒有人為的災難，他們難道不會在各自的學術領域裏，取得我們無法估量的獨特成就？他們不是蜂鳥，他們是獨一無二的人！在那個年代，我隻是從側麵看到那場悲劇冰山的一角，但已經足夠我們思考了。我希望，在我們國家的大地上，再也看不到這些人為的悲劇，讓我們每一個人，具有唯一個性和學識的人，為我們的國家和全人類都作出他們無人能夠取代的貢獻。
 

(後記：馬思周多年後被平反，在東北繼續語言學的研究，在學術上頗有建樹。他曾回京拜訪過我父親，但我從福利樓一別後，從來沒有再見到過他。如今80開外的馬先生，在家鄉海豐頤養天年。他終於思鄉而回到了家鄉。我祝他健康長壽！
 
從下麵的資料可以知道為什麽馬思周對《思鄉曲》懷有深情：馬思聰自小離開家鄉到法國留學，除十七歲時回汕頭跟父兄見一次麵外，1942年那次回鄉就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也是最後一次回到海豐。當時在當地城廈鎮中心小學當教師的馬思周有一天去找堂哥玩，房中沒見人，桌上卻攤著幾張樂譜，馬思周曾自學五線譜，看了後就將其中一首馬思聰1937年作的《思鄉曲》翻譯成簡譜抄了下來。次日，馬思周在院子裏問堂哥：“你那首《思鄉曲》的旋律能不能寫成中國曲？”馬思聰說可以，馬思周拿出手抄的簡譜，令堂哥大吃一驚。得知堂弟自學識了五線譜後馬思聰大為讚賞，他就與馬思周用海豐話填詞，有一句“舉目回望，四野荒涼，落日依山，雁兒飛散。”就是馬思周寫的，馬思聰讚道“有情有景，恰當”。填詞後沒幾天，馬思聰就將這首歌作為抗日宣傳歌曲第一次向家鄉父老作了演奏。這首充滿濃鬱鄉思鄉情鄉愁的歌曲，撥動了無數被日寇所逼而背井離鄉的中國人的心弦，成了一首流傳全國的抗戰歌曲。馬思聰在家鄉三個月的時間，積累了豐富的民間音樂素材，為他以後創作《鋼琴弦樂五重奏》、《第一小提琴協奏曲》、《秋收舞曲》等打下了成功的基礎。)

[中關村人]

關於馬思周的文章寫的很感人, 實在. 我們回憶文章不能離開當時的年代, 知識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不菅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 我們的中學時代亦然. 回顧應加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