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想起的一件事
先在文摘上讀到了章怡和的《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一文,因為文中涉及到人,大都是家父的老朋友。從五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初家父去世, 在這四十年的風風雨雨,時代變遷中,我時不時的看到他們的身影,聽到有關他們境況的一些支言片語。 對這些老一輩的文人們頗有敬仰之情。 特別是聶老,我叫聶伯伯,1963年還送給我一副從香港買來的,英國造的塑料撲克牌,送給我妹妹一個金發碧眼,一上一下眼睛會自動開和的塑料洋娃娃,我和妹妹樂翻了! 當時國內還沒見過什麽是塑料玩具呢! 為了弄清章文的原委,趕緊追看了寓真的《聶紺弩刑事檔案》,看後,真是感慨萬千。
章的文中提出黃苗子等是否是將致友聶紺弩送進監獄的幫凶的問題,使我想起一個過去圍繞著家父,已至我全家十幾年的迷團。 五七年開始的那場反右運動,把家父所在的,僅有八個人的 一個小小科室裏的五位打成了右派。連黨支部書記也戴上了帽子,發配去了新疆。家父“命大”,那幾年六次胃部大出血,多數時間休養在家,躲過了這一劫。 聽說這五位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是,在一張畫有一隻王八的漫畫大字報上簽了字。那時號召大鳴大放,用什麽形式提意見的都有。家父說他當時要是在場,肯定也要簽名。
即然是運動,就有平息下去的時候。六十年代初“反右戴帽運動”過去了,開始了摘帽行動。 我那時剛上小學。一天放學回到家,見到家裏坐著一位陌生女士。 短發齊肩,帶一副金絲邊的眼鏡,白淨淨的臉,微尖的下頜,看上去很斯文,大約有四十歲上下。穿一件發了白的,灰色列寧裝女上衣,一條蘭布褲,白襪,黑皮鞋。為何我今天還能記得如此的清楚,全是因為她看上去是一幅非常典型的女知識分子的形像。 既顯得知書達理,文雅端裝,又風度翩翩。 家父和她說什麽,我是聽不到的,因我剛一照麵,就被喊出了客廳。以後她經常來家坐坐,我叫她阿姨,直到文革開始。 我聽奶奶問過家父,她是幹什麽的? 家父說,不知道,是院黨委介紹來的,就是聊聊科裏,院裏的情況,沒別的。 六十年代生活困難時期,樣樣東西都緊缺,物價高漲,一斤奶糖要十幾二十塊,一個二級工的工資才三十八塊。這位阿姨還給家裏送過幾次花生油和雞蛋。 有一次,家父的另一個朋友因缺乏營養得了浮腫,家父立刻讓我把阿姨剛送來的一桶油提到到了那位得病的朋友家。
文革開始,我因出身不是紅五類很苦惱。一次在外麵聽說某某小孩的父親原來是黑五類,結果文革中一查,人家原來是共產黨的老地下黨員,沒事兒了,人家孩子的頭也抬起來了,腰杆也直啦。我當時也迷迷糊糊地夢想過,家父是不是也是老地工呀?沒準那個阿姨就是他的單線聯係人呢? 但沒過多久我的美夢就給打破了,“漏網大右派”,“反動二流堂堂醫”的大標語糊住了我家的家門。 家父出了牛棚,我又聽過奶奶問他,那位女同誌是幹什麽的,這次挨鬥和她有什麽聯係嗎? 家父含含忽糊糊地答道“好像沒人問過此事,您還記得文革前困難時期,她給咱家送過東西,那是我故意向她要的。她老是問我有何困難沒有,我想試試她到底是什麽來頭,就開口了”。
十年的劫火終於燒過去了。一天中午,家父回家吃飯,一進門就奔向奶奶的房間,我知道一般這種行動都是有什麽重要消息,也豎起耳朵跟了過去。文革後期老百姓中不斷流傳著許多這樣,那樣的小道消息,每次家父聽來什麽後,都這麽急匆匆地向奶奶匯報。隻聽家父對奶奶說“媽,您猜我今天碰到誰了? 我碰到文革前老來咱家的那位不知名字的女同誌了。您猜她是哪的? 是市公安局十?處,專管右派的。她說來找我聊,就是了解當時科裏,院裏被戴上右派帽子的那些人的情況。根據我的話,和其他的調查。他們讓科裏的三個沒發配走的右派早期摘了帽”
原來如此,迷惑我家十幾年的迷團終於解開了!在哪個年代不知有多少人都在已知或不知的情況下作著”小匯報“。 認識不同,對同一事物就可做出完全不同的解答。即便如實地反映情況,一句話,在說,聽雙方也都可能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 荒唐時期,出荒唐事兒,一點都不錯! 試想一下,查查家父科裏的那幾位曾為右派同事的案底,不見得家父說的每句話對他們,那些被怨屈了人,都是有利的!
看了聶伯伯的遭遇,他不是凡人,他是高山仰止。我想,在那荒唐的時代, 即便黃老等人寫了匯報,也是做了當今看來的荒唐事,但不至於賣友求榮。 文革中,在大多數人都被洗了腦的情況下,夫妻反目成仇,兒女揭發父母,兄弟姐妹之間相互撕殺的,所謂“大義滅親“之荒唐事發生的還少嗎?
前人如何為,我們管不了啦,自己如何作,後代如何作,到是應該好好思量思量,以前車為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