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時之友------小平

 

“朋友啊，朋友, 你可想起了我！要是。。。。”， 每當我扯著脖子， 學著臧天朔的公鴨嗓喊這首歌的時候，女兒都會在一旁大笑。她笑什麽？是這沙啞的聲音？還是那喊歌時梗著脖子，晃著腦袋的“黑豹“歌態？我沒問過，也沒想問。因為此時我正在回憶中，借歌發泄，發泄這生活中的對我兒時朋友的不平。

 

小平，大名餘吉平，是我的發小， 比我長一歲。但他十幾年前就“走”了。聽說是死於酒精中毒的肝硬化。憑著我的記憶，從他那永遠憂鬱的眼神中，我想不出能有對酒當歌的他，那也就隻有借酒澆愁他了。

 

我和小平住在同一個院裏，打我能記住朋友開始，我們就是一起玩的朋友。院裏的同齡上下的孩子有七，八個，可是能在我心裏認作為朋友的唯他一個。他不是那種人們常說的“行俠仗義，拔刀相助“的鐵哥們， 而是一種心地善良，有求必應，長兄式玩伴。

 

我很少見他透心地高興過， 這也難怪， 他家五口人，做飯，吃飯，活動都擠在一間12 平米的小屋裏。他父親是位區稅務局的小職員，母親是個小學教師。他有一個哥哥，一個妹妹。可家裏的活卻都落到了他身上。從二年級起，他就給全家做飯了。 我們去找他玩，經常要在他家等他蒸完窩頭，洗完菜，才能得空。那時候做個飯，可沒現在這麽容易。首先要生爐子，用紙和劈柴（小木條）點底火，然後一點點地往上加煤球，煤球加快了，或底火不夠壯，爐火就起不來， 有時要點兩，三回才能成功。這邊點著火，那邊就要開始用溫水和棒子麵。等爐子起來了，麵也省到了時間。這時趕緊把蒸鍋放到爐子上，然後開始撮窩頭，等鍋一上氣兒，（就是鍋裏的水開了）再把窩頭一個一個地擺上籠屜，蒸。 有時為了能讓他快點脫身，我們就幫他幹，但撮窩頭，他從來不讓我們插手，可能是嫌我們的手不幹淨？那時的北京冬天很冷，涼水洗完菜後，他雙手凍得通紅通紅的，再讓寒風一吹，手上經常裂著大口子，血赤呼拉的！要是哪天吃切麵（直接到糧店買的），那他可算是解放了。可那年頭兒，細糧的定量極少， 一個月也吃不上幾回白麵。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呀，天天如此，直到他十六歲離家插隊去了內蒙草原。

 

小平的父母都抽煙，喝酒。“小平，給你媽（爸）點顆煙去“，“小平，上西口打點酒去“。這是我在他家常聽到的吆喝。點煙嗎，你必須抽上幾口，那煙才能著起來；打酒，路上那個小孩不好奇的嘬幾口。一來二去，小小年紀，他抽煙喝酒的習慣都沾上了。有一回，我看到家裏有一瓶通化紅葡萄酒，就請他到家來喝，哪想到這家夥把一瓶都灌了進去，倒在我家地板是睡著了，讓我父母抓了個正著， 把他抱回了家， 我卻挨了一通罰站。

 

毛主席暢遊了長江，全北京市的學校就掀了學遊泳熱。一放暑假，他就起頭帶我們去什刹海，工體遊泳池去遊泳。他膽子大，是我們這幫孩子中，第一個自學“成才“，會遊了蛙式和自由式的。

 

毛主席又表揚了打兵兵球的徐寅生懂哲學，孩子們就又轟轟烈烈的打起了兵兵球。 沒球台，小平就帶著我們在院裏水泥地上打。

 

一放學我們就泡在一起，下棋，打牌，。。。。 下棋有時他也悔棋，打牌他偶爾也搗個鬼，但那都是為了搞個小“幽默”，而不是純粹為了贏。不管誰家打醬油，買醋，我們都摽著一塊去，連上一號都在一起。我平生抽的頭幾口煙兒，也是從他那來的。

 

小平在家幹活的時候，他哥在家學習，看書，拉胡琴兒， 結果，他哥考上了當時北京東城區重點中學，他卻進了一所東城最末流的中學。看來他哥哥是位命定的“天之驕子”；而小平則是個“灰小子”。

 

剛上了一年中學，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小平的出身不是紅五類，入不了校紅衛兵， 他就和幾個同學自己組織了一個。 我那時在小學六年級，也鑽進了他的戰鬥隊，混個紅袖章戴戴。記不清是在老毛的一個什麽最高指示下，小平還帶著我們跑到了北京遠郊的雙橋，在當時的北京廣播器材廠和工人們住了一陣子，貼了幾條大標語，算是“鄭重其事“地搞了一回革命行動。 

 

當時，全國都興穿戴布的軍裝，軍大衣，軍帽，再高級一點的是“將校呢“的，那是一種時髦。 誰穿上它，就顯得家裏和革命粘了邊， 有“份兒”。為了這個“份兒”，好多家中沒有軍貨的中學生就在北京街頭，搶。搶軍帽，叫“飛軍帽”，因為一般是搶劫者，高速地騎著自行車，從被搶人的身邊，嗖地一過，順手就把帽子抄走了。跟如今有人騎著摩托，搶女士的手包差不多。小平家裏沒有軍源，也沒有膽量上街去“飛軍帽“，他選擇了，偷！要說小平可不是什麽貪財之徒， 想當初，紅衛兵抄我院的林教授家時，他在一隻鞋裏發現了一枚金戒指, 立刻就上了交。當時在我們的眼裏，偷軍裝好像並不是什麽大惡之事，和偷其他的東西不同，窮則思變嗎! 四人幫搞得我們成天的不學無術，虛榮心可是天生就有的。 軍裝是偷到了，可沒招搖幾天，派出所的警察就進了門。接下來的事，可想而知啦。

 

初中畢業分配，幸運之神又點中小平的哥哥，分進了北京的工廠，當了名當時我們所夢想的“工人階級”。根據當時一家隻能留一個子女在京的政策，小平隻有遠走他鄉, 到內蒙去接受牧民教育的份兒。

 

等我再見到他時已是十年之後的1978 年。我上了大學，度暑假在北京，他已是一個離婚兩年, 還有個兒子的父親了。聽說，他因家裏沒“路子“（就是後門），身體也沒大病，所以還沒能返城。而他那總是紅運高照的哥哥去年考上了北京的經濟學院。 有一次，我和小平在院中相遇。要說老朋友見麵，至少應該寒暄上幾句，但我們隻是彼此笑了笑，沒搭話。可能是都已耳聞了對方的情況， 經曆，沒有找到什麽交點吧。我看到了他的眼神，仍然是憂鬱的，善良的，微笑中帶著苦味兒。我一直想像不出他開懷大笑時會是個什麽樣？ 他有過嗎？也許在草原的婚禮上？也許在看到呱呱落地的兒子時？

 

後來聽說他在”所有知青都可以返城”的政策下，終於回到了北京，先在一所中學當大師傅，後來升職管夥房， 又結了婚，女方也是個回城知青，這回生了個閨女。我想，這會兒他的小日子肯定過得還可以，酒自然也就越喝越多。我們又在院了照了兩，三次麵，看他抱著孩子，走的很急，新老婆還在旁邊，也沒好多問，隻說：“還好吧？““嗯, 還行“，就匆匆擦肩而過，各走各的“獨木橋“去了。

 

院子拆遷了，小平的父母家和我父母家各搬到了東西，從此，再沒見過他。 最後聽到的消息就是他因酗酒過多，走在他父母前頭。聽到此訊的不久前，我還在王府井撞見他哥哥一回， 穿戴得有模有樣的，告訴我他在一家合資企業當CFO。  幸虧，我當時沒問他小平如何， 不然還真有點兒尷尬。

 

每當想到小平的早逝，我就替他不平，怨他父母嗎？不好說，還是怨天吧。人的命，天注定，天又如此之不公。從小就使一個屋簷下的兄弟，一個上了陽關道，一個下了獨木橋。

 

願老天，願天下父母都能給孩子們創造一個平等的生存，竟爭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