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自知之明

要有自知之明

 

 

        在大陸，凡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降世的人都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風風雨雨， 各自都定會有一番甜酸苦辣鹹。訴苦的文章自是比比皆是，談損失的也見得不少，唯獨寫苦中得甜，講失中有得的不多，也可能是本人孤陋寡聞吧！

 

       和其他同齡人一樣，我在這幾十年中也是走南闖北，下過鄉，進過廠，上過學，做過小官，最後留了洋，正所謂土插隊完了洋插隊，上上下下，裏裏外外，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回首往事，自己能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無不與受益於一段文革的經曆有關。

 

        一九七三年五月，當我從兵團轉到我父母下放的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時，在我麵前擺著兩條路：進工廠或是上中學。 因為文革停課，我表麵上是初中畢業，可實際上隻有小學的文化水平。在兵團的經曆使我認識到了知識的重要性和有了對大學生的崇拜，為了將來能上大學，我毅然決然地選擇了上中學。

    當時， 甘肅的學製是五二二，即七歲上學，小學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上到高二也才剛剛十六歲，可我那時已年過二十。 初中是無法收我， 隻好上高中。

 

        二十歲的人了，身高（1.8米），體壯（在兵團練的）和十幾歲的“娃娃們“坐在一起，真像是羊群裏的駱駝。那年頭，北京出來的人多多少少都有點自命不凡，我也一樣。 看見外地人就來氣，給他們起了很多外號兒，什麽“屯迷糊“，“老塌兒“。 有時候， 外地人問路，明明在西邊，北京人就往東指； 公共汽車一見車站上外地人多，連停都不停。是啊！咱什麽沒見過，咱什麽沒吃過，咱什麽沒幹過（這點吹起來有點虛）。 你看咱穿的？國綠軍裝，蘭哢嘰褲，腳蹬一雙大回力， 這都是當時的“時尚”。 你再看那些甘南土娃娃， 尤其是一個叫賈玉章的， 頭戴一頂掉了色的破圓帽，身穿一件中式對襟粗布舊褂子，一條藍布褲子兩腿不齊，還前後帶補丁，腳上的鞋，那就更甭提了，家製百層底兒的圓口條絨鞋，上麵滿是泥， 和咱北京內連升的千層底那真是沒比頭！年歲不大，個頭兒不高，還駝著個背， 聽他說是自小幫他爸爸拉架子車拉土拉的。

 

        也就是這個賈玉章，竟能原地彈跳1.3米， 在藍球場上能龍騰虎躍蓋我個帽；下場來，寫字畫畫那我更是難以望其項背。他的字體是獨創，字字都是圓形的，鐫秀漂亮，至今我還沒見過第二個人能寫這種字。甘肅農村的文化風氣盛，底蘊厚，而且人們崇尚文化。 家境不好，見識少（很少人家有收音機，更甭說電視了），但人聰明，走到哪都不乏會寫會畫之人，即使是在文革時期，在甘南，寫的好，畫得妙之人仍備受人們的尊重。 這種民風在甘南造就了許多，上學不多或根本沒上過學的人，能寫善畫。生在大城市，長在北京城，確實是聽得多，見的廣，吃得飽，穿得暖， 但架不住腦子笨，慧根差，再不肯學，就是一年365天，天天有12 級的文化風吹著，也畫不好個鴨蛋來！打那兒我知道了，咱幹啥事兒要笨鳥先飛。（數年後，聽說我這位同學已自學成才當了公社書記，不知現在在何處高就？）

 

         要說賈玉章著著實實給使我上了一課，那另一位我的工廠同事就更使我懂得了什麽是天外有天了。 七四年，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績高中畢業進了州農機廠，和我同宿舍的一個鍛工學徒姓樊名維華，人稱老樊。此人丈高九尺（1.9米）， 比我猛一頭。 俗話說得好“身大力不虧”，他掄起二十磅的大錘，打它個四，五百下，那是小菜兒一碟。老樊是文革前老高一的，因為出身問題，從六九年開始到七四年， 一直在鄉下當農民。 他到底是什麽出身，我一直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父親那時是拉糞車的，我去過他家一次，是在城區的最邊上。 所謂的城區，其實就是兩條平行的馬路，三排房， 上街兜一圈也不過二十分鍾，像一般的小城一樣，越往城邊走，房子越差。到了他家門口，我也沒看見個房子， 看見的是座在記錄片中見過的非洲土人的窩棚。沒門，隻有片厚厚的門簾，黑乎乎的，不知是什麽材料？貓下腰，掀開門簾進去，大白天的裏麵竟是暗無天日， 隻有一盞小煤油燈在發出微弱的亮光。過了好一會兒我才看清屋裏的狀況。 老樊家中是一貧如洗，他每天都回家吃飯，不知他吃得是啥？但有時他在宿舍吃，我看見他隻吃烤得黑黑的青稞鍋盔，連一口鹹菜都沒有。 別看老樊家中一無所有，但宿舍裏他的書可是一大堆。從毛選， 馬克思的資本論到黑格爾的邏輯學， 蘇格拉底的對話錄，還有康德的什麽著作，應有盡有，都是有關哲學方麵的。在毛選裏，我到沒看到有什麽圈圈點點，但在馬克思，黑格爾等人的書中布滿紅紅藍藍的批注。在那麽惡劣的生活，學習條件下，他是怎麽想的， 怎麽學的？我本來也想跟老樊學一學，試了試資本論還湊合著能看懂幾句，但黑格爾的邏輯學確死活搞不明白，隻好作罷。自慚形穢，我這北京人還有什麽可牛的，自己有幾斤幾兩，能吃幾碗幹飯， 這回兒是徹底鬧明白了。

 

        文革後，這位仁兄進了州立博物館，專做文史研究。八十年代，還讓我轉一篇他的研究文章給著名的考古學家夏鼎先生。 

 

         我體會要使自己做到自知之明還比較容易，但對自己的孩子要有自知之明就有些難度了。這望子成龍之想總是不易擺脫，究竟它是來源於要“青出於藍，勝於藍“的期望呢？還是要“龍生龍，鳳生鳳“的想法呢？就拿我讓女兒學彈鋼琴這事兒來說吧。我從小就喜歡鋼琴，但受條件所限，沒能學上，所以特別希望我女兒能彈兩下子。她從兩歲開始學， 到十六歲，一直就表示不喜歡，我和太太就日複一日，月複一月，年複一年的逼。 這期間，她的學習是停停起起，五起五落； 我女兒，我太太和我之間為此事也有過數不清的打罵哭鬧，有時是一對一，有時是三國演義，直到有一天我女兒哭著對我說“為什麽你沒能做的事兒，都推到我頭上呢？“。 問得我啞口無言，從此作罷！

    到現在為止，我從沒聽說過中國的學校教育家長們要明白“人的能力有大小，各人頭上自有一片天“的道理。 仍然是把孩子們向吹拉彈 唱，琴棋書畫，上北大清華的十項全能冠軍的塔尖上推，全不顧那隨時都有可能摔下來的危險。都是在競爭社會，美國的學校就做這種工作。我清楚地記得，我參加我女兒報考 大學前的一次家長會。學校的校長和報考資訊顧問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家長們強調，原話我記不清了，但大意是：你們的孩子已經學了這麽多年了，是騾子是馬， 能有多少水兒，你們家長也應該心知肚明了，別死乞白列地都往哈佛，耶魯那些名校報。那樣既白浪費金錢，精力，也對孩子沒好處， 在朗朗乾坤之下，各人頭上都有一片天。 當時， 我 和太太如大夢初醒！ 

 

         現在看到那些仍在“水深火熱中“掙紮的孩子們，覺得他們真可憐！期盼他們的父母能盡早變得清醒些！

以上隻是本人的一己之見，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