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找個妓女當眾讀一遍，“宣言”就算全體通過了
---- 做賊心虛的“民運柏林大會”
一份聲稱代表各方共同立場的政治宣言，卻在事先做盡手腳，不讓參加會議的各方逐項討論和審核，隻找來一個半老妓女當眾讀一遍，就算全體通過了，接著便下令立刻散會，指使人驅趕還在會場裏爭論的代表們----這種事情就發生在標榜所謂民主自由的“民運柏林大會”上，令人歎為觀止。
為何會出現這種下流的鬧劇呢？據與會者透露，是由於台灣當局在這份民運會議的書麵宣言中塞入“相當敏感的內容”，擔心引起“海外民運”拒不認賬和鬧場，而臨時想出來的一個招術。
一名專程從澳洲坐飛機前往柏林參加這次會議的代表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至今餘怒未消，他寫下了下麵這段文字：
“……在這個程序動議中，我強調了兩點，一是要求宣言內容能提前告知與會者，讓與會者盡可能地擁有更多的思考時間；二是要求宣言內容應該以書麵的形式提供給與會者----由支持人在大會上朗讀一遍便算通過一個嚴肅的政治文件實在應該視作一個弱智的政治玩笑。”
2006年5月14日至19日，德國柏林市亞曆山大廣場附近的“公園旅館”裏，悄悄聚集了一些台灣間諜以及“海外民運”的代表們，召開“首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煽起新一波反華輿論，旨在反對歐盟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以削弱中國震懾台獨分裂是勢力的軍事力量。據主持人介紹，“台灣民主基金會”、“民陣”、“柏林歐洲研究會”、“人權無疆界”等組織共同舉辦了這次會議。台灣“駐德代表”謝誌偉、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阮銘和金恒煒、台灣“世盟”總會長饒穎奇、“台灣民主基金會”代表董立文和Kay Moller、日本議員前法務部次長牧野聖修、香港議員梁國雄、歐洲“大法協會”主席吳曼揚、“陣線”主席費良勇、“人權無疆界”主席Willy Fautre，以及澳洲參議員Victor Perton、Michael Danby和Bob Brown等人到會，並作了發言。
雖然組織者聲稱，“這次大會將深入探討專製製度不能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和平演變進程、維權運動、海內外民運的分工合作，民運的困境和機遇等”等等，然而，卻在會議過程中淡化了這些議題，而突出了呼籲西方國家阻止中國吞並台灣、反對中國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譴責所謂中國摘取學員器官等內容。
組織者更在會議結束之後的兩個星期，未與會各方商量，突然以“民運柏林大會”的名義，發表了一份極具爭議性的“宣言”，聲稱“在兩岸關係上,我們堅持三個原則：人權至上、和平至上、人民的福祉至上。同時，我們認為歐盟賣武器給中共，會加劇兩岸戰爭危機。中共購買先進武器的最大可能性就是發動台海戰爭。如果中共用武力攻下台灣，就是專製戰勝民主，野蠻戰勝文明，落後戰勝先進。所以，我們堅決反對歐盟解除對華武器禁運。”
當這份“宣言”在互連網上出現後，立刻遭到人們的批評。6月15日，“民陣”澳洲理事黃濟人撰文指出，近年來中國國內的政治環境有了很大變化，“維權運動”有燎原之勢，“海外民運”還沒有針對這種變化有組織地進行相應的討論，“民運柏林大會”卻把主要興趣關注在台海領域，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黃濟人表示，會議的組織者似乎努力想達成一個人權高於主權的“共識”，但是，人權和主權是兩個不同範疇的政治概念，怎麽可以簡單地進行比較並且成為“海外民運”政治宣言的一個重要部分呢？他寫道：“主權決不是可以用一把尺以人權的名義在地圖上任意切割的（百年前的殖民主義曾這樣做過，切割的理由不是人權，而是赤裸裸的掠奪）。人權雖是民主價值觀的核心之一，但是並不意味著人權可以任意地超越主權，兩者不存在主從關係。事實上，在人類社會的當今階段，主權問題依然還是國際關係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國家間的衝突的核心問題更多的是和主權相關的利益問題。”
“為什麽會如此，”黃濟人一針見血地指出，“根本原因是‘民陣’中的個別人為了迎合台灣民進黨的需求。‘人權高於主權’的潛台詞在這個特定環境裏其實就是台獨的合理性。同樣，在‘宣言’中強調反對歐盟對華武器解禁也順理成章了。這個現象在去年的澳洲大會上也出現過。”
他痛心疾首地說，“任何人都可以表達台獨的立場，也可以表達支持台獨的立場，然而作為海外民運組織的重要負責人在海外民運大會的場合表達支持的立場並不妥當。如果運用自己所掌握的海外民運組織的資源，利用民運組織決策機製的不健全，將支持台獨的個人立場塞入海外民運的政治理念，最終可能是挖掉了中國海外民運的生存土壤。成就個人名利，卻丟棄海外民運的核心價值，何其忍哉？！”
黃濟人質問會議組織者：“凡是中共反對的我們就應該擁護嗎？這種簡單的思維，相信沒有人會認同。但是事實上一些現象表明，這種思維方式卻依然存在。專製的中共反對台獨，並不意味著民主政治力量就應該支持台獨。中共抓了一個小偷，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而賦予這個小偷以‘政治小偷’的榮譽。同樣，賴昌星也不能因為是中共政府通緝的走私集團首腦的嫌疑人，而可以成為‘政治走私犯’。同樣的邏輯，我們不能因為中共在台海問題上堅持主權而因此偏激地踐踏國家主權。”
“凡是中國反對的我們就支持”，是近年來“海外民運”加強與台獨、藏獨、合作的主要理由。中國要抓遠華案走私犯賴昌星，而阮銘、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加拿大法庭為其辯護，把賴稱作是與劉少奇、“四人幫”一樣的“政治犯”；中國譴責李登輝拋出“兩國論”，而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台灣向李登輝說“山東也可以獨立”；中國反對陳水扁廢除“國家統一綱領”，而王丹、胡平等人就跑到台灣說“廢統隻有李肇星不高興”；中國抓了台灣間諜高瞻、李少民、程翔，而劉青、吳弘達等人就在美國吹捧他們是“良心犯”和“英雄”；中國否定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而劉國凱、王希哲等人就跳出來唱反調，提出“人民文革”論；中國痛恨殖民侵略曆史，而北明、遠誌鳴等人就說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是正義行動；中國反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而項小吉等人就說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咎由自取。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自詡民主精英的“海外民運”，在內部連最起碼的民主程序也沒有確立，說明什麽呢？黃濟人等代表曾多次要求將“宣言”的草本分發給大家進行討論，但是，做賊心虛會議的組織者們自始至終相互推諉，陽奉陰違地進行搪塞，最後找來一名四十多歲的半老妓女匆匆讀了一遍就算全體通過了。與會代表們提出異議時，組織者便立刻宣布會議結束，並叫嚷什麽“接送大家去機場的車已在外麵等候，過時不候”，緊接著便指使工作人員前來清場。這一切都是事先精心策劃的，目的隻有一個----強奸民意。
動輒對提批評者扣帽子、打棍子，也是“民主精英”的慣用伎倆。在“柏林大會”上，劉國凱鼓吹“人民文革”論遭到康正果、茉莉、馮國鏘、黃翔等人批駁後，居然列了一份黑名單，張貼到互聯網上，加以影射攻擊。劉國凱聲稱自己感到，否定“人民文革”並不是認識問題，“因為屬於認識觀點問題的從行文上是可以看得出來的，如澳洲張鶴慈、國內的鄧煥武（他們的特點都是文革時期在獄中，沒有參與文革乘機造反運動）”。接著他煞有介事地造謠誹謗一名批評者，說：“其他有的，如貴州的曾寧，其行文幾近狂亂般的叫嚷。我很奇怪，去信問貴州諸友。他們說，他們早都知道，曾寧早已被國安局收攏。”
曾寧是否真的“已被國安局收攏”了？無從考證。不過，據了解，此人曾因為反對中國政府而入獄十多年，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老“民運”。而劉國凱呢？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文革造反派”而已，如今是台灣的小特務，難道他還有什麽資格詆毀那些留在國內堅持抗爭的民運人士嗎？“民族精英”們平時裝出幾分卑謙，可是一旦觸犯到自己利益，便立刻露出青麵獠牙，非要清算異己，看來他們身上的“文革”惡習是很難改得了的。這些人真要掌權了，恐怕比共產黨還專橫！幸虧他們的白日夢注定隻能帶入自己的棺材了。
黃秀端
2006年6月20日
---- 做賊心虛的“民運柏林大會”
一份聲稱代表各方共同立場的政治宣言，卻在事先做盡手腳，不讓參加會議的各方逐項討論和審核，隻找來一個半老妓女當眾讀一遍，就算全體通過了，接著便下令立刻散會，指使人驅趕還在會場裏爭論的代表們----這種事情就發生在標榜所謂民主自由的“民運柏林大會”上，令人歎為觀止。
為何會出現這種下流的鬧劇呢？據與會者透露，是由於台灣當局在這份民運會議的書麵宣言中塞入“相當敏感的內容”，擔心引起“海外民運”拒不認賬和鬧場，而臨時想出來的一個招術。
一名專程從澳洲坐飛機前往柏林參加這次會議的代表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至今餘怒未消，他寫下了下麵這段文字：
“……在這個程序動議中，我強調了兩點，一是要求宣言內容能提前告知與會者，讓與會者盡可能地擁有更多的思考時間；二是要求宣言內容應該以書麵的形式提供給與會者----由支持人在大會上朗讀一遍便算通過一個嚴肅的政治文件實在應該視作一個弱智的政治玩笑。”
2006年5月14日至19日，德國柏林市亞曆山大廣場附近的“公園旅館”裏，悄悄聚集了一些台灣間諜以及“海外民運”的代表們，召開“首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煽起新一波反華輿論，旨在反對歐盟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以削弱中國震懾台獨分裂是勢力的軍事力量。據主持人介紹，“台灣民主基金會”、“民陣”、“柏林歐洲研究會”、“人權無疆界”等組織共同舉辦了這次會議。台灣“駐德代表”謝誌偉、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阮銘和金恒煒、台灣“世盟”總會長饒穎奇、“台灣民主基金會”代表董立文和Kay Moller、日本議員前法務部次長牧野聖修、香港議員梁國雄、歐洲“大法協會”主席吳曼揚、“陣線”主席費良勇、“人權無疆界”主席Willy Fautre，以及澳洲參議員Victor Perton、Michael Danby和Bob Brown等人到會，並作了發言。
雖然組織者聲稱，“這次大會將深入探討專製製度不能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和平演變進程、維權運動、海內外民運的分工合作，民運的困境和機遇等”等等，然而，卻在會議過程中淡化了這些議題，而突出了呼籲西方國家阻止中國吞並台灣、反對中國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譴責所謂中國摘取學員器官等內容。
組織者更在會議結束之後的兩個星期，未與會各方商量，突然以“民運柏林大會”的名義，發表了一份極具爭議性的“宣言”，聲稱“在兩岸關係上,我們堅持三個原則：人權至上、和平至上、人民的福祉至上。同時，我們認為歐盟賣武器給中共，會加劇兩岸戰爭危機。中共購買先進武器的最大可能性就是發動台海戰爭。如果中共用武力攻下台灣，就是專製戰勝民主，野蠻戰勝文明，落後戰勝先進。所以，我們堅決反對歐盟解除對華武器禁運。”
當這份“宣言”在互連網上出現後，立刻遭到人們的批評。6月15日，“民陣”澳洲理事黃濟人撰文指出，近年來中國國內的政治環境有了很大變化，“維權運動”有燎原之勢，“海外民運”還沒有針對這種變化有組織地進行相應的討論，“民運柏林大會”卻把主要興趣關注在台海領域，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黃濟人表示，會議的組織者似乎努力想達成一個人權高於主權的“共識”，但是，人權和主權是兩個不同範疇的政治概念，怎麽可以簡單地進行比較並且成為“海外民運”政治宣言的一個重要部分呢？他寫道：“主權決不是可以用一把尺以人權的名義在地圖上任意切割的（百年前的殖民主義曾這樣做過，切割的理由不是人權，而是赤裸裸的掠奪）。人權雖是民主價值觀的核心之一，但是並不意味著人權可以任意地超越主權，兩者不存在主從關係。事實上，在人類社會的當今階段，主權問題依然還是國際關係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國家間的衝突的核心問題更多的是和主權相關的利益問題。”
“為什麽會如此，”黃濟人一針見血地指出，“根本原因是‘民陣’中的個別人為了迎合台灣民進黨的需求。‘人權高於主權’的潛台詞在這個特定環境裏其實就是台獨的合理性。同樣，在‘宣言’中強調反對歐盟對華武器解禁也順理成章了。這個現象在去年的澳洲大會上也出現過。”
他痛心疾首地說，“任何人都可以表達台獨的立場，也可以表達支持台獨的立場，然而作為海外民運組織的重要負責人在海外民運大會的場合表達支持的立場並不妥當。如果運用自己所掌握的海外民運組織的資源，利用民運組織決策機製的不健全，將支持台獨的個人立場塞入海外民運的政治理念，最終可能是挖掉了中國海外民運的生存土壤。成就個人名利，卻丟棄海外民運的核心價值，何其忍哉？！”
黃濟人質問會議組織者：“凡是中共反對的我們就應該擁護嗎？這種簡單的思維，相信沒有人會認同。但是事實上一些現象表明，這種思維方式卻依然存在。專製的中共反對台獨，並不意味著民主政治力量就應該支持台獨。中共抓了一個小偷，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而賦予這個小偷以‘政治小偷’的榮譽。同樣，賴昌星也不能因為是中共政府通緝的走私集團首腦的嫌疑人，而可以成為‘政治走私犯’。同樣的邏輯，我們不能因為中共在台海問題上堅持主權而因此偏激地踐踏國家主權。”
“凡是中國反對的我們就支持”，是近年來“海外民運”加強與台獨、藏獨、合作的主要理由。中國要抓遠華案走私犯賴昌星，而阮銘、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加拿大法庭為其辯護，把賴稱作是與劉少奇、“四人幫”一樣的“政治犯”；中國譴責李登輝拋出“兩國論”，而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台灣向李登輝說“山東也可以獨立”；中國反對陳水扁廢除“國家統一綱領”，而王丹、胡平等人就跑到台灣說“廢統隻有李肇星不高興”；中國抓了台灣間諜高瞻、李少民、程翔，而劉青、吳弘達等人就在美國吹捧他們是“良心犯”和“英雄”；中國否定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而劉國凱、王希哲等人就跳出來唱反調，提出“人民文革”論；中國痛恨殖民侵略曆史，而北明、遠誌鳴等人就說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是正義行動；中國反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而項小吉等人就說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咎由自取。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自詡民主精英的“海外民運”，在內部連最起碼的民主程序也沒有確立，說明什麽呢？黃濟人等代表曾多次要求將“宣言”的草本分發給大家進行討論，但是，做賊心虛會議的組織者們自始至終相互推諉，陽奉陰違地進行搪塞，最後找來一名四十多歲的半老妓女匆匆讀了一遍就算全體通過了。與會代表們提出異議時，組織者便立刻宣布會議結束，並叫嚷什麽“接送大家去機場的車已在外麵等候，過時不候”，緊接著便指使工作人員前來清場。這一切都是事先精心策劃的，目的隻有一個----強奸民意。
動輒對提批評者扣帽子、打棍子，也是“民主精英”的慣用伎倆。在“柏林大會”上，劉國凱鼓吹“人民文革”論遭到康正果、茉莉、馮國鏘、黃翔等人批駁後，居然列了一份黑名單，張貼到互聯網上，加以影射攻擊。劉國凱聲稱自己感到，否定“人民文革”並不是認識問題，“因為屬於認識觀點問題的從行文上是可以看得出來的，如澳洲張鶴慈、國內的鄧煥武（他們的特點都是文革時期在獄中，沒有參與文革乘機造反運動）”。接著他煞有介事地造謠誹謗一名批評者，說：“其他有的，如貴州的曾寧，其行文幾近狂亂般的叫嚷。我很奇怪，去信問貴州諸友。他們說，他們早都知道，曾寧早已被國安局收攏。”
曾寧是否真的“已被國安局收攏”了？無從考證。不過，據了解，此人曾因為反對中國政府而入獄十多年，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老“民運”。而劉國凱呢？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文革造反派”而已，如今是台灣的小特務，難道他還有什麽資格詆毀那些留在國內堅持抗爭的民運人士嗎？“民族精英”們平時裝出幾分卑謙，可是一旦觸犯到自己利益，便立刻露出青麵獠牙，非要清算異己，看來他們身上的“文革”惡習是很難改得了的。這些人真要掌權了，恐怕比共產黨還專橫！幸虧他們的白日夢注定隻能帶入自己的棺材了。
黃秀端
2006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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