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版主與網友：我與《北大往事》的作者聯係了一下，由於他當時是邊貼邊寫，也沒有留下完整的存稿。不過，他給了我部分章節的稿子。這些章節由於寫到八九年的事，全被國內網管刪了。現補充進小說，看著比較完整了，可惜原稿中的七、八、九章沒有了，不過，從內容上看還接得上。不知你能否將原文替換成這篇，謝謝！（長城飯店26/2）
北大往事
(1)
我寫作，是為了治療。每當走在北京的街頭，我都能從匆匆的行人當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標簽的身影。在某些瞬間，他們的眼光是遊離的，他們的意識是遲緩的，他們的動作是笨拙的，在這些瞬間，他們暴露出一個秘密：他們其實不屬於這個世界，如同幽魂，在機器和水泥的森林裏遊蕩。但一旦他們發覺自己被注意，靈魂開始附體，他們活過來了。
我知道他們的秘密。因為我和他們一樣，是這個世界的遊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齋，如同一切因恐懼而吸引的傳說，我們讀自己的曆史，我們說自己的語言，但我們和別的種群和平相處。如同每當月光出現，我們的灰暗的臉開始柔和，舌頭開始靈活，四肢開始有力，眼神開始明亮，月光慢慢出來，幽魂在行動。
我寫作，是講這群人在陽光下的故事。他們是月光下的主角，卻必須在陽光下生活。如同演員背好了悲劇的台詞，但報幕員卻報錯了喜劇的劇名，四麵八方的觀眾滿懷期待笑聲和輕鬆，你卻聽見精心準備的麵具發出碎裂的聲音。
(2)
我從來不是一個巫師，沒有靈異的預言天賦。我隻是像一棵植物一樣經曆，承受，在經過多年以後才突然醒悟，原來時間也是有神經的，它的觸角伸到廣袤空間的每一個角落，它並非如奔騰到海不複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遊走的長蛇，感受，傳導，然後反應。它迅疾如閃電，威力如魔咒，靈驗如照影，過去的留存可以詭異地決定了一生的命運。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靈深處的某一個點事先找到結局。我要給他們展示自己的節點，指出這些節點是多麽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說，人類的童年至關重要。
我要講一個關於愛情的故事。準確地說，我要講一個以愛情的名義活在這個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爭奪土壤，爭奪水，爭奪陽光，在美麗風景的背後，是司空見慣的死亡。我一直在想，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驕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歡樂，植物的曆史比動物更悠久，既然已飽嚐生的痛苦，當然不忌憚死的歡樂。
我要講一個關於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認為，革命不是一種動物性的攫取行動，而是一種植物性的本能，當生態發生危機的時候，革命將自然而然地產生，而且在那些貧窮的地方產生。那裏的生命恰如卑賤的野草，沒有起點，也不知道終點，它不是一個媚俗的紅色經典，也不是一個高雅的小資戲劇，而是在各個曆史不斷重複、不斷變換細節的詭異傳說。
(3)
這個故事是關於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學，如今已經十七年過去。對那個時代，雖然我如今已經是一個中年人，但當年的那些細節仍然如在目前，成為偶爾突然讓我淚流滿麵的脆弱回憶。我的大學同學曾經寫過一篇《總有一種力量讓我淚流滿麵》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將八十年代小資產階級的痛苦上升到一種民族代言人的高度，這種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觸摸到和他同樣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當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後一場雪時，我意識到隨著時間的流逝，如果有一種力量能讓我淚流滿麵，那就是我和張發生在那個激情的革命年代、那個慘白的青春年代、那個充實的匱乏年代的林林總總的往事。這場雪把一個叫張的女孩從我內心深處勾出。
那些和雪有關的美麗往事，那些與成長有關的痛苦往事，都與這個叫張的女孩密切相關，與我上大學的第二年4月的那個深夜相關。那個夜晚雖然已經被寫入正史，但它隻是重大事件中一個細節和鏈條，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湮沒在更多的曆史變革當中。而對我的愛情譜係來說，隨著時間的推移，那個夜晚隻會變得越來越清晰。因為那個夜晚是被上帝控製的一個夜晚，是我和張關係取得突破的一個關鍵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訴你，我們是自由的，我們能在 這個世界上按照我們的意誌遊走，那一定是謊言。我們絕大多數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們的自由，隻是在青春時期的盡情反抗，和青春過後仰望天空時的悲愴夢想。然後，他們在這個世界生長、繁盛、衰老，接著死亡。平常這些人是沉默的樹，你聽不到樹的聲音。現在，風來了，你聽見樹葉的聲音。
那什麽是風？
風就是我用計算機敲下的文字，它們任何沒有聲音，吹過樹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條和葉子長了出來，遠觀繁花似錦，但靠近時，卻可以聽見它在冬天時凍傷的聲音。在這個羞於悲傷的年代，在這個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張作為兩個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價值在於它起源於一個特殊的地點，一個特殊的時代，它隻屬於一小群人的點滴另類體驗性曆史。其實就在我在深夜裏敲擊鍵盤、鄭重回憶的時候，這些往事已經永遠死亡。
（一）
P大是一個具有名士風度的名校。作為名士風度最重要的一個標誌，就是晚上不睡覺。盡管同屋的兄弟們個個自詡具有超越個人情感的民族情懷，但肉眼看過去，他們和其他人沒什麽不同，在深夜十一點熄燈後和其他人一樣打牌，聊天，談女人。
那個晚上我在做兩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寫詩。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歲的有限智慧，盤算如何才能拉到張那雙潔白而豐滿的手。我不知道那個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樣的事情，因為張是我們係的係花，是我許多後來成為我的好友們青春年代的夢中情人。
我和張是同班同學。我姐姐是P大的86級英語係，1988年我從家鄉考上P大後，姐姐把我帶到了燕園。燕園的風景幹爽美麗，那些楊樹孤獨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裏賦予我一種自信而孤獨的力量。經過長達三十個小時的跋涉，火車飛速的前進讓我下車後仍然覺得世界在搖晃。為了保持平衡，我一連三天都埋頭走路、抬頭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頭一腳踩踏實了，第二腳再跟進，那種踩在棉花上的感覺恍如隔世，卻洋溢著一種詭異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個詞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覺，我想說，一切猶如童話。校園裏頭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與我在中學時代看到的灰色著裝形成了震撼性對比。剛下火車帶來的頭暈目眩，並不妨害我對她們表麵若無其事的心潮澎湃。看著看著，萌動的生理欲望也越來越膨脹，讓我難堪而無比渴望。四年後我在張的同學留言時，寫了一首描述當年入校的詩。全詩記不大清楚了，隻記得有一句“在那個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裝，一切猶如童話，青春的歡樂瞬間綻放”之類。在那個羞澀而依舊正統的年代，詩歌是我們和緩地發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學也還尚未如“梨花體”聲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學係，也就是受了情詩的毒害。在P大雖然隻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猶如風中之手，給了我一張也許正確、也許不正確的行動地圖，把我從一個偏僻閉塞的小城推到了這個與電影拍攝基地無異的人生驛站。
新生到了應該先去報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歡迎的隊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著招呼，一邊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腳步，驕傲激動地說：“小虎，你看！”
我趕緊抬起頭看，已到校園深處，左邊是一個很漂亮的湖，右邊是一個漂亮的塔，與姐姐春節探親時帶回來的明信片上的風景一模一樣。我和姐姐一樣激動地說：“姐，就是那個未名湖吧！”
湖邊人很少，風卻很大，在湖邊的那種寧靜讓我青春的躁動瞬間消失，寒窗苦讀的歲月瞬間襲來，讓我暫時忘掉了從南門到三角地那段十裏洋場、花花世界，複蘇了我救國救民的遠大理想。我一邊默讀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邊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個李自成，感覺自己終於來到了夢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盤，解放時P大隨著司徒雷登撤離後才從紅樓遷過來，所以從血統上來說P大是鵲巢鳩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內的師兄師姐們在給我們講P大光榮傳統與秀麗風景時卻閉口不提這段曆史，似乎隻在北大校史上才輕輕地帶過一筆。 我當時全不知道，隻是覺得P大的革命傳統是如此自然地與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鐵血玫瑰與化骨柔情如此風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實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會兒，姐姐說：“現在你可以去報到了！”那表情莊嚴而神聖，仿佛電影裏的學生領袖，如果非要找一個神似的參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裏的林道靜，盡管迄今為止，信仰唯物主義的她還沒有成為任何一個組織的領袖，在遙遠的美利堅靠給美國大學生講神學糊口，每天還帶他們做祈禱。於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樣表情神聖地說，“我們走吧！”
我頭暈目眩地往回走，寧靜清澈的湖水，沙沙做響的銀杏，徹骨清涼的秋風，還有轟轟烈烈的革命歲月，成為我對P大的永恒記憶，也成為所有人對P大的紅色回憶。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當我想起我和我周圍同學的生活軌跡時，我越來越意識到，P大從紅樓搬過來也許未必是什麽好事，在這場風花雪月的詩意背後，培養了一批把詩當成生活的人，也從此造就了他們人生的幸與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當年我首先去報那個到而不是去這個未名湖，我是否會變得更加有組織紀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爛漫，我是否會依然在當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會在一場誰也無法左右的時代巨變中如此喧囂卻邊緣，直到今天我依然覺得這是個謎。
P大的新生剛入校，校園裏似乎特別熱鬧，姐姐把我帶到了宿舍，放東西，整理鋪蓋，就把我帶出去見我的老鄉師兄。在那個昏暗的樓道裏，我一腳踢翻了一個水桶，於是蘋果滾出了一地。師兄趕緊一邊把蘋果檢進去，一邊招呼我們坐下。帶眼鏡的帥氣師兄給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個小蘋果，又很帥氣地遞給我們。那些蘋果非常澀，我從小家境貧寒，連這種蘋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覺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皺著眉頭說：“怎麽這麽酸！”
帥氣師兄很帥氣地說：“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來的，這是我們昨天半夜去靜園偷的，老鳥那廝還差點被白大爺逮住了呢。”
我姐姐說：“是嗎，那你再幫我們偷一點。”
師兄說：“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別緊，不過要我們給你弟弟弄一輛自行車嗎，七成新的？”
我姐姐說：“你給他借一輛，偷的不要。”
師兄有力地揮動一下大手，然後說：“放心。我們隻向那些鳥人借，給他們打借條，過一段時間就還給他們。讀書人隻借車。”他帥呆的風度仿佛西部牛仔，成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課。我第一次知道蘋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車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張是在進校的第三天。那天陽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車暈眩症卻依然沒好。當我高一腳低一腳地奮鬥在去圖書館辦證的路上時，我遇到了張。當時我正忙於不停地抬頭低頭，漫不經心地磕到一顆石子。石子嗖地飛出去，發出刺刺摩擦地麵的滾動聲音，卻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腳下。 這顆石頭詭異的運動曲線，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學常識，再加上該死的暈眩症，讓我驚訝得口水都掉出來了。
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時，我看見一雙女孩的腳。當時的難堪讓我記不住任何其他的細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麵的石頭、道旁的灌木（後來一個女孩告訴我那是紫丁香）、一雙結實而潔白的腳，那雙腳包裹在一雙塑料涼鞋裏麵，成為我短暫的青春歲月裏最性感的回憶。
我抬起頭來，看見在明媚的陽光下，在秋風搖曳的圖書館前，張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雖然發生在清涼秋天，卻比任何一個溫暖的春天都燦爛。
和外界對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僅是自由主義的老巢，更是共產主義的大本營。張在中學時就是預備黨員，對共產主義有堅定的信仰。她的服裝從來都是樸素的，在大學四年裏我沒見她穿過什麽象樣的衣服。她身體極其健康，愛好運動，那顆飛而複來的石子就是她從圖書館辦證回來，突然看見腳下一顆運動的石頭，於是順腳給我踢回來的。
雖然我是第三天才認識張，但她堅持說是入校的第一天。作為共產黨員，她還沒到校就被任命為文學係的接待員。那天她在很遠的距離就從人群的夾縫裏看到一個皮膚黝黑、身材瘦小、背著一大捆鋪蓋的小男孩，身邊還有一個身材高挑、皮膚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從火車站雇來的童工。我當時似乎頭發很倔強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遊魂，仿佛在精神上身體上都受到過雙重壓迫，那種中國舊社會勞動者的形象讓她一下子就對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進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帥的老鄉師兄給我借到了一輛造型奇異的自行車。沒有擋把，隻有兩個軲轆，風格簡潔到極至，沒有任何零碎。師兄說：“小東西，記著，別騎太快，嘴勤快點，看見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腳當刹車片。”
一塊過來的姐姐笑著說：“你以前不是說七成新嗎？”師兄很帥地攤開大手，說：“本來有一輛，沒想到老鳥重色輕友，把車先給他未來的女朋友了。現在剛開學，借輛車也不容易。對了，這把鏈子鎖，五塊錢。”姐姐給了他五塊錢，笑著說：“好在你們快畢業了，P大就給你們這些人帶壞了。”
師兄是我們係85級的，據說非常有才，人長得奇帥無比，還寫得一手好詩。我們剛到學校，師兄們就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講成績是無所謂的，隻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學英語。講誰誰誰的課一定要去，誰誰誰的書一定要讀。我們一邊裝做很認真地聽，一邊豎著耳朵搜集飄在樓道的流行歌曲，細心地揣摩哪個師兄的手勢擺得最帥氣，哪個師姐或同學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學二的飯到六點還有沒有，到哪裏買到最便宜的自行車錄音機這種關係到P大園計民生的問題。
在P大，自行車、錄音機和白色名牌運動鞋被列入重要資產，一旦擁有即從無產階級跨入有產者。在同學裏，我是第一個得到的自行車，最先成為班上的有產者。不過，這免費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個星期後又被別的兄弟借走了。
我們班上30個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開學的第一周，我所心儀的女生有15人，在開學的第二周，我的心儀女生已經減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張成為我在夜晚吟誦的對象。但我似乎從未珍惜過和張的友誼，還是愛情，還是經曆，還是其他任何一個用來形容這段感情的名詞，因為我對張的感情似乎永遠是暗自歡喜和事後追憶。
在我小時候，我喜歡很多東西，但我從未得到。比如說，我一直對鬧鍾能永遠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於是我拆掉了一個，但是再也無法將它複原，母親黑著臉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頓。在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匱乏下，我特別渴望長大，到一個歡喜著行動的地方。在那時，大學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園的連續四個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開懷大笑的張，而是另外一個清瘦的地質係女孩。畢業臨別時，我終於和張在怒放的合歡樹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無法去正視並把握這一段叫詭異的自由體驗。
隨著我青春歲月的漸漸遠去，那個燦爛的秋天猶如一張漸漸清晰的底片，變得越來越溫暖。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我想說是“此情可待成追憶”。愛情是一個雙方同時激發的瞬間過程，時光無法倒流，當你能想到解決辦法的時候，那個激情波濤已經成為過去。盡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時空，但肉身的我無法用此時的歡喜來與彼時的張相處，人始終處於真實生活中一個詭異的遺憾。
張比我大兩歲，來自湘西邊城。我們剛進P大的時候，文學係還是P大的一塊招牌。在新生入學教育的時候，一位孫姓老師就說，P大氣焰最囂張的係，隻有P大文學係。原因很簡單，P大文學係全世界獨此一家，連老美都要到這裏來學習中國文學。雖然當時經濟學院和法律學院剛剛開始走紅，人多勢眾，但他們誰也不敢說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係。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我們這批新生更是承擔了為P大添磚加瓦，為親人光宗耀祖，為自己揚名立萬的艱巨使命。那個年代考到P大讀文學係的，都有點文學救國的思想糟粕，當時聽得我們熱血沸騰，衝上講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當時還有些陪綁的87、86級學生代表，看到他們無動於衷，以為是出於嫉妒。後來到第二年我們也作為陪綁坐在一教的階梯教室時，才領悟到那位孫姓老師的表達方式是多麽的後現代。
雖然P大文學係早已沒落，但當年確實榮耀過。在當年上街的大隊伍中，敢打出係院條幅的隻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兩個。如今的小青年聽說我曾經是P大文學的，趕緊附和說，哦，那個係很有名，出過一個叫海子的詩人。我趕緊更正海子不是文學係的，是法律係的。1989年海子自殺，他的兄弟們在三角地擺了一個攤位為他捐款。我捐了一塊錢後很快就投入到熱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詩人之死隻是一個小小的插曲，沒有引起我們特別的悲傷。我們的中心議題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繪的那些史詩天堂跟我們毫無關係。海子想擁有一所房子麵對大海春暖花開的情結逐漸走紅並被誤讀，隻能屬於一個在1998年政府體製改革後中國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場經濟大潮的物質化時代。在這個時代的青年已經沒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這朵奇葩開放的真正意義。
在當時，北島是我們當時最仰慕的詩人，海子在我們這些熱血青年的眼裏隻是一個非主流的反社會分子。我們的史詩，其實更類似於地球上的紅飄帶，長征，格瓦拉，薩特，加繆，而不是神秘遙遠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這種看法。在1988年，整個社會都湧動一種燥熱的氣息。很多人都感覺中國會出大事，就像一場地震，說不好什麽時候來，但它一定會來。不過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張第一次相遇的那個上午，卻依舊是談情說愛的季節。
在當年的P大，隻有周末才開放舞會，跳舞是男生與女生接觸的最重要手段。入學的第二個周末，我姐姐笑容詭異地帶我去跳舞。我姐姐是個超級舞棍，曾經每周末都混在學二，直到她的功課全麵飄紅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從大三開始，她的優異成績一直保持到畢業。
飯廳裏，師傅們忙著把油膩的飯桌和條凳支起來，擺放在飯廳的四周。條凳是跳舞時休息的座位，飯桌是用來喝水和放學生的衣服，中間自然是由飯桌圍起的舞池。舞會開始了，在擁擠得轉不開身的飯廳裏，姐姐每隔三分鍾就對我大喊：“小虎，怎麽又踩著我了！”當我終於掌握了節奏回到宿舍，張的笑容在九月初涼的黑暗裏慢慢浮現，讓我失眠。
那個夜晚，估計有無數我的兄弟們和我一樣，在性幻想的對象。
到了十一月，燕園的氣氛急轉直下。深秋悄悄來臨，銀杏葉落滿一地，湖心島上的楓葉隨風吹過湖麵，吹到。在肅殺的蕭蕭秋風中，無數的學者，作家，狂人，瘋子還有野心家開始到P大來發表演說。我記得有一個叫何故的，給了我一個極其震撼的開篇式演講。他說：“中國即將麵臨一場動亂。我是一隻報喪鳥，中國即將麵臨一場動亂！我敢肯定地說，中國即將走入一場危機……”
在那個時代，整個中國還是非常封閉的，精神食糧意外地少，在課堂上能學到的新鮮東西極其有限，隻有師兄師姐們傳授的秘籍才多少讓我們激動，而那些東西是如今早已不讀的存在哲學、美學、經濟學、法學之類。這些東西在別的學校更難覓到，每個講座裏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階梯教室裏從講台到最後一排，都站滿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燈下一看過去，到處是眼鏡的反光。由於這些東西始終猶如秘籍而非被公開討論的作品，神秘而難以討論，它們對P大的學生猶如張對我，帶來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說，民主自由雖然是好東西，但它們究竟怎麽搞，是廣場式希臘民主，還是羅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們的師兄和師兄的前輩都沒有實踐過，猶如隻見過豬跑卻沒吃過豬肉的鄉下屠夫，缺少目標性、行動性和徹底性。
對一個剛剛入校的少年來說，根本不懂得什麽叫危機。作為對中國政治的唯一修養，就是我小時候從文革時期的《人民日報》上反複抄誦的社論，比如《把顛倒的曆史顛倒過來》，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選裏的“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共產主義的思想體係和社會製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滂薄於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類的氣勢如虹的宣言。這些詞句，我如今雖不再信仰，卻依舊如童話般珍愛。在當時，雖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號，但真正參與的卻多數是我這種共產主義的半忠實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氣越來越冷，氣氛卻越來越熱。人來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報越來越多。燕園原先幾天才有一個講座，那時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兩個講座，我忙得連課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於這些講座之間。當時對我來說，這些講座要比課本上的東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隻要有時間我就去聽，盡管聽不大懂，仍然很激動。
有一天從32樓剛下去，突然迎頭撞見了姐姐。她拿著熱水瓶打開水，一看見我，很高興地說：“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還來不及回答，姐姐就說，“吃燕春園的涮羊肉。”我從來沒吃過涮羊肉，從來都覺得羊肉與一個南方人來說是多麽的遙遠。這雖然能吃上一頓免費的飯，對我頑固的胃口卻是一個挑戰。我去了才知道，原來姐姐是吃大戶。她有個疑似boyfriend是83級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學剛剛分配到浮想公司，一個月可以掙600塊到1000塊，如今衣錦還校，大宴賓朋。我喜氣洋洋地混在裏麵吃完了，雖然身上隻穿著一件單薄的化纖毛衣，我三天之內都感到特別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質上的溫暖是什麽感覺。
P大食堂惡劣的飲食雖然不能維係一個正在發育的少年的身體，但至少能讓遠在千裏之外的父母維持一個起碼的顏麵。我父母都是教師，後來教而優則仕成為當地的教育局長，但仍然堅持教學。在我畢業那年，那個清廉的教育局長立即調到一個三流大學當教授，結束了他為官的沉重心理負擔。他們每個月要給我們兩姐弟寄100元錢，此外還要維係一個大家族的巨大開銷，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時候我和母親出去挖野菜，在春風吹徹的田野上，我盡情地奔跑，抬起頭卻看見我母親一臉牽強的笑容，那種牽強的笑容對我的人格影響非常大。
多少年以後，當我終於能掙錢請我妹妹來北京吃一頓好飯時，我妹妹對我說，哥，你知道小時候我有一個什麽心願？我說不知道。我妹妹說，我看見你從來吃不飽飯，每次隻吃兩小碗飯，看看鍋裏，然後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後我掙錢了一定要請你吃一頓好飯。我心裏哭了，卻笑著對妹妹說，沒事，哥哥以後永遠養你。讓你永遠吃好飯。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遠在國外。
1989年的春節，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個歡樂片段。我和姐姐經過長途跋涉，火車轉汽車，終於到了偏僻的家鄉。在火車站，父親母親推自行車來接我們。他們的眼睛裏那種期盼的光，我終生難忘。母親看見我們一句話都沒有，眼睛裏含著淚花，隻說一句話：“回來了。回來了。”到家以後，母親一改往日嚴厲的態度，待我們溫柔如嬰兒。瓜子、糖果、餅幹、幹黼擺滿茶幾，家裏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對我們開放，連妹妹也大大沾光。我們家是那種大家庭做派，講究長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裏最小，平時最受氣，待遇也最低。作為P大的高才生，我們經常出去見同學，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驕傲地展示，所以整個春節她在家裏吃得最多。她奇怪這麽多好吃的東西我們怎麽不吃，其實她沒有學過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階段性的，我們作為P大高才生在外已經多少有些見識，自然不再與妹妹搶食，所以後來我總結說，我妹妹當時的階級覺悟，決定了她當時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戶裏不停地吃。
春節回來以後，由於清醒地看到P大給我帶來的變化，我意識到自己與小城的人是多麽的不同，開始真正向一個P大學生開始進化。我給妹妹寫信，開始帶著一種優越感，講我平淡的大學生活。在我的信裏，大學生活是那麽的快樂，充滿著無窮無盡的求知快樂和生活快樂。
(三)
轉眼間就到了4月。H去世後，P大一片騷亂。在那個夜晚，誰也誰不著。午夜十二點，以往的喧囂突然沉寂，大家不約而同地從床上起身，站在樓道裏。樓道裏開始有人走動，低聲地交談。突然有人說，二十八樓陳波老師在那裏！這話低低如同符咒，於是很多人紛紛下了樓，排成隊，小隊成大隊，大隊成縱隊，慢慢地由西郊向東走去。
張和我都在裏麵。走到中途，我們討論起死亡和生命的意義問題，一種悲壯的感覺油然而起，我對張說：“假如你死了，我給你送終。”張則死勁地點頭然後又搖頭，沒有說話，整個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們達到目的地後，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還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將有限的幾個人顯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種時刻，就覺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盡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涼和硬。
坐了一會兒，學生們開始喊餓。我於是站起身來，推開別人遞過來的錢，用身上僅剩的一百元錢買了一堆早點回來。這一百元是十張十元的，出發前下午我剛收到母親從遙遠的江西寄來的生活費，卻沒想到全花在一頓早飯上。我和張一家家去敲還未開張的店門，最後終於找到了一戶勤快的早點鋪。張那天晚上沒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雙拖鞋出來的。看樓門的大媽試圖阻擊他，但她很勇敢地奪取了大媽的鑰匙，於是無數雲鬢散亂的嬌小姐們從裏麵轟地出來，大聲叫喊他們的情人和同學老鄉的名字。張在亂哄哄的人堆裏找到了我，於是劈裏啪啦的穿著拖鞋就跟我一路前進了。
我和張的感情迅速發展，但僅僅限於秋波互遞而已。每次長距離的走路，我們的麵包和方便麵都不會獨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雙方都不屑於主動進攻的方式，於是隻能像兩軍對壘一樣，弄得雙方筋疲力盡。
五月份的一個早晨，學生們難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張在後湖的石徑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飾著狹窄曲彎的小徑，湖上鴨子吃著陽光照耀下的浮萍。我們都有些衝動，但長時間的凝眸對視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張同時長歎了一口氣，改口談起上課不上課的問題。我連忙說給我們上基礎課的老師沒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張卻不同意我的看法，說：“課還是要上的，……，不過，現在亂成這樣，……這是怎麽回事呢？”
大部分學生，包括我和張，都堅信理想貴在堅持，盡管開始是沒有理想的，但堅持下去，理想就會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遠的人們，到時自然而然地掉下一個理想國來。時程漸移，她那張秀麗的白麵曬得黝黑，而她對理想國的懷疑色彩也日漸塗黑。
一天正午，熱烈的太陽一如既往地照在當初的那片平地上，黑頭發黑眼睛黑皮膚的張突然對我發問：“你說，理想國會從天上掉下來嗎？當然，我不否認有理想國，我是說，也許上帝根本沒把摩西派來。”我們班上的另一位同學，平素手口不離子曰詩雲，偶爾也讀讀李金發的印象派詩歌的李維，突然來到城東來看我們。李維皮膚本來白淨，許久不見，與我們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的聲音也不是嘶啞的，相對的異常甜美，毫無破損。我從心裏產生一種對他的鄙視。他至少訕訕地與張搭話。
張說：“學校還好嗎？”
李維說：“大夥兒都不上課了，我也跑出來了。”
談到最後，張請李維回學校帶一本《依天屠龍記》給她看。筋疲力盡的我們已經無法再啃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或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隻能看些通俗讀物或短詩什麽的，這使我們都產生了一種莫名的失落與悲哀。當然如今我慶幸沒有讀那些晦澀難懂的東西，使我們的理想和現實不至於過於偏離，這已經是後話。
李維走後，張沉默許久，突然對我說：“他正在讀托克維爾的《舊製度與大革命》呢。據說他是受到我們的影響，要冷靜研究我們的這種現象。”
我們都已開始意識到實踐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遠的，就像我和張之間的關係一樣。後來回想起來，從開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終難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鴻溝，上帝已經給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過去也是枉然。在具體的進程上，我們當初從被封閉的堡壘裏歡呼雀躍出來後，發現自己已經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遙遠的地方，雖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覺出前方並沒有北極星聖潔的照耀。我們這些所謂的先驅因墜入盲目的實踐無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經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們思考的位置。
我對張說：“喂，你聽我寫首詩怎麽樣？”於是我用低沉的語調念了起來：
鮮花開在浮萍之上，
驕傲地迎著太陽。
人們卻說：
既然你已經開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為人造福的豬口中去，
在咀嚼中將你的愛釋放。
我和張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為豬草，一開花就要割去煮給豬吃。而以開在俗氣的豬草上的鮮花自比窮鄉僻壤中掙紮出來的知識青年，實在是再恰當不過的了。張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貧的中學教師，平生鬱鬱不得誌，而將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們的身上。張有一個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時也忙於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跡象。
張哭了，哭過後，她憂鬱的麵龐像非洲出土銅俑般精美而聖潔，在我的眼裏使太陽瞬間失去了光輝。在這個太陽照耀的深夜裏，我們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誦一些使人感動的詩句。夜晚真正降臨時，張睡熟了，然後她在深夜又突然驚醒過來。
她推醒我，說：“喂，再讀一首詩吧。”
我說：“不用了，人已經越來越多了，沒有這個必要。”
我站起來，向圈外的一個男人要一根煙。他看了我一下，把煙盒給了我。我數了數，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煙分給周圍的人，張也分一支。我們都不會抽煙，但深夜的嚴寒使抽煙成為抵禦嚴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張點著了煙，並不吸，隻是笑著看著我。我明白她的意思，於是把煙湊上去，並不吸，隻是讓相觸的兩根煙靜靜燃燒。香煙的接吻隨著它們生命越來越短促而結束，而我和她終於相遇在冰涼的嘴唇上。
我和張的眼睛裏都放出一種光，互相盯著看。老實說，我和張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稱得上是秋波流轉。那天晚上非常熱鬧，人來人往，我和張已經有好幾天沒有進食了，至今想起來，可能是一種饑餓的光。中國人有善於將苦難化為幸福的天性。饑餓如果源於理想，於是刹那間帶些美麗，帶些淒涼。
注視良久，張問我：“你害怕了？”
我有氣無力地回答說：“不，我還有些感覺。你還有感覺嗎？”
張回答說沒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麗的眼睛裏突然柔情陣陣，沒有了往日大聲的爭吵和風風火火，瞪著鹿一般的眸子看著我，細聲細氣地問：“你喜歡我嗎，周？”
我含含糊糊地點了一下頭，扭頭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閃閃爍爍，在我淚眼模糊的眼裏全成了一片銀海。周圍的燈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發現這麽寧靜遙遠的天域。我們周圍身邊的一些人多半麵目黎黑，雙目呆滯。
遠處一個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著一些似乎毫無意義的手勢和符號，閃光燈打在她的身上，慘白得有些猙獰恐怖。周圍的世界漂浮起來，但我真切地感到，麵前那個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實的。人們讚歎鮮花的美麗，隻是因為它的短暫。如果四季常開，人們將會詛咒這個隻有花沒有果實的世界。花該謝的時候就讓她凋謝吧，因為平凡的幸福是與美麗飄渺的事物無緣的。
我強忍著淚水，回頭對張說：“張，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給你聽吧。”我唱道：
“花兒們哪裏去了？
花兒結成果實了。
果實哪裏去了？
果實給農民摘走了。
農民哪裏去了？
農民為天使祈禱去了。
天使哪裏去了？
哦，天使們剛剛吃飽，
正在為花兒歌唱。”
歌還沒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經踩著斷斷續續的歡呼走了過來。她板著臉對我說：“周，你去一趟燕園，有個重要的東西請你捎去，記住務必在七點以前趕到。”
這個叫林的女人我認識，最初就是她那帶有嘶嘶露氣聲的演講將我從惰性的胡蘿卜地中拔了出來。等我和她麵對麵守著夜寒時，我才發覺原先從麥克風中傳來的如泣如訴竟然是由一種簡單的生理缺陷造成的。當時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經回憶不起，因為這麽多的人，這麽大的聲勢，已經足以讓你無暇反思，隻能跟著潮流走。我們跟著潮流走的時候，一點都不覺得渺小，反而覺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將對後代造成偉大的影響。
我接過那件東西，看了張一眼，猶豫地將手放在張的袖子上。張不動，說：“我累了，不想動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說：“把她帶走。你既然愛她，就要對她負責。我們已經沒有希望，而你們還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張，跌跌撞撞地跨過人群，擠到路邊攔了一輛公交車，就往西去。當時的公交車已經不用買票就可以上，隻要學生攔車，就隨時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難受得想吐。車上的人擠來擠去，我和張的身體軟得像煮熟的麵條，連抓住扶把的力氣都沒有了。
趕到學校時，校門的守衛朝我們討好地一笑，緊接著套問東邊的消息。我說：“不行了！有大人物要來，我們隻好讓開地方。”
信件送到後，我們看到各種各樣平常的食品，刺激著我們的胃口。張已經慘白如紙。我狠了狠心說：“張，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張說：“那你呢？”
我說：“你別管我，我要趕回去。”
話音未落，張已經睡了過去。我把她托給一位不認識的人照顧，至今沒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攔了一輛車趕回東城去。人群已經為那位大人物轉移地方了，而我的證件業已失效，於是我就像大海中濺甩出去的一顆浪花立刻癱軟了。我拖著腳步亂走，也不知道什麽時候，看到一家飯館，我走了進去。店家滿麵笑容地對我說：“革命小將辛苦了！革命萬歲！要點什麽？”
我說：“來四兩水餃，一盤拍黃瓜。”
當那新鮮而滾燙的食物囫圇下肚時，我流下了滾滾的熱淚，說不清是因為突然進食造成的腹疼，還是繃得失去彈性的神經在為傷口呻吟。我坐了一會兒，於是攔車回去找張。
我沒有找到張，據說她送進醫院了。那時進醫院的人太多，根本無法查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飯的時候，我意外地遇見了我姐姐。她也變成了一個黑人，正說說笑笑地與幾個黑黑的男孩子從食堂裏出來。我們彼此打量了一會兒，仿佛對對方都很滿意。
姐姐說：“小虎，你有事嗎？”
我說沒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剛走出兩步，又轉過來對 我說：“我宿舍裏有一包雞蛋，是周豔紅給的。我來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來什麽，就問：“家裏有信嗎？”
姐姐回答說：“有一封，就在身上，還沒打開，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邊有事，我得趕緊去。”說完就走了。
我打開信，才發現北京和北京之外是兩個世界，猶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樣。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連巴黎的一半都達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熱狂歌中悄悄地變成了一座寧靜的城市，隻有夢遊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黃黃的，嫩嫩的，像一塊入口即化的黃酥餅。我在未名湖邊一個人散步，一下子遠離幾步之遙的喧囂天地，體會出一種深刻的分離感。
朋友的麵孔一張張在我眼前放過，但都顯得十分飄忽。隻有張的麵孔是那麽真實，像東城的月亮一樣即可觸撫。月亮掛在湖邊的博雅塔上，周圍翻滾著些許輕柔的霧紗，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聲輕訴。
(四)
之後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沒有看見張。我們四處在京城遊蕩，一開始是在西山，後來是在盧溝橋，沒事的時候，我就想想張。對張的思念好像昏黃的燈光下模糊的字，無形而又有形。
當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遊西湖暫時修整時，我們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們聽到了無數的謠傳和讕言，每一個新的都會否定前一個，以至於北京的情景變成一種無法描述和證實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將我們誘盼回來，就不再允許我們出去。母親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錢，將我們反鎖在屋裏。當時無法判明真實情況，而北京的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揮之不去。我們無法忍受失去他們，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與曾經同甘共苦的人們在一起。如果他們已經不在人世，那麽，我們必將追隨而去。義無返顧的姐弟倆把還在讀初中的妹妹叫過來，讓她向我的一個同學借了四十元錢，開始了我們的逃亡過程。
我們選擇了一條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趕到南昌，再從南昌轉火車到北京去。這是第一次從家庭中出走。過去隻在小說中出現的場景竟然夢寐般重現。汽車司機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確實，汽車上隻有幾個人，兩個老農，一個中年鄉村女教師，再加上我們姐弟倆。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幾個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機以便收錢數著毛角票一邊罵著粗俗難聽的話。汽車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時地閃過幾塊稻田和破舊的房屋。我們驚異地發現，在如此落後的農村場屋上竟然也刷著“支持北京”的字樣。
車開到高地平原後，從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塊大塊的梯田順著丘陵爬了上來，整齊劃一，一望無際。河水和湖泊像鏡子一樣閃著明亮的光澤。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閑自在地吃草。祖國的錦繡山河使我們暫時忘掉了不敢想象的憂愁。青年無憂的天性再次活躍起來，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說：“你大概又要寫詩了。”
我說：“啊呀，你怎麽知道的？”
姐姐說：“每次你想問題時，笑起來總怪怪的，像隻狐狸。”
我說：“讓你猜準了。”於是又念給她聽：
“愛情河，
我駛進死去的源頭
江底流沙安棲你的專臥。
當年你膚色黝黑
體態健美，
將金色的陽光帶入黑夜，
看起來像金色的流沙
像飄動的皇袍
披在我年輕的眼睛上。”
姐姐聽完，笑著說：“膚色黝黑？我怎麽沒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臉地說：“曬黑的，跟你一樣。這樣吧，我再給你的那個boy做一首吧！”我接著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顏色
令我想起這份上帝的贈品。
那時我無憂無慮，
享受著你天堂般的麵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滿岸的風，
悄聲躡過湖畔的問候。”
我姐姐是欣賞我的詩材的，也沒有發表意見，隻是示意車廂的人已經注意到這兩個說官話的青年學生。我打了個寒噤，趕緊閉口不說了。
我們中途到一戶同學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錢，除去車票錢，還剩下五十元錢。
我們到南昌後，先探頭探腦覺得四周沒有人跟著我們，才像兩隻老鼠一樣躥出了車站。我們找到了贛大尚未離開的幾個學生，雖然素不相識，但我們一報出我們學校的名字，並且表示要北上時，他們立刻毫無保留地信任了我們。我們都是文學係的人，所以很多事就變得十分熟悉親切，不需要交流爭論太多的東西。
他們為首的人叫黃新，井岡山人，個兒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種頗富正義感的書生。還有一個叫尹桂林的，黑瘦高個兒，長得很英俊，喜愛運動，說話也十分有趣。他們兩個人給予我們逃難南昌中以最無私的幫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謝他們。在全國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的垂危局勢中，沒有勇氣和責任感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我們在中途下車借錢的時候，走漏了消息，於是全省都知道有兩個學生要上北京。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多年以後，當我邂逅到真正表達過愛意的女孩時，她以驚訝的口氣說：“真沒想到，那一年來的就是你……”
江西是個美麗但貧窮的地方。地勢北低南高，東西南三麵環山，風景秀麗，資源豐富。北麵是富饒的鄱陽湖平原，五條河流分別從不同的高地虎躍而下，養育著下遊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隻有一條鐵路橫穿東西，但貨流量不大，照我看來，鐵路對於江西的真正貢獻在於年複一年地將辛辛苦苦培育出來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頭，告別了父老鄉親，再也不願意回來。他們不願意再踏上家鄉的路，因為他們的祖輩父輩已經走得太累了，並且對它徹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後的機體一樣，江西對文明抱有既羨慕又害怕的“發展中”情緒。北京的風波雖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卻鮮矣反響。我們讀書人的理想取向與中國社會現實的取向往往大相徑庭。馬克思說得對，它隻是反映了最適合新興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僅此而已。當我在贛大校園深夜難眠時，我就想，新興精英分子如果長期處於依附狀態，那麽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將被曲解變形，直至最後成為某種犧牲品。我們強加給中國的理想國就這樣跌碎了，盡管它像天堂的鳥一樣，曾經出入於迷茫的煙水之間。
天明時終於迷迷糊糊地睡著時，我被一陣急促的竅門聲驚醒。姐姐衝進來告訴我說：“小虎，趕緊走！爸爸媽媽找我們來了！”
我猛地一激靈，跳起來就往外跑，連招呼也沒給黃新打一個。這是我們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終於找到南昌來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執筆給家裏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講著大人們年輕時已經講過的大道理，是用文言體寫的。信中表達了不惜捐軀的決心：
“……國運維艱，與子同仇。奮匹夫之勇，懲獨賊之心。身雖歿兮何足惜，士將去兮母傷悲。兒等離家，如蹈茫茫，幸勿牽掛。從今後，倘有不幸，亦將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遊於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們逃跑日後被父母稱作“一次喪心病狂的謀殺行動”，是一點也不過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後發現人去樓空，再看到那封頗似遺書的信時，就登時傻了眼。所有的親戚朋友都被發動，以阻止我們去北京。
在我們剛到達南昌的晚上，他們親自駕駛一輛摩托車往南昌飛馳，時速高達一百公裏。江西的國道是出名的壞，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鋪上沙子的馬路。不僅簡陋，而且顛簸，隻要稍出點情況，都可能發生車毀人亡的悲劇。他們的心情應該是滴血，悲痛，憤怒以及一切負麵情緒的集合。如果我們出了什麽意外，我們就是親手導演了一場徹徹底底的謀殺。但我們當時根本認識不到這一點，革命的熱情與家庭的親情相比，號召力要大得多。我們對於他們是全部，他們對於我們卻隻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個縣城，在整個江西，我們這個家族的故事成為一道詭異的風景，流傳在與我們有關係的人群當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萬事有因必有果，前世與今生皆如此。在後麵我會講，這種全國性事件影響到千千萬家庭，但這種悲壯的場景為什麽隻發生在我們家。
第二天清晨，他們就已經打聽到我們的消息，派人來攔我們。來的人是我父親的學生，贛大文學係的教師，我姐姐堅決拒絕後，就趕緊來找我。
我和姐姐淒淒皇皇地在街上亂走，一點辦法也沒有。贛大是回不去了，我們唯一的根據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選擇，所以我們隻剩下一條路：回北京去。盡管盛傳那裏情況不好，但我們相信我們的人民，我們的群眾是愛我們的，我們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裏升起，也應該在那裏凋隕。
這時，我西褲的拉鏈突然壞了，敞開一個很大的口子。我雖然感到很羞愧，但無計可施，因為我們不能把有限的錢全部花在買一條褲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個聰明的辦法，就是把軍書包放在我胸前，這樣走路雖然晃蕩，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陣子。軍書包裏有姐姐的一本《英國文學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話》，還有一個小半導體。至於衣物，行程倉促的我們根本沒有考慮到，所以在悶熱的南方六月我們大受其苦，隻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個晚上，我們把內褲洗掉，赤身露體地睡覺，清晨幹了再穿，而外衣是來不及洗的，數日風塵奔波中顯得觸目的髒。隻有此時，我才深刻地體會到什麽叫相依為命，什麽叫離群的散鳥。我們既然已離家出走，頭腦中就不允許我們再回頭。兩隻高傲的鳥兒此時已傷痕累累，它們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勵：“飛啊，飛，家鄉已被我們親手毀滅，也許湖泊就在前方。”
我從半導體中收聽到一個更為不幸的消息，平漢鐵路工人學生臥軌而暫時停開。一種陷入泥沼的沒頂之感徹底籠住了我們。我望著頭發蓬亂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圓臉已經削成了棗核，亮晶晶閃著白圈的深度眼鏡就顯得大了幾號，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來了。
我問姐姐：“咱們該怎麽辦呢？”
姐姐說；“我也不知道。”
（五）
兩個少年，一個十六歲，一個十七歲，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艱辛的時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拋到了風口浪尖。後來才知道，整個江西都在動員尋找我們。比如說傳說這兩個北京學生四處流竄，一個被打死了，另一個跑到山裏了；又有的說這兩個在安福的一座礦山裏躲藏的時候被發現抓到監獄裏去了，但他們究竟要幹什麽，種種可能性都被誇大的想象力逐一討論過了，隻是沒有人會想到，在北京風聲這麽緊的時候，他們還要回去。這也可能是我們能順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們從小就是讀書，從校園到校園，有限的校園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張曾經走過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隻有幾個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慮錢的事情，仿佛我們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餓了自然就會有麵包和水，好的時候能碰上捐贈的牛奶，對一個從江西貧窮地區走出的山娃子簡直是一種慷慨的饋贈。盡管北京如此動蕩，我的生活費依舊如數寄來，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陽照樣升起那樣自然。我們的生活費，在動蕩的年代裏，自然多數是與其他人分享的，沒有任何的功利心。我當時手裏有很多的錢，印象裏曾經有幾萬甚至一二十萬。似乎是在我手裏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來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樓把它們上交了。
當時我已經和張走散很久了。同學見不到同學，老鄉找不著老鄉，隻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見麵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經見到我的一個老鄉，比我小一個月，他在不進食的隊伍裏待了五天，最後被送到醫院裏去了。進食還是不進食，在開始時非常嚴格的，隻能喝鹽水，其他的嚴格禁止，每個小分隊中有一個選出來的頭頭負責監督。學生們穿著自己最幹淨、最漂亮的服裝，莊嚴、肅穆，帶著深刻的恐懼，選擇要在這裏走完生命最後的路程。歌聲、掌聲，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後來，衣服漸漸地髒了，臉漸漸地黑了，女生和男生隻能根據衣服的款式和聲音來識別，平地上被熾熱太陽烘烤出的餿味，我們都已經聞不到，救護車每隔一會兒就響，隊伍重新組合的頻率越來越高，我們已經基本沒有了自己是誰的意識，就像一種共產主義的集體生活。
幸好當時我和張一直在一起，當我和她發生完人生的初吻時，我們並沒想到身體的進一步接觸。多年以後我想起張豐滿而白皙的身體，那種感受真是冰火兩個世界。我可能會解釋說，之所以沒有發生身體的進一步接觸，是因為在那種環境下，任何性的衝動都被饑餓偷走了。但對於兩個還是一張白紙的當事人來說，這種解釋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錢的世界，沒有壓迫和陰謀的世界，隻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隨時為偉大事業獻身的衝動。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隻要稍微站一會兒，蚊子就和人發生親密的接觸。當時，對我來說，放在包裏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話》就是一個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書，吸引我的是開篇的那句話：“人生最重要的問題隻有一個，那就是自殺。”我不明白為什麽要去自殺，但我知道這種想法肯定能吸引許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聖經》一樣，始終放在我的包裏，甚至陪伴我的後十年。我畢業那年，在《讀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講的就是加繆的這本書。對於很多懵懂的知識少年來說，它是一個非常具體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圖騰一樣。如果非要用一個具體的形象來形容那本書的話，我隻能浮現出張那精致而黝黑的臉，像平地每天的煙圈一樣，滋潤了我的神經。每當我感到落寞的時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冊子，於是就平靜地入睡了。在夢裏，依舊是張的形象，她在圓明園的荒草中歡快地走著，高高的草將我們都掩埋在黃色的水粉畫一樣的迷霧當中，我曾經在草叢中默默地說過：“我愛你，張。希望你吻我。”但這個秘密，隻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張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現實來看，《西西弗的神話》並不能幫我什麽忙，甚至可以說，它隻是增加了我的行動負擔。事實上，我們的行動指南是《小兵張嘎》、《平原遊擊隊》、《烈火金剛》之類。當所有的人生經驗都來自童年時期看到的抗日電影和小說時，我們在電影裏看到的都是勝利的結局，我們根本看不到鬥爭的殘酷。我們並不是外界猜測的那種陷入徹底的絕望之中，因為閱曆有限，所以我們才如此樂觀，才會有如此豐富的歡樂的源泉。我們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憑我們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後，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們家鄉孤獨的深山老林裏，默默度過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們，他們是如何辦到的。我想他們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無知。他們沒有學問，沒有曆史，沒有任何借鑒，隻憑著青春這一本上帝頒發的護照，格外眷顧這些人做完這些事。在作為老區後代的我和姐姐，這種血脈被延續下來了。
盡管形勢危急，姐姐性格中堅強的一麵很快就顯示出來了，十七歲的她要保護小她一歲的弟弟，親情的本能促使她成為一個偉大的女性。此刻，我們在患難中相濡以沫，像戰友一樣互相鼓勵，說些安慰的話。
我對姐姐說：“姐，實在不行的話，我先回贛大看一看，再想辦法。”
姐姐說：“不，還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還是我老練些。”
姐姐從裙兜裏掏出幾張十塊，又放了進去，再摸索出五角錢，飛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燒餅鋪，買了三個燒餅，又飛速地踱回來，把兩個給我，說：“小虎，你在這裏吃，我先走了。”
我說：“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說：“事情這麽急，一邊走一邊吃吧。萬一我被警察或爸媽抓走了，你就要沿著鐵路線走，到野外去，好心的農民或許會同情我們的。記住，兩小時以後，我不來，你就走。”
姐姐把錢放進我的軍綠書包，手裏拿了她《英國文學史》，也沒握手，扶著她亮晶晶閃著白光圈的大眼鏡努力地邁走了。我的喉頭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沒有眼淚，因為幾個月的辛勞早將眼淚榨幹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頭旁，看著路人匆匆走過，看著汽車飛速開過，它們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們此刻連飛累歇腳的錐土都沒有。街上幾個吊兒郎當的爛仔逛了過來，看了看我，又毫無興趣地走了，將這個呆頭呆腦的鄉下少年在他們眼裏就像隨處可見的一粒灰塵，從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個半小時以後，我看見姐姐來了，大眼鏡後麵的大眼睛閃著快樂的光。
“小虎，行啦！我們回去吧！”姐姐悄聲告訴我，“我找到了黃新，他答應給我們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媽媽暫時找不到我們。”
我們把錢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躡手躡腳地溜進了空寂無人的贛大校園。時當正午，日光酷烈，濃蔭匝地。我們拐過兩棟樓，在第三棟樓的一棵合歡樹下，尹桂林在等著我們。他笑道：“真他媽的不容易。黃新去買飯了，過一會兒就來。你們先進去吧。”
我們潛進了教師宿舍，黃新也來了，帶的飯是辣子炒雞丁和辣椒黃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黃新也是一臉的疲憊，他告訴我，今天上午我父母來過了，非常想見你們。
我和姐姐堅持主張不見，黃新沒有堅持，靜靜地等我們吃完後告訴我們說：“我恐怕很快見不到你們了。係裏叫我去辦公室寫檢查。你們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們之間已無須說些安慰的話。同在一條漏水行將湮沒的船上，誰先溺水都不見得比後溺水的壞多少。我和姐姐沒有吭聲，等黃新走後，對尹桂林說：“我們走了，不連累你們了。”
尹桂林吃驚地眨了一下眼睛，說：“那你們去哪裏呢？”
姐姐說：“再說吧，隻要火車一開通，就好辦了。”
由於尹桂林的堅決請求，我們又留住了一天，並意外地聽到了平漢鐵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們一定會去火車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們。我們不敢去火車站買票，隻好再想辦法。天無絕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達的時候，我遇見一個比我高兩屆的文學係老鄉，寧都人，也要坐火車回去趕寫他的論文。我們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錢交給了他，請他買兩張回京的車票。
（十）
北京的動亂給我們帶來的唯一的好處就是這一趟寬敞的列車。擁擠的列車是中國人對八十年代的一個經典回憶。在平漢鐵路這條中國的南北大動脈上，學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體。在我上學的四年裏，有一次一直從家鄉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個小時。車上每一個人都像樹一樣站著，或半蹲著，或者掛在貨架上，組合成各種奇怪的藝術形狀，就像一堆沒有知覺的珊瑚蟲。如果誰要上廁所，就隻能從一堆智慧的腦袋上踩過去，留下些粘連的屎尿和騷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體精妙的平衡；而下麵的人，最要緊的不是用手護頭，而是緊緊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賊拿走。
整個一節列車就我和姐姐兩個人，姐姐把《英國文學史》放在腦袋後枕著，一個人躺三個座位，我也跟著她在躺在對麵的座位上，舒服地閉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寬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讓我們放棄了最後一絲體麵的姿態，我中途醒來時看見姐姐的眼鏡掉在地上，一個女孩子打著輕微的鼾聲。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鏡揀起來放在餐桌上，看見車窗外的月光，卻再也睡不著。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還是回北京，從旅客、親人和同鄉那裏，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滿足。因為我們是大學生，是社會仰視的對象，是注意的焦點。一個十六歲的少年和十七歲的少女，雖然對這個世界並沒有什麽了解，卻被認定是主角。現在猛然被從舞台的中心甩了出來，在台下茫然四顧，顯得無所適從。戲依然繼續上演，我們卻穿著另一場戲的服裝，念著另一折本的台詞。這次奇異的旅行就像樹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拋到大海，讓極度困倦的我一夜難眠。一種渺小的失敗感和偉大的反抗者的感覺相互交織，隨著列車越來越北進，我越來越不知道這次行動是對是錯。
姐姐一路睡得特別死，一動不動，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陽升起來了，就這樣在正午時分回到了北京。列車一停，姐姐突然醒過來，說：“小虎，我們到了！”那時其實我剛剛睡著，在做一個特別奇怪的春夢。青春的躁動如同拔節的竹子不可阻擋，宏大的哲學思考和沁骨的疲倦並不能掩蓋我十六歲的生理問題。
我夢見我和張在做一種讓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現實生活中，一直困擾我的問題是如何達到身體的接觸，比如說拉手，然後再吻她。也許這是我們那個時代的青春期普遍麵臨的問題。我一直很苦惱，怎麽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後進一步做小說裏描寫的動作。迄今仍然讓我自卑的是，作為一個三十多歲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這個動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頭，和另一個人一起達到那種忘我的境界。盡管在夢裏和在白日夢裏，我已經無數次采用各種手段蹂躪了張，但見麵時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禮的問候和談論。這種焦灼持續的結果是我徹夜失眠，讓我大學四年和高中階段一樣痛苦不堪。如今現在問我，我可以肯定地說，在成長期，青年不僅在思想上需要指導，更要為他們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種黑暗中摸索生命的過程是極其痛苦的，將我小小的生理壓抑放大成更大的錯誤，一直將我耽誤到現在，還是一個單身男人。經過幾天持續的奔波，我西褲的拉鏈已經完全破壞，口子越來越大，內褲特別顯眼，如果我當時確實夢見了張，想必那個部位應該已經高高地支起來了。我連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著有限的幾個旅客下車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囂，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靜。一出車站，就看見兩個解放軍手持鋼槍，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鋼盔下黑色的臉。沒有任何理由，突然，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鐵拳這個詞第一次被我從中學政治老師的課堂上重新找出來，迄今為止仍然是我記憶最深刻的一個詞。我的腿開始發軟，我感到自己在打抖，這種感覺真實得連我自己都不願意麵對。我不由得捏了捏軍綠書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話》雖然還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風中的紙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趕緊回到學校。雖然僅僅相隔不足一個月，情形已經是天壤之別。與親人決裂，沒有了歡呼的群眾，唯一可以庇護我們的，隻剩下那個生活了將近一年的六人間宿舍。我堅信隻要到了那裏，就能找到組織，重新開始我們的戰鬥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鬥爭書《紅岩》裏，我並沒有記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壯烈犧牲，但我隻記住了那個逃出來的人寫了一部偉大的小說。對我而言，我一直相信遊擊隊的槍聲會響，我會在最後關鍵時刻被解救下來成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會這麽想，但對我來說，所有不同尋常的行動都來自一個豐富而有圓滿結局的想象。這種想象支配了當時一代人的成長曆史，雖然現實是如此貧乏甚至讓人憤怒。
雖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動物園，然後再倒332到中關村，但我們覺得地上有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於是我們花一塊錢買了兩張票坐上了空空蕩蕩的地鐵，然後乘空空蕩蕩的375回到了學校。售票員和司機都不說話，也不報站，隻管停靠，然後啟動。
下車以後，我們還要走一點才到學校的西門，那段路隻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卻似乎極其漫長。大槐樹上的吊死鬼偶爾撞在臉上，驚恐的鼻子聞到的卻是花香。慘淡的太陽壓著兩個小小的人影，猶如獵物落在獵人之前的一場瀕臨死亡的遊戲。為了排除這種恐懼，我努力去想一些讓我感到強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聲勢浩大的場景都不能讓我幸福和強大，本能讓我聯想起了張。我想起有一次張和我兩個人去人藝看戲劇，坐375的末班車回來，似乎也是這樣兩個人並排走著。她欣賞我，我是知道的，於是我裝得更加驕傲，講一些不著邊際的話語，幸福的感覺漲滿了全身。人在危機時刻總是想到向喜歡自己的人求助，這本是非常簡單的道理，在當年我卻覺得非常詭異和可恥。
（十一）
從西門一直走到宿舍，杳無人煙，喏大的校園裏空空蕩蕩，連風都一絲不動，P大往昔如此喧囂繁華，如今了然似夢，非身臨其境不能體會到什麽叫做半夢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裏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塊錢。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錢，兩個人一天隻吃一塊錢，也隻能維持十天。千辛萬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機卻如此現實，姐姐說：“小虎，以後就我們兩個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淚下來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幾個月來的迷茫，連同眼淚掉在我破到幾近寒酸的襯衫上。
哭歸哭，飯還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學一食堂一看，裏麵居然還有人，空蕩蕩的食堂裏就一個師傅，既賣菜又賣飯。我們到北京的第一頓飯就是酸辣白菜。我一邊吃一邊安慰姐姐說：“姐姐，沒事，我有辦法養活你。”這次是姐姐的眼淚順著眼鏡框滾了出來，一顆顆像滾動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為，我們做了如此決絕的事情，父母是斷然不會再理睬我們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沒有誰做英語家教的。在那個時期，居民對學生都很好，但沒有人會在那個時期請家教。姐姐每次回來都能帶回一些好吃的餅幹，糖果甚至蔬菜蘿卜，那些東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給姐姐的。我們仔細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開始在北京相依為命。
如同鼴鼠一樣，我開始從各個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儲藏的東西。學二的大白菜，28樓廢棄的衣服，圖書館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東西。我把它們都扛到32樓。多年以後，當我想起一個瘦小孱弱的身軀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驚膽戰地獨自走在空寂無人的P大校園，我才意識到那個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跡比任何一個時期都要深刻。從那個月起，我已經意識不到我變得是多麽的不安全感。我喜歡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東西，煙，酒，罐頭，水，紙條，甚至有時對自己近乎病態的苛刻和吝嗇。我喜歡把整個屋子堆滿東西，哪怕已經淩亂而擁擠不堪。
有一天，我從工地上淘出一個電爐，非常快樂而仔細地帶回來。姐姐回來的時候，從博雅塔的樹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著蘑菇相對而吃，吃了好幾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臉吃得越來越青黑，姐姐的臉越來越菜白。我們吃得熱乎乎的，汗都出來了，臉色都亮了許多，感覺生命無比幸福。姐姐說：“小虎，蘑菇還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沒有毒。”我其實也非常害怕，但壯著膽說，沒事，你看圓明園裏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鏡從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來，高興地說：“我們這三天才花了五毛錢，這樣就能撐到這個月底。”
我從小經常做夢發生地震，被壓倒在房子裏的桌子下麵，靠一點儲備延續生命。沒有想到現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廢棄的戰場上延續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興。《西西弗的神話》我扔在那裏好幾天沒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資料，一是思考一旦離開了父母的資助，我還能靠什麽辦法活下去。P大校園裏可供發掘的東西越來越少，而且兩個人如果要上完大學，姐姐還要一年，我還有整整三年，這三年的學費和生活費到哪裏去掙，我一想起心裏就充滿焦慮。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湯的時候，姐姐說：“小虎，我們要掙錢。我這幾天出去摸了摸底，現在還不需要家教，但過一段時間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個月40塊錢，我做兩份就出來了，我們就不發愁了。”我說：“姐，你好好讀書，我先休學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掙得比你多，你畢業以後我再看能不能複學，不行的話反正我回去再考回來。不用發愁。”
我從來沒做過小工，我隻在家鄉的工地上，在學校的工地上見過那些建築工人。有挑磚的，有壘磚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築隊需要人把大量的磚挑到工地，條件差的還要在腳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賣力氣的挑磚活。我小時侯在上勞動課時挑過稻秧，在細雨蒙蒙的天裏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於挑子幾乎比瘦小的我還高，我一不留神腳底一滑，整個人帶挑子全摔進水田裏，那天媽媽沒有因為我把唯一的棉襖弄髒了打我，隻是抱著我大哭了一場，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擔過挑子。姐姐聽我說要做小工，驚訝地扶了扶大眼鏡，說：“你行嗎？”我胸膛一挺，說：“這樣最好，你隻剩下一年，我還有三年。你讀完以後我再讀唄。”
我和姐姐製訂的這個謀生計劃始終沒有實現，因為一個月後我們接到了家裏的五十元匯款。家裏那時候不知道我們在哪裏，人海生死茫茫，隻是嚐試著給我們寄了一次，據說媽媽那時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後我走在街頭，每當我看見那些衣衫襤褸的建築工人，我都覺得我和他們的命運是如此之近。僅僅是一個不經意的插曲就能改變一個人一生的命運。即使我寒風中凍得瑟瑟發抖，我也會病態地拒絕手套、厚衣服之類的溫暖，因為我覺得，上帝對任性的我已經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經是個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當我在廢棄的教室裏翻找東西時，我看到了一個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來的一位詭異使者，決定了我成人之後的人生軌跡，他的所做所為對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劇都有絕對直接的相關性。
老孟比我大四歲，青海人，皮膚白皙，嘴上留著日本人似的小胡子，還帶副抗日電影裏日本參謀才帶的金色眼鏡，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壞蛋。他因為在各種秘密錄象裏給安全人員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開學以後被勸退。當時我並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應是屋漏偏逢連夜雨，剩餘物資本來就日益稀少，怎麽又多了一張跟我搶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燈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統一戰線地把手伸了過來。那手勢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換的革命同誌。
我定了定神，一邊把手遞出去一邊問：“你是哪個部隊的。”老孟說：“以前是平地總部的。平地三道防線，兩道是我管，以前你們這些散兵遊勇都歸我管。”
我問，那你怎麽還不走，老孟說：“走到哪裏去，沒地方走，也沒錢走。愛怎麽樣就怎麽樣。”
我問：“那你怎麽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餘光瞄著四周，說：“嗬嗬，回家！回家！家裏太遠，路費不夠。”
我張了張嘴，沒想到原因是如此簡單。晚上臨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個道理，人雖然來自五湖四海，但隻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麵對相同的生存問題。這幾天的生活對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體，當我趴在臭爛物資裏尋找生活來源時，什麽斯文體麵加繆薩特都被我拋在腦後。那個時刻，從思想到肉體上，我都和任何一個在垃圾堆裏討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漢沒有任何區別。每天睜眼醒來時，我都快忘記我居然還是一個P大學生。由於前幾個月一直半饑半飽中度日，回P大後這種延遲爆發的饑餓感，使我每個夜晚都睜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樣，在這片本來已經貼了封條的教室裏尋找生活物資。沒有他把教室的門踹破半扇，我是進不來的，也發現不了這片物資豐饒的領地。由於P大幾乎成為一座空園，盡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動，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車。根據老孟的估計，整個P大不會超過30個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爐邊晚餐改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雞蛋西紅柿湯，還加了一點紫菜，鹽，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點頭暈，真有點找到組織的感覺。老孟的錄音機低低地放著鄧麗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沒有聽到如此綿軟的小曲，在死靜死靜的校園裏顯得氣氛如此詭異，32樓的216宿舍猶如反動特務秘密接頭的一個據點。隨著我青春歲月的成長，我常常鄙視我們父輩的修養學識，厭惡他們的尊尊教誨，想方設法逃學。那時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們生存的樣子，甚至連他們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歡。當我們終於能踏著他們卑微的肩膀進入一個新世界時，他們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們以這樣一種倒退的姿態來對待父輩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誰的錯誤。說這一切已經為時已晚，時代的力量猶如一種席卷性機製般專製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個體的反抗意誌。
6月的北京連續下了幾場雨，比秋天還寒冷。晚上又睡不著，一個人走到未名湖，看見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雲密布。路燈也全部關了，湖邊一個人都沒有，如同鬼蜮，隻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開始領悟到《西西弗的神話》裏為什麽說自殺問題是一個基本的人生問題。饑餓，孤獨，迷茫，活著就是痛苦，歡樂隻是短暫的，痛苦尾隨而來，活著就是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選擇自殺，所以我寧肯選擇如同河蚌為包裹住粗礪的沙礫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後來堅硬無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對痛苦極限的挑戰中捶打而成的，誰曾想到當年我曾經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禱浪漫的幸福，曾經如綿羊般溫和柔順，如果時光能倒流，我斬釘截鐵地說，這種轉變絕非我所願。在如此猙獰的月色下，在冰涼的石船上，我靜靜地站到半夜，聽著淒涼的水聲，猶如前世今生的孤兒。
（十三）
最早拿回的東西沒幾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樓封了好幾個教室，於是老孟又踹開了另外一間。隨著嘭的一聲巨響，我們驚喜地發現，這間要遠比那間大，東西還很多，特別是許多肉罐頭，豆豉鯪魚罐頭，我們高高興興地背了回來。 我們三個人吃的時候，感覺像一個久違的節日，革命士氣隨著卡路裏的增加而瞬間高漲。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歲，父母在青海做公路養護的，常年見不到。吃到高興處，老孟講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內保的，講了很多很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雖然很積極，其實都是最邊緣的分子，在我們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個英雄。
我們都覺得事不宜遲，應該再扛一些回來。老孟用熱水涮了涮盆，說：“你們就別去了，白天目標大。我一個人去就行了。”說完就找了兩個軍書包，拍了拍，說：“別看它小，能發揮大作用。”說完就走了，我坐在床頭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個小時以後，我在P大派出所見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兩個軍書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對著我們。我說老孟，你怎麽啦。一個中年人很不高興地說：“都什麽時候了，你們注意點，封條不能再撕了。”原來他們聽到老孟那一腳巨響後，趕過去，把封條又給貼上。當老孟的第二腳再次響起，他們終於忍無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領回來。P大空寂無人的校園裏，我朦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複。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島叢林，偶爾開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員。學生們也開始有回校的了。學二原先隻供應一盆菜，現在增加到兩盆。
盡管生存的危機一波一波，越來越真實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謝那個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員，他把我從信仰的邊緣拉了回來。老孟的那一腳，驚雷一般地打開了我的世界觀。原來門是可以破的，還輕而易舉地得到很多很多好東西。多年以後我才意識到，我也許骨子裏對梁山好漢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親切感。但在當時，這種自我的自覺是根本不可能的，當時我還篤信自己是一個集體主義者，我反對破壞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聖自由莊嚴的華麗修辭。即使它們後來基本被證明是錯的，我依然如兒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當時特定的環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讓我良心得以平靜。因此，種種種種相互衝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馴服地活在規矩當中，我喜歡坐在舒適的轉椅上，思考砸爛一個舊世界的這種暴力話語。我是一個善良怯懦的流氓無產者。
很多年以後當我無意翻出張的照片時，陽光下風吹起張的長發，如同奔向2000年四個現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豐滿軀體下，卻深深地埋藏了一個脆弱而傷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張，始終沒有向我們開放這一麵。她是如此充滿活力，樂觀，給這個世界如此多的歡聲笑語。我根本不知道，張也和那個時代絕大多數的青春少年一樣，在沒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驕傲地成長。那個清貧的理想主義時代，給了我們足夠的勇氣，卻沒有給我們明確的航標；給了我們一個美好的生活目標，卻沒給我們足夠的生存智慧；在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什麽都給了我們一點，卻什麽都沒給全，我們被懵懂地推著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質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糧，決定了我和張之間一開始就沒有上同一輛車，而且永遠無法抵達。
北大往事
(1)
我寫作，是為了治療。每當走在北京的街頭，我都能從匆匆的行人當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標簽的身影。在某些瞬間，他們的眼光是遊離的，他們的意識是遲緩的，他們的動作是笨拙的，在這些瞬間，他們暴露出一個秘密：他們其實不屬於這個世界，如同幽魂，在機器和水泥的森林裏遊蕩。但一旦他們發覺自己被注意，靈魂開始附體，他們活過來了。
我知道他們的秘密。因為我和他們一樣，是這個世界的遊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齋，如同一切因恐懼而吸引的傳說，我們讀自己的曆史，我們說自己的語言，但我們和別的種群和平相處。如同每當月光出現，我們的灰暗的臉開始柔和，舌頭開始靈活，四肢開始有力，眼神開始明亮，月光慢慢出來，幽魂在行動。
我寫作，是講這群人在陽光下的故事。他們是月光下的主角，卻必須在陽光下生活。如同演員背好了悲劇的台詞，但報幕員卻報錯了喜劇的劇名，四麵八方的觀眾滿懷期待笑聲和輕鬆，你卻聽見精心準備的麵具發出碎裂的聲音。
(2)
我從來不是一個巫師，沒有靈異的預言天賦。我隻是像一棵植物一樣經曆，承受，在經過多年以後才突然醒悟，原來時間也是有神經的，它的觸角伸到廣袤空間的每一個角落，它並非如奔騰到海不複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遊走的長蛇，感受，傳導，然後反應。它迅疾如閃電，威力如魔咒，靈驗如照影，過去的留存可以詭異地決定了一生的命運。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靈深處的某一個點事先找到結局。我要給他們展示自己的節點，指出這些節點是多麽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說，人類的童年至關重要。
我要講一個關於愛情的故事。準確地說，我要講一個以愛情的名義活在這個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爭奪土壤，爭奪水，爭奪陽光，在美麗風景的背後，是司空見慣的死亡。我一直在想，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驕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歡樂，植物的曆史比動物更悠久，既然已飽嚐生的痛苦，當然不忌憚死的歡樂。
我要講一個關於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認為，革命不是一種動物性的攫取行動，而是一種植物性的本能，當生態發生危機的時候，革命將自然而然地產生，而且在那些貧窮的地方產生。那裏的生命恰如卑賤的野草，沒有起點，也不知道終點，它不是一個媚俗的紅色經典，也不是一個高雅的小資戲劇，而是在各個曆史不斷重複、不斷變換細節的詭異傳說。
(3)
這個故事是關於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學，如今已經十七年過去。對那個時代，雖然我如今已經是一個中年人，但當年的那些細節仍然如在目前，成為偶爾突然讓我淚流滿麵的脆弱回憶。我的大學同學曾經寫過一篇《總有一種力量讓我淚流滿麵》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將八十年代小資產階級的痛苦上升到一種民族代言人的高度，這種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觸摸到和他同樣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當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後一場雪時，我意識到隨著時間的流逝，如果有一種力量能讓我淚流滿麵，那就是我和張發生在那個激情的革命年代、那個慘白的青春年代、那個充實的匱乏年代的林林總總的往事。這場雪把一個叫張的女孩從我內心深處勾出。
那些和雪有關的美麗往事，那些與成長有關的痛苦往事，都與這個叫張的女孩密切相關，與我上大學的第二年4月的那個深夜相關。那個夜晚雖然已經被寫入正史，但它隻是重大事件中一個細節和鏈條，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湮沒在更多的曆史變革當中。而對我的愛情譜係來說，隨著時間的推移，那個夜晚隻會變得越來越清晰。因為那個夜晚是被上帝控製的一個夜晚，是我和張關係取得突破的一個關鍵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訴你，我們是自由的，我們能在 這個世界上按照我們的意誌遊走，那一定是謊言。我們絕大多數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們的自由，隻是在青春時期的盡情反抗，和青春過後仰望天空時的悲愴夢想。然後，他們在這個世界生長、繁盛、衰老，接著死亡。平常這些人是沉默的樹，你聽不到樹的聲音。現在，風來了，你聽見樹葉的聲音。
那什麽是風？
風就是我用計算機敲下的文字，它們任何沒有聲音，吹過樹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條和葉子長了出來，遠觀繁花似錦，但靠近時，卻可以聽見它在冬天時凍傷的聲音。在這個羞於悲傷的年代，在這個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張作為兩個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價值在於它起源於一個特殊的地點，一個特殊的時代，它隻屬於一小群人的點滴另類體驗性曆史。其實就在我在深夜裏敲擊鍵盤、鄭重回憶的時候，這些往事已經永遠死亡。
（一）
P大是一個具有名士風度的名校。作為名士風度最重要的一個標誌，就是晚上不睡覺。盡管同屋的兄弟們個個自詡具有超越個人情感的民族情懷，但肉眼看過去，他們和其他人沒什麽不同，在深夜十一點熄燈後和其他人一樣打牌，聊天，談女人。
那個晚上我在做兩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寫詩。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歲的有限智慧，盤算如何才能拉到張那雙潔白而豐滿的手。我不知道那個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樣的事情，因為張是我們係的係花，是我許多後來成為我的好友們青春年代的夢中情人。
我和張是同班同學。我姐姐是P大的86級英語係，1988年我從家鄉考上P大後，姐姐把我帶到了燕園。燕園的風景幹爽美麗，那些楊樹孤獨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裏賦予我一種自信而孤獨的力量。經過長達三十個小時的跋涉，火車飛速的前進讓我下車後仍然覺得世界在搖晃。為了保持平衡，我一連三天都埋頭走路、抬頭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頭一腳踩踏實了，第二腳再跟進，那種踩在棉花上的感覺恍如隔世，卻洋溢著一種詭異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個詞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覺，我想說，一切猶如童話。校園裏頭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與我在中學時代看到的灰色著裝形成了震撼性對比。剛下火車帶來的頭暈目眩，並不妨害我對她們表麵若無其事的心潮澎湃。看著看著，萌動的生理欲望也越來越膨脹，讓我難堪而無比渴望。四年後我在張的同學留言時，寫了一首描述當年入校的詩。全詩記不大清楚了，隻記得有一句“在那個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裝，一切猶如童話，青春的歡樂瞬間綻放”之類。在那個羞澀而依舊正統的年代，詩歌是我們和緩地發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學也還尚未如“梨花體”聲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學係，也就是受了情詩的毒害。在P大雖然隻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猶如風中之手，給了我一張也許正確、也許不正確的行動地圖，把我從一個偏僻閉塞的小城推到了這個與電影拍攝基地無異的人生驛站。
新生到了應該先去報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歡迎的隊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著招呼，一邊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腳步，驕傲激動地說：“小虎，你看！”
我趕緊抬起頭看，已到校園深處，左邊是一個很漂亮的湖，右邊是一個漂亮的塔，與姐姐春節探親時帶回來的明信片上的風景一模一樣。我和姐姐一樣激動地說：“姐，就是那個未名湖吧！”
湖邊人很少，風卻很大，在湖邊的那種寧靜讓我青春的躁動瞬間消失，寒窗苦讀的歲月瞬間襲來，讓我暫時忘掉了從南門到三角地那段十裏洋場、花花世界，複蘇了我救國救民的遠大理想。我一邊默讀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邊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個李自成，感覺自己終於來到了夢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盤，解放時P大隨著司徒雷登撤離後才從紅樓遷過來，所以從血統上來說P大是鵲巢鳩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內的師兄師姐們在給我們講P大光榮傳統與秀麗風景時卻閉口不提這段曆史，似乎隻在北大校史上才輕輕地帶過一筆。 我當時全不知道，隻是覺得P大的革命傳統是如此自然地與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鐵血玫瑰與化骨柔情如此風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實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會兒，姐姐說：“現在你可以去報到了！”那表情莊嚴而神聖，仿佛電影裏的學生領袖，如果非要找一個神似的參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裏的林道靜，盡管迄今為止，信仰唯物主義的她還沒有成為任何一個組織的領袖，在遙遠的美利堅靠給美國大學生講神學糊口，每天還帶他們做祈禱。於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樣表情神聖地說，“我們走吧！”
我頭暈目眩地往回走，寧靜清澈的湖水，沙沙做響的銀杏，徹骨清涼的秋風，還有轟轟烈烈的革命歲月，成為我對P大的永恒記憶，也成為所有人對P大的紅色回憶。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當我想起我和我周圍同學的生活軌跡時，我越來越意識到，P大從紅樓搬過來也許未必是什麽好事，在這場風花雪月的詩意背後，培養了一批把詩當成生活的人，也從此造就了他們人生的幸與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當年我首先去報那個到而不是去這個未名湖，我是否會變得更加有組織紀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爛漫，我是否會依然在當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會在一場誰也無法左右的時代巨變中如此喧囂卻邊緣，直到今天我依然覺得這是個謎。
P大的新生剛入校，校園裏似乎特別熱鬧，姐姐把我帶到了宿舍，放東西，整理鋪蓋，就把我帶出去見我的老鄉師兄。在那個昏暗的樓道裏，我一腳踢翻了一個水桶，於是蘋果滾出了一地。師兄趕緊一邊把蘋果檢進去，一邊招呼我們坐下。帶眼鏡的帥氣師兄給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個小蘋果，又很帥氣地遞給我們。那些蘋果非常澀，我從小家境貧寒，連這種蘋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覺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皺著眉頭說：“怎麽這麽酸！”
帥氣師兄很帥氣地說：“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來的，這是我們昨天半夜去靜園偷的，老鳥那廝還差點被白大爺逮住了呢。”
我姐姐說：“是嗎，那你再幫我們偷一點。”
師兄說：“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別緊，不過要我們給你弟弟弄一輛自行車嗎，七成新的？”
我姐姐說：“你給他借一輛，偷的不要。”
師兄有力地揮動一下大手，然後說：“放心。我們隻向那些鳥人借，給他們打借條，過一段時間就還給他們。讀書人隻借車。”他帥呆的風度仿佛西部牛仔，成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課。我第一次知道蘋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車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張是在進校的第三天。那天陽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車暈眩症卻依然沒好。當我高一腳低一腳地奮鬥在去圖書館辦證的路上時，我遇到了張。當時我正忙於不停地抬頭低頭，漫不經心地磕到一顆石子。石子嗖地飛出去，發出刺刺摩擦地麵的滾動聲音，卻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腳下。 這顆石頭詭異的運動曲線，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學常識，再加上該死的暈眩症，讓我驚訝得口水都掉出來了。
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時，我看見一雙女孩的腳。當時的難堪讓我記不住任何其他的細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麵的石頭、道旁的灌木（後來一個女孩告訴我那是紫丁香）、一雙結實而潔白的腳，那雙腳包裹在一雙塑料涼鞋裏麵，成為我短暫的青春歲月裏最性感的回憶。
我抬起頭來，看見在明媚的陽光下，在秋風搖曳的圖書館前，張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雖然發生在清涼秋天，卻比任何一個溫暖的春天都燦爛。
和外界對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僅是自由主義的老巢，更是共產主義的大本營。張在中學時就是預備黨員，對共產主義有堅定的信仰。她的服裝從來都是樸素的，在大學四年裏我沒見她穿過什麽象樣的衣服。她身體極其健康，愛好運動，那顆飛而複來的石子就是她從圖書館辦證回來，突然看見腳下一顆運動的石頭，於是順腳給我踢回來的。
雖然我是第三天才認識張，但她堅持說是入校的第一天。作為共產黨員，她還沒到校就被任命為文學係的接待員。那天她在很遠的距離就從人群的夾縫裏看到一個皮膚黝黑、身材瘦小、背著一大捆鋪蓋的小男孩，身邊還有一個身材高挑、皮膚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從火車站雇來的童工。我當時似乎頭發很倔強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遊魂，仿佛在精神上身體上都受到過雙重壓迫，那種中國舊社會勞動者的形象讓她一下子就對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進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帥的老鄉師兄給我借到了一輛造型奇異的自行車。沒有擋把，隻有兩個軲轆，風格簡潔到極至，沒有任何零碎。師兄說：“小東西，記著，別騎太快，嘴勤快點，看見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腳當刹車片。”
一塊過來的姐姐笑著說：“你以前不是說七成新嗎？”師兄很帥地攤開大手，說：“本來有一輛，沒想到老鳥重色輕友，把車先給他未來的女朋友了。現在剛開學，借輛車也不容易。對了，這把鏈子鎖，五塊錢。”姐姐給了他五塊錢，笑著說：“好在你們快畢業了，P大就給你們這些人帶壞了。”
師兄是我們係85級的，據說非常有才，人長得奇帥無比，還寫得一手好詩。我們剛到學校，師兄們就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講成績是無所謂的，隻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學英語。講誰誰誰的課一定要去，誰誰誰的書一定要讀。我們一邊裝做很認真地聽，一邊豎著耳朵搜集飄在樓道的流行歌曲，細心地揣摩哪個師兄的手勢擺得最帥氣，哪個師姐或同學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學二的飯到六點還有沒有，到哪裏買到最便宜的自行車錄音機這種關係到P大園計民生的問題。
在P大，自行車、錄音機和白色名牌運動鞋被列入重要資產，一旦擁有即從無產階級跨入有產者。在同學裏，我是第一個得到的自行車，最先成為班上的有產者。不過，這免費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個星期後又被別的兄弟借走了。
我們班上30個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開學的第一周，我所心儀的女生有15人，在開學的第二周，我的心儀女生已經減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張成為我在夜晚吟誦的對象。但我似乎從未珍惜過和張的友誼，還是愛情，還是經曆，還是其他任何一個用來形容這段感情的名詞，因為我對張的感情似乎永遠是暗自歡喜和事後追憶。
在我小時候，我喜歡很多東西，但我從未得到。比如說，我一直對鬧鍾能永遠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於是我拆掉了一個，但是再也無法將它複原，母親黑著臉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頓。在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匱乏下，我特別渴望長大，到一個歡喜著行動的地方。在那時，大學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園的連續四個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開懷大笑的張，而是另外一個清瘦的地質係女孩。畢業臨別時，我終於和張在怒放的合歡樹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無法去正視並把握這一段叫詭異的自由體驗。
隨著我青春歲月的漸漸遠去，那個燦爛的秋天猶如一張漸漸清晰的底片，變得越來越溫暖。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我想說是“此情可待成追憶”。愛情是一個雙方同時激發的瞬間過程，時光無法倒流，當你能想到解決辦法的時候，那個激情波濤已經成為過去。盡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時空，但肉身的我無法用此時的歡喜來與彼時的張相處，人始終處於真實生活中一個詭異的遺憾。
張比我大兩歲，來自湘西邊城。我們剛進P大的時候，文學係還是P大的一塊招牌。在新生入學教育的時候，一位孫姓老師就說，P大氣焰最囂張的係，隻有P大文學係。原因很簡單，P大文學係全世界獨此一家，連老美都要到這裏來學習中國文學。雖然當時經濟學院和法律學院剛剛開始走紅，人多勢眾，但他們誰也不敢說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係。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我們這批新生更是承擔了為P大添磚加瓦，為親人光宗耀祖，為自己揚名立萬的艱巨使命。那個年代考到P大讀文學係的，都有點文學救國的思想糟粕，當時聽得我們熱血沸騰，衝上講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當時還有些陪綁的87、86級學生代表，看到他們無動於衷，以為是出於嫉妒。後來到第二年我們也作為陪綁坐在一教的階梯教室時，才領悟到那位孫姓老師的表達方式是多麽的後現代。
雖然P大文學係早已沒落，但當年確實榮耀過。在當年上街的大隊伍中，敢打出係院條幅的隻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兩個。如今的小青年聽說我曾經是P大文學的，趕緊附和說，哦，那個係很有名，出過一個叫海子的詩人。我趕緊更正海子不是文學係的，是法律係的。1989年海子自殺，他的兄弟們在三角地擺了一個攤位為他捐款。我捐了一塊錢後很快就投入到熱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詩人之死隻是一個小小的插曲，沒有引起我們特別的悲傷。我們的中心議題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繪的那些史詩天堂跟我們毫無關係。海子想擁有一所房子麵對大海春暖花開的情結逐漸走紅並被誤讀，隻能屬於一個在1998年政府體製改革後中國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場經濟大潮的物質化時代。在這個時代的青年已經沒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這朵奇葩開放的真正意義。
在當時，北島是我們當時最仰慕的詩人，海子在我們這些熱血青年的眼裏隻是一個非主流的反社會分子。我們的史詩，其實更類似於地球上的紅飄帶，長征，格瓦拉，薩特，加繆，而不是神秘遙遠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這種看法。在1988年，整個社會都湧動一種燥熱的氣息。很多人都感覺中國會出大事，就像一場地震，說不好什麽時候來，但它一定會來。不過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張第一次相遇的那個上午，卻依舊是談情說愛的季節。
在當年的P大，隻有周末才開放舞會，跳舞是男生與女生接觸的最重要手段。入學的第二個周末，我姐姐笑容詭異地帶我去跳舞。我姐姐是個超級舞棍，曾經每周末都混在學二，直到她的功課全麵飄紅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從大三開始，她的優異成績一直保持到畢業。
飯廳裏，師傅們忙著把油膩的飯桌和條凳支起來，擺放在飯廳的四周。條凳是跳舞時休息的座位，飯桌是用來喝水和放學生的衣服，中間自然是由飯桌圍起的舞池。舞會開始了，在擁擠得轉不開身的飯廳裏，姐姐每隔三分鍾就對我大喊：“小虎，怎麽又踩著我了！”當我終於掌握了節奏回到宿舍，張的笑容在九月初涼的黑暗裏慢慢浮現，讓我失眠。
那個夜晚，估計有無數我的兄弟們和我一樣，在性幻想的對象。
到了十一月，燕園的氣氛急轉直下。深秋悄悄來臨，銀杏葉落滿一地，湖心島上的楓葉隨風吹過湖麵，吹到。在肅殺的蕭蕭秋風中，無數的學者，作家，狂人，瘋子還有野心家開始到P大來發表演說。我記得有一個叫何故的，給了我一個極其震撼的開篇式演講。他說：“中國即將麵臨一場動亂。我是一隻報喪鳥，中國即將麵臨一場動亂！我敢肯定地說，中國即將走入一場危機……”
在那個時代，整個中國還是非常封閉的，精神食糧意外地少，在課堂上能學到的新鮮東西極其有限，隻有師兄師姐們傳授的秘籍才多少讓我們激動，而那些東西是如今早已不讀的存在哲學、美學、經濟學、法學之類。這些東西在別的學校更難覓到，每個講座裏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階梯教室裏從講台到最後一排，都站滿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燈下一看過去，到處是眼鏡的反光。由於這些東西始終猶如秘籍而非被公開討論的作品，神秘而難以討論，它們對P大的學生猶如張對我，帶來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說，民主自由雖然是好東西，但它們究竟怎麽搞，是廣場式希臘民主，還是羅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們的師兄和師兄的前輩都沒有實踐過，猶如隻見過豬跑卻沒吃過豬肉的鄉下屠夫，缺少目標性、行動性和徹底性。
對一個剛剛入校的少年來說，根本不懂得什麽叫危機。作為對中國政治的唯一修養，就是我小時候從文革時期的《人民日報》上反複抄誦的社論，比如《把顛倒的曆史顛倒過來》，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選裏的“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共產主義的思想體係和社會製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滂薄於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類的氣勢如虹的宣言。這些詞句，我如今雖不再信仰，卻依舊如童話般珍愛。在當時，雖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號，但真正參與的卻多數是我這種共產主義的半忠實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氣越來越冷，氣氛卻越來越熱。人來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報越來越多。燕園原先幾天才有一個講座，那時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兩個講座，我忙得連課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於這些講座之間。當時對我來說，這些講座要比課本上的東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隻要有時間我就去聽，盡管聽不大懂，仍然很激動。
有一天從32樓剛下去，突然迎頭撞見了姐姐。她拿著熱水瓶打開水，一看見我，很高興地說：“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還來不及回答，姐姐就說，“吃燕春園的涮羊肉。”我從來沒吃過涮羊肉，從來都覺得羊肉與一個南方人來說是多麽的遙遠。這雖然能吃上一頓免費的飯，對我頑固的胃口卻是一個挑戰。我去了才知道，原來姐姐是吃大戶。她有個疑似boyfriend是83級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學剛剛分配到浮想公司，一個月可以掙600塊到1000塊，如今衣錦還校，大宴賓朋。我喜氣洋洋地混在裏麵吃完了，雖然身上隻穿著一件單薄的化纖毛衣，我三天之內都感到特別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質上的溫暖是什麽感覺。
P大食堂惡劣的飲食雖然不能維係一個正在發育的少年的身體，但至少能讓遠在千裏之外的父母維持一個起碼的顏麵。我父母都是教師，後來教而優則仕成為當地的教育局長，但仍然堅持教學。在我畢業那年，那個清廉的教育局長立即調到一個三流大學當教授，結束了他為官的沉重心理負擔。他們每個月要給我們兩姐弟寄100元錢，此外還要維係一個大家族的巨大開銷，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時候我和母親出去挖野菜，在春風吹徹的田野上，我盡情地奔跑，抬起頭卻看見我母親一臉牽強的笑容，那種牽強的笑容對我的人格影響非常大。
多少年以後，當我終於能掙錢請我妹妹來北京吃一頓好飯時，我妹妹對我說，哥，你知道小時候我有一個什麽心願？我說不知道。我妹妹說，我看見你從來吃不飽飯，每次隻吃兩小碗飯，看看鍋裏，然後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後我掙錢了一定要請你吃一頓好飯。我心裏哭了，卻笑著對妹妹說，沒事，哥哥以後永遠養你。讓你永遠吃好飯。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遠在國外。
1989年的春節，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個歡樂片段。我和姐姐經過長途跋涉，火車轉汽車，終於到了偏僻的家鄉。在火車站，父親母親推自行車來接我們。他們的眼睛裏那種期盼的光，我終生難忘。母親看見我們一句話都沒有，眼睛裏含著淚花，隻說一句話：“回來了。回來了。”到家以後，母親一改往日嚴厲的態度，待我們溫柔如嬰兒。瓜子、糖果、餅幹、幹黼擺滿茶幾，家裏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對我們開放，連妹妹也大大沾光。我們家是那種大家庭做派，講究長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裏最小，平時最受氣，待遇也最低。作為P大的高才生，我們經常出去見同學，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驕傲地展示，所以整個春節她在家裏吃得最多。她奇怪這麽多好吃的東西我們怎麽不吃，其實她沒有學過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階段性的，我們作為P大高才生在外已經多少有些見識，自然不再與妹妹搶食，所以後來我總結說，我妹妹當時的階級覺悟，決定了她當時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戶裏不停地吃。
春節回來以後，由於清醒地看到P大給我帶來的變化，我意識到自己與小城的人是多麽的不同，開始真正向一個P大學生開始進化。我給妹妹寫信，開始帶著一種優越感，講我平淡的大學生活。在我的信裏，大學生活是那麽的快樂，充滿著無窮無盡的求知快樂和生活快樂。
(三)
轉眼間就到了4月。H去世後，P大一片騷亂。在那個夜晚，誰也誰不著。午夜十二點，以往的喧囂突然沉寂，大家不約而同地從床上起身，站在樓道裏。樓道裏開始有人走動，低聲地交談。突然有人說，二十八樓陳波老師在那裏！這話低低如同符咒，於是很多人紛紛下了樓，排成隊，小隊成大隊，大隊成縱隊，慢慢地由西郊向東走去。
張和我都在裏麵。走到中途，我們討論起死亡和生命的意義問題，一種悲壯的感覺油然而起，我對張說：“假如你死了，我給你送終。”張則死勁地點頭然後又搖頭，沒有說話，整個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們達到目的地後，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還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將有限的幾個人顯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種時刻，就覺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盡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涼和硬。
坐了一會兒，學生們開始喊餓。我於是站起身來，推開別人遞過來的錢，用身上僅剩的一百元錢買了一堆早點回來。這一百元是十張十元的，出發前下午我剛收到母親從遙遠的江西寄來的生活費，卻沒想到全花在一頓早飯上。我和張一家家去敲還未開張的店門，最後終於找到了一戶勤快的早點鋪。張那天晚上沒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雙拖鞋出來的。看樓門的大媽試圖阻擊他，但她很勇敢地奪取了大媽的鑰匙，於是無數雲鬢散亂的嬌小姐們從裏麵轟地出來，大聲叫喊他們的情人和同學老鄉的名字。張在亂哄哄的人堆裏找到了我，於是劈裏啪啦的穿著拖鞋就跟我一路前進了。
我和張的感情迅速發展，但僅僅限於秋波互遞而已。每次長距離的走路，我們的麵包和方便麵都不會獨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雙方都不屑於主動進攻的方式，於是隻能像兩軍對壘一樣，弄得雙方筋疲力盡。
五月份的一個早晨，學生們難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張在後湖的石徑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飾著狹窄曲彎的小徑，湖上鴨子吃著陽光照耀下的浮萍。我們都有些衝動，但長時間的凝眸對視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張同時長歎了一口氣，改口談起上課不上課的問題。我連忙說給我們上基礎課的老師沒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張卻不同意我的看法，說：“課還是要上的，……，不過，現在亂成這樣，……這是怎麽回事呢？”
大部分學生，包括我和張，都堅信理想貴在堅持，盡管開始是沒有理想的，但堅持下去，理想就會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遠的人們，到時自然而然地掉下一個理想國來。時程漸移，她那張秀麗的白麵曬得黝黑，而她對理想國的懷疑色彩也日漸塗黑。
一天正午，熱烈的太陽一如既往地照在當初的那片平地上，黑頭發黑眼睛黑皮膚的張突然對我發問：“你說，理想國會從天上掉下來嗎？當然，我不否認有理想國，我是說，也許上帝根本沒把摩西派來。”我們班上的另一位同學，平素手口不離子曰詩雲，偶爾也讀讀李金發的印象派詩歌的李維，突然來到城東來看我們。李維皮膚本來白淨，許久不見，與我們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的聲音也不是嘶啞的，相對的異常甜美，毫無破損。我從心裏產生一種對他的鄙視。他至少訕訕地與張搭話。
張說：“學校還好嗎？”
李維說：“大夥兒都不上課了，我也跑出來了。”
談到最後，張請李維回學校帶一本《依天屠龍記》給她看。筋疲力盡的我們已經無法再啃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或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隻能看些通俗讀物或短詩什麽的，這使我們都產生了一種莫名的失落與悲哀。當然如今我慶幸沒有讀那些晦澀難懂的東西，使我們的理想和現實不至於過於偏離，這已經是後話。
李維走後，張沉默許久，突然對我說：“他正在讀托克維爾的《舊製度與大革命》呢。據說他是受到我們的影響，要冷靜研究我們的這種現象。”
我們都已開始意識到實踐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遠的，就像我和張之間的關係一樣。後來回想起來，從開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終難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鴻溝，上帝已經給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過去也是枉然。在具體的進程上，我們當初從被封閉的堡壘裏歡呼雀躍出來後，發現自己已經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遙遠的地方，雖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覺出前方並沒有北極星聖潔的照耀。我們這些所謂的先驅因墜入盲目的實踐無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經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們思考的位置。
我對張說：“喂，你聽我寫首詩怎麽樣？”於是我用低沉的語調念了起來：
鮮花開在浮萍之上，
驕傲地迎著太陽。
人們卻說：
既然你已經開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為人造福的豬口中去，
在咀嚼中將你的愛釋放。
我和張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為豬草，一開花就要割去煮給豬吃。而以開在俗氣的豬草上的鮮花自比窮鄉僻壤中掙紮出來的知識青年，實在是再恰當不過的了。張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貧的中學教師，平生鬱鬱不得誌，而將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們的身上。張有一個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時也忙於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跡象。
張哭了，哭過後，她憂鬱的麵龐像非洲出土銅俑般精美而聖潔，在我的眼裏使太陽瞬間失去了光輝。在這個太陽照耀的深夜裏，我們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誦一些使人感動的詩句。夜晚真正降臨時，張睡熟了，然後她在深夜又突然驚醒過來。
她推醒我，說：“喂，再讀一首詩吧。”
我說：“不用了，人已經越來越多了，沒有這個必要。”
我站起來，向圈外的一個男人要一根煙。他看了我一下，把煙盒給了我。我數了數，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煙分給周圍的人，張也分一支。我們都不會抽煙，但深夜的嚴寒使抽煙成為抵禦嚴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張點著了煙，並不吸，隻是笑著看著我。我明白她的意思，於是把煙湊上去，並不吸，隻是讓相觸的兩根煙靜靜燃燒。香煙的接吻隨著它們生命越來越短促而結束，而我和她終於相遇在冰涼的嘴唇上。
我和張的眼睛裏都放出一種光，互相盯著看。老實說，我和張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稱得上是秋波流轉。那天晚上非常熱鬧，人來人往，我和張已經有好幾天沒有進食了，至今想起來，可能是一種饑餓的光。中國人有善於將苦難化為幸福的天性。饑餓如果源於理想，於是刹那間帶些美麗，帶些淒涼。
注視良久，張問我：“你害怕了？”
我有氣無力地回答說：“不，我還有些感覺。你還有感覺嗎？”
張回答說沒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麗的眼睛裏突然柔情陣陣，沒有了往日大聲的爭吵和風風火火，瞪著鹿一般的眸子看著我，細聲細氣地問：“你喜歡我嗎，周？”
我含含糊糊地點了一下頭，扭頭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閃閃爍爍，在我淚眼模糊的眼裏全成了一片銀海。周圍的燈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發現這麽寧靜遙遠的天域。我們周圍身邊的一些人多半麵目黎黑，雙目呆滯。
遠處一個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著一些似乎毫無意義的手勢和符號，閃光燈打在她的身上，慘白得有些猙獰恐怖。周圍的世界漂浮起來，但我真切地感到，麵前那個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實的。人們讚歎鮮花的美麗，隻是因為它的短暫。如果四季常開，人們將會詛咒這個隻有花沒有果實的世界。花該謝的時候就讓她凋謝吧，因為平凡的幸福是與美麗飄渺的事物無緣的。
我強忍著淚水，回頭對張說：“張，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給你聽吧。”我唱道：
“花兒們哪裏去了？
花兒結成果實了。
果實哪裏去了？
果實給農民摘走了。
農民哪裏去了？
農民為天使祈禱去了。
天使哪裏去了？
哦，天使們剛剛吃飽，
正在為花兒歌唱。”
歌還沒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經踩著斷斷續續的歡呼走了過來。她板著臉對我說：“周，你去一趟燕園，有個重要的東西請你捎去，記住務必在七點以前趕到。”
這個叫林的女人我認識，最初就是她那帶有嘶嘶露氣聲的演講將我從惰性的胡蘿卜地中拔了出來。等我和她麵對麵守著夜寒時，我才發覺原先從麥克風中傳來的如泣如訴竟然是由一種簡單的生理缺陷造成的。當時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經回憶不起，因為這麽多的人，這麽大的聲勢，已經足以讓你無暇反思，隻能跟著潮流走。我們跟著潮流走的時候，一點都不覺得渺小，反而覺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將對後代造成偉大的影響。
我接過那件東西，看了張一眼，猶豫地將手放在張的袖子上。張不動，說：“我累了，不想動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說：“把她帶走。你既然愛她，就要對她負責。我們已經沒有希望，而你們還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張，跌跌撞撞地跨過人群，擠到路邊攔了一輛公交車，就往西去。當時的公交車已經不用買票就可以上，隻要學生攔車，就隨時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難受得想吐。車上的人擠來擠去，我和張的身體軟得像煮熟的麵條，連抓住扶把的力氣都沒有了。
趕到學校時，校門的守衛朝我們討好地一笑，緊接著套問東邊的消息。我說：“不行了！有大人物要來，我們隻好讓開地方。”
信件送到後，我們看到各種各樣平常的食品，刺激著我們的胃口。張已經慘白如紙。我狠了狠心說：“張，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張說：“那你呢？”
我說：“你別管我，我要趕回去。”
話音未落，張已經睡了過去。我把她托給一位不認識的人照顧，至今沒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攔了一輛車趕回東城去。人群已經為那位大人物轉移地方了，而我的證件業已失效，於是我就像大海中濺甩出去的一顆浪花立刻癱軟了。我拖著腳步亂走，也不知道什麽時候，看到一家飯館，我走了進去。店家滿麵笑容地對我說：“革命小將辛苦了！革命萬歲！要點什麽？”
我說：“來四兩水餃，一盤拍黃瓜。”
當那新鮮而滾燙的食物囫圇下肚時，我流下了滾滾的熱淚，說不清是因為突然進食造成的腹疼，還是繃得失去彈性的神經在為傷口呻吟。我坐了一會兒，於是攔車回去找張。
我沒有找到張，據說她送進醫院了。那時進醫院的人太多，根本無法查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飯的時候，我意外地遇見了我姐姐。她也變成了一個黑人，正說說笑笑地與幾個黑黑的男孩子從食堂裏出來。我們彼此打量了一會兒，仿佛對對方都很滿意。
姐姐說：“小虎，你有事嗎？”
我說沒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剛走出兩步，又轉過來對 我說：“我宿舍裏有一包雞蛋，是周豔紅給的。我來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來什麽，就問：“家裏有信嗎？”
姐姐回答說：“有一封，就在身上，還沒打開，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邊有事，我得趕緊去。”說完就走了。
我打開信，才發現北京和北京之外是兩個世界，猶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樣。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連巴黎的一半都達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熱狂歌中悄悄地變成了一座寧靜的城市，隻有夢遊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黃黃的，嫩嫩的，像一塊入口即化的黃酥餅。我在未名湖邊一個人散步，一下子遠離幾步之遙的喧囂天地，體會出一種深刻的分離感。
朋友的麵孔一張張在我眼前放過，但都顯得十分飄忽。隻有張的麵孔是那麽真實，像東城的月亮一樣即可觸撫。月亮掛在湖邊的博雅塔上，周圍翻滾著些許輕柔的霧紗，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聲輕訴。
(四)
之後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沒有看見張。我們四處在京城遊蕩，一開始是在西山，後來是在盧溝橋，沒事的時候，我就想想張。對張的思念好像昏黃的燈光下模糊的字，無形而又有形。
當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遊西湖暫時修整時，我們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們聽到了無數的謠傳和讕言，每一個新的都會否定前一個，以至於北京的情景變成一種無法描述和證實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將我們誘盼回來，就不再允許我們出去。母親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錢，將我們反鎖在屋裏。當時無法判明真實情況，而北京的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揮之不去。我們無法忍受失去他們，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與曾經同甘共苦的人們在一起。如果他們已經不在人世，那麽，我們必將追隨而去。義無返顧的姐弟倆把還在讀初中的妹妹叫過來，讓她向我的一個同學借了四十元錢，開始了我們的逃亡過程。
我們選擇了一條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趕到南昌，再從南昌轉火車到北京去。這是第一次從家庭中出走。過去隻在小說中出現的場景竟然夢寐般重現。汽車司機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確實，汽車上隻有幾個人，兩個老農，一個中年鄉村女教師，再加上我們姐弟倆。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幾個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機以便收錢數著毛角票一邊罵著粗俗難聽的話。汽車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時地閃過幾塊稻田和破舊的房屋。我們驚異地發現，在如此落後的農村場屋上竟然也刷著“支持北京”的字樣。
車開到高地平原後，從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塊大塊的梯田順著丘陵爬了上來，整齊劃一，一望無際。河水和湖泊像鏡子一樣閃著明亮的光澤。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閑自在地吃草。祖國的錦繡山河使我們暫時忘掉了不敢想象的憂愁。青年無憂的天性再次活躍起來，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說：“你大概又要寫詩了。”
我說：“啊呀，你怎麽知道的？”
姐姐說：“每次你想問題時，笑起來總怪怪的，像隻狐狸。”
我說：“讓你猜準了。”於是又念給她聽：
“愛情河，
我駛進死去的源頭
江底流沙安棲你的專臥。
當年你膚色黝黑
體態健美，
將金色的陽光帶入黑夜，
看起來像金色的流沙
像飄動的皇袍
披在我年輕的眼睛上。”
姐姐聽完，笑著說：“膚色黝黑？我怎麽沒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臉地說：“曬黑的，跟你一樣。這樣吧，我再給你的那個boy做一首吧！”我接著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顏色
令我想起這份上帝的贈品。
那時我無憂無慮，
享受著你天堂般的麵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滿岸的風，
悄聲躡過湖畔的問候。”
我姐姐是欣賞我的詩材的，也沒有發表意見，隻是示意車廂的人已經注意到這兩個說官話的青年學生。我打了個寒噤，趕緊閉口不說了。
我們中途到一戶同學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錢，除去車票錢，還剩下五十元錢。
我們到南昌後，先探頭探腦覺得四周沒有人跟著我們，才像兩隻老鼠一樣躥出了車站。我們找到了贛大尚未離開的幾個學生，雖然素不相識，但我們一報出我們學校的名字，並且表示要北上時，他們立刻毫無保留地信任了我們。我們都是文學係的人，所以很多事就變得十分熟悉親切，不需要交流爭論太多的東西。
他們為首的人叫黃新，井岡山人，個兒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種頗富正義感的書生。還有一個叫尹桂林的，黑瘦高個兒，長得很英俊，喜愛運動，說話也十分有趣。他們兩個人給予我們逃難南昌中以最無私的幫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謝他們。在全國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的垂危局勢中，沒有勇氣和責任感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我們在中途下車借錢的時候，走漏了消息，於是全省都知道有兩個學生要上北京。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多年以後，當我邂逅到真正表達過愛意的女孩時，她以驚訝的口氣說：“真沒想到，那一年來的就是你……”
江西是個美麗但貧窮的地方。地勢北低南高，東西南三麵環山，風景秀麗，資源豐富。北麵是富饒的鄱陽湖平原，五條河流分別從不同的高地虎躍而下，養育著下遊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隻有一條鐵路橫穿東西，但貨流量不大，照我看來，鐵路對於江西的真正貢獻在於年複一年地將辛辛苦苦培育出來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頭，告別了父老鄉親，再也不願意回來。他們不願意再踏上家鄉的路，因為他們的祖輩父輩已經走得太累了，並且對它徹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後的機體一樣，江西對文明抱有既羨慕又害怕的“發展中”情緒。北京的風波雖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卻鮮矣反響。我們讀書人的理想取向與中國社會現實的取向往往大相徑庭。馬克思說得對，它隻是反映了最適合新興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僅此而已。當我在贛大校園深夜難眠時，我就想，新興精英分子如果長期處於依附狀態，那麽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將被曲解變形，直至最後成為某種犧牲品。我們強加給中國的理想國就這樣跌碎了，盡管它像天堂的鳥一樣，曾經出入於迷茫的煙水之間。
天明時終於迷迷糊糊地睡著時，我被一陣急促的竅門聲驚醒。姐姐衝進來告訴我說：“小虎，趕緊走！爸爸媽媽找我們來了！”
我猛地一激靈，跳起來就往外跑，連招呼也沒給黃新打一個。這是我們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終於找到南昌來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執筆給家裏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講著大人們年輕時已經講過的大道理，是用文言體寫的。信中表達了不惜捐軀的決心：
“……國運維艱，與子同仇。奮匹夫之勇，懲獨賊之心。身雖歿兮何足惜，士將去兮母傷悲。兒等離家，如蹈茫茫，幸勿牽掛。從今後，倘有不幸，亦將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遊於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們逃跑日後被父母稱作“一次喪心病狂的謀殺行動”，是一點也不過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後發現人去樓空，再看到那封頗似遺書的信時，就登時傻了眼。所有的親戚朋友都被發動，以阻止我們去北京。
在我們剛到達南昌的晚上，他們親自駕駛一輛摩托車往南昌飛馳，時速高達一百公裏。江西的國道是出名的壞，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鋪上沙子的馬路。不僅簡陋，而且顛簸，隻要稍出點情況，都可能發生車毀人亡的悲劇。他們的心情應該是滴血，悲痛，憤怒以及一切負麵情緒的集合。如果我們出了什麽意外，我們就是親手導演了一場徹徹底底的謀殺。但我們當時根本認識不到這一點，革命的熱情與家庭的親情相比，號召力要大得多。我們對於他們是全部，他們對於我們卻隻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個縣城，在整個江西，我們這個家族的故事成為一道詭異的風景，流傳在與我們有關係的人群當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萬事有因必有果，前世與今生皆如此。在後麵我會講，這種全國性事件影響到千千萬家庭，但這種悲壯的場景為什麽隻發生在我們家。
第二天清晨，他們就已經打聽到我們的消息，派人來攔我們。來的人是我父親的學生，贛大文學係的教師，我姐姐堅決拒絕後，就趕緊來找我。
我和姐姐淒淒皇皇地在街上亂走，一點辦法也沒有。贛大是回不去了，我們唯一的根據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選擇，所以我們隻剩下一條路：回北京去。盡管盛傳那裏情況不好，但我們相信我們的人民，我們的群眾是愛我們的，我們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裏升起，也應該在那裏凋隕。
這時，我西褲的拉鏈突然壞了，敞開一個很大的口子。我雖然感到很羞愧，但無計可施，因為我們不能把有限的錢全部花在買一條褲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個聰明的辦法，就是把軍書包放在我胸前，這樣走路雖然晃蕩，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陣子。軍書包裏有姐姐的一本《英國文學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話》，還有一個小半導體。至於衣物，行程倉促的我們根本沒有考慮到，所以在悶熱的南方六月我們大受其苦，隻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個晚上，我們把內褲洗掉，赤身露體地睡覺，清晨幹了再穿，而外衣是來不及洗的，數日風塵奔波中顯得觸目的髒。隻有此時，我才深刻地體會到什麽叫相依為命，什麽叫離群的散鳥。我們既然已離家出走，頭腦中就不允許我們再回頭。兩隻高傲的鳥兒此時已傷痕累累，它們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勵：“飛啊，飛，家鄉已被我們親手毀滅，也許湖泊就在前方。”
我從半導體中收聽到一個更為不幸的消息，平漢鐵路工人學生臥軌而暫時停開。一種陷入泥沼的沒頂之感徹底籠住了我們。我望著頭發蓬亂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圓臉已經削成了棗核，亮晶晶閃著白圈的深度眼鏡就顯得大了幾號，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來了。
我問姐姐：“咱們該怎麽辦呢？”
姐姐說；“我也不知道。”
（五）
兩個少年，一個十六歲，一個十七歲，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艱辛的時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拋到了風口浪尖。後來才知道，整個江西都在動員尋找我們。比如說傳說這兩個北京學生四處流竄，一個被打死了，另一個跑到山裏了；又有的說這兩個在安福的一座礦山裏躲藏的時候被發現抓到監獄裏去了，但他們究竟要幹什麽，種種可能性都被誇大的想象力逐一討論過了，隻是沒有人會想到，在北京風聲這麽緊的時候，他們還要回去。這也可能是我們能順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們從小就是讀書，從校園到校園，有限的校園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張曾經走過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隻有幾個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慮錢的事情，仿佛我們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餓了自然就會有麵包和水，好的時候能碰上捐贈的牛奶，對一個從江西貧窮地區走出的山娃子簡直是一種慷慨的饋贈。盡管北京如此動蕩，我的生活費依舊如數寄來，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陽照樣升起那樣自然。我們的生活費，在動蕩的年代裏，自然多數是與其他人分享的，沒有任何的功利心。我當時手裏有很多的錢，印象裏曾經有幾萬甚至一二十萬。似乎是在我手裏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來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樓把它們上交了。
當時我已經和張走散很久了。同學見不到同學，老鄉找不著老鄉，隻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見麵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經見到我的一個老鄉，比我小一個月，他在不進食的隊伍裏待了五天，最後被送到醫院裏去了。進食還是不進食，在開始時非常嚴格的，隻能喝鹽水，其他的嚴格禁止，每個小分隊中有一個選出來的頭頭負責監督。學生們穿著自己最幹淨、最漂亮的服裝，莊嚴、肅穆，帶著深刻的恐懼，選擇要在這裏走完生命最後的路程。歌聲、掌聲，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後來，衣服漸漸地髒了，臉漸漸地黑了，女生和男生隻能根據衣服的款式和聲音來識別，平地上被熾熱太陽烘烤出的餿味，我們都已經聞不到，救護車每隔一會兒就響，隊伍重新組合的頻率越來越高，我們已經基本沒有了自己是誰的意識，就像一種共產主義的集體生活。
幸好當時我和張一直在一起，當我和她發生完人生的初吻時，我們並沒想到身體的進一步接觸。多年以後我想起張豐滿而白皙的身體，那種感受真是冰火兩個世界。我可能會解釋說，之所以沒有發生身體的進一步接觸，是因為在那種環境下，任何性的衝動都被饑餓偷走了。但對於兩個還是一張白紙的當事人來說，這種解釋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錢的世界，沒有壓迫和陰謀的世界，隻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隨時為偉大事業獻身的衝動。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隻要稍微站一會兒，蚊子就和人發生親密的接觸。當時，對我來說，放在包裏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話》就是一個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書，吸引我的是開篇的那句話：“人生最重要的問題隻有一個，那就是自殺。”我不明白為什麽要去自殺，但我知道這種想法肯定能吸引許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聖經》一樣，始終放在我的包裏，甚至陪伴我的後十年。我畢業那年，在《讀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講的就是加繆的這本書。對於很多懵懂的知識少年來說，它是一個非常具體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圖騰一樣。如果非要用一個具體的形象來形容那本書的話，我隻能浮現出張那精致而黝黑的臉，像平地每天的煙圈一樣，滋潤了我的神經。每當我感到落寞的時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冊子，於是就平靜地入睡了。在夢裏，依舊是張的形象，她在圓明園的荒草中歡快地走著，高高的草將我們都掩埋在黃色的水粉畫一樣的迷霧當中，我曾經在草叢中默默地說過：“我愛你，張。希望你吻我。”但這個秘密，隻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張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現實來看，《西西弗的神話》並不能幫我什麽忙，甚至可以說，它隻是增加了我的行動負擔。事實上，我們的行動指南是《小兵張嘎》、《平原遊擊隊》、《烈火金剛》之類。當所有的人生經驗都來自童年時期看到的抗日電影和小說時，我們在電影裏看到的都是勝利的結局，我們根本看不到鬥爭的殘酷。我們並不是外界猜測的那種陷入徹底的絕望之中，因為閱曆有限，所以我們才如此樂觀，才會有如此豐富的歡樂的源泉。我們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憑我們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後，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們家鄉孤獨的深山老林裏，默默度過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們，他們是如何辦到的。我想他們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無知。他們沒有學問，沒有曆史，沒有任何借鑒，隻憑著青春這一本上帝頒發的護照，格外眷顧這些人做完這些事。在作為老區後代的我和姐姐，這種血脈被延續下來了。
盡管形勢危急，姐姐性格中堅強的一麵很快就顯示出來了，十七歲的她要保護小她一歲的弟弟，親情的本能促使她成為一個偉大的女性。此刻，我們在患難中相濡以沫，像戰友一樣互相鼓勵，說些安慰的話。
我對姐姐說：“姐，實在不行的話，我先回贛大看一看，再想辦法。”
姐姐說：“不，還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還是我老練些。”
姐姐從裙兜裏掏出幾張十塊，又放了進去，再摸索出五角錢，飛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燒餅鋪，買了三個燒餅，又飛速地踱回來，把兩個給我，說：“小虎，你在這裏吃，我先走了。”
我說：“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說：“事情這麽急，一邊走一邊吃吧。萬一我被警察或爸媽抓走了，你就要沿著鐵路線走，到野外去，好心的農民或許會同情我們的。記住，兩小時以後，我不來，你就走。”
姐姐把錢放進我的軍綠書包，手裏拿了她《英國文學史》，也沒握手，扶著她亮晶晶閃著白光圈的大眼鏡努力地邁走了。我的喉頭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沒有眼淚，因為幾個月的辛勞早將眼淚榨幹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頭旁，看著路人匆匆走過，看著汽車飛速開過，它們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們此刻連飛累歇腳的錐土都沒有。街上幾個吊兒郎當的爛仔逛了過來，看了看我，又毫無興趣地走了，將這個呆頭呆腦的鄉下少年在他們眼裏就像隨處可見的一粒灰塵，從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個半小時以後，我看見姐姐來了，大眼鏡後麵的大眼睛閃著快樂的光。
“小虎，行啦！我們回去吧！”姐姐悄聲告訴我，“我找到了黃新，他答應給我們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媽媽暫時找不到我們。”
我們把錢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躡手躡腳地溜進了空寂無人的贛大校園。時當正午，日光酷烈，濃蔭匝地。我們拐過兩棟樓，在第三棟樓的一棵合歡樹下，尹桂林在等著我們。他笑道：“真他媽的不容易。黃新去買飯了，過一會兒就來。你們先進去吧。”
我們潛進了教師宿舍，黃新也來了，帶的飯是辣子炒雞丁和辣椒黃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黃新也是一臉的疲憊，他告訴我，今天上午我父母來過了，非常想見你們。
我和姐姐堅持主張不見，黃新沒有堅持，靜靜地等我們吃完後告訴我們說：“我恐怕很快見不到你們了。係裏叫我去辦公室寫檢查。你們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們之間已無須說些安慰的話。同在一條漏水行將湮沒的船上，誰先溺水都不見得比後溺水的壞多少。我和姐姐沒有吭聲，等黃新走後，對尹桂林說：“我們走了，不連累你們了。”
尹桂林吃驚地眨了一下眼睛，說：“那你們去哪裏呢？”
姐姐說：“再說吧，隻要火車一開通，就好辦了。”
由於尹桂林的堅決請求，我們又留住了一天，並意外地聽到了平漢鐵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們一定會去火車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們。我們不敢去火車站買票，隻好再想辦法。天無絕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達的時候，我遇見一個比我高兩屆的文學係老鄉，寧都人，也要坐火車回去趕寫他的論文。我們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錢交給了他，請他買兩張回京的車票。
（十）
北京的動亂給我們帶來的唯一的好處就是這一趟寬敞的列車。擁擠的列車是中國人對八十年代的一個經典回憶。在平漢鐵路這條中國的南北大動脈上，學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體。在我上學的四年裏，有一次一直從家鄉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個小時。車上每一個人都像樹一樣站著，或半蹲著，或者掛在貨架上，組合成各種奇怪的藝術形狀，就像一堆沒有知覺的珊瑚蟲。如果誰要上廁所，就隻能從一堆智慧的腦袋上踩過去，留下些粘連的屎尿和騷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體精妙的平衡；而下麵的人，最要緊的不是用手護頭，而是緊緊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賊拿走。
整個一節列車就我和姐姐兩個人，姐姐把《英國文學史》放在腦袋後枕著，一個人躺三個座位，我也跟著她在躺在對麵的座位上，舒服地閉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寬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讓我們放棄了最後一絲體麵的姿態，我中途醒來時看見姐姐的眼鏡掉在地上，一個女孩子打著輕微的鼾聲。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鏡揀起來放在餐桌上，看見車窗外的月光，卻再也睡不著。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還是回北京，從旅客、親人和同鄉那裏，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滿足。因為我們是大學生，是社會仰視的對象，是注意的焦點。一個十六歲的少年和十七歲的少女，雖然對這個世界並沒有什麽了解，卻被認定是主角。現在猛然被從舞台的中心甩了出來，在台下茫然四顧，顯得無所適從。戲依然繼續上演，我們卻穿著另一場戲的服裝，念著另一折本的台詞。這次奇異的旅行就像樹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拋到大海，讓極度困倦的我一夜難眠。一種渺小的失敗感和偉大的反抗者的感覺相互交織，隨著列車越來越北進，我越來越不知道這次行動是對是錯。
姐姐一路睡得特別死，一動不動，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陽升起來了，就這樣在正午時分回到了北京。列車一停，姐姐突然醒過來，說：“小虎，我們到了！”那時其實我剛剛睡著，在做一個特別奇怪的春夢。青春的躁動如同拔節的竹子不可阻擋，宏大的哲學思考和沁骨的疲倦並不能掩蓋我十六歲的生理問題。
我夢見我和張在做一種讓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現實生活中，一直困擾我的問題是如何達到身體的接觸，比如說拉手，然後再吻她。也許這是我們那個時代的青春期普遍麵臨的問題。我一直很苦惱，怎麽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後進一步做小說裏描寫的動作。迄今仍然讓我自卑的是，作為一個三十多歲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這個動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頭，和另一個人一起達到那種忘我的境界。盡管在夢裏和在白日夢裏，我已經無數次采用各種手段蹂躪了張，但見麵時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禮的問候和談論。這種焦灼持續的結果是我徹夜失眠，讓我大學四年和高中階段一樣痛苦不堪。如今現在問我，我可以肯定地說，在成長期，青年不僅在思想上需要指導，更要為他們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種黑暗中摸索生命的過程是極其痛苦的，將我小小的生理壓抑放大成更大的錯誤，一直將我耽誤到現在，還是一個單身男人。經過幾天持續的奔波，我西褲的拉鏈已經完全破壞，口子越來越大，內褲特別顯眼，如果我當時確實夢見了張，想必那個部位應該已經高高地支起來了。我連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著有限的幾個旅客下車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囂，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靜。一出車站，就看見兩個解放軍手持鋼槍，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鋼盔下黑色的臉。沒有任何理由，突然，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鐵拳這個詞第一次被我從中學政治老師的課堂上重新找出來，迄今為止仍然是我記憶最深刻的一個詞。我的腿開始發軟，我感到自己在打抖，這種感覺真實得連我自己都不願意麵對。我不由得捏了捏軍綠書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話》雖然還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風中的紙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趕緊回到學校。雖然僅僅相隔不足一個月，情形已經是天壤之別。與親人決裂，沒有了歡呼的群眾，唯一可以庇護我們的，隻剩下那個生活了將近一年的六人間宿舍。我堅信隻要到了那裏，就能找到組織，重新開始我們的戰鬥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鬥爭書《紅岩》裏，我並沒有記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壯烈犧牲，但我隻記住了那個逃出來的人寫了一部偉大的小說。對我而言，我一直相信遊擊隊的槍聲會響，我會在最後關鍵時刻被解救下來成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會這麽想，但對我來說，所有不同尋常的行動都來自一個豐富而有圓滿結局的想象。這種想象支配了當時一代人的成長曆史，雖然現實是如此貧乏甚至讓人憤怒。
雖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動物園，然後再倒332到中關村，但我們覺得地上有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於是我們花一塊錢買了兩張票坐上了空空蕩蕩的地鐵，然後乘空空蕩蕩的375回到了學校。售票員和司機都不說話，也不報站，隻管停靠，然後啟動。
下車以後，我們還要走一點才到學校的西門，那段路隻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卻似乎極其漫長。大槐樹上的吊死鬼偶爾撞在臉上，驚恐的鼻子聞到的卻是花香。慘淡的太陽壓著兩個小小的人影，猶如獵物落在獵人之前的一場瀕臨死亡的遊戲。為了排除這種恐懼，我努力去想一些讓我感到強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聲勢浩大的場景都不能讓我幸福和強大，本能讓我聯想起了張。我想起有一次張和我兩個人去人藝看戲劇，坐375的末班車回來，似乎也是這樣兩個人並排走著。她欣賞我，我是知道的，於是我裝得更加驕傲，講一些不著邊際的話語，幸福的感覺漲滿了全身。人在危機時刻總是想到向喜歡自己的人求助，這本是非常簡單的道理，在當年我卻覺得非常詭異和可恥。
（十一）
從西門一直走到宿舍，杳無人煙，喏大的校園裏空空蕩蕩，連風都一絲不動，P大往昔如此喧囂繁華，如今了然似夢，非身臨其境不能體會到什麽叫做半夢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裏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塊錢。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錢，兩個人一天隻吃一塊錢，也隻能維持十天。千辛萬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機卻如此現實，姐姐說：“小虎，以後就我們兩個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淚下來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幾個月來的迷茫，連同眼淚掉在我破到幾近寒酸的襯衫上。
哭歸哭，飯還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學一食堂一看，裏麵居然還有人，空蕩蕩的食堂裏就一個師傅，既賣菜又賣飯。我們到北京的第一頓飯就是酸辣白菜。我一邊吃一邊安慰姐姐說：“姐姐，沒事，我有辦法養活你。”這次是姐姐的眼淚順著眼鏡框滾了出來，一顆顆像滾動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為，我們做了如此決絕的事情，父母是斷然不會再理睬我們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沒有誰做英語家教的。在那個時期，居民對學生都很好，但沒有人會在那個時期請家教。姐姐每次回來都能帶回一些好吃的餅幹，糖果甚至蔬菜蘿卜，那些東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給姐姐的。我們仔細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開始在北京相依為命。
如同鼴鼠一樣，我開始從各個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儲藏的東西。學二的大白菜，28樓廢棄的衣服，圖書館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東西。我把它們都扛到32樓。多年以後，當我想起一個瘦小孱弱的身軀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驚膽戰地獨自走在空寂無人的P大校園，我才意識到那個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跡比任何一個時期都要深刻。從那個月起，我已經意識不到我變得是多麽的不安全感。我喜歡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東西，煙，酒，罐頭，水，紙條，甚至有時對自己近乎病態的苛刻和吝嗇。我喜歡把整個屋子堆滿東西，哪怕已經淩亂而擁擠不堪。
有一天，我從工地上淘出一個電爐，非常快樂而仔細地帶回來。姐姐回來的時候，從博雅塔的樹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著蘑菇相對而吃，吃了好幾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臉吃得越來越青黑，姐姐的臉越來越菜白。我們吃得熱乎乎的，汗都出來了，臉色都亮了許多，感覺生命無比幸福。姐姐說：“小虎，蘑菇還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沒有毒。”我其實也非常害怕，但壯著膽說，沒事，你看圓明園裏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鏡從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來，高興地說：“我們這三天才花了五毛錢，這樣就能撐到這個月底。”
我從小經常做夢發生地震，被壓倒在房子裏的桌子下麵，靠一點儲備延續生命。沒有想到現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廢棄的戰場上延續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興。《西西弗的神話》我扔在那裏好幾天沒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資料，一是思考一旦離開了父母的資助，我還能靠什麽辦法活下去。P大校園裏可供發掘的東西越來越少，而且兩個人如果要上完大學，姐姐還要一年，我還有整整三年，這三年的學費和生活費到哪裏去掙，我一想起心裏就充滿焦慮。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湯的時候，姐姐說：“小虎，我們要掙錢。我這幾天出去摸了摸底，現在還不需要家教，但過一段時間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個月40塊錢，我做兩份就出來了，我們就不發愁了。”我說：“姐，你好好讀書，我先休學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掙得比你多，你畢業以後我再看能不能複學，不行的話反正我回去再考回來。不用發愁。”
我從來沒做過小工，我隻在家鄉的工地上，在學校的工地上見過那些建築工人。有挑磚的，有壘磚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築隊需要人把大量的磚挑到工地，條件差的還要在腳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賣力氣的挑磚活。我小時侯在上勞動課時挑過稻秧，在細雨蒙蒙的天裏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於挑子幾乎比瘦小的我還高，我一不留神腳底一滑，整個人帶挑子全摔進水田裏，那天媽媽沒有因為我把唯一的棉襖弄髒了打我，隻是抱著我大哭了一場，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擔過挑子。姐姐聽我說要做小工，驚訝地扶了扶大眼鏡，說：“你行嗎？”我胸膛一挺，說：“這樣最好，你隻剩下一年，我還有三年。你讀完以後我再讀唄。”
我和姐姐製訂的這個謀生計劃始終沒有實現，因為一個月後我們接到了家裏的五十元匯款。家裏那時候不知道我們在哪裏，人海生死茫茫，隻是嚐試著給我們寄了一次，據說媽媽那時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後我走在街頭，每當我看見那些衣衫襤褸的建築工人，我都覺得我和他們的命運是如此之近。僅僅是一個不經意的插曲就能改變一個人一生的命運。即使我寒風中凍得瑟瑟發抖，我也會病態地拒絕手套、厚衣服之類的溫暖，因為我覺得，上帝對任性的我已經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經是個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當我在廢棄的教室裏翻找東西時，我看到了一個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來的一位詭異使者，決定了我成人之後的人生軌跡，他的所做所為對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劇都有絕對直接的相關性。
老孟比我大四歲，青海人，皮膚白皙，嘴上留著日本人似的小胡子，還帶副抗日電影裏日本參謀才帶的金色眼鏡，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壞蛋。他因為在各種秘密錄象裏給安全人員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開學以後被勸退。當時我並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應是屋漏偏逢連夜雨，剩餘物資本來就日益稀少，怎麽又多了一張跟我搶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燈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統一戰線地把手伸了過來。那手勢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換的革命同誌。
我定了定神，一邊把手遞出去一邊問：“你是哪個部隊的。”老孟說：“以前是平地總部的。平地三道防線，兩道是我管，以前你們這些散兵遊勇都歸我管。”
我問，那你怎麽還不走，老孟說：“走到哪裏去，沒地方走，也沒錢走。愛怎麽樣就怎麽樣。”
我問：“那你怎麽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餘光瞄著四周，說：“嗬嗬，回家！回家！家裏太遠，路費不夠。”
我張了張嘴，沒想到原因是如此簡單。晚上臨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個道理，人雖然來自五湖四海，但隻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麵對相同的生存問題。這幾天的生活對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體，當我趴在臭爛物資裏尋找生活來源時，什麽斯文體麵加繆薩特都被我拋在腦後。那個時刻，從思想到肉體上，我都和任何一個在垃圾堆裏討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漢沒有任何區別。每天睜眼醒來時，我都快忘記我居然還是一個P大學生。由於前幾個月一直半饑半飽中度日，回P大後這種延遲爆發的饑餓感，使我每個夜晚都睜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樣，在這片本來已經貼了封條的教室裏尋找生活物資。沒有他把教室的門踹破半扇，我是進不來的，也發現不了這片物資豐饒的領地。由於P大幾乎成為一座空園，盡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動，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車。根據老孟的估計，整個P大不會超過30個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爐邊晚餐改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雞蛋西紅柿湯，還加了一點紫菜，鹽，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點頭暈，真有點找到組織的感覺。老孟的錄音機低低地放著鄧麗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沒有聽到如此綿軟的小曲，在死靜死靜的校園裏顯得氣氛如此詭異，32樓的216宿舍猶如反動特務秘密接頭的一個據點。隨著我青春歲月的成長，我常常鄙視我們父輩的修養學識，厭惡他們的尊尊教誨，想方設法逃學。那時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們生存的樣子，甚至連他們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歡。當我們終於能踏著他們卑微的肩膀進入一個新世界時，他們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們以這樣一種倒退的姿態來對待父輩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誰的錯誤。說這一切已經為時已晚，時代的力量猶如一種席卷性機製般專製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個體的反抗意誌。
6月的北京連續下了幾場雨，比秋天還寒冷。晚上又睡不著，一個人走到未名湖，看見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雲密布。路燈也全部關了，湖邊一個人都沒有，如同鬼蜮，隻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開始領悟到《西西弗的神話》裏為什麽說自殺問題是一個基本的人生問題。饑餓，孤獨，迷茫，活著就是痛苦，歡樂隻是短暫的，痛苦尾隨而來，活著就是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選擇自殺，所以我寧肯選擇如同河蚌為包裹住粗礪的沙礫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後來堅硬無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對痛苦極限的挑戰中捶打而成的，誰曾想到當年我曾經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禱浪漫的幸福，曾經如綿羊般溫和柔順，如果時光能倒流，我斬釘截鐵地說，這種轉變絕非我所願。在如此猙獰的月色下，在冰涼的石船上，我靜靜地站到半夜，聽著淒涼的水聲，猶如前世今生的孤兒。
（十三）
最早拿回的東西沒幾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樓封了好幾個教室，於是老孟又踹開了另外一間。隨著嘭的一聲巨響，我們驚喜地發現，這間要遠比那間大，東西還很多，特別是許多肉罐頭，豆豉鯪魚罐頭，我們高高興興地背了回來。 我們三個人吃的時候，感覺像一個久違的節日，革命士氣隨著卡路裏的增加而瞬間高漲。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歲，父母在青海做公路養護的，常年見不到。吃到高興處，老孟講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內保的，講了很多很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雖然很積極，其實都是最邊緣的分子，在我們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個英雄。
我們都覺得事不宜遲，應該再扛一些回來。老孟用熱水涮了涮盆，說：“你們就別去了，白天目標大。我一個人去就行了。”說完就找了兩個軍書包，拍了拍，說：“別看它小，能發揮大作用。”說完就走了，我坐在床頭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個小時以後，我在P大派出所見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兩個軍書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對著我們。我說老孟，你怎麽啦。一個中年人很不高興地說：“都什麽時候了，你們注意點，封條不能再撕了。”原來他們聽到老孟那一腳巨響後，趕過去，把封條又給貼上。當老孟的第二腳再次響起，他們終於忍無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領回來。P大空寂無人的校園裏，我朦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複。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島叢林，偶爾開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員。學生們也開始有回校的了。學二原先隻供應一盆菜，現在增加到兩盆。
盡管生存的危機一波一波，越來越真實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謝那個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員，他把我從信仰的邊緣拉了回來。老孟的那一腳，驚雷一般地打開了我的世界觀。原來門是可以破的，還輕而易舉地得到很多很多好東西。多年以後我才意識到，我也許骨子裏對梁山好漢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親切感。但在當時，這種自我的自覺是根本不可能的，當時我還篤信自己是一個集體主義者，我反對破壞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聖自由莊嚴的華麗修辭。即使它們後來基本被證明是錯的，我依然如兒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當時特定的環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讓我良心得以平靜。因此，種種種種相互衝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馴服地活在規矩當中，我喜歡坐在舒適的轉椅上，思考砸爛一個舊世界的這種暴力話語。我是一個善良怯懦的流氓無產者。
很多年以後當我無意翻出張的照片時，陽光下風吹起張的長發，如同奔向2000年四個現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豐滿軀體下，卻深深地埋藏了一個脆弱而傷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張，始終沒有向我們開放這一麵。她是如此充滿活力，樂觀，給這個世界如此多的歡聲笑語。我根本不知道，張也和那個時代絕大多數的青春少年一樣，在沒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驕傲地成長。那個清貧的理想主義時代，給了我們足夠的勇氣，卻沒有給我們明確的航標；給了我們一個美好的生活目標，卻沒給我們足夠的生存智慧；在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什麽都給了我們一點，卻什麽都沒給全，我們被懵懂地推著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質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糧，決定了我和張之間一開始就沒有上同一輛車，而且永遠無法抵達。
學二周末基本沒有舞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