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正視文明的衝突——兼談中國“和平崛起”的外交戰略 ZT

溫家寶總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國哈佛大學作了題為“把目光投向中國”的著名演講，他說，中美兩國相隔遙遠，經濟水平和文化背景差異很大，需要增進我們之間的相互了解。進入21世紀，人類麵臨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更加複雜。文化因素將在新的世紀裏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不同民族的語言各不相同，而心靈情感是相通的。不同民族的文化千姿百態，其合理內核往往是相同的，總能為人類所傳承。各民族的文明都是人類智慧的成果，對人類進步作出了貢獻，應該彼此尊重。人類因無知或偏見引起的衝突，有時比因利益引起的衝突更加可怕。我們主張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努力尋找雙方的共同點，開展廣泛的文明對話和深入的文化交流。

溫總理深刻地洞悉到人類因無知或偏見引起的衝突，有時比因利益引起的衝突更加可怕，敏感地覺察到新的世紀裏人類麵臨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更加複雜，理性地前瞻了文化因素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堅決地主張開展廣泛的文明對話和深入的文化交流。溫總理的講話要求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國際關係中文化差異的客觀存在，必須理解和正視文明的衝突，體現了我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構想，對我國製定外交戰略與發展戰略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意義。

正是由於文明的衝突現實地存在著，我們才呼喚文明的對話，聯合國才要組織專家研究文明對話的可行性。當前美國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安全計劃顧問、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於1993年提出“文明衝突”的理論，舉世嘩然，批評者眾，和者少，但其價值卻無人能夠忽視。

亨廷頓認為在未來的歲月裏，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擁有世界上的主要權力。它們的領導國家或者說核心國家—美國、歐盟、中國、俄羅斯、日本和印度，將來可能還有巴西和南非，或許再加上某個伊斯蘭國家，將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要活動者。在人類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在這樣一個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國家之間的關係都沒有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那樣至關重要。如果中國經濟在未來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現在的速度發展，那麽，中國將有能力重建其在1842年以前在東亞的霸權地位。另一方麵，美國一貫反對由另一個強國來主宰歐洲或東亞，為了防止這樣的情況發生，美國在本世紀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冷戰。因此，未來的世界和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賴於中國和美國的領導人協調兩國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緊張狀態和對抗升級為更為激烈的衝突甚至暴力衝突的能力，而這些緊張狀態和對抗將是不可避免的存在。

亨氏擔心東亞儒教文明與中東伊斯蘭文明可能構成對西方文明的最嚴重挑戰，尤其擔心它們在對抗西方文明方麵的聯合。其實這可能不單是亨氏個人的想法，也不單是西方學術界和政府的想法，更可能是西方社會廣泛存在的一種社會思潮的代表，無非是亨氏敢於第一個吃螃蟹而已。

據英國外交部2003年12月初公布的戰略文件說，在21世紀初最有可能影響英國和其他西方民主國家的可能的思想衝突將來自宗教和文化。宗教信仰正在重新成為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推動力。提出“曆史終結論”的前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處副主任、喬治·梅森大學教授弗朗西斯·福山也認為，因在西方的技術和價值麵前的雙重失敗而複活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東亞經濟增長奇跡帶來的東亞文化和價值觀的自我伸長可能會對西方文明構成最大的挑戰。

日本學者船橋洋一於2003年11月27日在《朝日新聞》發表《中國“和平崛起”論》，文章認為，在國際政治中，崛起的方式往往比崛起本身對世界的影響更大。速度、方向、意識形態以及更為重要的對世界平衡的影響，會給其他國家帶來疑慮、戒心、嫉妒和恐懼感，引起反抗和反作用。19世紀末的德國和20世紀初的日本驚人的飛躍發展，就引發了原有勢力激烈的反作用。“中國崛起”同樣有可能引起上述各種反抗和反作用。人口規模、低工資、增長“大躍進”、生態災難、市場至上主義、極端民族主義、而且有朝一日“與美國攤牌”，這些都被認為是“改變現狀的力量”，可能引起各國的不安。

文明衝突論是對冷戰結束以來全球範圍內的各種衝突和戰爭的現實觀察的一種理論提升和未來警示。亨廷頓反對李慎之認為的“‘文明的衝突’是一種說著說著就會自動實現的帶惡兆的預言”，他認為文明衝突論不是一個可以自我實現的預言，即文明的衝突由於自我預測其可能發生而增加了發生的可能性。亨氏認為他的文明衝突論是一種觀察和理解世界政治發展現狀和未來走向的政策範式，這一範式強調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喚起了人們對文化因素的關注，而它長期以來曾一直為西方的國際關係學者所忽視。另外，亨氏期望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全球文明的對話和共存。亨氏認為文明的分析框架提供了一個對正在呈現的文明衝突現實的洞見和有效地製定出防範文明衝突的政策基準。

亨廷頓認為文明是文化的實體形式，在一般的含義上，文明基本上等同於文化。構成文明的因素是多元和多層的，如宗教、語言、種族、價值觀、生活方式等。從人類文明發展的長時段來看，誰也不會否認曆史上一直存在著不同形式的、或多或少的文明的衝突。縱觀500年來西方文明的現代化崛起史，在一定意義上說，簡直就是西方文明同其他文明衝突的曆史。當然西方文明也存在著亞文明的差異，更存在內部矛盾和內部衝突，西方文明的內部衝突幾乎把20世紀變成了布熱津斯基所說的“大死亡世紀”。但經濟利益衝突並不能否認文明的衝突。如果要從基本利益的角度來分析，文明的衝突也許可以看作文化利益的衝突。

西方的憂慮是基於東亞儒教文明區域魔術般的經濟增長與東亞區域的日益一體化而導致價值觀的自我伸張，以及中東伊斯蘭文明區域的人口爆炸和向全球的人口流動。文明衝突危險的根源在於文明及其核心國之間均勢的變換。如何消除這種文明衝突的危險？亨氏認為有賴於世界領袖接受並合作維持全球政治的多元文明性質，有賴於文明區域，尤其是文明核心國之間遵循三個遊戲規則，即避免原則、共同調解原則和求同原則。避免原則要求核心國避免介入其它文明的衝突，共同調解原則要求核心國協商遏製和休止彼此文明間的斷層線戰爭，求同原則要求所有文明的人民都應尋求並努力拓展與其它文明在價值觀、慣例和習俗方麵的共性。隻有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才是防止世界戰爭的最可靠保障。

文明衝突論的政策含義，不僅對美國，而且對任何一國，尤其對東亞國家，特別是對中國，有著彌足珍貴的參考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其一，既然文明的衝突是現實存在的，那麽，如何重估和發揮文明區的核心國家的協調作用；其二，既然西方文明的興起曾經造成了與全世界其它文明的大規模衝突，那麽如何防範其它文明崛起與西方文明之間的衝突和西方文明對其它文明崛起故意設置障礙，還有文明區核心國家的崛起對整個文明區有沒有一種輻射、激勵、示範和整合的功能。

就東亞和中國而言，既然西方擔心東亞和中國的崛起可能對西方文明構成威脅，那麽東亞和中國有沒有必要使西方解除這種憂慮？有沒有必要說明我們的觀點？如何在外交戰略中體現我們的觀點？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基本上奉行“韜光養晦”的和平外交戰略，最近我們越來越強調“與鄰為善，與鄰為伴”和“和平崛起”的外交戰略。在曆史上英國和美國曾經一度奉行“光榮孤立”的外交戰略，其實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和平崛起”戰略。

我們反對文明的衝突，但我們也不得不正視文明的衝突，不得不正視其他文明對我們的認知心態，尤其是西方文明對我們深刻的防範和恐懼心理。“和平崛起”的外交戰略就是一種成功地應對西方和周邊文明憂慮的、成熟的外交戰略。

國內學者批評文明衝突論不是很到位，在一定的程度上誤會或曲解了亨氏的意思，要麽認為亨氏不懷好意，鼓吹文明的衝突；要麽幹脆否認曆史，認為文明沒有衝突。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學派對冷戰結束以來全球範圍內的各種種族、宗教與地區衝突，不加分析，一概稱之為利益衝突，實際上又僅僅指經濟和政治利益而已。

近來我國學者逐漸改變了曾經對文明衝突論的瘋狂抨擊，理性地對待文明的衝突論，並懂得吸取其中的合理內核。最近（2003.12）在上海召開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國外交”全國學術研討會就透露出這種新的動向。如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餘新天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和範式，闡述了文化價值觀對國際行為體的指導作用，並提出了以文化建構國際關係的新命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曆史研究所的陳啟能研究員從區域文明史研究的角度，揭示了文明如何作為一種社會文化體係和一種研究方法，為國際行為體的外交實踐提供思考和借鑒。

王逸舟在《國際政治的又一種透視》中所說，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有很大的彈性和延展性，不同的人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發現自己的批評點。極端的理論往往有極大的弱點，況且“文明衝突論”的預言與大多數愛好和平的人們意願相左，招致廣泛批評是情理中的事。當然批評大多還是落腳在學理上，如巴薩姆·泰比所言，避免妖魔化任何觀點。

（作者分別為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係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