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曆史背景編輯
1966年，文化大革命運動席卷全國，各級各類學校基本停課，近百萬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失去了參加高考的機會。就這樣，我國的正常高考一中斷就是十年。
1968年7月21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關於《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調查報告）》的編者按清樣中加寫了這樣一段話：“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段話後來被稱為“七二一指示”。次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篇調查報告和編者按語。編者按語說，這個調查報告“提出了學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同年9月，為了貫徹“七二一指示”。上海機床廠創辦了“七二一工人大學”，規定學製為兩年，學生畢業後仍回廠工作。此後，“七二一工人大學”的這種學製和教學模式逐步向全國的工礦企業推廣。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決定廢除考試製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並決定先在以上兩校進行試點。文件確定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簡稱“上、管、改”）。以北大為例，當年共招收正式生（不含短訓班）2392人，其入學文化程度分別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學79人。
1972年春，北大、清華招生試點的經驗在全國高校大麵積推廣。1973年，國務院批轉《關於高等學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見》，文件指出：“在政治條件合格的基礎上，要重視文化程度，進行文化考查”。這種招生模式一直延續到1976年。資料顯示，1970至1976年全國總共招收工農兵大學生約82萬人。其中的清華大學7年內一共招收6屆學員，到1981年最後一屆畢業，學校共培養畢業生16353人；其中普通班13671人，進修班2469人，專科班213人。
這批工農兵大學生雖然畢業後即確定幹部身份，但他們的起薪要低於文革前入學的本科生，隻相當於文革前入學的大專生。改革開放以後，本科及相應的學位逐步成為我國就業和核定工資的重要參考因素，一些高校重新研究以後，給本校畢業的工農兵大學生補發了本科畢業證書。
2過程編輯
1973年，中國的文革歲月處於一種僵持而模糊的狀態。這一年，鄧小平複出，周恩來開始利用他的影響力，極力“糾左”，他恢複了眾多文革後取消或者暫停的製度，包括全國政協、高級幹部的保健醫生製度等等。許多在“二月逆流”中被打倒的老幹部又重新走上了前台。
在眾多的恢複性改革中，教育係統的正常化也在逐步進行著。1972年，國務院僅僅下設科學和教育組。教育部直至1975年方恢複工作，當時其全部工作人員加起來僅有大約300人。
1973年，教育部第一次提出要在招收工農兵學員的過程中重視文化考試。那年夏天，各省都進行了高校入學統考，雖然阻力很大。這一新動向被激進分子視為企圖複辟資本主義，是由學術界及其政治靠山推動的複辟舊的教育秩序的“逆流”。
工農兵大學生是中共建國以後的創舉。它最初源於對教育公平的追求。它的雛形出現在建國後，奉行平等的中共開始實行工農速成中學製度，後於1955年被取消，全國87所工農速成中學全部停止招生。
教育部在《關於工農速成中學停止招生的通知》中稱：“實踐證明，對農工幹部科學文化知識的學習，不用循序漸進的方法，而用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之升入高等學校，從根本上說來，並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但是毛澤東對這個情況相當不滿。他1957年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講到：“我們高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 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20%。全國恐怕也差不多。這種情況應當改變。”
與毛澤東不同的是，1959年廬山會議後成為毛澤東接班人的劉少奇更為信奉蘇聯的教育體製，更為重視各種以專業為己任的全日製學校。在後來揭批他的黑材料中有一個罪狀：劉少奇與修正主義分子誹謗延安抗大式教育是“不正規”和“過時”的，是幹部的品德教育班，是不適合全國采用的。
1963年起，催生工農兵大學生的改革已經開始，它最早是由毛澤東所欣賞的“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實行的。為了使教育麵向農村，從1963年起，農、林、醫、師的中等專業學校即采取公社保送與考試相結合的辦法，並實行“社來社去”（學生從社裏來，回社裏 去）分配辦法的試點。
到1964年初，全國已有1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81所中等農業學校實行“社來社去”的招生、分配辦法。當年，教育部和冶金工業部決定在北京鋼鐵學院試辦產業工人班，以“貫徹階級路線，培養工人階級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采取推薦與考試相結合的辦法，選拔政治思想好、相當於高中文化程度、年齡在27歲以下、有三年工齡以上的技術工人入學， 畢業後回原單位工作。
1968年7月22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人民日報》刊載了《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報道，毛澤東親自寫了一段編者按。他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段話就是後來著名的“七二一指示”。
同年9月，為了貫徹“七二一指示”。上海機床廠創辦“七二一工人大學”，學製兩年，學生定向回廠工作。“七二一工人大學”開設毛澤東思想、勞動、軍體等課程，並且根據機床廠的需要專門設立磨床專業。這一年，經車間推薦、廠革委會批準，“七二一工人大學”共招收52名工人入學。
此後，“七二一工人大學”的範例逐漸向上海乃至全國推廣，到1976年，上海“七二一大學”已經達到2111所，在校學生12.4萬人。
1970年開始，高等學校在停止招生6年後，恢複部分學校的招生，而所有的學員都是“工農兵學員”。新的招生辦法無須進行入學考試，而由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複審。
據1971年5月對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7所大學當年招收的8966名工農兵學員的統計，出身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和其他勞動人民家庭的占99.8%，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占0.2%。
但這也造成了生源基礎太差的嚴重問題。1970年度北大共招生2665人，其文化程度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學79人（不包括短訓班）。
由於當時的軍隊是又紅又專的典型，又碰上珍寶島戰役後的各地備戰，所以在工農兵學員中，現役軍人占有相當大的比例。據統計，1970-1972年，軍隊共選調了9300餘名基層幹部和戰士進入地方高等學校學習。為了普及部隊的外語喊話，了解對方的動向，當時北大的東語係、西語係、俄語係招收的基本上全是解放軍學員。
第一屆“工農兵大學生”按照專業的不同，分為二年製或三年製，另辦一年左右的短訓班。學生們學習的內容包括“以毛澤東著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業務課；以備戰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他們上大學的口號是：“上大學、管大學和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
這一年，來自河南省平頂山的軍人李榮欣成為北京大學印地語係的工農兵學員。他回顧了自己剛上學時候的情景：北大周圍有很多空地，大的地方可以開進拖拉機。這些土地就成為大家集體勞動的場所。翻地、種菜、抬糞、澆水……種出來的菜一般都交給食堂。農忙時節，學校還會組織大家到周邊的老百姓家裏，幫助幹農活。一次在頤和園附近的地裏勞動時，李榮欣還看到了劉少奇的兒子劉源也在那裏勞動。過了不久，社會上又流行起撿廢鋼鐵，支援國家建設。學校也號召學員們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支援國家。李榮欣他們的班主任親自帶著大家到北大校園裏去撿拾廢鋼鐵。但是像他們這樣的揀拾者太多了，教學樓、實驗室、宿舍區……都已經被人們搜羅過了無數遍。
而上課的內容顯然也一直處於試驗當中。北大的領導從政治考慮，要求老師在印地語係的第一課，要先教三句話：第一句話是印度語的“毛主席萬歲”；第二句話是“中國共產黨萬歲”；第三句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後來由於太難，隻好作罷。
1973年，第一批工農兵大學生從學校畢業，人民日報還專門發社論，慶祝這一偉大教育方針的勝利。但7年過去，1980年，教育部部長蔣南翔宣布，以後不再使用工農兵學員這個稱呼，而工農兵學員的學曆被定為大專學曆。
3缺點與局限性編輯
工農兵大學生作為毛澤東對於教育烏托邦的想象，是衝著平等教育而來的，但是他卻忽視了一點：應試教育事實上仍然是最為公平的一種模式。由於推薦製的存在，走後門的現象越發嚴重。
1974年6月，南京大學政治係的部隊學員鍾誌民主動申請退學，成為“反潮流”的英雄。他父親是參加過長征的軍隊高級幹部，“在我自己 的多次要求下，爸爸打電話給軍區幹部部門指名調我，把我送上了大學”。他在他的退學報告中寫道：“為了讓自己的子女上大學，不經過群眾的推薦、選拔，不經過黨組織的正當手續，而憑著自己的職權和勢力，憑著私人之間的感情和關係來解決問題。有的甚至把大學的招生名額當‘禮品’送來送去，拉拉扯扯，卻把真正的工農兵的優秀代表關在大學門外。這種做法難道是為人民服務嗎？”
在大學教育處於低穀之時，中國的中小學教育在文革時期有了一定的發展。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提出爭取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在農村普及小學五年教育，有條件的地區普及七年教育，要“大力提倡群眾集體辦學”。1974年，國務院科教組提出“繼續大力普及農村小學五年教育”，“積極創造條件，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在農村有條件的地區普及七年教育”。
光是湖北一省，到1976年，全省中學達17949所，為1965年875所的20.5倍，其中高中4029所，為1965年147所的27.4倍。
“文革”期間，整個教育的重心降到基礎教育，但基礎教育的重心卻不切實際地上升為高中教育，普通高中成為發展最快的部分。
中等職業教育被認為限製勞動人民子弟接受教育而遭到批判和取消，原有的農業中學、職業中學、半農半讀技術學校等大多變為普通中學，造成中等教育結構單一化。許多小學附設初中班，大批小學骨幹教師被抽調到中學任教，反而削弱了小學教育。
但是，當時不以升學為目的的基礎教育也獲得了一種相對的成功，他首先解決了大量人口無學可上的問題，雖然水平低，但解決了“有無”的問題。
在許多地方和單位推薦過程由於靠裙帶關係或走歪門邪道而腐敗變質。1972到1976年，百分之七十通過推薦上大學的學生是幹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同時，本科學製從四年縮短到兩三年。由於在勞動中荒廢了學業，以及新生的水平參差不齊，一些教授抱怨說不少工農兵大學生的水平還不如中學生。“工農兵大學生”是世界教育史裏的一大笑柄。
4學曆編輯
1993年國家人事部、國家教委聯合下發教學廳字[1993]4號文件，其中規定，對於1970－1976年進入普通高等學校的大學生（當時規定普通班學製暫為2至3年），學習期滿畢業時已由學校頒發了畢業證書，國家承認其學曆為大學普通班畢業。該時期進入高等專科學校的則為專科畢業。
工農兵大學生是我國特定時期的特定產物，後來雖因其推薦入學的方式、入學文化水平參差不齊、學製和教學大綱不正規等原因受到了一些非議，但錯不在他們，因為當時取消了高考，別無選擇。其中大多數人學習比較刻苦，畢業後在各自的工作單位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許多人後來還躋身社會中堅：或成為專家、學者、業務骨幹，或選擇（在國內或赴海外）繼續深造，或被選拔到各級領導崗位擔任要職，如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王岐山、李源潮等，為國家的改革開放大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