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英時: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餘英時: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在一ＯＯＯ年的前一兩年，歐洲正處於基督教思想深入人心的時期，那時歐洲人心惶惶，都以為世界末日將至，因為當時盛傳一ＯＯＯ是“最後審判”的日子。現在二ＯＯＯ年離我們隻有十年了，許多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卻都對二十一世紀的降臨抱著無限的憧憬和期待。這一對照是十分有趣的。

最近幾年我們常常在報章雜誌上看到“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樣自我恭維之辭。這句話的來源大概是六十年代湯因比和日本思想家的對話。那時西方的危機重重，湯因比因此對於亞洲文化有所向往，自是人之常情。但時至今日，亞洲隻有一個日本在經濟上贏得了“世界第一”的稱號。中國則由於真相畢現而使湯因比的語言徹底破產。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不大可能有光輝的前景，因為中國自己在二十世紀造下的罪孽太深重了。從一部中國史來看，二十世紀是最混亂、最黑暗的時代。無論是“五胡亂華”、“五代十國”或“蒙古入主”較之二十世紀的中國都微不足道的。上述幾個中國史上的“黑暗”或者“混亂”時期不過是一時外患造成的，並沒有傷及中國文化和社會的根本。所以接著還有唐、宋、明的文化新生。二十世紀中國則是一連串而且步步升級的革命。這是中國人自己為了“破舊立新”而所作的努力。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不但在觀念上是由知識分子提供的，而且最初的發動者也往往是知識分子。但“革命”的結果則是中國社會的邊緣人物（如地痞、流氓、光棍、無賴、不第秀才之流）占據了中心的位置。支配著中國的命運。而原來在社會上舉足輕重的知識分子則反而邊緣化了（邊緣化用大陸上的流星的話語便是靠邊站）。知識分子的相對邊緣化本是現代多元社會的普遍現象，不僅中國為然。但中國的情況則十分特殊：邊緣人物形成了一個變相世襲的“新階級”（吉拉斯說）；邊緣人“新階級”不但不代表任何社會階層（士農工商）的利益，而且和所有階級的利益都是處於完全相反的地位。知識分子所持徹底革命的理論使邊緣分子得以輕而易舉的摧毀一切傳統的社會組織，從中央一直貫穿到每一個家庭，甚至個人。在所有現代化的社會中，傳統的組織和關係都經過了不同的變化，但是這種辯護必須通過一個自然發展和曆程，而不能采用揠苗助長的方式。中國邊緣人的“新階級”出於奪權和保權的動機則是更有甚於“揠苗助長”者，他們竟用暴力把中國舊有的民間組織一掃而光。這就斷絕了整個民族的生機，使現代“民間社會”成長成為永遠不可能的事了。

今天，邊緣人的“新統治階級”雖已隨著絕對權力的絕對腐蝕而呈現土崩瓦解之象，但已被徹底摧毀的傳統罪之和關係卻已無法恢複舊觀。二十一世紀中國所麵臨的最大課題是怎樣在二十世紀的廢墟上重建民間社會。使一個比較合理的新秩序得以逐漸實現。這是人類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最嚴重的挑戰，我們簡直不能想象這一重建工作將從何處著手。現在東歐已開始嚐到這一劑苦藥，但較之中國仍不可同日而語，因為東歐的“新階級”主要是由外力強加而來的，民間社會的傳統（如宗教）並沒有完全消失。

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知識分子贖罪的世紀，盡管他們已經處在邊緣的地位，他們在思想上的徹底反省仍然是收拾中國破碎山河的一個始點。如果他們繼續堅持中國的問題是由於“封建傳統”還沒有破壞幹淨，那麽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便隻好準備接受“最後的審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