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從王石被迫“道歉”想起盧作孚自殺
作者：鄢烈山
從王石被迫“道歉”想起盧作孚自殺
請記住這句話：“捐助是以自願為前提的,我們必須尊重每一個自然人和法人的權利。”這是一個正常社會的基礎秩序，沒有這個共識和秩序，何來憲政、法治和市場經濟！
我在《莫拿“社會責任”強製他人》一文說:慈善捐贈本來是一種道德自覺，“社會責任”之類高調隻可責之於已，不可強求於人；並對王石要求他的萬科員工在公司捐款不要超過10元表示讚賞，稱之為“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我這篇文章跟貼發表意見者很踴躍，不少人同意我的觀點或表示有同感，也有人“強烈鄙視你鄢烈山 拿了王石的好處 出來替這幫為富不仁的富豪門說話!!!!!!!!”對於這樣的網友我不生氣，這就是他講話的方式，也不好說他是“小人之心”。
我對中國人數龐大的網民隊伍有一個粗略的判斷，說話不著調的人大體有三種：一種是未成年或未完成社會化的網民，估計中學生、大一生居多，他們天真單純，相信老師在課堂上灌的那些大道理，對曆年多有發生的貪官汙吏侵吞救災款、移民款的現實拒絕承認，又缺少現代公民意識教育，沒學會也看不慣別人質疑權力和政府；另一種是別有用心的真小人，比如製作“鐵公雞”榜單的家夥，因為別人沒有選擇他們所經管的捐款渠道，就蓄意中傷，哪怕人家捐了上千萬他們也認定別人“一毛不拔”，他們知道很多網民輕信、容易激動，先罵了再說，不妨利用一把。還有一種網民是好起哄的，隻要熱鬧，表現自己的“正義感”而不在乎真相，對於誤傷了抨擊對象也不在乎；或乃自以為是的輕薄兒，與風車作戰，還自以為很英雄。比如我在上篇文章中分明說的是“救災首先是、主要是政府的責任”，他看都沒有看清，就在那裏正氣凜然地批駁了：救災不僅是政府的責任！ 這種水平你還能對他說什麽，隻有可憐他。
有人對我說，你替王石辯護，可是王石本人已“為捐款門道歉 追捐1億元用於重建”（金羊網-新快報），你怎解？
我說，我認同王石的道歉，因為王石是企業家是商人，要委屈求全，好比餐館商店旅社的服務員，為了生意而對人陪笑臉，搞什麽“顧客是上帝”、“顧客總是對的”，明明是對方無理取鬧也要說對不起請包涵。王石這樣做很好理解。可我不是王石，我是言說者，隻在乎是非，不在乎得罪誰！
請看王石的道歉：“我現在認為在當時這種情況下，我所說的那句話還是值得反思。這段時間，我也為我這句話感到相當不安！主要基於三方麵原因：一是引起了全國網民的分心，傷害了網民的感情。二是造成了萬科員工的心理壓力。三是對萬科的公司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在這裏對廣大網友表示歉意！”我不是萬科的老板，不必為萬科的利益考慮盡量減少不必要的麻煩，搞“和氣生財”的公關；我也不怕“傷害”某些人的感情，我是幫他們分清是非，不幹侵犯他們權利的惡事，幫他們從良積德。有些人一腦子漿糊，還自以為是聖人，不依不饒地譴責“萬科追捐1億用於災後重建，是想拯救自己的信任危機”——動機還不純，所以不可原諒，還要窮追猛打。
這就是一夥毫無公民權利和財產權觀念的暴民（至少是語言暴力），他們根本不知何為人已、群已、公私邊界。商務部部長陳德銘22日就所謂“鐵公雞”榜單表示：“如果大家對網上傳的‘鐵公雞’的情況不夠了解或者有誤解,我想主要是我們商務部的工作沒有做好,是我們對他們捐款的情況向社會宣傳、報道得不夠。”（這話說得多有風度，值得鐵道部、教育部和軍方發言人學習）。又說“我理解某些同誌、朋友對這次大災害的心情,他們希望更多的國際組織、內外資企業參與到捐贈活動中,提供更多的資金幫助災區人民,我自己也是這麽想的。但捐助是以自願為前提的,我們必須尊重每一個自然人和法人的權利。”
請記住這句話：“捐助是以自願為前提的,我們必須尊重每一個自然人和法人的權利。”這是一個正常社會的基礎秩序，沒有這個共識和秩序，何來憲政、法治和市場經濟！這也是我們改革開放30年好不容易建立的“意識形態”，不然，外企不敢進來，國民也不敢致富。
對於部分民眾號召抵製少捐的外企,陳德銘認為這是不理智的行為。豈止是不理智的行為，簡直就是瘋狂的自毀毀人的自殺襲擊。對於王石等內企的逼捐，我不禁想起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盧作孚之死。知道中國的船王、抗戰初期宜昌入川大撤退的頭號功臣、一度被毛澤東稱為四個不能忘記的中國實業家之一的盧作孚嗎？1950年盧作孚拒絕去台灣，毅然從香港返回內地。1952年2月8日，盧作孚卻服藥自殺。為什麽？那個時候還沒有開始“社會主義改造”，但政治氣氛對資本家已相當緊張。相繼而來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運動，已普及於全國基層包括民生公司，公司順應大勢開始“民主改革”進程，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層管理人員受到衝擊。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開“五反”動員大會，公股代表張祥麟在會上帶頭做檢查，內容是與盧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時，曾和盧作孚一起去吃飯、洗澡、看戲等。張祥麟檢查後，盧信任的通訊員關懷跳上台去，揭發說張祥麟受了“糖衣炮彈”的襲擊，是受了“資本家”的拉攏腐蝕——表麵上是揭發張祥麟，實際上矛頭直指盧作孚……那種政治壓力使盧作孚深感絕望，當晚服藥棄世，遺囑將他在民生公司股票全部獻給國家。（參見《南方周末》2005-04-21日盧國綸文《盧作孚之死》)此後數年，全國進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所謂三大“社會主義改造”，許多民營企業家為情勢所迫，不得不把自己嘔心瀝血創辦的企業“捐獻”給國家了！如果沒有那場所謂“三大改造”，以城鄉二元、土地集體所有製為中國特色的“三農”問題根本不存在，今日中國搞市場經濟就不會這麽難，國企壟斷獨大、民企發展艱難的局麵至少不會這麽嚴重。
如果我們不知尊重每一個自然人和法人的財產處置權利，中國重走極左回頭路就非常容易，中國人就活該受窮。
作者：鄢烈山
從王石被迫“道歉”想起盧作孚自殺
請記住這句話：“捐助是以自願為前提的,我們必須尊重每一個自然人和法人的權利。”這是一個正常社會的基礎秩序，沒有這個共識和秩序，何來憲政、法治和市場經濟！
我在《莫拿“社會責任”強製他人》一文說:慈善捐贈本來是一種道德自覺，“社會責任”之類高調隻可責之於已，不可強求於人；並對王石要求他的萬科員工在公司捐款不要超過10元表示讚賞，稱之為“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我這篇文章跟貼發表意見者很踴躍，不少人同意我的觀點或表示有同感，也有人“強烈鄙視你鄢烈山 拿了王石的好處 出來替這幫為富不仁的富豪門說話!!!!!!!!”對於這樣的網友我不生氣，這就是他講話的方式，也不好說他是“小人之心”。
我對中國人數龐大的網民隊伍有一個粗略的判斷，說話不著調的人大體有三種：一種是未成年或未完成社會化的網民，估計中學生、大一生居多，他們天真單純，相信老師在課堂上灌的那些大道理，對曆年多有發生的貪官汙吏侵吞救災款、移民款的現實拒絕承認，又缺少現代公民意識教育，沒學會也看不慣別人質疑權力和政府；另一種是別有用心的真小人，比如製作“鐵公雞”榜單的家夥，因為別人沒有選擇他們所經管的捐款渠道，就蓄意中傷，哪怕人家捐了上千萬他們也認定別人“一毛不拔”，他們知道很多網民輕信、容易激動，先罵了再說，不妨利用一把。還有一種網民是好起哄的，隻要熱鬧，表現自己的“正義感”而不在乎真相，對於誤傷了抨擊對象也不在乎；或乃自以為是的輕薄兒，與風車作戰，還自以為很英雄。比如我在上篇文章中分明說的是“救災首先是、主要是政府的責任”，他看都沒有看清，就在那裏正氣凜然地批駁了：救災不僅是政府的責任！ 這種水平你還能對他說什麽，隻有可憐他。
有人對我說，你替王石辯護，可是王石本人已“為捐款門道歉 追捐1億元用於重建”（金羊網-新快報），你怎解？
我說，我認同王石的道歉，因為王石是企業家是商人，要委屈求全，好比餐館商店旅社的服務員，為了生意而對人陪笑臉，搞什麽“顧客是上帝”、“顧客總是對的”，明明是對方無理取鬧也要說對不起請包涵。王石這樣做很好理解。可我不是王石，我是言說者，隻在乎是非，不在乎得罪誰！
請看王石的道歉：“我現在認為在當時這種情況下，我所說的那句話還是值得反思。這段時間，我也為我這句話感到相當不安！主要基於三方麵原因：一是引起了全國網民的分心，傷害了網民的感情。二是造成了萬科員工的心理壓力。三是對萬科的公司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在這裏對廣大網友表示歉意！”我不是萬科的老板，不必為萬科的利益考慮盡量減少不必要的麻煩，搞“和氣生財”的公關；我也不怕“傷害”某些人的感情，我是幫他們分清是非，不幹侵犯他們權利的惡事，幫他們從良積德。有些人一腦子漿糊，還自以為是聖人，不依不饒地譴責“萬科追捐1億用於災後重建，是想拯救自己的信任危機”——動機還不純，所以不可原諒，還要窮追猛打。
這就是一夥毫無公民權利和財產權觀念的暴民（至少是語言暴力），他們根本不知何為人已、群已、公私邊界。商務部部長陳德銘22日就所謂“鐵公雞”榜單表示：“如果大家對網上傳的‘鐵公雞’的情況不夠了解或者有誤解,我想主要是我們商務部的工作沒有做好,是我們對他們捐款的情況向社會宣傳、報道得不夠。”（這話說得多有風度，值得鐵道部、教育部和軍方發言人學習）。又說“我理解某些同誌、朋友對這次大災害的心情,他們希望更多的國際組織、內外資企業參與到捐贈活動中,提供更多的資金幫助災區人民,我自己也是這麽想的。但捐助是以自願為前提的,我們必須尊重每一個自然人和法人的權利。”
請記住這句話：“捐助是以自願為前提的,我們必須尊重每一個自然人和法人的權利。”這是一個正常社會的基礎秩序，沒有這個共識和秩序，何來憲政、法治和市場經濟！這也是我們改革開放30年好不容易建立的“意識形態”，不然，外企不敢進來，國民也不敢致富。
對於部分民眾號召抵製少捐的外企,陳德銘認為這是不理智的行為。豈止是不理智的行為，簡直就是瘋狂的自毀毀人的自殺襲擊。對於王石等內企的逼捐，我不禁想起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盧作孚之死。知道中國的船王、抗戰初期宜昌入川大撤退的頭號功臣、一度被毛澤東稱為四個不能忘記的中國實業家之一的盧作孚嗎？1950年盧作孚拒絕去台灣，毅然從香港返回內地。1952年2月8日，盧作孚卻服藥自殺。為什麽？那個時候還沒有開始“社會主義改造”，但政治氣氛對資本家已相當緊張。相繼而來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運動，已普及於全國基層包括民生公司，公司順應大勢開始“民主改革”進程，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層管理人員受到衝擊。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開“五反”動員大會，公股代表張祥麟在會上帶頭做檢查，內容是與盧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時，曾和盧作孚一起去吃飯、洗澡、看戲等。張祥麟檢查後，盧信任的通訊員關懷跳上台去，揭發說張祥麟受了“糖衣炮彈”的襲擊，是受了“資本家”的拉攏腐蝕——表麵上是揭發張祥麟，實際上矛頭直指盧作孚……那種政治壓力使盧作孚深感絕望，當晚服藥棄世，遺囑將他在民生公司股票全部獻給國家。（參見《南方周末》2005-04-21日盧國綸文《盧作孚之死》)此後數年，全國進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所謂三大“社會主義改造”，許多民營企業家為情勢所迫，不得不把自己嘔心瀝血創辦的企業“捐獻”給國家了！如果沒有那場所謂“三大改造”，以城鄉二元、土地集體所有製為中國特色的“三農”問題根本不存在，今日中國搞市場經濟就不會這麽難，國企壟斷獨大、民企發展艱難的局麵至少不會這麽嚴重。
如果我們不知尊重每一個自然人和法人的財產處置權利，中國重走極左回頭路就非常容易，中國人就活該受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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