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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石：道德，製度和教育
發布者 yq 在 08-05-18 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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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石·
中原文化，大抵可以秦始皇做為分水嶺。在秦以前的春秋時期，正是中華文明的黃金時代，學術文化異彩紛呈，諸子百家爭奇鬥豔。伴隨著思想學術自由，不容忽視的還有平民教育的興起。可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百家爭鳴的局麵，卻嚴重挑戰了其建立大一統王朝的企圖。因此統一思想就成為他維持王朝專製統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五厄”之首的焚書坑儒，徹底阻斷了中華文化，思想和文明發展的脈絡。雖然漢初諸子學說有過一段短暫複蘇，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一勞永逸”地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儒家的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從此成為中華統治者的主流意識形態。
作為儒教的延續，“以德治國”成為舉國崇尚的金科玉律。自漢以後，唐宋明諸朝，幾千年下來，道德以及體現道德的禮儀成為中華文化和社會架構的基石。統治階層利用“道德”作為無堅不摧的思想利器，來約束臣民，使其不致“犯上作亂”。之所以如此，部分的原因在於其統治的合法性和延續性沒有在早期利用製度確定下來。缺失製度，一方麵表現在帝國（政府）缺乏（或輕視）一個製定法規的機構，另一方麵也導致了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架構（從業人員）的空白。如果作一簡單對比，我們即可窺見中西方的差距。成為西方文明鼻祖的古希臘文明，很早就有元老院製度，這種早期的議會製度，不僅是現代民主政治的雛形，（這裏，民主不僅是過程，也是製度。）更重要的是孕育了一個新的群體（貴族）。這個群體（集團）不是簡單地由血緣關係所界定，而是代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隨著曆史的發展，利益各方逐步成為民主的從業者（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而在古代中國，因為無章（法律或條例）可循，皇帝之所以成為天子隻因為他的血緣（太祖除外）和機緣，如長子，（因為具有這種血緣關係不是唯一的）。為了維護這一脆弱的“特殊性”，便需要尋求道德的幫助，如“尊長”“尊君”，等等。
統治者對“道德”不遺餘力地頌揚的潛台詞，乃是鼓吹當政者們自己乃有道者，以此成為百姓們所仰慕的對象。我們的曆史記載中從來不缺乏用“清廉”來標榜自己或頌揚他人的溢美之詞。而當“道德”的光環圍繞著統治者的時候，“道德”便成為整個社會的核心。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又總是體現在教育中，從形式到設置（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中國的科舉製度始於隋朝，完善於唐朝，逐步成為個人參政的必經之路。科舉製度的盛行，一方麵是統治者擴大官吏來源的需要，另一方麵也是為了應和整個社會的價值誘導。。“金榜題名”成為社會各階層，無論貧富，自幼開始追求的最終目標；而“道德”教育則成為“應試”教育的最重要組成部分。
曆代的“應試”教育帶來的後果嚴重，可謂“罄竹難書”。
首先，“應試”教育一個必然的後果是隻有一種文化思想被認可，其他皆是旁門左道。教育的目的不再是促進思想而是傳授做人的準則和禮儀。特立獨行者從來就是被指責和壓製的對象。一言以蔽之，磨滅個性，頌揚共性，弱化個人以強化道德。代代相傳，整個民族缺乏獨立思考能力就成為必然，如果碰巧有那麽幾個＂特立獨行＂的角色則完全是偶然。
其次，“應試”教育還直接造成我們的文化缺乏對個體的尊重和認同。為了大集體，個人的權益可以無限製地被侵占，甚至從肉體上消滅。這種民族心理意識（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無疑是產生獨裁者的溫床。
最後，“應試”教育和西方文化相比，造成了中華文化的畸形發展。中華文化缺乏對自然物理的潛心研習，卻熱衷於倫理道德的孜孜不倦。即使一些被尊為文化瑰寶的傑出人物，如李時珍，李白，徐霞客等，也是因為仕途失意而不得已移身“修身養性”的副產品．這就更進一步限製了文明的平衡發展。
過去２００年的曆史，證明這種以道德治天下的模式已經嚴重不適合現代社會的發展，中華文化因此受到了空前地挫敗。思考能力的喪失導致了國人無法客觀認真地審視自己的弱點。伴隨著大中華情結的無限膨脹，是對古老中華大帝國的念念不忘。說得難聽一點，這有些象破落家族成天異想天開地要重振旗鼓。而這種情緒，恰恰最容易被獨裁者所利用。從上世紀初開始，部分中國知識分子迫不及待地擁抱／皈依（ｅｍｂｒａｃｅ）共產主義，為虎作倀，以至中國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一直被曆史上最邪惡的獨裁者（之一）所統治，造成了對中華社會前所未有的巨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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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儒教的延續，“以德治國”成為舉國崇尚的金科玉律。自漢以後，唐宋明諸朝，幾千年下來，道德以及體現道德的禮儀成為中華文化和社會架構的基石。統治階層利用“道德”作為無堅不摧的思想利器，來約束臣民，使其不致“犯上作亂”。之所以如此，部分的原因在於其統治的合法性和延續性沒有在早期利用製度確定下來。缺失製度，一方麵表現在帝國（政府）缺乏（或輕視）一個製定法規的機構，另一方麵也導致了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架構（從業人員）的空白。如果作一簡單對比，我們即可窺見中西方的差距。成為西方文明鼻祖的古希臘文明，很早就有元老院製度，這種早期的議會製度，不僅是現代民主政治的雛形，（這裏，民主不僅是過程，也是製度。）更重要的是孕育了一個新的群體（貴族）。這個群體（集團）不是簡單地由血緣關係所界定，而是代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隨著曆史的發展，利益各方逐步成為民主的從業者（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而在古代中國，因為無章（法律或條例）可循，皇帝之所以成為天子隻因為他的血緣（太祖除外）和機緣，如長子，（因為具有這種血緣關係不是唯一的）。為了維護這一脆弱的“特殊性”，便需要尋求道德的幫助，如“尊長”“尊君”，等等。
統治者對“道德”不遺餘力地頌揚的潛台詞，乃是鼓吹當政者們自己乃有道者，以此成為百姓們所仰慕的對象。我們的曆史記載中從來不缺乏用“清廉”來標榜自己或頌揚他人的溢美之詞。而當“道德”的光環圍繞著統治者的時候，“道德”便成為整個社會的核心。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又總是體現在教育中，從形式到設置（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中國的科舉製度始於隋朝，完善於唐朝，逐步成為個人參政的必經之路。科舉製度的盛行，一方麵是統治者擴大官吏來源的需要，另一方麵也是為了應和整個社會的價值誘導。。“金榜題名”成為社會各階層，無論貧富，自幼開始追求的最終目標；而“道德”教育則成為“應試”教育的最重要組成部分。
曆代的“應試”教育帶來的後果嚴重，可謂“罄竹難書”。
首先，“應試”教育一個必然的後果是隻有一種文化思想被認可，其他皆是旁門左道。教育的目的不再是促進思想而是傳授做人的準則和禮儀。特立獨行者從來就是被指責和壓製的對象。一言以蔽之，磨滅個性，頌揚共性，弱化個人以強化道德。代代相傳，整個民族缺乏獨立思考能力就成為必然，如果碰巧有那麽幾個＂特立獨行＂的角色則完全是偶然。
其次，“應試”教育還直接造成我們的文化缺乏對個體的尊重和認同。為了大集體，個人的權益可以無限製地被侵占，甚至從肉體上消滅。這種民族心理意識（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無疑是產生獨裁者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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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２００年的曆史，證明這種以道德治天下的模式已經嚴重不適合現代社會的發展，中華文化因此受到了空前地挫敗。思考能力的喪失導致了國人無法客觀認真地審視自己的弱點。伴隨著大中華情結的無限膨脹，是對古老中華大帝國的念念不忘。說得難聽一點，這有些象破落家族成天異想天開地要重振旗鼓。而這種情緒，恰恰最容易被獨裁者所利用。從上世紀初開始，部分中國知識分子迫不及待地擁抱／皈依（ｅｍｂｒａｃｅ）共產主義，為虎作倀，以至中國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一直被曆史上最邪惡的獨裁者（之一）所統治，造成了對中華社會前所未有的巨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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