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醉話（一）“啟蒙”與“顏色革命”zt

金陵醉話（一）“啟蒙”與“顏色革命”

　　　　　　　　　　　　　　　·獨善齋主·

　　引子

　　在國內一年有餘，沒少喝酒。學校裏一幫年輕才俊，閑來無事，起了一個社，
名曰“三八社”。然而，這個社既與國際婦女節無關，也與港台辱人的俚語扯不上
聯係。對外宣稱，三八者，“三個代表”、“八榮八恥”是也，麵子上堂堂皇皇，
而內裏卻有點滑稽。頭一次同社員們喝酒，他們給我出了一條謎語：“八榮八恥”
，打一成語。我蒙對了，馬上榮升為顧問，但尚不是社員。問及入社條件，答曰：
三八者，要麽帶來三斤，要麽喝走八兩，否則一旁稍著去。妙哉，狂生病酒，正合
吾意。一年下來，數次豪飲，佳釀醍醐灌頂，人人醉眼迷離。我的名份也隨之高升
，從顧問變成社員，又從社員變成北美三八分社社長。在告別宴會上，人手一瓶洋
河藍色經典，由於我年長善飲，被尊為總舵主。

　　當然，ＦＢ這麽長時間，酒局多了去了。不僅和三八社的小兄弟們喝，也同別
的老少爺們喝。酒幹多了，舌頭就不聽使喚，卷出不少醉話。東倒西歪地回到家，
丟三落四地把那些醉話打在筆記本裏，不敢上“新浪博客”，那裏的網管太陰毒，
殺了你，還客客氣氣地道聲對不起。現在酒醒了，重新看一遍，倒也有趣。挑挑揀
揀，撰錄成文，題為《金陵醉話》。有一點說在頭裏，文中記載的都是醉話，說醉
話，是不用承擔責任的，看官權且當做胡說八道。

　　（一）“啟蒙”與“顏色革命”

　　同年輕人喝酒論豪氣，同老年人喝酒就要對脾氣了。脾氣對了，酒杯一端，話
就投機。這頓酒，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先生請的，同席的還有兩位曆史教授。老先
生是個文學史家，學問好，性格耿直，敢說敢講。我年輕時愛好文學，多次登門請
教，先生居然不嫌我愚魯，與我結了忘年交。如今先生古稀，卻鶴發童顏，酒過三
巡，更覺紅光滿麵。

　　我說：“先生身體如此健康，看來與心態有關。”

　　先生說：“不錯，有人說健康之首要乃澹泊寧靜，而我卻率性而為，讀自己想
讀的書，說自己想說的話，寫自己想寫的文章，要哭則哭，想笑就笑。”

　　好個率性而為，先生垂暮，一番豪言還是像年輕人一樣，銳氣勃發，擲地有聲
。我接著問：“先生還在做學問嗎？”

　　“當然。帶研究生搞一個教育部的課題。”

　　“我看過您寫的一本隨筆，說當前國內大學看上去風光熱鬧，而剝去表象，內
裏卻顯得精神萎縮，失魂落魄。”

　　先生說：“大學是什麽？是踏踏實實做學問的地方。可如今大學裏的學者少了
一份沉靜、多了一份浮躁；少了一份執著，多了一份功利。為職稱、為官位、為金
錢而做學問，至於對學問本身，則已失去了興趣。正因為大學失魂，那些欺世盜名
、剽竊抄襲之怪象才會層出不窮。說什麽教育商業化、產業化，荒謬之極！教授變
成了老板，學生變成了打工仔，博士成‘窄士’，學者成‘剽客’。更令人擔憂的
是，我們的某個校領導居然公然聲稱，要像清華學習，多培養一些黨委書記。哪裏
還像個大學？不如叫作黨校罷了。”

　　看到先生有些激動，我趕忙舉起酒杯，轉移話題：“您說正在搞一個教育部的
課題，是個什麽樣的題目？”

　　先生微微一笑：“啟蒙！”

　　一位研究近代史的教授說：“啟蒙？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新啟蒙運動到現在
，七十多年過去了，還需要搞一次新的啟蒙嗎？”

　　“絕對需要！”先生肯定地回答：“三四十年代的啟蒙運動，其批判矛頭指向
封建文化專製主義，提出了‘尊重個人’、‘人的價值’以及‘個人主義’等問題
。可惜，這個啟蒙運動的圈子太小了，並沒有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後來，我們的黨
文化把那一點點啟蒙又拉回到原點。就個人主義來說，在這個問題上，政治家和思
想家曆來是矛盾的。毛澤東認為，個人主義在社會主義社會是萬惡之源。而胡適認
為，不承認個人主義的社會不是一個好的社會。共產黨在奪取政權時，也進行過啟
蒙。給你們舉一個例子。當年共產黨要農民當兵，采用的是帶有迷惑成分的啟蒙手
段，如‘你為什麽受苦，是因為財主們霸占了你的土地，剝削你，壓迫你。參加了
我們，打土豪、分田地，推翻三座大山，你們就可以過上好日子，當家做主人了。
’這種帶有功利色彩的啟蒙往往奏效，但不是科學啟蒙，因為共產黨並沒有講明白
人民的權利和地位。於是，解放後，農民們唱響了《東方紅》，共產黨因勢利導，
對農民們進行了‘反啟蒙’，大救星、萬歲那一套封建的東西把人們又拉回到啟蒙
的原點。再如，看看如今的報紙，那些人民代表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第一句話往往是
感謝黨的培養、領導的信任，他才有如此的殊榮。就連人民代表都如此愚昧，要知
道，他應該代表人民去監督政府，這是責任，是神聖的權力，而不是黨和政府賜給
他的殊榮。因此，要想讓中國的老百姓擺脫蒙昧沉迷的狀態，成為健康自由的現代
人，眼下的中國確實需要一場新的啟蒙運動。否則的話，人們依舊生活在混沌之中
，缺乏個人意識，沒有獨立思想。一旦風吹草動，又會成為被政客們利用、驅使的
對象。”

　　我為先生的坦言所折服，但心裏有些疑惑：“先生，您選擇這樣的課題，教育
部能通過？”

　　先生笑了：“當年申報時，就怕拿不到項目，隻好避重就輕，用一些模棱兩可
的術語繞過了官員們的審查，但如今不知道如何交差。不久前，教育部一個司長來
開會，問‘啟蒙’如何定義。我告訴他，幾十年來，教育的失敗就是‘蒙’尚未‘
啟’，這就是製約現代化的關鍵。然後，我把剛才的那段話說給他聽，那位司長聽
到這種解釋，大驚失措，說這種結論可不行，教育部的鑒定會肯定不敢通過。”

　　哈哈哈，一桌人都笑了起來，在中國做學問，還真得學會一點幽默。

　　“幹杯、幹杯。”

　　笑聲中，另一位研究文革史的教授說：“剛才先生提到黨文化，說黨文化把原
來的一點啟蒙拉回到原點，這一點我非常讚成。照我看，黨文化在中國取得過兩次
勝利，第一次是反右，其結果是‘民主黨派’變成了孫子。第二次是六四，其結果
是‘知識分子’變成了孫子。哈哈，當然了，先生不一樣，您是個另類。”

　　先生苦笑：“這似乎也不能全怪黨文化，中國知識分子自古就有當花瓶的傳統
，而花瓶存在的理由就是靠主子的賞識。以被賞識為榮的‘花瓶情結’實為奴性的
變種。當然，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是不會去做花瓶的。就我個人來說，早
年也曾迷信過、盲從過、被組織賞識過，也曾幹過不少蠢事，半生在奴性中度過。
我充其量屬於半知識分子，或是一個準知識分子。我所擔憂的是，在一個社會中，
當知識分子都忙著騙飯吃而不再去思考整個社會文化的命運，沒有人對既定的‘文
化秩序’進行超越性的批判，即便經濟搞上去了，這個社會也還是一個沒有腦袋的
巨人。”

　　厲害，先生思維敏捷，邏輯清晰，洞悉世事，且敢於在自己身上動刀子。我問
：“先生，您說您半生為奴，那麽，您什麽時候開始反思，認清了這一切？”

　　“應該是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開始對毛懷疑。８９年後，對這個黨失去了信
任。即便如此，我還是對國家、對人民抱有極大的期望，這也是我倡導啟蒙的初衷
。我們這個國家，決不能再亂了。我反對任何思潮影響下的暴力革命，讚成顏色革
命。共產黨也知道，不搞顏色革命，路子就不會長了。”

　　“您覺得顏色革命行得通嗎？”

　　“顏色革命會很緩慢，曲折也多一些，有前進，有倒退，不如暴力革命來得痛
快。但是，暴力革命的後果大家都清楚，在中國這塊國土上，無非又是一次血淋淋
的改朝換代。當人民還沒有準備好的時候，當老百姓還沒有獲得獨立人格、個人價
值、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的現代意識啟蒙和熏陶的時候，步子不能走得太快。”

　　“那到底要等多久呢？”

　　“可能幾年，也可能幾十年、上百年。我大概是看不到了。不過，我可以告訴
你，共產黨的顏色已經開始變了。最起碼一條，他們已經丟棄了信仰，演變成一個
利益集團。他們的底線是保住政權，而其他方麵都在自覺不自覺地向資本主義靠攏
。像今天這樣，我們敢於在飯店裏講這種話，以前能想象嗎？”

　　我說：“這應該算是一個進步。但是，我們談的這些話既上不了報刊、電視，
也上不了網。您的啟蒙課題做得再好，一般老百姓還是不知道呀。”

　　先生答曰：“我知道。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
入世情懷。王國維雲：人生過處尤存悔，知識增時祗益疑。我過七十生日時，朋友
贈我一副字，錄黃宗羲句：大疑則大悟，小疑則小悟，不疑則不悟。悟是一種境界
，首先要敢疑，敢於挑戰自我，然後才能挑戰社會。我沒有大悟，甚至算不上小悟
，隻不過把多年來的思索寫出來，傳授給我的學生。能留一點東西給後人，責任也
就盡到了。中國的事，絕非朝發夕至，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行。”

　　聽著先生悲涼而又飽含希望的話語，看著先生蒼老而又充滿生機的麵容，我一
時不知該說些什麽，於是端起酒杯：“先生，這一杯我敬您，祝您長命百歲！”

□　讀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