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顯惠——記錄受苦人的絕境zt
(2008-03-06 22: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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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顯惠——記錄受苦人的絕境
發布者 lq 在 08-03-04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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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記者:馬金瑜
作家楊顯惠采訪到甘肅定西的一個老人,這位1960年春天參加過搶救人命的幹部告訴他一個慘絕人寰的“人相食”的故事。還有一個當年的孤兒也告訴過楊顯惠人吃人的故事。
這樣的細節,後來都被楊顯惠寫進了有關大饑荒時期的紀實小說《定西孤兒院紀事》。
從2004年初開始,《定西孤兒院紀事》係列相繼在《上海文藝》上發表。一個讀者給編輯打電話反複問:“小說裏寫的吃人都是真的嗎?”於是這位編輯給楊顯惠打電話,說自己看到這些文字,也脊背發冷,他提出了同樣的問題:“這些故事是真的嗎?”
楊顯惠回答:“‘吃人’的事絕對真實,這種可怕的事情是不能虛構的。”
他看見扣兒的毛辮子搭在水缸蓋上
早在上世紀70年代,還是知青的楊顯惠就在閑談中零零星星聽說,甘肅十一師四團——位於玉門鎮的飲馬農場——那兒有一個從甘肅定西專區來的孤兒們組成的連隊。他一下子就記住了“定西孤兒”——1990年,楊顯惠重返河西走廊,在飲馬農場深入生活掛職任副場長,利用這個機會弄清了一個問題:災難的3年過去,定西專區緊急成立了一個專區兒童福利院,接納過六七百名孤兒。同期,定西專區的各縣、鎮,重災區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兒童福利院或幼兒園,共接納孤兒超過 5000人。這個時候,寫“孤兒院”的想法從他心底冒了出來。
2003年,他找到了當年定西孤兒院的一個孤兒為自己帶路,從定西到通渭,再到會寧、靖遠(1958年亦屬定西專區)和臨洮,花了7個多月時間走遍了整個定西地區,采訪了150多位孤兒。
在通渭地區的村子裏,一位老人給楊顯惠講,他那時候(1959年)還是個孩子。他家鄰居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頭一天他去鄰居家,看見那個小女孩在院後的菜園裏拔韭菜,過一天再去,女孩不見了,毛角子(小女孩的頭發用頭繩紮成兩個小刷子)在水缸上搭著。
於是,楊顯惠在《黑石頭》一文中寫了這樣一個細節:扣兒娘把扣兒煮著吃了,“一推開門,扣兒娘正燒火哩……他剛進灶房就聞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鍋裏冒出來的……他突然看見扣兒的毛辮子搭在水缸蓋上……他立即嚇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軟了。扣兒娘扭過臉問他:你站著咋哩?他看見扣兒娘被灶火照得紅赤赤的眼睛……”
一個孤兒還記得,1959 年春天,大煉鋼鐵失敗了,他大(爸爸)說過,就煉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當時家裏還在地下埋著兩缸苞穀(玉米),沒叫搜糧隊搜走。那糧還是大和娘 1958 年春天埋下的。那時候剛辦集體食堂,隊裏叫把家裏的糧交到食堂,說吃集體食堂呢;共產主義到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馬上就要過好日子哩,家裏存糧食幹什麽!大和娘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大和娘不懂共產主義,隻知道糧食是命根子,沒糧食不得活。
可是搜糧隊拿著鐵棍把院子、豬圈、廚房和住所都搗遍了,漿水缸都用鐵棍攪著看了。
娘去世了,大回來了,還是不敢吃那苞穀。大說,不敢吃,叫隊裏知道收走呢!那時候社員們還在喝食堂的清湯,家裏不準冒煙。一冒煙隊長和積極分子就來了,看你煮的野菜還是糧食。
家裏人都快餓死了,大半夜裏煮了兩次,第三次就叫隊上的積極分子發現了,大被批鬥得鼻青臉腫,眼睛腫得像桃子,走路一瘸一拐。大坦白了,隊長帶人把苞穀挖走了,連缸都搬走了。
小妹妹快餓死了,瘦成了一張皮。“她趴著睡,就像一塊破布粘在炕上。就那麽一直趴著,給些穀衣湯她就喝上一口,不給也不出聲。後來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為穀衣、蕎皮湯喝上後她排泄不下來,掏都掏不出來。”
食堂給清湯湯喝,出門要飯也不敢白天走。上頭不叫要饃饃去,說要饃饃影響不好,給社會主義臉上抹黑哩。食堂關門以後,孤兒鄭成義記得,村裏餓死的人多得很,尤其是小娃娃,死了還不埋,用麥草、胡麻草裹一下撇在山溝裏,狼吃狗啃。這是一種習俗,沒成年的娃娃是不能下葬的——不能入土為安。
另一個孤兒記得搜糧隊把人腿打斷,大冬天把別人家炕打塌。爺爺餓死了,家裏人都沒有力氣埋,找人也找不上,村口的路上東一個西一個撇著沒埋掉的死人,有大人,有娃娃,人都走不過去。死去的爺爺就在炕上放了3個月,“臉皮都幹幹的,胳膊腿也幹幹的了,肉皮就像牛皮紙貼在木頭棍子上,爺爺變得輕輕的了,翻過身後背上的骨頭就紮出來了,原來爺爺的後背腐爛了。”
和姐姐一起要飯的孩子,在臘月二十幾的夜裏,快要凍死的路上,碰上一個羊圈,放羊人咋說就是不讓他們呆:“我答應你們兩個在這達過夜,你們給我啥好處哩?”姐姐哀求著:“幹大,你可憐一下我和我兄弟,我兄弟一出門就得凍死,就得叫狼吃了……”
放羊人說:“是你不可憐你兄弟!領上你兄弟走,滾出去!”
年紀還小的弟弟問姐姐:“他要做啥呢,咋這麽凶?”
姐姐光是哭,終於對弟弟說:“睡吧,你先睡。姐等會就睡……”
放羊人這才笑了,說:“這就對了。把你個要饃饃的,還高貴得很!你當你是啥人?皇親國戚?青枝枝綠葉葉?”
在《走進孤兒院》裏,栓栓和奶奶在野地裏挖凍洋芋,奶奶去尿尿,公社的書記帶著人突然走了過來。餓軟了的人體質虛弱,尿憋了就得尿,憋不住,奶奶尿完了才站起來,書記已經走到了跟前:“哎,你真是無法無天了!”說著話就往奶奶身上踢了一腳,“你知道我是做啥的嗎?我是黨委書記!你膽敢在我臉前尿尿,你這個反革命分子,你們給我打,往死裏打!打死了我負責!”
楊顯惠采訪的一位老人,當年和老婆一起在公社的勞改隊裏勞動改造。因為老婆憋不住尿,她對負責人說:“我要尿尿。”負責人說:“你尿什麽呀尿?是想偷懶了吧!”她說:“我真的要尿!”負責人說:“那你就在這裏尿!”老婆在田埂上尿了。不湊巧,公社書記就在附近,書記拿起田埂上的钁頭,把她一頓毒打,理由是她“在書記麵前尿尿了”,“不給書記麵子”。有一下正好打在老婆太陽穴上,當時就死了。過去了40多年,老人給楊顯惠講起來還是老淚縱橫:“我女人,一聲沒出就死了,一個人就沒有了。”
楊顯惠少年時代學過繪畫,他一直記得,俄國畫家蘇裏科夫畫了相當於一個小城鎮人口的素描,才創作了《給沙皇寫信》一畫中的哥薩克群像,所以那幅畫驚心動魄——因此,楊顯惠訪問了 100多個右派,寫了一部《夾邊溝記事》;訪問了150名孤兒,寫了一部《定西孤兒院記事》。他為自己作品的真實做了這樣的解釋:“我的作品是用誠實的態度講述一個個真實的故事,但‘真實的故事’是除了個別的故事寫真人真事之外,十之八九都是虛構;這十之八九又都隱約晃動著真人真事的影子,虛構的故事全都使用了真實的細節。”
錐心的黑眼睛
開始《定西孤兒院紀事》一書的寫作一個月之後,楊顯惠不得不停下來,他的心髒痛得厲害,不得不住院治療。在醫院裏待了7天,他又回到家裏開始寫作。那段時間,他“整天以淚洗麵”,“根本不敢相信人世間還有這樣的事情”。
楊顯惠說,自己是個笨人,不會打字,收集來的素材都寫在本子上,交給女兒打,女兒打累了,妻子再幫著打。經常的,女兒流著眼淚打不下去,妻子接過來,也流著眼淚打不下去。
女兒說,我最忘不了《黑眼睛》,一想起來就忍不住想哭。
黑眼睛是3歲的孤兒秀秀到死也沒合上的黑眼睛。
當時各地送來的孤兒把孤兒院擠得滿滿的,拉痢疾的,換肚子的……大的,十二三歲,小的,才兩三個月。進了孤兒院的男娃娃女娃娃都要剃頭,他們原來的頭發裏長滿了虱子。他們的步態就像剛學步的嬰兒,有的又像是殘疾人一樣,走路時一顛一顛的,就要跌倒的樣子。他們有的浮腫,頭就像南瓜一樣大,身體像水缸一樣粗,有的瘦得像樹枝枝,新棉衣穿在身上空蕩蕩的。有的娃娃脖子細得撐不住頭,頭歪在肩膀上,垂在膝蓋上,坐著坐著就躺倒了。曬太陽的時候,東倒西歪,乍一看,就像一堆破布。他們的骨頭沒有支撐頭顱和身體的力氣了。
雖然在孤兒院能吃上麵粉了,可是孤兒們是吃過野菜野草的,心裏有一種可怕的饑餓感,總是餓得心慌。娃娃們一天都在想吃的,找吃的,隻要是能塞進嘴裏的東西,抓起來就吃,垃圾堆上的菜根根,路上的西瓜皮、桃核,大娃娃則去偷糧店的苞穀麵和紅薯幹。
最頭痛的還是換肚子。
這些娃娃在家裏沒了父母,沒吃的,成天在麥場拾麥顆顆,吃草籽,吃蕎皮,吃葛蓬。榆樹皮磨成麵煮湯是他們最好的吃食了。他們的腸胃已經習慣了吃草,進了兒童福利院,吃白麵饃,吃豌豆麵的散飯和攙了洋芋塊塊的禾田麵的湯麵條,很多孩子的腸胃反倒不適應了,拉痢疾,嘔吐,頭上長瘡,人軟得站不起來。娃娃們和福利院的老師以及保育員把這種現象叫“換肚子”。
3歲的小姑娘秀秀當時就在換肚子,腿軟得站不起來,在台階上坐著,看見幾個恢複健康的小姑娘跳房子玩,她不甘寂寞,就從台階上爬下來,往人多的地方爬。
這娃娃除了一雙大眼睛撲棱撲棱地動,身上已經沒一點精神了,靜靜地躺著,臉白得像一張紙,頭皮光溜溜的泛著青光。秀秀的臉上有一道傷疤,從鼻梁到左臉。她告訴保育員上官芳,這是二媽砍的。為了搶媽媽留下的炒扁豆,秀秀的二媽提著一把切刀(菜刀)要扁豆,秀秀不給,二媽砍了一刀。
福利院開辦以後還是經常死人。有些孩子雖然什麽病也沒有,但生命已經到了盡頭——太虛弱了,一天吃6頓飯,吃寶貴的點心,吃奶粉,死亡的結局也不能逆轉。得了痢疾的孩子有時候一天就死幾個。
秀秀又拉血又拉膿,她的肚子一定很疼,但她一聲也不吭,總是睜著一雙大大的黑黑的眼睛默默忍受著痛苦。
最後一個夜晚,3歲的秀秀用枯瘦的小手抓住保育員上官芳的一個手指頭,說:我大我娘(都已經餓死)從床頭出來了,他們看我來了,我存下的饃饃還有五六個,你給我娘給給。
第二天下午上官芳再來醫院,護士說秀秀沒了,臨死難受得眼睛睜得圓圓的,死了還睜得圓圓的,眼皮沒合上。上官芳說,你把太平間的門開一下,我要看一下秀兒去。護士堅決地拒絕了:你不要看!你不要看!
不行,我要看,我一定要看一下去!上官芳哭開了,那護士很堅決地說:你不能看,真的不能看!那娃娃眼睛閉不上,我看了都受不了,不能叫你看。
這個民族是有希望的
曾國藩的日記裏,有一頁記的是太平天國戰爭時,安徽一帶的人肉價格表。人肉被擺到市麵上公開按斤出售,一開始是80文,後來是120文。清人記載:“皖南及江寧各屬,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裏野無耕種,村無炊煙。”
新舊五代史上也曾記載:“人相食,析骨而焚;易子而食。”
戰爭往往是大災荒、大瘟疫的根源。饑餓可以使人瘋狂,可以使人獸性大發。
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和隨之而來的1960年的饑餓,在很多人的記憶中已經是一個模糊的幻影——這是一段並不遙遠的曆史,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沒有戰亂和大旱大澇的年代,竟然發生過這樣的災難。
1998年,曾經親身經曆了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饑荒的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次年9月他出版了《以自由看待發展》,這位被譽為“經濟學的良心”、“窮人的經濟學家”的學者在書中分析了政治自由與防止饑荒的關係和規律。
在饑荒分析領域,他向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大饑荒不會餓死人,隻有人禍才會餓死人。”——傳統觀點認為饑荒最重要的解釋就是食物短缺,而且有時候是惟一的解釋。阿馬蒂亞·森在研究了近現代史上孟加拉國、愛爾蘭、中國、非洲撒哈拉以南國家發生的饑荒後得出的結論是:“毫不奇怪,饑荒在世界曆史上從來沒有發生在有效運行的民主體製中”,“農作物的歉收的發生並非獨立於公共政策,即使農作物歉收了,饑荒也可以通過認真的再分配政策來抵禦”。
1958 到1960年,甘肅河西走廊的張掖地區和河東的定西地區是重災區。在楊顯惠仔細讀過的《通渭縣誌》(1990年版)第三編中有這樣的記錄:“1959年冬,饑荒更為嚴重,一些地方出現人相食現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通渭縣是一個28萬人口的中等縣,3年大躍進過去,僅剩18萬人口——7萬人死亡,3 萬人外流。80年代修誌時,編撰者把這次慘烈的饑荒單列一章撰述,因為省地方誌委員會的幹預,他們不得已將這一章取消,而將其內容散布於各章之中,同時使用了“人相食”這樣不那麽刺激的語言。《通渭縣誌》的編撰者們認為,縣誌若不能反映那次災荒的慘烈,他們就無顏麵對全縣的父老鄉親。
這樣的編撰者更激起楊顯惠寫作的勇氣。
《定西孤兒院紀事》寫的是“受苦人饑餓的絕境”,在這絕境中,他又寫到兩位特殊的母親。
1959年,孤兒殷占嶺的娘把他14歲的二姐叫到一個窟泉跟前去,說窟泉底下有槁柴哩,我把你吊下去你把那些柴挖上來。二姐下去了,娘再沒往上拉她,二姐就餓死在窟泉裏了。
娘為啥把二姐哄到窟泉裏去呢?二姐餓得皮包骨頭,走路都搖搖擺擺的,有一天二姐餓得受不了啦,鑽進糜子地裏摘糜子吃,叫隊長看見了,隊長就叫食堂把三口人的飯停掉了,不給湯了。隊長還跟娘說,你把那個丫頭要管一下哩!三四天過去了,隊上還是不給打湯,眼看著一家人都要餓死,娘就把二姐丟進窟泉去了,“沒辦法,我娘搞到一口吃的要先顧我呀,我是二娃子呀,千方百計要把我的命保下,要我頂門哩 ……可是隊長又把這事反映到大隊去了,說我娘把我二姐推到溝裏絆死了,我娘被抓起來遊鬥,判了二十年,我娘為我把監獄蹲下了……1971年,我娘提前釋放了。她手裏還拿著兩個在火車上買的麵包,沒舍得吃,給我拿來了。”
母親去世後,朋友說,有條件去城裏頭生活,這個山溝裏有啥蹲頭!殷占嶺說,我的老娘埋在這達了,我想守著我的老娘紀念我的老娘哩。
也是1959年,孤兒土寶寶的大妹子餓死了。有一天,娘和小妹子突然不見了,他問村裏的人,才知道娘改嫁了,嫁的人就在村上,能吃上飯。村裏的人看他可憐,東家給一口湯,西家給一口湯,再就是在麥場上抖麥草,拾糧食顆顆,把草垛垛翻遍了,有時一天能抖出一二兩,有時一顆糧食也抖不出來。有一次,草垛塌了,把兩個娃娃壓死了,也沒人來找,沒人來救一下……後來才進了孤兒院。14歲從孤兒院回來,土寶寶想起自己受的苦,一直沒有認娘。直到要娶媳婦了,他進了娘的家,叫了一聲娘,說我看你來了。娘正在喂豬,看見土寶寶,聽見孩子喊他,啪嗒一聲,手裏的豬食盆掉在地上,哇的一聲哭了,雙手蒙住了臉,放聲大哭,哭得站不起來。
土寶寶也有了孩子,這已是1980年。土寶寶問娘:家裏咋個相?娘說,好了,吃飽了。娘又問他:你那裏咋個相?他說好著呢。娘說,好就好,你看,那時候一家人散了,現在一家人又起來了。
“我們的民族,經曆了比噩夢還可怕的年月!但我始終相信,這個民族是有希望的,這個希望就在為了孩子能去孤兒院有口飯吃、把自己吊死的母親身上,就在光景好了還守在山溝裏、想陪著去世的老媽媽紀念老媽媽的兒子身上,就在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身上……經過饑荒,有個老媽媽說,你看,那時候一家人散了,現在一家人又起來了。我覺得,這也是希望。”楊顯惠說。
如今,在定西專署兒童福利院的舊址之上建起了定西縣醫院,從前兒童福利院的痕跡幾乎找不到了。從這裏走出去的孤兒大多是沉默的,在楊顯惠的再三詢問下,他們依然閃爍其詞。但楊顯惠還是頑固地做著這件事,一次又一次走在采訪的路上。
他自嘲“我是個笨人”,但或許當今中國文壇不缺少“聰明人”,惟獨缺少“傻子”——“我沒有多麽偉大的理想,但我想做一件事:用我的筆記錄自己視野中的那個時代,給未來的曆史研究者留下幾頁並非無用的資料。這也是我從事寫作的動力。”
□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