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後的內部發行圖書zt

一九四九年後的內部發行圖書
發布者 guzheng 在 08-03-22 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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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冉雲飛

“雪夜閉門讀禁書”常被中國的讀書人引為人生之至樂，其實這有何樂可言？一個自由之社會，何來禁書一說，即令有禁書，又何用閉門來讀呢？自由學習任何知識，了解大千世界諸種思想，是一個人不可讓渡的基本權利。隻是吾國曆來文網甚密，能在森然的肅殺氛圍裏，讀到世上之禁書，能看到他不易得見的書籍，呼吸一點叛逆與自由的空氣，也是困於鐵幕之下的苦中作樂。苦中作樂固然不易，但把苦中作樂當作一種常態而持續讚美，恐怕難逃受虐狂之譏。

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抗戰剛過，溫和的葉聖陶先生與成渝兩地的文化界人士，由他起草了一篇抵抗國民黨圖書審查製度的宣言，叫《我們永遠不要圖書審查製度》。如此響當當的宣言，不僅是不要圖書審查製度，而且是“永遠不要”，在彼時雖不要何等的大勇，卻需要一種與破壞出版自由的官方不合作的決絕。幾年過後，國祚鼎革，葉先生也因在文化出版、語文教育、文學創作諸方麵的聲譽與貢獻，當了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不知溫和、低調，且一生很少受人非議，令人敬重的葉先生，是否還想得起幾年前，自己曾經起草過的《我們永遠不要圖書審查製度》？四九年後的中國禁書史至今沒有做較為詳實之研究，這是當代中國出版史的一個缺陷。四九年後的出版奇觀中，除了直接禁書以外，還有一種“內部發行”。這“內部發行”是典型的思想及言論控製，同時展示了等級製度的森嚴。不要說我最近在香港中文大學讀到的五、六十年代新華社編的《內部參考》一般人看不到，就是一般的內部讀物，也不是尋常人可以讀到的。文革前及文革期間發行的“灰皮書”、“黃皮書”等內部讀物，一般說來，都要高級幹部及其子女才能讀到。朱學勤先生要讀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還是千方百計去搞了一張“省軍級介紹信”才惴惴不安地讀到的，現在想來真是何其荒唐！當然到八十年代以降，很多以前難覓的“皮書”，已經流落地攤而被我這樣的舊書愛好者，給搜回家中拿來閑時閱讀了。

對於四九年後的內部發行物，也不是一點研究與回憶文章都沒有，但與四九年後的內部出版物之數量相比，其研究可謂才剛剛開始。對內部出版物零星記載的有廖亦武編的《沉淪的聖殿》，其間就有幾位當事人回憶讀“黃皮書”、“灰皮書”、“白皮書”的記錄。最近花城出版社更是出了一種沈展雲先生專談內部讀物的書《灰皮書，黃皮書》，羅列了一些的史料，但主要限於政治類讀物，從中分析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係列殘酷的曆史，讀來依舊背脊發涼。但顯然不論是沈先生還是更多的當事人，都沒很好地利用已出的資料，做進一步的伸說，其實這裏麵大有可說之餘地。

一

四九年後內部發行的圖書有很多，有一些是所印製很少的內部出版物。比如李永璞主編的《中國史誌類內部書刊名錄（1949—1988）》（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裏，就搜羅了5900餘種，而這些在中國版本圖書館編的《1949—1986全國內部發行圖書總目》（中華書局1988年6月版）所列的18301種圖書中，未必有載。這說明內部發行和內部出版物的統計，不是件容易的事，所謂的“總目”也未必真全。而《1949—1986全國內部發行圖書總目》所包括的內部發行書籍，全都是由正規出版社出版的。

這18301種的內部發行圖書中，有許多為什麽內部發行，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有許多關於科學的東西，並不高深，甚至隻是教材，來行內部發行，你說它是謹慎，也許是的。但你若真要謹慎，為何又倉促來貽害學生呢？一本《二十世紀物理學進展》、《八一牌萬能拖拉機的使用和修理》難道涉及什麽國家機密嗎？還是有民眾應當了解之理由？兩者都不是，這隻能說明我們的出版被國家完全包死過後，對市場的敏感早已不是他們考慮的問題。即能銷多少，他們不必考慮，哪怕是內部發行也將他弄出來了事，虧本根本就不是他們考慮的事。現在看來，有不少書內部發行的書，完全是多此一舉。而這樣內部發行的書籍所占比例並不少見，真不知曉搞這樣的“內部發行”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

這麽多內部發行圖書裏，有不少的所謂“皮書”——黃皮書、灰皮書、白皮書等——即為了當時批判蘇聯的需要，而組織一些老翻譯家搞的應急用的內部發行圖書。與老大哥翻臉後，不僅出了惡聲，而且還來“九評”，希望藉此打贏這場社會主義陣營意識形態奪謫貶庶，以及黨派小九九的吠影之戰。因為不能讓這些臭老九們翹尾巴，於是把他們弄回來為成為應時的翻譯機器，但不能署他們的名字。每個有翻譯的能力的人，在他們眼中都隻是一個符號，而非一個活人。如上海市“五．七”幹校六連翻譯組曾翻譯有《美國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尼克鬆向美國國會提出的對外政策報告》等，而上海新聞出版係統五．七幹校則翻譯有沙米亞京的《多雪的冬天》、柯特切夫《你到底要什麽？》、巴巴耶夫斯基的《人世間》等。正是這些有用而卑賤的“翻譯機器”提供的眾多“皮書”，無意中歪打正著地為困難中的青年們提供了一點精神食糧。官方並不想廣泛傳播，但傳播得比許多人想像的還要快。而且更為吊詭的是，官方為了揭蘇修的短而發行的這些政治和文學類皮書，最終為深度愚昧的人們開啟了一道思考之門，從而為類比性思考乃至批判專製製度打下了基礎。

有不少的皮書，特別是涉及文學的皮書，有不少都有重印，從精神文化上直接讓六、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在某種意義上，有一種雖然斷了檔但又重接的感覺。如六十年代所出的一些內部發行圖書中，不管後來重印與否，都有一些在今天看來不錯的書。如卡夫卡的《審判及其他》、卜加丘《十日談》、杜倫馬特的《老婦還鄉》、加謬《局外人》、薩特《厭惡及其他》、貝克特《等待戈多》、索爾仁尼津《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索爾仁尼津短篇小說集》、艾特瑪托夫《白輪船》、愛倫堡《人、歲月、生活》、巴烏斯托夫斯基《金薔薇》、三島由紀夫《豐饒之海》、赫拉特著《左拉傳》（電影劇本）、克茹亞克《在路上》（節譯本）、塞林格《麥田裏的守望者》等，無一不是可以是經得住考驗的好書。而像拉斯普京的《活著，可要記住》居然有中國社會科學、上海澤文、江蘇人民三個版本，可以想見彼時大家因意識形態的需要而選題撞車的情形。相反，倒是當時為了應急的政治類書籍，除了少部分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拉斯基的《論當代革命》等不斷在重印外，其他重印的可能性越來越少。許多要研究冷戰時期意識形態、中蘇兩國關係的人，隻有到冷攤去尋覓諸如吉拉斯的《和斯大林對話》等書了。

二

六十年代初期所出的“皮書”，為了意識形態之戰，由級別很高的人如陸定一、周揚等管出版宣傳的中央領導親自抓，以便適應反蘇之需要。但這些都隻是在零星的出版史料回憶裏能夠看到，我查詢了非常權威的中宣部出版局所編的《出版工作文獻選編》裏麵，並無對此的直接文件與指示。倒是在一九八四、一九八九年兩次重申內部發行圖書的一些要求，如《中央宣傳部關於加強國內出版的內部書刊管理工作的通知》（1984年2月8日）中曾說：“近年來，各地陸續發現將國內出版的內部供應的保密書刊在書店公開陳列和出售，造成了泄密，發生了嚴重的不良政治影響。據反映，遼寧、四川、山東、廣西和北京市等地書店，曾將《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紀要》、《黨史資料》從刊、《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三集）等內部書刊賣給了外國人，有的經我有關部門交涉，雖已將售出的書刊追回，但已造成了難以挽回的損失。”（P719）這說明，內部發行有多種功能。其一是在國內長期以來，把人們閱讀求知也當作特權等級來對待的方式，級別高可以讀到一好書或者說普通百姓看不到的書，以至於像《金瓶梅》這樣的書曾要求是高級知識分子或者當官的特權階層。其二就是內外有別，為了不讓國外知曉中國更多的信息，讓國外隻知道有利於中國形象的信息，而進行有效的信息控製。其實再嚴密的控製，也有許多書籍流落到國外，隻不過自欺欺罷了。

1984的內部發行圖書的規定有五條：一：“出版單位出版的所有內部書刊，必須歸確規定讀者對象和供應範圍”；二、“內部書刊一律由新華書店或出版單位自辦發行部門出售”；三、“所有內部書刊，不得在公開報刊、廣播、電視上宣傳和刊登廣告，不得在門市部書架、書櫥上公開陳列”；四、“古舊書店回收的內部發行的書刊，亦須按規定的發行範圍出售，一律不得在門市部陳列”；五、“各級發行部門和自辦發行的出版單位，對內部發行的書刊要進行嚴格管理，並建立定期檢查製度”。但以我買書的經曆來看，八十年代的內部發行買賣，好像並不像官方規定的那麽嚴格。而且官方的在這規定裏，也透露出經濟對內部發行圖書的影響，“有的出版發行部門為了賺錢濫印濫發‘內部圖書’的現象，曾經不斷發生，至今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P719），這說明“內部發行”的字樣反而成了一塊吸引讀者的招牌，自然就有人從中謀利。在談到對這些不聽話的發行部門違背“內部發行”原則時，1984年的條款隻是抽象的懲處，在1989年3月8日的文件裏就變得很具體了，違規的新華書店和出版社通報批評，“並給予經濟處罰”，處罰主體是當地新聞出版局。而非新華書店、古舊書店及出版社之外的單位和個人發“內部發行”的圖書， “將沒收其內部發行圖書，並處以罰款”（P722），處罰主體則是當地工商局。

“內部發行”的字樣，在九十年代過後的圖書中，似乎開始少見。但搞笑的是，這本《出版工作文獻選編》（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版）便是內部發行，而且在“出版說明”中說“本書僅供宣傳出版係統和出版社、雜誌社、發行部門的縣處級以上黨員幹部使用”。事實上，隨著網絡的興起，信息渠道的多元化，這種掩耳盜鈴式的“內部發行”早已不能阻擋信息的流通，以及人們的求知熱情了。就連網絡上就已經有了“內部發行”方麵的文件條目，何況其他普通的“內部發行”之書呢？

三

多年以後，拜盜版碟之賜，我看到了黑澤明導演的《德爾蘇．烏紮拉》，再回憶起八十年代曾讀到197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反華電影劇本〈德爾蘇．烏紮拉〉》的情景，真有晃若隔世之感。後來我客竄做一個電影節目主持人的時候，說出了我對黑澤明的讚美之情，他展示了大自然的魔力與人類之間不可更改的張力。

餘生也晚，我開始接觸內部發行的書籍是八十年代初上大學以後，給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三本。一為斯維特蘭娜《致友人的十二封信》，她作為斯大林的女兒對斯大林及其專製製度的背叛，令人相當震撼。其次是巴烏斯托夫斯基的《金薔薇》，讓我感受到談藝術談寫作，可以寫得這樣美。還有就是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我當時在地攤得到六冊，後來因緣巧合，還得到譯者馮南江先生給我的簽名本，至今珍藏如昔。愛倫堡的文筆優美不說，而且寫人特別出彩，後來讀到他的朋友聶魯達的回憶錄《我承認，我曆經滄桑》，有一種到相應證之感。再後來，隨著獵書渠道的增加，我讀到了許多港台的書籍，比閱讀內部發行的書籍，更為解渴過癮。但即便如此，我還是要單獨提到一種至今仍是大陸衝突出版封鎖的自行自送的內部交流書籍。

我的朋友王怡他們曾經自印一套四本黑皮書，分別是王怡的《美得驚動了中央》、廖亦武的《中國冤案訪談錄》、康正果的《我的反動生涯》、汪建輝的《有沒有》，在民間讀書界產生不小的影響，甚至驚動了官方來清查收繳。但更多的是許多老年人將他們悲慘的經曆回憶寫下來，並自印出來，分贈友好。這些書籍都不買賣，隻是為後世之司馬遷而保存史料，起一個記曆史之賬的功用。這方麵收到不少，如曾伯炎的《幸存者手記》、陸清福的《左右春秋》、陳昌源的《往事》、俞民的《逝水年華回憶錄》、李才義的《瀟瀟風雨路》、張先癡的《格拉古軼事》、魏光鄴編著的《命運的祭壇》（上下卷）、王建軍主編的《五八劫》等，都是極好地留存四九年中國災難史的第一手史料。不管別人承認與否，但我要承認，在一個不自由的國度，每月讀一本令官方不爽的所謂“反動”書籍，是我們求知並獲取諸種信息的必由之路，舍此便會黯昧不知。

□ 原載《自由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