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談土改殺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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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歲月風雲
（一）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
如果請中國大陸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談談對“地主”的印象和認識，不少人會說出這樣一番套話：
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為生，是封建社會的一個剝削階級。他們品德敗壞，橫行鄉裏，欺男霸女，無惡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劉文彩……
黃世仁，延安時代歌劇《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這個歌劇，後來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編為電影、芭蕾舞劇等，因而名揚天下。劇中的黃世仁逼債，逼死了貧雇農楊白勞，強暴了楊白勞的獨生女喜兒。喜兒出逃後躲在山洞裏，以偷吃山神廟的供果為生。由於長年累月不見天日，營養不良，變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當劇情發展到高潮時，一位連級軍官激憤過度，怒不可遏地拔槍向扮演黃世仁的演員開了一槍……幸虧沒有擊中，可見劇情感人之深。多少年來，連綿不斷地演出，“教育”了億萬青少年觀眾，使黃世仁成為家喻戶曉、人人恨之入骨的惡霸地主。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小學語文課本中有一篇《半夜雞叫》的課文，節選自戰士作家高玉寶的長篇自傳體小說。課文裏的地主名叫周扒皮。這個可惡的家夥為了催促長工們早起去幹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雞籠子裏學雄雞打鳴，引起雄雞紛紛啼叫。雞一叫，長工們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後來，長工們設計，故意將周扒皮當作“偷雞賊”痛打了一頓……這個戲劇性的故事，在嘻笑聲中農民的仇恨得以發泄。從此，“地主是農民不共戴天的仇敵”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們的心靈。最早讀過這篇課文的孩子，現在都已進入“知天命” 之年了。
《紅色娘子軍》裏的南霸天，是另一個“怙惡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萬貫家財，組織和支持反動武裝，與海南島GCD領導的遊擊隊為敵。最後，被“瓊崖支隊”“紅色娘子軍連”的連長吳瓊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當過丫鬟）擊斃，得到了可恥的下場……
劉文彩是四川省大邑縣的大地主，也是個“無惡不作”的壞家夥。他家設有“水牢”，把貧農冷月英關在“水牢”裏……四川省美術學院的師生，根據劉文彩的背景故事，集體創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壓榨農民血汗的場景形象化，文革期間全國巡回展出，轟動一時……又將劉文彩的莊園改建成“階級鬥爭教育展覽館”，讓成千上萬的人參觀……展覽內容無中生有、添油加醋、無限上綱，不擇一切手段醜化劉文彩。
經過幾十年的宣傳、渲染和灌輸，一提起“地主”，人們便聯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他們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橫眉冷對，個個切齒痛恨。
（二）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20世紀40年代末，在全中國，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幾百萬。1950年的“土地改革”運動，殺害了200多萬地主。那麽，人們要問：每一位被殺的地主，都是像上麵四大地主那樣的壞人嗎？都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嗎？
隻要翻開曆史的卷帙查一查，隻要找到上了年紀的老人問一問，就會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人們承認，地主中有壞人，但地主不全是壞人；相反，其中絕大多數—— 約占總數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的好人。——“地主”這個名詞，已成為一個深含貶義的詞匯，人們一見到“地主”二字，就聯想到剝削和壓迫，產生厭惡感。
其實，1949年之前，大多數農村尊稱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為“財主”、“老爺”。佃戶（租種土地的農民）和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為“東家”。那時候，雖然也有“地主”這個詞匯，但除了酒宴上“略盡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誼”的客套話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與羨慕，絕對不含貶義。
“地主”究竟可惡不可惡？“土改”運動中殺掉200多萬地主，是不是人人該殺？……要弄清楚上述問題，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大體有以下三種來源：
第一，祖傳家業。
有些人家，祖上好幾代前，就擁有這些土地和財富。一般有錢人家總是送子弟讀書，這個書香世家，幾代沒出“化孫子”，因而守住了家業，代代相傳，傳到了這個兒孫手裏。到了1950年，風雲突變，這位繼承者反而因擁有祖傳的土地和財富遭了殃，全家掃地出門，土地和財產被沒收，連生命也沒有保住，被槍斃了。
“土改”中有不少“貧富顛倒，是非混淆”的現象。——中國有句古話“富不過三代”。許多財主家，不幸出了個好吃懶做、嫖賭逍遙的“化孫子”，他“崽賣爹田心不痛”，把萬貫家財化得幹幹淨淨，變為沿街乞討的“叫花子”。哪知風水輪流轉，“叫花子”反而因禍得福，“土改”中被劃為“貧農”，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財”（沒收地主的財物）。——作家餘華的長篇小說《活著》，就寫了這樣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在外地做官、經商發了財，回鄉興家置業，購買大量土地，成為地主。
從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權專製兩千多年，一直是重農輕商的小農經濟社會。那時人們的觀念，與現代人大不相同。那時沒有銀行，銀錢放在家裏，怕偷怕搶；存在私人票號裏風險很大，不放心；那時工商業不甚發達，人們壓根兒瞧不起商人，不願意投資興辦實業。筆者小時候聽到老人們的口頭禪是：“要想家業穩，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個年代，人們的頭腦裏，有了錢之後的第一個念頭便是“買田”。田是不動產，偷不走，搶不去，年年增值，死後傳給子孫，家人就不會餓死了。
第三，勤勞儉樸，聰明好學，善於經營，在本地被稱為“田秀才”的能幹人，一輩子省吃儉用，有點積蓄便買田，土地漸漸增多，慢慢上升為中農、富農……積攢土地最多的，達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個團隊裏，既有好人，也有壞人一樣，毋庸諱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盤剝而上升為地主的，但這種人畢竟是極少數。那個時代，儒家學說“仁義禮智信”大行其道，社會輿論對不道德的行為大肆伐撻，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門邪道發了財的人，“戳他的背皮”，恥與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覺或不敢走邪路。
那時候的人，頭腦簡單，思想單純，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們不敢做壞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靈被打入地獄。總體說來，在皇權統治下，通過儒家道德的宣揚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以及“有神論”的製約，大多數時候，社會是平靜、安定的。貧者安貧，富者樂善好施，相互依存，長期和平共處，沒有那種“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階級鬥爭”之說。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大致是上述這三種。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動產，在交易、過戶的過程中，都簽署了契約，按章繳納了稅負，並由ZF主管部門頒發了權證，既是公認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三）地主階層在農村中的作用
地主們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倡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都是由他們帶頭發起，熱情讚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
經過十年寒窗進入（官場）上層社會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當年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於一體，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的主流。
許多科場失利、無意於仕途的讀書人，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高尚、學問豐富、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掌握著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的管理權。而當年的ZF（縣級以上）是那樣軟弱，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
興辦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需要大量資金，光憑空口叫叫喊喊，是沒人信服你的，關鍵時刻要帶頭拿出白花花的銀子來。有聲望的富紳帶頭捐了巨資，人人跟進，形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麵，才能募集到大量資金，才能辦好地方事業。那時候，差不多所有的鄉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業心強的地主，帶頭捐資。
當年地主將土地出租，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就業問題，與資本家辦工廠給城市貧民提供就業機會，與當今外資進入中國解決城鄉富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一碼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資的回報，工商企業利潤提成是資本的回報，同樣是一碼事。
“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占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皇權專製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經濟結構要素。
兩千多年前，孟子說：有恒產者，始有恒心。這話的意思是：隻有財產較多的人，做事才有責任心。因為他要對自己的財產負責，對自己的家庭負責，對自己的聲譽負責……絕對不會亂來。當年，地主階層以其財富、道德、學識和聲望，責無旁貸地擔負了ZF職能缺失部分的職責，在農村中起著穩定社會的中流砥柱作用。
（四）發動“土改”的目的
1950年6月，中央決定在“新解放區（1947年之後“解放”的地區）”開展“土地改革”運動。一聲令下，整個農村立馬籠罩在紅色恐怖、血雨腥風之中，200多萬地主的人頭紛紛落地。
為什麽要開展“土改”，為什麽要殺那麽多地主？
《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說過這樣一番話（大意）：我曾追問毛澤東，井岡山時期，蘇區的麵積隻有那麽大，人口隻有200多萬，每年的稅賦有限，你們是怎樣解決幾十萬紅軍軍糧軍餉的？毛澤東“王顧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諾的提問。
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記者斯諾足跡遍布全世界，見多識廣，具有獨立思考能力，是個內行。
毛澤東為什麽不直說呢？顯然有難言之隱。
20世紀30年代，紅軍在井岡山五次“反圍剿”，槍炮齊鳴，火光衝天，捷報頻傳……最後兵敗逃竄。仗打得那麽熱鬧，支撐熱鬧場麵的軍糧軍餉、武器彈藥補給……錢，從何而來？
“戰士（農民）的鮮血”好理解，打仗要死人，死的戰士都是農民；“農民的血汗”也好理解，打仗要消耗錢財，消耗的自然是農民的血汗錢。
“地主的鮮血”是怎麽回事呢？原來，從1927年秋收暴動，入井岡山搞武裝割據開始，毛澤東領導的GCD，一直是沿襲“打土豪”的辦法，解決軍糧軍餉的。
他們每“解放”一個地方，便把那裏的地主通通殺掉，奪取他們的財富充作軍糧軍餉。“紅區”（GCD占領地區）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沒得油水可撈了，便派出突襲隊，趁月黑風高之夜，到“白區”（國民黨占領地區）去打“土豪”，斬盡殺絕，擄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區”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條30多裏寬的“赤、白交界”絕無人跡的“陰陽地界”……
1949年後，百廢待舉，到處需要錢，入不敷出，財政危機相當嚴重。在軍事方麵，西邊要進藏，南邊要“解放”海南島，東南準備攻打台灣，北邊要“抗美援朝”，幾百萬“解放軍”軍糧軍餉從何而來？……於是，曆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奪最富庶的江南農村地主財物的“土地改革”運動，便應運而來了。
1950年6月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八大任務”，其中第一項就是進行土地改革。毛澤東毫不諱言，要把“土改”列為“取得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首要條件”。——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實目的：奪取地主的財富，解救新生的紅色政權的財政危機。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鮮血，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
建政後，國民黨及其遺留、派遣在大陸的軍政人員，反抗是相當強烈的。自發性的民間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個鄉ZF“端掉”了。新生的紅色政權內外交困，隨時有被顛覆的危險。這時，毛澤東認為，必須把“反革命”的囂張氣焰鎮壓下去……殺誰呢？不幸，曆史選擇了“地主”作為“儆猴”的這隻 “雞”。
“土改”時，批準殺人的權力在區一級，二十來歲的區長或區委書記掌握著全區十多萬人的生殺大權。深夜，區、鄉幹部會議結束，大家勞累了一天，睡覺去了。年輕的區委書記（或區長）坐在煤油燈下，根據各鄉上報的材料，勾畫明日的殺人名單。
這時，如果這位年輕人心地比較善良，他手中的“朱筆”稍稍留情，對於可殺可不殺的人，盡量不劃紅勾，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來。如果這位年輕人“階級鬥爭”觀念比較強，殺紅了眼，“朱筆”一路勾畫下去，則明日刑場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靈蓋被打飛……要是這位年輕人打瞌睡，“朱筆”誤點在某個原擬不殺的人的名字上，醒來後又沒有發現這一錯誤，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殺人的權力雖然在區一級，但實際上，某位鄉幹部要殺誰，甚至因私仇某位貧雇農要求殺誰，跟區委書記說一聲，少有不批準的。
鬥爭地主的場麵十分野蠻，拳、腳、鞋底、棍棒、皮鞭一齊上，打得皮開肉綻、口吐鮮血、傷筋斷骨，慘叫哀號之聲，不絕於耳。對於某些強加的罪名，跪在鬥爭台上的地主想解釋一下，戰戰兢兢剛開口，台下在積極分子的帶領下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淹沒了地主那微弱可憐的聲音；台上的積極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腳踢，打得你根本無法開口……
在這節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別溫和，待人十分寬厚，以前從來沒有得罪過任何人，沒人告他的狀，也許能逃過一劫，留下一條小命。如果幾十年來因某件雞毛蒜皮的小事，或說話不小心，得罪過某位貧雇農，在土改幹部的挑唆下，貧雇農指控他是 “惡霸地主”，就完蛋了。——隻要有人說你是“惡霸地主”，你就是“惡霸地主”，沒得分辯的餘地。
在貧下中農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鬥被殺十分可憐，不記恨往日的小事，寬宏大量，什麽也不說，這位地主的小命也許能保留下來。如果是個生性嫉妒、幸災樂禍的積極分子，見人受罪心裏樂，看到殺人便興奮，告狀時添油加醋，無中生有，一個一個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經不住土改幹部反複勸說，說錯一句話致使某位地主喪命的，事後這位善良的農民良心發現，一輩子追悔莫及！
殺地主，沒有任何標準。每個村子都要殺，不殺是不行的，上麵的政策規定：“戶戶（地主家）冒煙，村村見紅”。假設那個村子裏沒有人夠資格評上地主，就將富農提升為地主；假設連富農都沒有，就“矮子裏麵拔將軍”，把某位倒黴的富裕中農提上去……總之，至少要殺一個，殺一儆百嘛！
當年殺地主是用槍頂著後腦勺，從背後斜著向上開槍。一聲槍響，天靈蓋便被打飛了，紅色的鮮血、白色的腦髓，撒滿一地……血腥、殘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渾身顫栗，甚至嚇得好幾個夜晚從惡夢裏尖叫著醒來，掩麵而泣……殺多了，嚇怕了，反抗者都縮頭了，新生的紅色政權便鞏固了。
“土改”的第三大目的是：動員廣大農民參軍，上“抗美援朝”前線。
（五）地主的“罪惡”有幾分真實？
帶著政治目的，用文學藝術塑造的四大典型地主，是真實的嗎？他們與現實生活中的地主差距有多大？
說實話，那些虛構的故事，可以哄哄一般人和小孩子，但絕對騙不了親身經曆者和曆史的知情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四大地主的故事中，有些情節是虛假的、編造的，有些則是將許多壞人壞事集中到一個人身上。——無論古今中外，任何地方，將社會陰暗麵發生的各種壞事堆砌在某一個人身上，這人也就十惡不赦了。
就拿姓周的小地主來說，他真的會半夜三更趴到雞籠子裏學雞叫嗎？不會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聲音可以傳過去嘛。筆者小時候居住在農村，偶爾醒得特早的日子，聽到遠處的雄雞打鳴，叫聲由遠及近，最後，鄰居家的雄雞、自家的雄雞都跟著叫起來……遠遠地學雞叫，即使學得不十分準確，由於距離遠，雄雞聽不分明，可能跟著叫；趴在雞籠子旁邊學雞叫，它聽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會跟著叫了。——這道理是十分明顯的。
課文裏還描寫姓周的地主打開雞籠子，劃火柴去照……這些愚蠢行動驚動了雞，它也不會開口打鳴了。——隻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這些細節是虛假的、捏造的：學雞叫不必趴到雞籠子旁邊，也不用打開雞籠子去看，熟門熟路要劃什麽火柴？
就事論事，即使你把長工們早早驅趕到地裏，自己不跟著起早去監督，長工們躺在田頭怠工，你有什麽辦法？
那時候的地主，需要雇傭幾個長工的，一般先雇傭一個比較能幹的“長工頭”。總體任務交下去後，每天由長工頭分配其他長工幹活，根本不用東家操心。當然，長工頭的工價比一般長工高。筆者務過農，做過工，深深知道“活在手裏”這句話的分量，如果“對著幹”的話，工人和農民自有千百種方法可以消極怠工。因此，用欺騙、壓榨的方法，東家和長工是不能長期相處的，最終吃虧的必定是東家（田裏沒收成）。小氣、吝嗇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適可而止，如果太厲害，吝嗇的臭名遠揚，就沒有人上你家來打工了。
那時候的地主，一般采用“籠絡”的方法穩定長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過節送糧食、衣物，有急事允許請假，年終結算時另外暗中給紅包……用這些手段來挽留那些老實本分、肯幹活的長工。
極左年代，許多中、小學的工宣隊對學生進行“階級教育”，請來當地“土改根子”當過長工的老貧農來學校作“憶苦思甜”報告。老貧農在講台上講著講著，忘乎所以，話題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說：有人說地主壞，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東家對我就特別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臘肉過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過苦日子，飯都沒得吃，差點餓死了……
工宣隊一聽，不對頭，老農民在“憶甜思苦”，對他使眼色，製止不住，隻好上台“救場”，搶過麥克風對同學們說：老貧農講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講一講地主是怎樣壓迫剝削農民的……說著，便把老貧農攆下了講台。
那個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曆史問題的人，在大庭廣眾之中說地主的好話，作“反動宣傳”，會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還可能槍斃。但那老貧農是“土改根子”，講的又是實話、真話，奈何他不得，隻好不了了之。
那時候，許多地方鬧土匪，地主們都嚇得“雞崽子”一樣，小心謹慎，生怕惹禍。他們夾緊尾巴做人，“樹葉子掉下來都怕砸破了腦袋”，哪裏還敢欺壓農民？他們大多以慈悲為懷，樂善好施。叫花子來討米，總是一碗碗米打發，絕對不讓他們空手而去。不要小覷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線，如果輕慢了，說不定哪天晚上來一幫手執刀槍的蒙麵大盜，把家裏搶得精光……地主們連叫花子都不敢輕慢，哪裏敢得罪長工？
2000年，曆史學家笑蜀先生根據多年調查，寫了一本《劉文彩真相》，還了劉文彩的真實麵目。一般來說，地主都是集優缺點於一身，比較複雜的人物。他們的個性、作風、處事方法，無一不與當時的時代背景、人文環境、風俗習慣息息相關。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著許多儒家道德的傳統優點，同時也沾染了不少社會流行的惡習。拿劉文彩來說，他有著慷慨興學的美名（斥資200萬美金興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彩中學”），不少濟困扶危的義舉，但也有吸鴉片煙、玩女人、討幾房小老婆等當時有錢人的通病。根據笑蜀先生的調查，劉文彩家根本沒有什麽“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極左年代，為了宣傳“階級鬥爭”，煽動人們仇恨地主編造出來的。
總的來說，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壞人，但好人占絕大多數。為達政治目的，編造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論，地主中有人為非作歹，貧下中農之中何嚐沒有為非作歹之人？道理是一致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虛假的，“土改”中絕大多數被殺的地主，都是捏造罪狀，含冤受戮的。
（六）“土改”的惡果及其後遺症
“土改”，產生了的惡劣的後果和嚴重的後遺症。
首先，“土改”人為地製造仇恨，摧毀了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傷痕。
華夏大地本來是一個文明禮義之邦，尊老愛幼、相互禮讓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處。在農村，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生產生活，秩序井然。自從“土改”將謀財害命、殺人越貨，顛倒為備受讚揚的“正義事業”之後，人心渙散了，傳統道德觀念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爭鬥，爾虞我詐，道德淪喪。請看今日之中國，人欲橫流、物欲橫流，追本溯源，“土改”難辭其咎。
其次，“土改”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
本文第二節指出，農村中有一批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田秀才”，他們上升為富農、地主後，代表著當時農村的先進生產力。他們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產具有一定規模；他們經驗豐富，接受新生事物較快，有能力選擇和改良作物的品種；他們的農、副業產量總是達到當地最高水平；他們先進的耕作方法給貧苦農民起了示範、帶頭作用……如果讓他們繼續富下去，其子女留學美國歸來後辦農場，中國的農業或許會改變麵貌，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們打壓下去，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生產資料瓜分得罄空……中國農業一條極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斷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萬別，有的人就是頭腦不想事。許多貧下中農隻能在別人的指揮下從事簡單勞動，缺乏獨立門戶掌握全盤生產的能力。把土地分給這樣的人，他們一缺資金、二缺農具、三缺種子、四缺經驗……明明分給他們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種不出糧食。所以，土改後的第一年，生產總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懶漢，把分的東西吃光用光，分的田賣給別人（後來被製止，不準買賣土地），依然是個窮光蛋。
“土改”通過鬥爭和殺戮，把善於經營的地主、富農打壓下去，農村中就更加缺乏經營型人才了；把已經集中了的生產資料，零星分散給不善於經營的單人獨戶，使農業生產力遭受到嚴重破壞。
第三，“土改”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
在科舉時代，沒有“功名”（未考取秀才、舉人）的人是不允許進入地方領袖層的，因此，地方領袖素質較高，廉潔奉公，能真正為群眾辦事。
鄉村地方領袖第一次惡質化，是從晚清1906年廢除科舉製度後開始的。由於大家都沒了功名，誰可以當地方領袖。三教九流之輩見有機可乘，便憑借土地、資本、祠堂、武力、公產、宗教和個人關係……紛紛鑽了進來。這些人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形成派係小集團，忙於爭權奪利，置貧苦農民於不顧。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約束，不受ZF控製，貪贓枉法，為所欲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國人口約1億，“康乾盛世”後增加到4億，抗戰勝利後全國人口號稱4萬萬 5千萬），人多田少的矛盾突顯出來，從此，農村社會開始動蕩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無產者”（扒手、小偷、地痞、惡棍、無業流民……）打衝鋒，鬥垮地主、富農後，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紛紛入黨做官，趾高氣揚地成為“書記”、“委員”、“主任”、“鄉長”、“村長”…… 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這些人大多一字不識，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報告，開口第一句便是：“我是個大老粗，隻曉得三擔牛屎六箢箕……”——不因沒有文化感到羞恥，反以為榮！
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馬，偽裝積極，拉幫結派，任人唯親，欺下瞞上，惟命是從……他們能力低下，不懂生產，卻指手畫腳瞎指揮，常常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農村領導權落在這樣一幫沒有文化、素質低劣、目光短淺的人手裏，農業生產怎麽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澤東頭腦發昏，“土改”後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到1960年前後，農業生產全麵崩潰，餓死3500多萬農民……
第四，1953年“土改”結束，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全麵達到了發動土改運動的預期目的，滋長了毛澤東的驕傲自滿情緒，增強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地位，為隨後腦袋發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埋下了禍根。
“土改”以及多變的農業政策（首先是單幹，後來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戶單幹……），產生了嚴重的後遺症：農業生產停滯不前，長期處於落後狀況，至今無法跳出小農經濟的窠臼，遠遠落後於世界農業發展水平。直至今天，農村依然貧窮落後，農民依舊苦不堪言。使朱鎔基總理頭痛、溫家寶總理特別關注的“三農問題”，追本溯源，“土改”難逃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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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08-03-09 09:09
專題: 華夏快遞
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9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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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請中國大陸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談談對“地主”的印象和認識，不少人會說出這樣一番套話：
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為生，是封建社會的一個剝削階級。他們品德敗壞，橫行鄉裏，欺男霸女，無惡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劉文彩……
黃世仁，延安時代歌劇《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這個歌劇，後來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編為電影、芭蕾舞劇等，因而名揚天下。劇中的黃世仁逼債，逼死了貧雇農楊白勞，強暴了楊白勞的獨生女喜兒。喜兒出逃後躲在山洞裏，以偷吃山神廟的供果為生。由於長年累月不見天日，營養不良，變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當劇情發展到高潮時，一位連級軍官激憤過度，怒不可遏地拔槍向扮演黃世仁的演員開了一槍……幸虧沒有擊中，可見劇情感人之深。多少年來，連綿不斷地演出，“教育”了億萬青少年觀眾，使黃世仁成為家喻戶曉、人人恨之入骨的惡霸地主。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小學語文課本中有一篇《半夜雞叫》的課文，節選自戰士作家高玉寶的長篇自傳體小說。課文裏的地主名叫周扒皮。這個可惡的家夥為了催促長工們早起去幹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雞籠子裏學雄雞打鳴，引起雄雞紛紛啼叫。雞一叫，長工們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後來，長工們設計，故意將周扒皮當作“偷雞賊”痛打了一頓……這個戲劇性的故事，在嘻笑聲中農民的仇恨得以發泄。從此，“地主是農民不共戴天的仇敵”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們的心靈。最早讀過這篇課文的孩子，現在都已進入“知天命” 之年了。
《紅色娘子軍》裏的南霸天，是另一個“怙惡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萬貫家財，組織和支持反動武裝，與海南島GCD領導的遊擊隊為敵。最後，被“瓊崖支隊”“紅色娘子軍連”的連長吳瓊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當過丫鬟）擊斃，得到了可恥的下場……
劉文彩是四川省大邑縣的大地主，也是個“無惡不作”的壞家夥。他家設有“水牢”，把貧農冷月英關在“水牢”裏……四川省美術學院的師生，根據劉文彩的背景故事，集體創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壓榨農民血汗的場景形象化，文革期間全國巡回展出，轟動一時……又將劉文彩的莊園改建成“階級鬥爭教育展覽館”，讓成千上萬的人參觀……展覽內容無中生有、添油加醋、無限上綱，不擇一切手段醜化劉文彩。
經過幾十年的宣傳、渲染和灌輸，一提起“地主”，人們便聯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他們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橫眉冷對，個個切齒痛恨。
（二）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20世紀40年代末，在全中國，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幾百萬。1950年的“土地改革”運動，殺害了200多萬地主。那麽，人們要問：每一位被殺的地主，都是像上麵四大地主那樣的壞人嗎？都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嗎？
隻要翻開曆史的卷帙查一查，隻要找到上了年紀的老人問一問，就會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人們承認，地主中有壞人，但地主不全是壞人；相反，其中絕大多數—— 約占總數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的好人。——“地主”這個名詞，已成為一個深含貶義的詞匯，人們一見到“地主”二字，就聯想到剝削和壓迫，產生厭惡感。
其實，1949年之前，大多數農村尊稱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為“財主”、“老爺”。佃戶（租種土地的農民）和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為“東家”。那時候，雖然也有“地主”這個詞匯，但除了酒宴上“略盡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誼”的客套話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與羨慕，絕對不含貶義。
“地主”究竟可惡不可惡？“土改”運動中殺掉200多萬地主，是不是人人該殺？……要弄清楚上述問題，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大體有以下三種來源：
第一，祖傳家業。
有些人家，祖上好幾代前，就擁有這些土地和財富。一般有錢人家總是送子弟讀書，這個書香世家，幾代沒出“化孫子”，因而守住了家業，代代相傳，傳到了這個兒孫手裏。到了1950年，風雲突變，這位繼承者反而因擁有祖傳的土地和財富遭了殃，全家掃地出門，土地和財產被沒收，連生命也沒有保住，被槍斃了。
“土改”中有不少“貧富顛倒，是非混淆”的現象。——中國有句古話“富不過三代”。許多財主家，不幸出了個好吃懶做、嫖賭逍遙的“化孫子”，他“崽賣爹田心不痛”，把萬貫家財化得幹幹淨淨，變為沿街乞討的“叫花子”。哪知風水輪流轉，“叫花子”反而因禍得福，“土改”中被劃為“貧農”，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財”（沒收地主的財物）。——作家餘華的長篇小說《活著》，就寫了這樣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在外地做官、經商發了財，回鄉興家置業，購買大量土地，成為地主。
從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權專製兩千多年，一直是重農輕商的小農經濟社會。那時人們的觀念，與現代人大不相同。那時沒有銀行，銀錢放在家裏，怕偷怕搶；存在私人票號裏風險很大，不放心；那時工商業不甚發達，人們壓根兒瞧不起商人，不願意投資興辦實業。筆者小時候聽到老人們的口頭禪是：“要想家業穩，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個年代，人們的頭腦裏，有了錢之後的第一個念頭便是“買田”。田是不動產，偷不走，搶不去，年年增值，死後傳給子孫，家人就不會餓死了。
第三，勤勞儉樸，聰明好學，善於經營，在本地被稱為“田秀才”的能幹人，一輩子省吃儉用，有點積蓄便買田，土地漸漸增多，慢慢上升為中農、富農……積攢土地最多的，達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個團隊裏，既有好人，也有壞人一樣，毋庸諱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盤剝而上升為地主的，但這種人畢竟是極少數。那個時代，儒家學說“仁義禮智信”大行其道，社會輿論對不道德的行為大肆伐撻，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門邪道發了財的人，“戳他的背皮”，恥與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覺或不敢走邪路。
那時候的人，頭腦簡單，思想單純，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們不敢做壞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靈被打入地獄。總體說來，在皇權統治下，通過儒家道德的宣揚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以及“有神論”的製約，大多數時候，社會是平靜、安定的。貧者安貧，富者樂善好施，相互依存，長期和平共處，沒有那種“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階級鬥爭”之說。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大致是上述這三種。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動產，在交易、過戶的過程中，都簽署了契約，按章繳納了稅負，並由ZF主管部門頒發了權證，既是公認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三）地主階層在農村中的作用
地主們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倡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都是由他們帶頭發起，熱情讚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
經過十年寒窗進入（官場）上層社會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當年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於一體，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的主流。
許多科場失利、無意於仕途的讀書人，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高尚、學問豐富、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掌握著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的管理權。而當年的ZF（縣級以上）是那樣軟弱，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
興辦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需要大量資金，光憑空口叫叫喊喊，是沒人信服你的，關鍵時刻要帶頭拿出白花花的銀子來。有聲望的富紳帶頭捐了巨資，人人跟進，形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麵，才能募集到大量資金，才能辦好地方事業。那時候，差不多所有的鄉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業心強的地主，帶頭捐資。
當年地主將土地出租，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就業問題，與資本家辦工廠給城市貧民提供就業機會，與當今外資進入中國解決城鄉富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一碼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資的回報，工商企業利潤提成是資本的回報，同樣是一碼事。
“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占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皇權專製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經濟結構要素。
兩千多年前，孟子說：有恒產者，始有恒心。這話的意思是：隻有財產較多的人，做事才有責任心。因為他要對自己的財產負責，對自己的家庭負責，對自己的聲譽負責……絕對不會亂來。當年，地主階層以其財富、道德、學識和聲望，責無旁貸地擔負了ZF職能缺失部分的職責，在農村中起著穩定社會的中流砥柱作用。
（四）發動“土改”的目的
1950年6月，中央決定在“新解放區（1947年之後“解放”的地區）”開展“土地改革”運動。一聲令下，整個農村立馬籠罩在紅色恐怖、血雨腥風之中，200多萬地主的人頭紛紛落地。
為什麽要開展“土改”，為什麽要殺那麽多地主？
《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說過這樣一番話（大意）：我曾追問毛澤東，井岡山時期，蘇區的麵積隻有那麽大，人口隻有200多萬，每年的稅賦有限，你們是怎樣解決幾十萬紅軍軍糧軍餉的？毛澤東“王顧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諾的提問。
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記者斯諾足跡遍布全世界，見多識廣，具有獨立思考能力，是個內行。
毛澤東為什麽不直說呢？顯然有難言之隱。
20世紀30年代，紅軍在井岡山五次“反圍剿”，槍炮齊鳴，火光衝天，捷報頻傳……最後兵敗逃竄。仗打得那麽熱鬧，支撐熱鬧場麵的軍糧軍餉、武器彈藥補給……錢，從何而來？
“戰士（農民）的鮮血”好理解，打仗要死人，死的戰士都是農民；“農民的血汗”也好理解，打仗要消耗錢財，消耗的自然是農民的血汗錢。
“地主的鮮血”是怎麽回事呢？原來，從1927年秋收暴動，入井岡山搞武裝割據開始，毛澤東領導的GCD，一直是沿襲“打土豪”的辦法，解決軍糧軍餉的。
他們每“解放”一個地方，便把那裏的地主通通殺掉，奪取他們的財富充作軍糧軍餉。“紅區”（GCD占領地區）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沒得油水可撈了，便派出突襲隊，趁月黑風高之夜，到“白區”（國民黨占領地區）去打“土豪”，斬盡殺絕，擄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區”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條30多裏寬的“赤、白交界”絕無人跡的“陰陽地界”……
1949年後，百廢待舉，到處需要錢，入不敷出，財政危機相當嚴重。在軍事方麵，西邊要進藏，南邊要“解放”海南島，東南準備攻打台灣，北邊要“抗美援朝”，幾百萬“解放軍”軍糧軍餉從何而來？……於是，曆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奪最富庶的江南農村地主財物的“土地改革”運動，便應運而來了。
1950年6月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八大任務”，其中第一項就是進行土地改革。毛澤東毫不諱言，要把“土改”列為“取得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首要條件”。——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實目的：奪取地主的財富，解救新生的紅色政權的財政危機。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鮮血，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
建政後，國民黨及其遺留、派遣在大陸的軍政人員，反抗是相當強烈的。自發性的民間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個鄉ZF“端掉”了。新生的紅色政權內外交困，隨時有被顛覆的危險。這時，毛澤東認為，必須把“反革命”的囂張氣焰鎮壓下去……殺誰呢？不幸，曆史選擇了“地主”作為“儆猴”的這隻 “雞”。
“土改”時，批準殺人的權力在區一級，二十來歲的區長或區委書記掌握著全區十多萬人的生殺大權。深夜，區、鄉幹部會議結束，大家勞累了一天，睡覺去了。年輕的區委書記（或區長）坐在煤油燈下，根據各鄉上報的材料，勾畫明日的殺人名單。
這時，如果這位年輕人心地比較善良，他手中的“朱筆”稍稍留情，對於可殺可不殺的人，盡量不劃紅勾，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來。如果這位年輕人“階級鬥爭”觀念比較強，殺紅了眼，“朱筆”一路勾畫下去，則明日刑場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靈蓋被打飛……要是這位年輕人打瞌睡，“朱筆”誤點在某個原擬不殺的人的名字上，醒來後又沒有發現這一錯誤，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殺人的權力雖然在區一級，但實際上，某位鄉幹部要殺誰，甚至因私仇某位貧雇農要求殺誰，跟區委書記說一聲，少有不批準的。
鬥爭地主的場麵十分野蠻，拳、腳、鞋底、棍棒、皮鞭一齊上，打得皮開肉綻、口吐鮮血、傷筋斷骨，慘叫哀號之聲，不絕於耳。對於某些強加的罪名，跪在鬥爭台上的地主想解釋一下，戰戰兢兢剛開口，台下在積極分子的帶領下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淹沒了地主那微弱可憐的聲音；台上的積極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腳踢，打得你根本無法開口……
在這節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別溫和，待人十分寬厚，以前從來沒有得罪過任何人，沒人告他的狀，也許能逃過一劫，留下一條小命。如果幾十年來因某件雞毛蒜皮的小事，或說話不小心，得罪過某位貧雇農，在土改幹部的挑唆下，貧雇農指控他是 “惡霸地主”，就完蛋了。——隻要有人說你是“惡霸地主”，你就是“惡霸地主”，沒得分辯的餘地。
在貧下中農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鬥被殺十分可憐，不記恨往日的小事，寬宏大量，什麽也不說，這位地主的小命也許能保留下來。如果是個生性嫉妒、幸災樂禍的積極分子，見人受罪心裏樂，看到殺人便興奮，告狀時添油加醋，無中生有，一個一個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經不住土改幹部反複勸說，說錯一句話致使某位地主喪命的，事後這位善良的農民良心發現，一輩子追悔莫及！
殺地主，沒有任何標準。每個村子都要殺，不殺是不行的，上麵的政策規定：“戶戶（地主家）冒煙，村村見紅”。假設那個村子裏沒有人夠資格評上地主，就將富農提升為地主；假設連富農都沒有，就“矮子裏麵拔將軍”，把某位倒黴的富裕中農提上去……總之，至少要殺一個，殺一儆百嘛！
當年殺地主是用槍頂著後腦勺，從背後斜著向上開槍。一聲槍響，天靈蓋便被打飛了，紅色的鮮血、白色的腦髓，撒滿一地……血腥、殘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渾身顫栗，甚至嚇得好幾個夜晚從惡夢裏尖叫著醒來，掩麵而泣……殺多了，嚇怕了，反抗者都縮頭了，新生的紅色政權便鞏固了。
“土改”的第三大目的是：動員廣大農民參軍，上“抗美援朝”前線。
（五）地主的“罪惡”有幾分真實？
帶著政治目的，用文學藝術塑造的四大典型地主，是真實的嗎？他們與現實生活中的地主差距有多大？
說實話，那些虛構的故事，可以哄哄一般人和小孩子，但絕對騙不了親身經曆者和曆史的知情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四大地主的故事中，有些情節是虛假的、編造的，有些則是將許多壞人壞事集中到一個人身上。——無論古今中外，任何地方，將社會陰暗麵發生的各種壞事堆砌在某一個人身上，這人也就十惡不赦了。
就拿姓周的小地主來說，他真的會半夜三更趴到雞籠子裏學雞叫嗎？不會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聲音可以傳過去嘛。筆者小時候居住在農村，偶爾醒得特早的日子，聽到遠處的雄雞打鳴，叫聲由遠及近，最後，鄰居家的雄雞、自家的雄雞都跟著叫起來……遠遠地學雞叫，即使學得不十分準確，由於距離遠，雄雞聽不分明，可能跟著叫；趴在雞籠子旁邊學雞叫，它聽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會跟著叫了。——這道理是十分明顯的。
課文裏還描寫姓周的地主打開雞籠子，劃火柴去照……這些愚蠢行動驚動了雞，它也不會開口打鳴了。——隻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這些細節是虛假的、捏造的：學雞叫不必趴到雞籠子旁邊，也不用打開雞籠子去看，熟門熟路要劃什麽火柴？
就事論事，即使你把長工們早早驅趕到地裏，自己不跟著起早去監督，長工們躺在田頭怠工，你有什麽辦法？
那時候的地主，需要雇傭幾個長工的，一般先雇傭一個比較能幹的“長工頭”。總體任務交下去後，每天由長工頭分配其他長工幹活，根本不用東家操心。當然，長工頭的工價比一般長工高。筆者務過農，做過工，深深知道“活在手裏”這句話的分量，如果“對著幹”的話，工人和農民自有千百種方法可以消極怠工。因此，用欺騙、壓榨的方法，東家和長工是不能長期相處的，最終吃虧的必定是東家（田裏沒收成）。小氣、吝嗇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適可而止，如果太厲害，吝嗇的臭名遠揚，就沒有人上你家來打工了。
那時候的地主，一般采用“籠絡”的方法穩定長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過節送糧食、衣物，有急事允許請假，年終結算時另外暗中給紅包……用這些手段來挽留那些老實本分、肯幹活的長工。
極左年代，許多中、小學的工宣隊對學生進行“階級教育”，請來當地“土改根子”當過長工的老貧農來學校作“憶苦思甜”報告。老貧農在講台上講著講著，忘乎所以，話題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說：有人說地主壞，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東家對我就特別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臘肉過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過苦日子，飯都沒得吃，差點餓死了……
工宣隊一聽，不對頭，老農民在“憶甜思苦”，對他使眼色，製止不住，隻好上台“救場”，搶過麥克風對同學們說：老貧農講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講一講地主是怎樣壓迫剝削農民的……說著，便把老貧農攆下了講台。
那個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曆史問題的人，在大庭廣眾之中說地主的好話，作“反動宣傳”，會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還可能槍斃。但那老貧農是“土改根子”，講的又是實話、真話，奈何他不得，隻好不了了之。
那時候，許多地方鬧土匪，地主們都嚇得“雞崽子”一樣，小心謹慎，生怕惹禍。他們夾緊尾巴做人，“樹葉子掉下來都怕砸破了腦袋”，哪裏還敢欺壓農民？他們大多以慈悲為懷，樂善好施。叫花子來討米，總是一碗碗米打發，絕對不讓他們空手而去。不要小覷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線，如果輕慢了，說不定哪天晚上來一幫手執刀槍的蒙麵大盜，把家裏搶得精光……地主們連叫花子都不敢輕慢，哪裏敢得罪長工？
2000年，曆史學家笑蜀先生根據多年調查，寫了一本《劉文彩真相》，還了劉文彩的真實麵目。一般來說，地主都是集優缺點於一身，比較複雜的人物。他們的個性、作風、處事方法，無一不與當時的時代背景、人文環境、風俗習慣息息相關。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著許多儒家道德的傳統優點，同時也沾染了不少社會流行的惡習。拿劉文彩來說，他有著慷慨興學的美名（斥資200萬美金興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彩中學”），不少濟困扶危的義舉，但也有吸鴉片煙、玩女人、討幾房小老婆等當時有錢人的通病。根據笑蜀先生的調查，劉文彩家根本沒有什麽“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極左年代，為了宣傳“階級鬥爭”，煽動人們仇恨地主編造出來的。
總的來說，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壞人，但好人占絕大多數。為達政治目的，編造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論，地主中有人為非作歹，貧下中農之中何嚐沒有為非作歹之人？道理是一致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虛假的，“土改”中絕大多數被殺的地主，都是捏造罪狀，含冤受戮的。
（六）“土改”的惡果及其後遺症
“土改”，產生了的惡劣的後果和嚴重的後遺症。
首先，“土改”人為地製造仇恨，摧毀了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傷痕。
華夏大地本來是一個文明禮義之邦，尊老愛幼、相互禮讓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處。在農村，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生產生活，秩序井然。自從“土改”將謀財害命、殺人越貨，顛倒為備受讚揚的“正義事業”之後，人心渙散了，傳統道德觀念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爭鬥，爾虞我詐，道德淪喪。請看今日之中國，人欲橫流、物欲橫流，追本溯源，“土改”難辭其咎。
其次，“土改”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
本文第二節指出，農村中有一批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田秀才”，他們上升為富農、地主後，代表著當時農村的先進生產力。他們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產具有一定規模；他們經驗豐富，接受新生事物較快，有能力選擇和改良作物的品種；他們的農、副業產量總是達到當地最高水平；他們先進的耕作方法給貧苦農民起了示範、帶頭作用……如果讓他們繼續富下去，其子女留學美國歸來後辦農場，中國的農業或許會改變麵貌，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們打壓下去，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生產資料瓜分得罄空……中國農業一條極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斷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萬別，有的人就是頭腦不想事。許多貧下中農隻能在別人的指揮下從事簡單勞動，缺乏獨立門戶掌握全盤生產的能力。把土地分給這樣的人，他們一缺資金、二缺農具、三缺種子、四缺經驗……明明分給他們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種不出糧食。所以，土改後的第一年，生產總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懶漢，把分的東西吃光用光，分的田賣給別人（後來被製止，不準買賣土地），依然是個窮光蛋。
“土改”通過鬥爭和殺戮，把善於經營的地主、富農打壓下去，農村中就更加缺乏經營型人才了；把已經集中了的生產資料，零星分散給不善於經營的單人獨戶，使農業生產力遭受到嚴重破壞。
第三，“土改”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
在科舉時代，沒有“功名”（未考取秀才、舉人）的人是不允許進入地方領袖層的，因此，地方領袖素質較高，廉潔奉公，能真正為群眾辦事。
鄉村地方領袖第一次惡質化，是從晚清1906年廢除科舉製度後開始的。由於大家都沒了功名，誰可以當地方領袖。三教九流之輩見有機可乘，便憑借土地、資本、祠堂、武力、公產、宗教和個人關係……紛紛鑽了進來。這些人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形成派係小集團，忙於爭權奪利，置貧苦農民於不顧。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約束，不受ZF控製，貪贓枉法，為所欲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國人口約1億，“康乾盛世”後增加到4億，抗戰勝利後全國人口號稱4萬萬 5千萬），人多田少的矛盾突顯出來，從此，農村社會開始動蕩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無產者”（扒手、小偷、地痞、惡棍、無業流民……）打衝鋒，鬥垮地主、富農後，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紛紛入黨做官，趾高氣揚地成為“書記”、“委員”、“主任”、“鄉長”、“村長”…… 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這些人大多一字不識，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報告，開口第一句便是：“我是個大老粗，隻曉得三擔牛屎六箢箕……”——不因沒有文化感到羞恥，反以為榮！
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馬，偽裝積極，拉幫結派，任人唯親，欺下瞞上，惟命是從……他們能力低下，不懂生產，卻指手畫腳瞎指揮，常常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農村領導權落在這樣一幫沒有文化、素質低劣、目光短淺的人手裏，農業生產怎麽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澤東頭腦發昏，“土改”後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到1960年前後，農業生產全麵崩潰，餓死3500多萬農民……
第四，1953年“土改”結束，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全麵達到了發動土改運動的預期目的，滋長了毛澤東的驕傲自滿情緒，增強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地位，為隨後腦袋發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埋下了禍根。
“土改”以及多變的農業政策（首先是單幹，後來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戶單幹……），產生了嚴重的後遺症：農業生產停滯不前，長期處於落後狀況，至今無法跳出小農經濟的窠臼，遠遠落後於世界農業發展水平。直至今天，農村依然貧窮落後，農民依舊苦不堪言。使朱鎔基總理頭痛、溫家寶總理特別關注的“三農問題”，追本溯源，“土改”難逃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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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08-03-09 09:09
專題: 華夏快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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