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傑：追問知識分子的良知

餘傑：追問知識分子的良知
發布者 yq 在 08-02-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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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傑

在近年來中國的社會轉型中，知識分子究竟充當了何種角色？是正麵作用居多還是負麵價值為主？在諸多需要知識分子挺身而出、言說真理的關節點上，他們都跑到哪裏去了？那些必須收取紅包才給病人動手術的醫生是不是知識分子？那些向報考的學生提出性要求的博士生導師是不是知識分子？那為些麵對死難礦工輕蔑地說“誰讓你們生在中國”的院士是不是知識分子？那位建議政府重新恢複收容遣送製度以保障“城市治安”的院士是不是知識分子？

曾經有人頗為偏激地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的知識分子是當今中國最壞的一群人。”由於我相當警惕中國傳統文化中“反智主義”的傾向，對這樣的說法一直抱有保留態度。然而，近年來通過諸多觀察，我逐漸發現這句話至少道出了部分的真相——知識分子階層墮落的速度，遠遠快於普通中國人墮落的速度；知識分子的道德水準，遠遠低於普通中國人的道德水準。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缺位的時代。

中國缺少知識分子，並不是始於今日。自古以來，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始終缺乏對於超越性價值的堅守。對家庭，他們遵循 “孝”的原則；對朝廷，他們遵循“忠”的原則。在“忠”和“孝”之上，真理處於懸空的狀態。當然，“忠”和“孝”這兩種原則都與實際的仕途直接相關。違背了“忠”和“孝”的原則的讀書人，根本不可能在仕途中青雲直上。中國的學術亦未能獲得一種“自足性”，僵硬的科舉製度導致了曆代士大夫的人生取向均為“學而優則仕”。當然，這種“優”是片麵的——要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需要的是對儒家經典和八股文寫作模式的熟悉。這些技巧並非與文人的智力和人格的高低直接對應。中國的士大夫生活在自欺欺人的“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生”的幻覺之中，或如司馬光那樣戰戰兢兢地為帝王寫“資治通鑒”，或如唐伯虎那樣虛妄驕狂地吟詩作畫。

科舉製度取消之後百年來，中國知識階層的文化創造和知識生產並未因此而獲得自由與生機。諸種炫目的“主義”相繼在中國的大地上肆虐，再次使得知識分子成為意識形態的附庸與奴仆。對意識形態的忠誠度，成為衡量知識分子是否可以擔任官職的惟一標準。當意識形態破產之後，“說謊的能力”則又成為知識分子的生存能力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學而優則仕”，古今皆然。在當代中國的政治結構中，由於缺乏民主選舉和科學的考試、評估製度，龐大的官僚體係難以吸納一流知識分子的加入。通常，對官職的任命都是上級下達的，幕後便充斥著厚顏無恥地“跑官”和“買官”的黑幕，由此便出現了“學而劣則仕”的結果。這種幾乎可以成為是“逆向淘汰”的慣性力量，使得這一領域內的知識分子的人格日漸萎縮。

在政壇上頗有影響力的“秘書黨”，其主要成員大都是些善於舞文弄墨的知識分子。河北大貪官李真便是其中的一位“大秘”。二零零三年，河北省前國稅局局長、黨組書記李真被判處死刑。李真的案件引發了河北省政壇的一場地震，河北省前省委書記程維高被取消待遇，近百名縣處級以上的官員紛紛落馬。李真在臨死前寫出了數萬言的“懺悔書”，企圖保留一條小命。他給法官提出了異想天開的建議：如果能夠槍下留人，他便以罪人之身赴全國各地麵對各級官員作巡回演講，以身作則地向其他腐敗分子和企圖腐敗的官員們“示警”。李真的這一想法可謂是“石破天驚”，其創意頗有些“點子大王”的氣息。可惜未能獲得法官的“同情的理解”。

李真從某師範學校畢業，曾經當過幾年的中學教師。後來，他通過父親戰友的關係，得以跳出這一清貧的職業，出任了當時任河北省省委書記的程維高的秘書。由此，他開始了飛黃騰達的仕途，三十多歲便成為河北省最年輕的廳級幹部。李真外表文質彬彬，像一個讀書人，在一次訪談中他對記者說：“我工作以外的興趣就是讀書了，看的書很雜，最喜歡曆史著作和名人傳記。《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林肯傳》、《周恩來傳》……”在普遍不讀書或讀書的高級官員中，李真大概也算是一名“知識分子”吧。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前程無量的官員，在短短的任期內卻貪汙了一千多萬元巨款。曆史和現實都證明著：如果本人沒有強大的價值皈依、外部又沒有嚴格的監察機製，那些企圖運用權力來改造社會的知識分子，最後往往被權力所改造。

近年來曝光的若幹級別較高的貪官之中，不少出身於北大、清華等著名學府。他們堪稱“精英中的精英”，在剛剛踏入官場的時候，無不充滿“為民作主”的理想。北大、清華的專業教育在中國是一流的，但其教育範疇中卻沒有關於人何以為人的、基本道德倫理的教育。其畢業生經常是精神方麵的“殘疾人”。智商、文化、知識和學問均改變不了人的品行。文化素質和教育水平，從來就沒有成為阻止官員們迅速走向腐敗的“障礙”。在缺乏透明度和外在監督的官場，一旦從政，即意味著放棄對知識分子基本品格的持守；一旦從政，即意味著“與狼共舞”和“同流合汙”。

在當代中國社會，“泛政治化”依然是顯著的“中國特色”。不管你喜不喜歡，政治都無所不至地輻射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知識分子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他們所從事的學術研究也得麵對功名利祿的考驗。即便沒有入仕當官的知識分子，也不能保證其研究項目不受權力的侵蝕。比如，越是離功名利祿近的“熱門”學科，便越是缺乏獨立性。作為兩個“專門學科”的經濟學和國際關係學的整體性的墮落，即是“政治吞噬學術” 的典型個案。由於這兩個學科與現實政治的關係最為緊密，許多該領域內享有盛名的學者，均已墮落成為魯迅所說的權勢階層的“幫凶”、“幫忙”和“幫閑”。

當代中國的經濟學家中，當然也有少數我所敬重的學者，比如楊小凱、茅於軾、何清漣等人。但是，對大部分的經濟學家的觀點和人格，我均不敢恭維。這些所謂的經濟學家們（包括名聲顯赫的“京城四少”們），打著“自由主義”的旗號，卻幹著破壞“自由主義”本質的事（在今天的中國，我們必須警惕所謂的經濟學中的“自由主義”，包括某些歐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弟子”——他們把老師的“經”唱歪了。他們所捍衛的“自由”，乃是官員們貪汙腐敗的自由，從而極大地敗壞了真正的自由主義的聲譽）。每當官方出台一個新的經濟政策的時候，這些喝了不少洋墨水的學者們，不是考慮這一政策是否符合多數民眾的利益，也不考慮它是否真的適合中國的現實；他們隻是考慮如何遵從領導的意誌，用學術語言來對其進行闡釋，賦予其華美的學術包裝。

這些光環四射的經濟學家反複強調說，經濟學是不必講道德的，那是婦人之仁。他們拚命替越來越嚴重的權力腐敗現象辯護，認為腐敗是社會進步所必須的、代價最小的“潤滑劑”；北京堵車的現象已經嚴重到了影響市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地步，他們宣稱這正是北京經濟繁榮的標誌，因為“西方的城市都冷冷清清的”；明明中國的股票證券市場已經危機四伏，他們仍然口口聲聲地描述形勢大好，欺騙老百姓將辛辛苦苦積攢的錢投入此“無底洞”之中；北京、上海等地的房價節節攀升，工薪階層一輩子的收入也買不起一套普通住房，他們為畸形的房地產市場辯解說，房子本來就是為有錢人蓋的，這是市場規律，不必大驚小怪。這些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是一門像數學一樣“純粹”的高級科學，它是一般人無法理解的；經濟學也是為統治者和強勢階層服務的，窮人不必知曉經濟學。

於是，當代中國的經濟學中出現了一種人人趨之若騖的“環中南海現象”——某些經濟學家的學術活動和公共活動，其目的都十分明確：就是為了接近和進入權力的中心。他們中的許多人通過種種的努力，果然成為了高級官員的幕僚和顧問。有了權力的支持，他們很快就在政協、人大等榮譽機構和各類學術機構中享有了尊崇位置，並在諸多大型企業和公司中擔任 “戰略策劃”、“獨立董事”之類的職務，他們為具有某種“通天”的線索和“斂財”的本事得意洋洋。這些聲名顯赫的經濟學家，從京城到地方的時候，一般都由當地黨政要員陪同，警車開道、威風八麵。我就遇到過他們“出巡”的車隊。他們一場報告會開價數十萬之巨，其聽眾多是政府官員和富豪老板。他們“不經意”之間可能會透露某些股市內幕，足以成為莊家操縱股市的線索。二零零二年，吳敬璉毅然站出來揭露股市黑幕，卻遭到一大批主流經濟學家的攻擊。這場爭論並非學術觀點的爭論，而是人格和學術品格的對照。

比經濟學更加墮落的一個學科是國際關係學。某些所謂的國際關係學家，既缺乏基本的人道主義和人文主義立場，也沒有人類共同的倫理和道德底線。在美國“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之後，不少國際關係專家（包括某些號稱新聞傳媒方麵的專家）在各種媒體上粉墨登場，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和“戰略家”的招牌，發表了許多幸災樂禍的言語和事後諸葛亮的論斷。他們還故意煽動狹隘民族主義思潮，歌頌毛澤東“對抗美帝國主義”的勇氣，企圖將中國再次拉回那個血雨腥風的時代。

這些人當中，既有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閻學通、清華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李希光、國防大學教授張召忠、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也有鳳凰衛視的“資深時事評論員”曹景行、阮次山等人。這些“著名學者”和“觀察家”們滔滔不絕地分析恐怖分子產生的根源，竭力論證其恐怖主義具有某種“合理性”，並以“全世界受壓迫者”的代表自居。他們認為“使用暴力是弱者對抗強者的天賦的權利”，卻無視本·拉登是億萬富翁的事實；他們口若懸河地討論國家力量的消長，卻對那些在恐怖事件中被殘害的普通民眾的生命熟視無睹（死難者中顯然還有他們的同胞——我想反問的是：一個不同情自己同胞的悲劇的人，怎麽可能真正熱愛自己的祖國呢？）。

最為自相矛盾的是，這些打著反對西方霸權主義旗號的學者，卻全盤接受西方學術的“新思維”。在這些專家學者的言談中，不時使用從西方泊來的、最時髦的學術用語，在論文中也經常夾雜一些最複雜的英文單詞。他們想當然地以為，隻有這樣做才能顯示出很有“學問”，隻有這樣的“學問”才能將外行人嚇住。他們卻拒絕接受“人權高於一切”等普世價值，而隻是“假洋鬼子”而已，最終目標還是向權力者暗送秋波。他們假裝說最牽掛“國家利益”，是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所以他們對製造或者購買航空母艦這樣的話題津津樂道，並要求十幾億人民每人為此節約一雙襪子）。但是，在他們的言語和文章中，何嚐涉及貧困地區農民和城市失業工人這些弱勢群體的利益？

我想追問的是：這些國際關係學家們真的不知道“人權高於主權”這一現代社會基本的價值觀念嗎？他們真的不知道國家的利益隻有與公民的利益契合的時候才是正義的？他們真的不知道一個國家長遠的強盛隻有依賴於內在的民主製度的建立？他們在為暴力和恐怖主義叫好的同時，也就跨越了作為“人”的底線倫理。

在我看來，這些聰明人是在假裝糊塗。說到底，他們真正關心的還是個人的利益以及自己在權力體係中的地位。表麵上看，“國際關係”似乎是最“現代”的一門學科，但這些學者的骨子裏還是戰國時期蘇秦、張儀的那套縱橫術、陰謀術和厚黑學——他們的觀點不一定是自己內心的觀點，之所以要這樣表達，是因為可以給本人帶來若幹好處。這些四處放毒的學者們乃是知識分子中的“敗類”。由於戴著學術麵具、擁有話語霸權，頻頻在電視和報紙上露麵，對大眾有著相當的蠱惑力，其危害也遠遠大過某一貪官汙吏。

很多依附於權力的知識分子都是革命和暴力的讚美者，他們向那些“有力量”的領袖獻上頂禮膜拜。美國學者保羅·約翰遜在《知識分子》一書中認為，對暴力的態度是判斷一個知識分子人格的重要標尺。像薩特這樣聲稱反對暴力的哲學家，卻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大肆歌頌毛澤東；像羅曼·羅蘭這樣滿口正義、博愛等“大詞”的作家，斯大林政權在集中營中大規模殺人的時候，居然一句話也不講；像喬姆斯基這樣聲稱自己關心弱者的大學教授，在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屠殺數百萬民眾時，居然說那是美國情報局在造謠。他們的理論與實踐是何等的不一致！中國那些所謂的“國際關係專家”們，不也都是如此嗎？清華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李希光，一方麵在學生中灌輸非理性的反美思想、樹立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另一方麵又把美國媒體引用自己的言論作為自己是“國際級學者”的證據。自卑與自傲怪異地集中於一身，堪稱“投機主義”、“有奶便是娘”思路的代表。難怪心理學家榮格說：“在我的經驗裏麵，最忘恩負義、最難應付的病人就是知識分子了。”

沿著相同的思路，台灣學者卜大中對島內的知識分子也有若幹尖銳的批評，他說：“有些所謂的知識分子，批評台灣時都是自由主義者，站在法治經濟人權各方麵，批評台灣不遺餘力。但是一麵對中國大陸的某某行為，例如某某門事件時，就搖身成了民族主義者，說這是應該的。這是非常嚴重的自我背叛，令人十分不齒。”這一點在台灣作家李敖的身上體現得最為突出。近期李敖在鳳凰衛視上和在大陸訪問時的表演，已然喪失了正常的判斷能力。他居然為毛時代的大饑荒辯護，為文化大革命叫好，其流氓本色暴露無遺。

在所謂的“神州文化之旅”中，李敖如同跳梁小醜般掠過大陸三所名校的講台，除了一些笑聲和掌聲之外，什麽都沒有帶來。李敖在不經意之間透露出，自己早已放棄了自由主義的思想。用弗洛伊德的理論來分析，李敖一直沒有結束自己的“口腔期”，一直沒有真正長大成人。他是一個沒有是非、沒有善惡標準的頑童，不知道尊重別人，也不知道尊重自己。李敖自始至終都未能克服自身強烈的權力欲望和表演欲望，在台灣的民主化到來之後，離民主越來越遠。

還有一種知識分子，喜歡把簡單的道理複雜化之後，將錯誤的結論塞給讀者。以新左派自詡的汪暉及其弟子們便是如此。他們的文章自己也讀不懂，因為他們這樣寫作本來就不是讓人讀得懂的，而是用來嚇人的。而很多人居然也確實被嚇壞了，繼而對他們五體投地。他們用種種誕生於西方的時髦理論，來論證應當反對西方的道理，自己卻絲毫沒有意識到這樣做有多麽可笑。他們生活在一個抽象的世界的，或者故意不與鮮活的生活發生關係。

英國思想家波普爾曾經痛斥這類家夥說：“每一次，都是我們知識分子心生膽怯，驕傲自大，犯下嚴重的罪行。套用法國思想家朱利安·邦達的話，我們對未受教育的民眾有特殊的責任，但是，我們卻背叛了我們的心靈。我們發明、散布了民族主義，我們跟著最笨的流行走。我們愛炫耀自己，使用晦澀難懂的語言，目的無非是讓人刮目相看——這種自恃博學、矯揉造作的語言，是我們從黑格爾的信徒哪裏承襲來的，而這種虛矯的身段，也把所有的黑格爾主義者拉攏在一起。這是一種語言的墮落、德語的墮落，但我們卻夾在其間，相互攻擊。這種墮落害得知識分子很難進行理性的對話，總是說些笨話，總是在渾水摸魚。”是的，他們在渾水摸魚，在指責全球化有多麽壞的同時，他們本人卻一天也離不開互聯網。

如果沒有彼岸價值作為依托，曆史上出現過許多次知識分子受到烏托邦思想的誘惑成為暴政工具的先例。在納粹時代的德國，許多知名的物理學家全身心地去證明“隻有德國的物理學才是真正的物理學”這樣的偽命題，哲學大師海德格爾聲稱希特勒才是德意誌民族的救星。在理論、原則、理念的大旗下，他們參與了殺人事件。在強大的國家力量和民眾的愛國熱情麵前，在接受信息的渠道受到限製的情況下，孤立的知識分子要作出獨立思考和判斷相當的艱難。愛因斯坦說過：“任何政府，隻要它自身攜有蛻化為專製暴政的趨勢，它本身就是罪惡。顯然，當一個國家裏，政府不僅對軍事力量擁有權威，而且對教育與信息渠道及每一個公民的經濟存在擁有權威時，這種蛻化就更加嚴重。”知識分子是教育和信息傳播的管道，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對於天平向哪一個方麵傾斜具有關鍵的作用。

那麽，知識分子與權力之間應當保持一種什麽樣的關係呢？知識分子如何才能避免沉淪為禦用工具的悲劇呢？作為知識分子，必須時刻對權力持懷疑、警惕和批判的態度；作為知識分子，必須在自我之外建立一種超越性的價值歸宿，對自我保持一種謙卑的、不斷反省的態度，時刻警惕“自我神化”、“自我感動”和“自我英雄主義”。保持對類似於“政府”、“國家”、“民族”、“大眾”這樣的“利維坦”的“不信任”，其實才是真正的信任；同時，保持對“我”的“不信任”，方能克服最可怕的虛榮心。如聖經中所說的那樣，“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求神的喜悅，而不求人的喜悅”，將自己的生命與天上的星空聯係起來。

今天，中國大部分“知識精英”已經投靠權力階層，竭盡所能鞏固著這一階層的特權、地位和財富。他們的言行加劇了社會資源和信息分配的“不對稱”情況（信息的不對稱乃是專製和腐敗滋生的溫床）。他們參與了對底層民眾的精神淩辱和經濟剝奪，在他們眼裏現在又是一個“太平盛世”，用李敖的話來說，是漢唐以後一千多年來沒有過的“盛世”。對於這些選擇與權力者（而且是沒有得到多數公民授權的權力者）“共舞”的知識分子，我想對他們說的，也就是歌德在《浮士德》中說過的一句話：“你把靈魂賣給了魔鬼，你自己以為賣得了一個好價錢。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將來你用什麽把你的靈魂贖回來？”

□ 《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