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袁偉時：笑聲淚影中的苦難和智慧
發布者 siyu 在 07-12-05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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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偉時
“學問有一半是在閑聊中得來的。”1956年，我訪問劍橋大學，一位教授請喝下午茶時說的這句話，一直未能忘懷。的確，許多思想火花是在自由交談中激發的。不過，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威脅無所不在；久矣哉，不見汪洋恣肆放言無忌的閑聊！拜讀懷宇的《訪問曆史》，眼睛為之一亮的，是從頭到尾都是睿智的閑話！
剛滿而立之年的懷宇很挑剔，找的盡是滿腹經綸的老頭老太，而且功課做得那麽好，讓老人們一一敞開心扉，把埋在心底的陳年故事，向這個忘年交傾訴。“文不在茲乎！”這些耆宿大都是華人學術文化界的頂尖人物，那些仿佛不經意的交流，記下那麽多20世紀中國知識人的甜酸苦辣，留下了20世紀中國學術文化苦難曆程的生動側影！
揭示現代學術文化製度的靈魂
一部20世紀中國學術文化史，用一句話來說，就是現代學術文化製度建立、發展和被摧殘的曆史。
別怪老人懷舊，這不是病態的嘮叨，是昔日的自由造就了他們的輝煌。
以大學來說吧，入學雖然要考試，但是對有特殊才能的，破格錄取是常事。轉學、轉係自由，選課也自由，真正的大師就破繭而出了。史學名家許倬雲念大學本科，從外語係轉到曆史係，選課橫跨四個係，有五門課隻有他一個學生。吳冠中的畫，動輒幾百萬乃至上千萬，但是，他原來讀浙江大學附設工業學校電機科，16歲那年參觀杭州藝專，入了迷，堅決停學再考，一代大師開始上路。
劍橋、牛津，夠牛了吧？她的靈魂就是自由：“劍橋之所以為劍橋，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幹各人的，從無一人過問你的事。”(48頁)這曲自由散漫頌，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林語堂、徐誌摩都唱過了。他們揭示的無非是現代大學和現代學術文化製度的核心價值。沒有這樣的自由散漫，一代代敢於突破陳規陋習的傑出人才，不可能破土而出。
研究現代化的著名學者金耀基先生有一個發人深省的論斷：“有人說，21世紀是中國世紀，我認為，如果沒有50到100間第一流大學的話，這是癡人說夢。歐洲成為歐洲世紀，美國成為美國世紀，都跟這有關係。”(33頁)這是世界現代化的一條重要經驗。不言而喻，除了優秀的教師和完善的圖書、設備以外，第一流大學的標誌就是自由。何兆武、鄒承魯等當年西南聯大的優秀學生說及自己的成長，無不認為關鍵就是有自由！在國民黨黨化教育的高壓下，是他們的老師和校長，以“鐵肩擔道義”的情懷，保護了一方淨土。
人們喜歡談論文化斷裂，叨念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其實，傳統文化麵臨的難題，是如何適應新時代的要求，被削弱的部分畢竟是我們熟悉的東西，補救不會有太大的困難。就學術文化而言，最嚴重的斷裂在於1949年以後，中國與世界學術文化主流的聯係被斬斷；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一係列學科消失；即使勉強存活的學科，掛帥的也是以領袖語錄定是非的前現代意識形態。這些現象背後，是對何謂現代大學和現代學術文化的不同認知。
為何這些飽經風霜的智者那麽珍視自由？許倬雲先生說得很沉痛：50歲以後自己的思想變了，“我覺得不能盲目地愛國，我要關懷全世界的人類跟個別人的尊嚴。……到50歲，我理解到多少罪惡都是以國家之名進行的。”(12頁)話說得有點驚世駭俗，這可是難以計數的生命和血淚換來的。蘇聯劍拔弩張地批判世界主義、人道主義，後果曆曆在目。隻有堅決維護全人類利益和公民個人尊嚴的人，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
野史閑話中的真實
中國有官方修史的傳統。但是，經過意識形態過濾的“正史”，幹癟、歪曲，俯拾皆是；鮮活和真實的曆史往往要到野史中去淘揀。懷宇仿佛不經意的閑聊，就留下一些彌足珍貴的史實。
抗日戰爭期間擔任經濟部農本局重慶辦事處副主任(管轄四川)的周有光先生說：“打仗最怕後方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我們借用美國的辦法，通過金融，幫助地主、農民維持農業生產。所以，抗戰八年，後方沒有糧荒，沒有棉花荒，可以說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應當說還是成功的。”(107頁)
無獨有偶。俞大維先生1985年回憶：“抗戰初起，我接兵工署長，督導全國兵工廠，生產槍炮彈藥，任期約12年。對日戰爭，大小戰役之不利，無日、無時、無地無之。可堪告慰者，戰況再如何不利，尚無人抱怨：‘彈藥沒有了！’”(《俞大維先生年譜初編》1792~1793頁，1996年，台北)
兩老的親身經曆是抗日戰爭史的重要一頁，是以往研究甚為薄弱的領域。正如懷宇在序言中說的，記憶往往不可靠。周有光先生的回憶就有不準確之處，1942- 1943年間河南、廣東大旱，有過人吃人的慘劇；“沒有糧荒”雲雲，顯然不符合實際。但是，就周先生熟悉的四川而言，卻是真實的記錄；作為抗戰最重要的基地，這樣的成就，可謂來之不易，彌足珍貴。
說真話要有對任何事都淡定的平常心。黃永玉說得好：“對人生從容一點，別囂張，苦也別囂張，得意的時候更不要，這需要修養，有知識的修養，也有人生的修養。”(197頁)滿臉“國家意識”的人，缺少的就是知識和人生的修養，他們的言談不過是千年中國滿口仁義道德的“道統”的繼續。像創造了《讀書》輝煌曆史的沈昌文那樣慣於經常嘲笑自己“無知”的人，倒是真正的智者！
明亮的鏡子
由於“上蒼的安排”，滯居京華的香港著名文化人羅孚成了《讀書》的專欄作家，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橋》(17頁)，標誌著香港的文化信息從此汩汩流入內地。沈公語焉不詳，懷宇長達13頁的專訪：《我行我素我羅孚》，談到“沈昌文談起當年請羅孚為《讀書》寫稿的故事，簡直可以入武俠小說。”(54頁)雖然讀者依然看不到沈公入山訪求武林秘笈的曲折曆程，但在懷宇生動的訪談中，曹聚仁、聶紺弩、夏衍、金庸、梁羽生、徐訏、林風眠、董橋和羅孚自己在香港的趣聞軼事，繪聲繪影，展現了香港文化的重要圖景。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書中記錄的倪匡的故事，為什麽在內地無所作為的人，到了香港成為著名作家？這是環境造就人的故事。
當人們沾沾自喜之際，照照鏡子大有好處。這幾年香港的大學開始和北大、清華搶尖子了，歐美澳洲等地的中學也到中國來向中學生招手了。沒有競爭的壓力就沒有質量的提高，也缺少改革的動力。當懷宇問金耀基先生：“留學對中國學生來講，是不是很重要？”“我覺得很重要，尤其是當我們自己的大學製度還不是非常強的時候。”(27頁)這部書海闊天空，沒有嚴密的係統，但貫穿始終的是落後和先進的強烈對比。它不愧是21世紀中國人的《警世通言》。
最後還要說一句：這部書在處處智慧閃光的同時，文字流暢、生動，開卷有益！
《訪問曆史———三十位中國知識人的笑聲淚影》，李懷宇著。
□ 一讀者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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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滿而立之年的懷宇很挑剔，找的盡是滿腹經綸的老頭老太，而且功課做得那麽好，讓老人們一一敞開心扉，把埋在心底的陳年故事，向這個忘年交傾訴。“文不在茲乎！”這些耆宿大都是華人學術文化界的頂尖人物，那些仿佛不經意的交流，記下那麽多20世紀中國知識人的甜酸苦辣，留下了20世紀中國學術文化苦難曆程的生動側影！
揭示現代學術文化製度的靈魂
一部20世紀中國學術文化史，用一句話來說，就是現代學術文化製度建立、發展和被摧殘的曆史。
別怪老人懷舊，這不是病態的嘮叨，是昔日的自由造就了他們的輝煌。
以大學來說吧，入學雖然要考試，但是對有特殊才能的，破格錄取是常事。轉學、轉係自由，選課也自由，真正的大師就破繭而出了。史學名家許倬雲念大學本科，從外語係轉到曆史係，選課橫跨四個係，有五門課隻有他一個學生。吳冠中的畫，動輒幾百萬乃至上千萬，但是，他原來讀浙江大學附設工業學校電機科，16歲那年參觀杭州藝專，入了迷，堅決停學再考，一代大師開始上路。
劍橋、牛津，夠牛了吧？她的靈魂就是自由：“劍橋之所以為劍橋，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幹各人的，從無一人過問你的事。”(48頁)這曲自由散漫頌，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林語堂、徐誌摩都唱過了。他們揭示的無非是現代大學和現代學術文化製度的核心價值。沒有這樣的自由散漫，一代代敢於突破陳規陋習的傑出人才，不可能破土而出。
研究現代化的著名學者金耀基先生有一個發人深省的論斷：“有人說，21世紀是中國世紀，我認為，如果沒有50到100間第一流大學的話，這是癡人說夢。歐洲成為歐洲世紀，美國成為美國世紀，都跟這有關係。”(33頁)這是世界現代化的一條重要經驗。不言而喻，除了優秀的教師和完善的圖書、設備以外，第一流大學的標誌就是自由。何兆武、鄒承魯等當年西南聯大的優秀學生說及自己的成長，無不認為關鍵就是有自由！在國民黨黨化教育的高壓下，是他們的老師和校長，以“鐵肩擔道義”的情懷，保護了一方淨土。
人們喜歡談論文化斷裂，叨念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其實，傳統文化麵臨的難題，是如何適應新時代的要求，被削弱的部分畢竟是我們熟悉的東西，補救不會有太大的困難。就學術文化而言，最嚴重的斷裂在於1949年以後，中國與世界學術文化主流的聯係被斬斷；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一係列學科消失；即使勉強存活的學科，掛帥的也是以領袖語錄定是非的前現代意識形態。這些現象背後，是對何謂現代大學和現代學術文化的不同認知。
為何這些飽經風霜的智者那麽珍視自由？許倬雲先生說得很沉痛：50歲以後自己的思想變了，“我覺得不能盲目地愛國，我要關懷全世界的人類跟個別人的尊嚴。……到50歲，我理解到多少罪惡都是以國家之名進行的。”(12頁)話說得有點驚世駭俗，這可是難以計數的生命和血淚換來的。蘇聯劍拔弩張地批判世界主義、人道主義，後果曆曆在目。隻有堅決維護全人類利益和公民個人尊嚴的人，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
野史閑話中的真實
中國有官方修史的傳統。但是，經過意識形態過濾的“正史”，幹癟、歪曲，俯拾皆是；鮮活和真實的曆史往往要到野史中去淘揀。懷宇仿佛不經意的閑聊，就留下一些彌足珍貴的史實。
抗日戰爭期間擔任經濟部農本局重慶辦事處副主任(管轄四川)的周有光先生說：“打仗最怕後方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我們借用美國的辦法，通過金融，幫助地主、農民維持農業生產。所以，抗戰八年，後方沒有糧荒，沒有棉花荒，可以說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應當說還是成功的。”(107頁)
無獨有偶。俞大維先生1985年回憶：“抗戰初起，我接兵工署長，督導全國兵工廠，生產槍炮彈藥，任期約12年。對日戰爭，大小戰役之不利，無日、無時、無地無之。可堪告慰者，戰況再如何不利，尚無人抱怨：‘彈藥沒有了！’”(《俞大維先生年譜初編》1792~1793頁，1996年，台北)
兩老的親身經曆是抗日戰爭史的重要一頁，是以往研究甚為薄弱的領域。正如懷宇在序言中說的，記憶往往不可靠。周有光先生的回憶就有不準確之處，1942- 1943年間河南、廣東大旱，有過人吃人的慘劇；“沒有糧荒”雲雲，顯然不符合實際。但是，就周先生熟悉的四川而言，卻是真實的記錄；作為抗戰最重要的基地，這樣的成就，可謂來之不易，彌足珍貴。
說真話要有對任何事都淡定的平常心。黃永玉說得好：“對人生從容一點，別囂張，苦也別囂張，得意的時候更不要，這需要修養，有知識的修養，也有人生的修養。”(197頁)滿臉“國家意識”的人，缺少的就是知識和人生的修養，他們的言談不過是千年中國滿口仁義道德的“道統”的繼續。像創造了《讀書》輝煌曆史的沈昌文那樣慣於經常嘲笑自己“無知”的人，倒是真正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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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上蒼的安排”，滯居京華的香港著名文化人羅孚成了《讀書》的專欄作家，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橋》(17頁)，標誌著香港的文化信息從此汩汩流入內地。沈公語焉不詳，懷宇長達13頁的專訪：《我行我素我羅孚》，談到“沈昌文談起當年請羅孚為《讀書》寫稿的故事，簡直可以入武俠小說。”(54頁)雖然讀者依然看不到沈公入山訪求武林秘笈的曲折曆程，但在懷宇生動的訪談中，曹聚仁、聶紺弩、夏衍、金庸、梁羽生、徐訏、林風眠、董橋和羅孚自己在香港的趣聞軼事，繪聲繪影，展現了香港文化的重要圖景。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書中記錄的倪匡的故事，為什麽在內地無所作為的人，到了香港成為著名作家？這是環境造就人的故事。
當人們沾沾自喜之際，照照鏡子大有好處。這幾年香港的大學開始和北大、清華搶尖子了，歐美澳洲等地的中學也到中國來向中學生招手了。沒有競爭的壓力就沒有質量的提高，也缺少改革的動力。當懷宇問金耀基先生：“留學對中國學生來講，是不是很重要？”“我覺得很重要，尤其是當我們自己的大學製度還不是非常強的時候。”(27頁)這部書海闊天空，沒有嚴密的係統，但貫穿始終的是落後和先進的強烈對比。它不愧是21世紀中國人的《警世通言》。
最後還要說一句：這部書在處處智慧閃光的同時，文字流暢、生動，開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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