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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詒和:一半煙遮,一半雲埋

(2007-12-09 07:57:43) 下一個
章詒和:一半煙遮,一半雲埋
發布者 lq 在 07-12-09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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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詒和

由於第二次婚姻,我得以結識許多畢業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的北大人。如今他們都在七十開外,不少人已為黃泉客,其中包括我的丈夫馬克鬱。人走了,人情在,我與他的同學始終保持聯係。有人說:1949年後的北大中文係最有出息的一撥,是(一九)五五屆的學生。我的先生恰恰就畢業於1955年。他們這一班分別來自北大、清華和燕京。 1949年後,大陸政權為建立自己的意識形態體係,從育下手的第一招就是所謂的院係調整。於是,他們一齊來到了北大。

在這個班,我的先生算得上最沒出息。沒出息到把自己的生活徹底變成一個玩兒。玩法也別致:能把《離騷》從第一句背到最末一句。能唱京戲,既演金玉奴,又扮趙高。婚後,我倆去逛河北承德。到了外八廟,我第一次聽說「密宗」,啥也不懂,就一個勁兒追問講解員。他朝我使個眼色,意思是叫我「閉嘴」。回到「避暑山莊」的招待所,他沏上一杯花茶,就開講了。他講解的「密宗」,聽得我一愣一愣的。他的沒出息,還表現在不能「與時俱進」的行為態度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市場經濟如狂潮一般吞沒了整個社會,到處流傳「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要開張」的民諺。北大校方也積極投入了商海,把學校漂亮的圍牆拆了開店鋪。我的先生得知後,氣得呼哧呼哧的,在電話中對同學說:「聘請侯寶林為客座教授、推倒南牆開商鋪酒樓,是咱北大兩大恥辱。」為了解氣,他寫了好幾首打油詩。我的先生就是這樣的沒出息,可見那有出息的,是何等樣人。程毅中,傅璿琮,白化文,李思敬,金開誠,劉世德,沈仁康,沈玉成等,都是他的同學。職稱、職務均堪稱一流──學者,教授,作家,中華書局總編,商務印書館總編,某民主黨派中央副主席,可說是個個身手不凡。成材是要有條件的。他們的先天條件來自 1949年前。這些人家境富裕,出身良好,自幼接受較為全麵的傳統教育,像大學長程毅中先生四歲蒙,《四部叢刊》是一部一部讀完了的。他與我先生同宿一室。程毅中為四人宿舍寫了副楹聯。上聯是「四號須眉屬我老」,下聯是「五陵秋馬看誰肥」。沒貼幾天就受到批評,楹聯取了下來,我先生忿忿地說:「脆改成『學習政治,政治學習』吧!」為甚麽最沒出息的學生,能把《離騷》倒背如流,把個「密宗」說得津津有味呢?這就是名師的厲害了。係統地接受名師培養和指點,是他們成材的後天條件。講楚辭的是遊國恩先生,講語言學的是羅常培先生,開中國文學史課的是浦江清先生。現在北大文科學生是百分百地知道比爾·蓋茨;肯定百分之九十九地不知道浦先生。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清華園的「雙清」,卻是無人不知的有名教授。一「清」是朱自清,另一「清」便是浦江清。浦江清畢業後就被吳宓推薦到清華研究院國學門,做陳寅恪的助手。工作期間的他,居然自學了梵文、天文學,不可思議吧!開中國語文概論的是魏建功先生。擔任五五屆學生的助手,則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周祖謨、吳小如。因為老師講課的正題,講義上都寫得清清楚楚。於是,課堂上的「神聊」與「胡侃」,便成為學生聽課的主要內容。老師的許多真知灼見,是從「聊」與「侃」中傾瀉出來的。北大提倡的獨立性和獨創性,在教授們身上有鮮明又獨特的表現。1950年夏季,抗美援朝戰爭爆發。當時一篇最紅的文章,叫《誰是最可愛的人》;一本最紅的書,叫《三千裏江山》。它們被官方定為範文,列入中學語文課本。清晨,我在家捧課本,大聲背誦這些紅色名篇。父親聽了,皺眉頭說:「不背《古文觀止》,背這些東西!」在北大中文係課堂,吳組緗教授對學生們說:「這些作品的『好』,是好在於政治,而非文學。」

老師有個性,學生也有特點,師生關係亦非同尋常。浦江清先生身體不好,早上起不來。學校把他的課特意安排在上午的後兩節,即使這樣,浦先生也起不來。到了鍾點兒,見老師沒來,就由兩位同學到燕東園浦宅,伺候老師穿衣戴帽,再用一輛女自行車前推後擁,把老師載到課堂。浦江清會昆曲,講到元明戲曲一段,則喜吟唱。他授課認真,遲到的時間是一定要補上的。於是,到了下課的時候,他還在那「咿呀咿呀」的,沒完沒了。學生們早就惦記去大食堂,早去吃肉,晚去喝湯。誰個不急?怎地不慌?當時的課代表白化文,便謅出一詩打油:「教室樓前日影西,霖雨一曲尚低迷;唱到明皇聲咽處,回腸蕩氣腹中啼。」北大學生的課外生活,也極其豐富。我的先生與周紹昌同係不同級,因為都來自天津,都愛唱京戲,後來又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盟員,便湊到了一塊兒,保持了一生的友誼。這一屆學生是1949年後入學的,由於他們接受太多的傳統,由於他們出身大多非工非農亦非軍(指解放軍),由於他們崇尚學術而鄙視政治,由於他們不是中共一手培養長大的,有了這麽幾個「由於」,這些學生在紅色政權及其政工幹部的眼裏,基本上都不屬於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特別是那些學習成績優秀的,就更不受「待見」了。這一點,充分表現在畢業分配工作和繼之而來的反右運動。比如成績極其優異的程毅中,畢業後分配到陝西省西安石油學校當一名語文教師。1956 年北大招收研究生,他想考浦江清先生的研究生,托人去問。浦江清知道後,向係裏說:「程毅中不用考了,從西安回來就是了。」但「教授說了算」的情況很快發生了變化,沒兩年,教授的話不管用了,管用的是黨政幹部和既是教授也是黨政幹部的人。到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北大中文係劃右派的師生比曆史係的要多許多,為甚麽?因為曆史係的翦伯讚和中文係的楊晦同為中共黨員,同為係主任,但在劃右問題的態度與掌握上,卻十分不同。三十多年後,楊晦先生去世,在校方準備追悼會之際,在中文係學友當中竟傳遞一張條子,上寫:「誰也不準去。」何以如此絕情寡義於老師?因為當年的老師曾寡義絕情於學生。真可謂一報還一報。五十年來政治形勢的變幻無常與激烈殘酷,使學生們也有不同的政治傾向,差異甚至是非常突出的。有人成為左派,其中最典型的一個,做到了某民主黨派的中央副主席。1989年夏季,他居然擁護戒嚴部隊。我的先生在《光明日報》上讀到他的表態擁護戒嚴的文章,氣得在家中破口大罵,並告訴我當年其人在北大作學生時就屬於「狗黨」。他們中的絕大部份人是中性的,其特徵是不黨不派,隻想做一生的學問,做一世的本分人。不趕時髦,文化上的時髦不趕,政治上的時髦就更不屑了。他們也追懷昔日時光,但不像我去寫甚麽惹禍的《往事》,遭禁的《伶人》。他們頂多寫兩句詩,詩句褪盡火氣,詠歎古今相通的人之常情。即使茗邊小聚,說的也都是學問。他們真的對現實沒有一點看法嗎?功底紮實、治學嚴謹的他們,回想起大半輩子充滿失落和挫折的經曆,內心無不充塞難以言說的慨歎與傷感。同一個人生,可以有多少種過法,可誰也沒有想到人生過成這個樣子:小心翼翼,碌碌無為,還有畏縮恐懼。早知如此,自己幹嘛考北大、讀清華、上燕大呢?這畢竟不是「不給飯,咱吃稀飯」的事,它是直指生命的意義。

1957年就讀於北大的年輕學生中有不少是右派,結局是被開除,被下放,被押送去勞教、勞改。有名的像譚天榮,無名的像周紹昌。一個人的好時光,就那麽幾年。可像周紹昌這樣──剛畢業或還沒來及畢業的,勞動改造長達二十餘載的大學生,並不在少數。1979年,右派問題雖然獲得「改正」,可事業、健康、愛情、家庭都空空如也。熬到八十年代中後期,社會終於有了學術空間,這些被名師栽培調出來的「50後」,在五十來歲的年紀,才浮出了水麵。可沒幹幾年,管你成就有多大,都被一刀切下,打發回家,去過「退士(即退休之士)」生活。難怪程毅中曾對我的先生歎道:「讀一輩子書,真正從事專業隻有幾年,有的同學一輩子都沒派上用場。我們是被拋棄的一代。」盡管謹慎、內斂的程先生,沒點明是誰拋棄了他們。從痛苦與慘烈中一旦清醒過來,襲上心頭的是受騙的感覺。接著,就會不停地問自己:這不是「新」社會嗎?「新」社會的人生之路,為甚麽這樣難走?我們不是被「解放」了嗎?「解放」後的日子,為甚麽這樣難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先後搞了四部:1954年一部,1975年一部,1978年一部,1982年一部,一部接一部,世界罕見,絕無僅有。每一部憲法都標榜公民的權利,可我們真正享有了嗎?從譚嗣同的砍頭到林昭的處決以及周紹昌們的忍辱負重,用百年的血淚,換來的就是這麽個國家?人生再苦,也需要麵對。其實,不少經曆過苦難的人,包括畢業於北大、清華的知識分子,並沒有足夠的勇氣去麵對,而是響應了官方的號召──向前看。除了私下發發牢騷,平素更多關心的是學問、保健、子女和退休金。我很奇怪,他們的功底好,文字好,記性也好,為甚麽都不寫寫過去五十年,寫寫自己的大半生呢?周紹昌是個例外,他拿起了筆。他給我看的第一篇作品是詩〈禮讚落葉〉──2002年春,為悼念他的同學、我的亡夫去世一周年而作。在另一首詩中,描寫了一個跪在海灘揀拾貝殼的小女孩,貝殼在太陽下閃光。

我不懂詩,便打電話去問:「那個揀貝女孩是誰?」

「是你。」不等他往下說,我慌忙掛了電話。

大哭,無所顧忌地哭,好在沒人聽見哭聲,也無人看到哭相。以後,每年的五月,周紹昌都有題為〈悼克鬱〉詩寄給我,信封還沒來得及拆,眼眶就先濕潤起來。怎不傷感?就像我平素常說的──如今誰還惦記誰呀。到了2006年的5月,周紹昌把詩的題目改為〈憶克鬱〉,並解釋道:今天來看他,祭奠故人;麵對人生,改「悼」為「憶」。

一次聚餐,閑聊中周紹昌對我說:「我要寫點東西了。」我知道,他說要寫點東西,決不是一種打算,而是決定。

我沒猜錯。不久,他拿出了題為〈姑〉的一篇散文,文章的篇幅不長,在恬淡的述說中,寫出了一個有文化修養、性格開朗的女人怎樣被環境窒息而亡,最後的情節是患有高血壓症的?姑在「文革」挖防空洞的勞動中一頭倒地,再也沒有爬起來。但我堅持認為,她決非死於疾病,而是死於中國酷烈的政治環境。文字淨,情感也極有節製。讀罷,我把它推薦給辦期刊雜誌的馮克力先生。他一眼相中,說「好。」經過一段時間,馮先生在電話告訴我:〈?姑〉已刊於2006年廣西師?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溫故》第七期。同期刊登的文章,還有陳丹青的〈笑談大先生〉,何方的〈在外交部工作的日子〉,汪修榮的〈沈從文──寂寞的教授生涯〉,邵建的〈重勘《三一八》〉,徐宗懋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幾通信劄〉以及拙作〈可萌綠,亦可枯黃──言慧珠往事〉等篇。捧這一期的《溫故》,自己實高興,為周紹昌高興。

過了些日子,我突然接到馮克力先生的電話,說:「《溫故》被出版署封了。」

我急衝衝問:「封?是因為我的文章吧。」

「不是。」

「不因為我,那又是因為甚麽?」

「我也不知道。」馮先生這樣回答。

對話結束了,我卻一整天都在琢磨《溫故》被封的緣由。肯定是因為我──這是我得出的最後結論。隻不過馮克力怕我難過,不肯告訴我罷了。我把這個消息立即轉告周紹昌,他非常震驚。說:「好好的一本書,招惹誰了?」於是,他更加勤奮了。

其實,我早知道:從《往事並不如煙》一書遭禁,我所有的文章都被「盯」上了,連人也「盯」上了。有例為證:某上海報紙刊登的一篇散文中有「章詒和大姐」五個字。送審後,總編把這五個字用紅筆勾掉,說:上麵打了招呼,任何傳媒不許出現「章詒和」。看來,我就是個瘟神,走到那,那就「油燈打翻,店鋪關門」。最近聽說,官府列出了一張「敏感人物」大名單,依據敏感程度分一、二、三個級別。我是第一級的第一名。每隔一段時間,上邊就向傳媒出版單位電話宣讀一遍名單,像點名一樣。是呀,大權在人家手,想點你就點你,想禁你就禁你,隨時可以侵犯你。但是,我會繼續寫下去,會在內心保持那不滅的「自由」火焰。

行行重行行,人生是走不完的旅途。在我們這塊土地上,隻要政治上不幸了,你便無路可走。經過了「無路可走」的絕境,周紹昌踏上了精神救贖之途。在不長的時間,他寫出了長篇回憶錄《行行重行行》,全書記錄下自己劃右勞的放逐生涯。我拿到複印稿,一天就讀完了,並且知道他早在1999年就動筆了。應該說,書中沒有深刻的哲理,沒有眩目的文采,沒有聳動的情節,一切都是那樣的淺顯,淺淡,淺近。他隻寫人的命運如何在生命的欲望中延伸,他隻寫經曆過許多事以後,如何把冷的熱的一起放進心掩藏好。1958年1月26日,章伯鈞、羅隆基、曾昭掄、錢端升、費孝通等人在民盟中央大會議室,由胡愈之主持並代表官方宣布為右派分子的時候,宣布章、羅等人受到降職降薪處理,仍保留部級職務(即保留勤雜、廚師與四合院)的時候,(1月28日)周紹昌作為外文出版社的右派分子提自己的行李卷,離開不滿六個月的女兒,登上一輛麵包車,被警察押送到北京自新路半步橋的收容所。上車前,他用心環顧了那熟悉的機關大樓。而下車後,迎接他的則是一排排的鐵欄杆。進得通道,見一個人雙手把住欄杆,向新來的人高喊:「歡迎,歡迎!」那是強為歡聲的悲號,那是令人驚悚的奇特音顫。伴隨關閉鐵門的金屬巨響,監獄的含義,全然無須法學家的詮釋了。從那一刻起,周紹昌的心突然緊縮在一起,重重地、重重地沉落下去。

幾天後,周紹昌再次提的行李卷,被押送到河北清河(茶澱)勞改農場。所謂農場,原來就是一片荒地。他在書中這樣寫道:「興許是荒地的景色過於單一,望不到頭,更走不到頭。三十裏路,彷佛就是古人說的『無涯』了。地球是圓的,而我們就像蹬地球的狗熊,腳下踩得球在轉,而自家卻總是踏在球頂的一個點上,老也走不到頭。」是的,很多人沒走到頭,因為性命到了頭。周紹昌是走到頭的,但用了二十一年。勞改隊並非清一色的右派,是雜牌軍。盲流,慣竊,壞分子,成員五花八門;年齡也從五、六十到十五、六。氣質、素養、年齡、背景相差懸殊的勞教人員的混雜對於管教最為有利的。大家來頭不一,相互鄙夷,抱有非我族類的天生戒心,小有磨擦就密告檢舉。但周紹昌還是能從中感覺到一種人類共同的悲哀,看到每一個人其實都想從對方的眼裏,搜索到友情。到了深夜,透過窩棚上蘆席窄窄的縫隙,能看到一絲星光。周紹昌伴星光入睡,每個夢都是隨星光去追逐失去的歡樂與溫暖。有誰知道右派分子前途怎樣?今後如何?就像元人趙禹圭《折桂令》所言:「醉眼睜開,遙望蓬萊,一半煙遮,一半雲埋。」

勞教屆滿,就打入留場就業隊,繼續勞動改造。隊有個右派分子姓徐名淦,原是人民美術出版社的資深編輯,對中國連環畫的編輯出版有開創性貢獻。一次,徐的夫人來探視。勞教就業人員全體動員起來,收拾出一間土房,用被單當門?,拿草袋堵了窗戶,從夥房打了開水,凡是當時能辦到的,都盡力辦了。幾天後夫人離去,徐淦先生寫下一首詩。其中的兩句是:「毫無慍色嫌泥腿,猶有柔情憐白頭。」詩句被周紹昌牢記在心,每次吟誦,都感慨萬端。我曾經也是囚徒,故書中極平靜的描述,在我讀來也是慘目驚心。

「改正」後的周紹昌曾這樣說:「想到祖國的河山,不知怎麽總有淡淡的一絲哀傷的憂鬱。」是這樣的,從這走出去的人,大概要背負一生一世的饑寒。

今年(2007)的五月四日,他寄來題為《詛咒》的詩,全詩八行。如下: 推拂不開的心的詛咒/那陰影老是糾纏不休/因為它們嗬至今還在/不休地搖動巫的魂幡/用唱歌的跺的腳/一心想扼住春的喉嚨/捂住你的嘴蒙他的眼/卻推拂不開心的詛咒

每個人的內心都蘊涵精神需求,這是天性。地之興衰,人之顯晦,在生存需要獲得基本滿足以後,這種精神需求就會覺醒、壯大起來,並成為人生主要追求目標。林昭在《種籽──革命先烈李大釗殉難三十年祭》一文,這樣寫道:「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一麵』地把我們解放出來,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決裂,是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我認為,這當是真正的北大精神!

當黑暗不再是內心陰影,生命不再畏懼死亡,即使太陽快要落山,明知前麵就是墳墓,那又有甚麽要緊!

2007年7月9日於北京守愚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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