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曆史，國家的曆史
作者：龍川一木
季羨林的《牛棚雜憶》回憶了知名學者的“右派”曆程，馬識途的《滄桑十年》回憶了著名作家的“反革命”曆程，戴煌的《九死一生》回憶了資深記者的“右派”曆程，何濟翔的《滬上法治夢》回憶了資深法官的“右派”曆程，殷毅的《回首殘陽已含山》回憶了年輕記者的“右派”曆程，《無罪流放》是66位知識分子對“五·七幹校”的追憶，邵燕祥的《人生敗筆》是知識分子被“格式化”的標本。徐道隆先生的自傳體長篇小說《穿越死亡隧道的人》，呈現的則是我們身邊普通人的故事，一個年輕學生的“反革命”夢魘。
這是一個人的曆史，這是精神與肉體雙重煉獄的曆程。一個十八九歲的中學生，隻因莫須有的罪名，隻因無法選擇的出身，竟被流放邊陲，命如累卵，“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就會送命”，空度23年的寶貴年華。這是國家的曆史，這是集體意識如不羈的烈馬瀕臨深淵的曆程。個人服從集體，把人變成敵人，當一切塵埃落定，我們再回顧這一曆史，竟有恍如隔世之感。悲莫悲兮，斯國斯民。
“因為人生道路總是迂回曲折、崎嶇不平的，所以才能折射出色彩斑斕的人生。”作者是寬容的，他用這詩意的語言概括了他六十年的坎坷，我們卻能讀得出這詩意下深深的痛楚。區區20多萬字，如果存入電腦，隻占了極小的空間，如果傳諸口頭，一句話就可表達，其間卻裝載了六十年的日日夜夜。知識分子會記錄下這一段回憶，而那些底層民眾呢？那些已逝者呢？又有幾人能體驗到草根的悲苦無助？受難者唐永注因饑餓而偷吃青稞種子脹死後，他的家人千裏奔喪，麵對張冠李戴的墳頭，麵對淒慘的孤兒寡母，作者不禁失聲痛哭：“我既不是為他們哭，更不是為自己哭，而是哭我們的國家，哭我們的民族，為什麽遭此劫難？何時才能結束這場悲劇？這種悲劇能不能永不重演？”
盧梭曾悲天憫人地感歎：“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在中國的語境中，這句話或許應校正為：“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組織的枷鎖之中”。韋君宜在《思痛路》中曾這樣說道：“年輕人啊，請你們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做出的犧牲吧！我們是踩著他們的血跡向前走的啊！”
我們的後代要了解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可以從這樣的文字中獲得鮮活生動的感受，這是別種文字所代替不了的。他們身受的曆程，希望我們不再經曆，然而他們心靈的追憶，還需要我們繼續言說，因為，他們的苦難就是我們的苦難，他們的受難就是代我們受難。我們的責任就是：不要讓這樣的往事湮沒，不要讓這樣的悲劇重演。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以飽含深情的筆墨，為我們展示了那個時代彌足珍貴的公道人心。仗義執言的老校長，打抱不平的泗陽漢子，古道熱腸的閔幹事、胡大叔、胡院長，以及患難與共的夫妻之情，無不令人感動。“有這麽多有愛人之心者，何愁國家不強、人民不富呢？”
戴煌的《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詳細記述了許多不該被忘卻的往事，是見證良心與責任的紀念碑。在《穿越死亡隧道的人》中，也有一則逸事，與此有關：
“我始終不理解的是，省市都無法解決的事（指平反回家後所遇到的實際問題），為什麽縣衛生局黨組竟能如此輕而易舉地解決呢？此事實在令人費解。直到三年後，有人透露了事實真相，才使我解開了這個謎。原來胡耀邦同誌接到我的信後，親囑中共中央辦公廳複函，明確規定我的工齡從逮捕之日起算，工資增加三級，以達到同等學曆、相同工齡的水平。中央領導同誌日理萬機，竟還能如此體察民情，關心平民百姓的疾苦，實在令我終生感激。”
走進《穿越死亡隧道的人》，使人覺得沉重，而讀完《穿越死亡隧道的人》，則使人得到了淨化。穿越死亡隧道，隧道的盡頭是光明。曆史的車輪總該是向上的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