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專訪章詒和：被強製遺忘的四大禁區，我就是“怨婦”
發布者 thchen 在 07-11-19 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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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周刊江迅／反右運動、三年大饑荒、十年文化革命、八九六四槍聲，合在一起，是被強製性遺忘的四大禁區。僅僅建立文革博物館是不夠的，應建四大博物館，這才是正視當代曆史的科學態度。了解和反思反右運動，正是解開這四大死扣的一個關節點。
剛獲得（美國）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頒發的“二零零七年度傑出民主人士獎”的章詒和，沒有赴美出席頒獎典禮，卻寫了一篇《把心叫醒，將魂找回》的書麵發言，雖“寸衷銜感，薄紙難宣”，但這一短文卻在網民中廣為流傳。
十一月十一日，當數百本不能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新書，從香港越過海關運抵中國大陸，她深深鬆了口氣，終於了卻了她的一樁心事。這是她今年的“大工程”。五十年後的今天紀念反右派運動，在她策劃下，香港牛津出版社出版了《順長江水流殘月》（章詒和）、《別了，毛澤東——回憶與思考1945—1958》（邵燕祥）、《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錢理群），以及香港星克爾出版的由她編著、沉誌華等撰文的《五十年無祭而祭》。
她在香港接受采訪時說：“我們把這四本書作為一套，運回去送給大陸的省級圖書館和高校。這四本書的寫作，不隻是我們幾個人的事，應該說是我們這一代人留給下一代人的遺言，就作為‘遺言’存留吧。”她說的“我們”是指錢理群、邵燕祥、以及她和她的律師浦誌強等。
她說：“我六十多歲了，邵燕祥七十多歲，錢理群很快也要七十歲了，沒有時間了，生命也快耗盡了，現在不做，十年後呢，我們都沒有了。有人是有資格做，有人的寫作比我們還好，但是人家不願意做，還有，願意做的人又不敢做。所以，我們覺得這既是在中國當下所能做的唯一的事，三年饑荒、十年文革，‘八九’槍聲更難做，畢竟‘五七’反右的檔案還陸續開放了一些，報紙還刊登過一些，三年饑荒究竟死了多少人，文革的許多內幕，‘八九’期間鄧小平是怎麽回事，都是高度機密，很多人至今仍沒自由。”
她說，這些內容在大陸是可以寫、可以說，卻不能出版、不能銷售。“我當初隻是寫了一群藝人，就惹了禍了，而新書中的都不是藝人，因此就選擇在香港出版。畢竟共產黨對香港是一國兩製，香港畢竟還允許有不同的聲音，沒有大陸那種出版查禁製度，所以這四本書最後選擇在香港出版”。
章詒和的《順長江水流殘月》、邵燕祥的《別了，毛澤東——回憶與思考1945—1958》在四個月前的香港書展，都有所介紹。新推出的是錢理群的《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和由章詒和策劃、編著的《五十年無祭而祭》。章詒和為此書寫了長篇的編者序《傷今念昔，恨殺子規啼》。此書由沉誌華的《從波匈事件到反右派運動》、章立凡的《“反右”與中國民主黨派的改造》、徐慶全的《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批判》、謝泳的《1957年反右運動史料的收集與評價》構成。以下是章詒和的訪談摘要：
能否先簡略介紹錢理群談反右的專著《拒絕遺忘》？
錢先生認為，反右運動、三年大饑荒、十年文化革命、八九六四槍聲，合在一起，是被強製性遺忘的四大禁區。巴金先生生前一直呼籲，臨死還期盼著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錢先生認為，僅僅建立文革博物館是不夠的，應該建立四大博物館，這才是正視當代曆史的一個科學態度。
反右運動，正是一個開結，是一個解開這四大死扣的關節點。為什麽？因為曆史是從那裏開始的，它把中國人上億的生命都帶進去了。這四個死結，從一九五七年反右開始，到一九八九年六四槍聲，把無數人的生命、情感、命運、眼淚和無休止的漂泊，都帶了進去。
四個死結四個博物館
《拒絕遺忘》能說是個案研究嗎？
對。每一篇都很出色。舉個例子，錢先生寫林希翎，對她大半生的分析，她的個性、她的思想、她的命運，寫得非常棒。因此，林大姐在法國和北京都跟我談過，她說，她的筆不行了，她的身體也很差，希望我能跟她合作，寫一部類似“林希翎傳”那樣的東西。我告訴她，一，我對你，對你的經曆以及所處的環境太陌生。我熟悉的圈子在民主黨派，我熟悉的人是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有隔呀，我寫不了，也寫不好。但是你也有幸，錢先生寫了你，我看了，非常震動，也非常感動，寫的既準又深。如果別人能這麽寫我一篇，這輩子知足了。
林希翎是在各種政治力量麵前都不被討好的人。她有許多輝煌，同時也有許多悲哀，她的輝煌和悲哀是等量的。錢理群寫出來了，不僅寫出來了，還把原因找到了，而且他對林希翎個性的把握和描述，不遜於任何一個作家對形象的塑造。
能評價一下史學家沉誌華《五十年無祭而祭》一文嗎？
讀過的人認為，此書對一九五七年那段事是迄今為止較為係統、較為全麵、較為深入地分析、梳理和剖解。沉誌華談了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起因，他是從波蘭、匈牙利事件的大國際背景，一直談到六月七日毛澤東從報紙上看到消息說，盧鬱文收到一封匿名恐嚇信，於是喜出望外，說過去幾天自己一直考慮什麽時候抓住什麽機會發動反擊，現在機會來了，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好就好在它攻擊的是黨外人士，於是就抓住機會反擊，發表了《這是為什麽？》，反右運動就這樣開始了。
章立凡的文章認為，中共未能擺脫“會黨政治”傳統，能解釋一下嗎？
這是他的力作，談中國民主黨派的改造。文章是從中國共產黨的性質開始談起的。他認為中共未能擺脫“會黨政治”的傳統，“會黨政治”加上烏托邦主義，使中共難於進入現代政黨的行列。
中共是一個農民成分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政黨，其中有一部分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遊民無產者，這種人最容易成為“會黨政治”的擁護者。還有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部分帶有民粹派傾向的知識分子精英。中國的精英本身就最具排他性，而中國的農民又最具服從性。執政前，會黨的特點就是決策的不透明和家長作風，再配以嚴厲的紀律控製，執政後就是專製與獨裁。他對民主黨派梳理出一條道路，即懷著民主憲政的理想，最終在一黨專政下消失，現在成為紅色政權的附庸。
徐慶全和謝泳的文章主要揭示什麽？
謝泳文章披露的是反右運動極為珍貴的史料，並作了梳理。徐慶全談一九五七年的文壇，他揭示了一個恐怖的事實。丁玲、陳企霞這樣的極其有思想、極富個性、極有成就的文壇精英是如何被瓦解的，如何被迫屈服的，這是受害者和施虐者共同製造出的結果。非常深刻。一個作家如此，可以想像，中國的百姓會承受什麽。這些作家還不承受貧窮。
我就是“怨婦”
前不久你去了俄羅斯等地，這四本書完工了，接下去你會寫什麽？
我對反右的回顧，為“五十年無祭而祭”，由這套書而告結。而後還是回到父輩的係列中去，還是那些人，還是那些事，就是《最後的貴族》的延續，還是“貴族”。
現在有人說我是個“怨婦”，我的回答是：“我就是‘怨婦’。”難道能不怨嗎？無數的冤屈無法得到申述，能不怨嗎？我們現在都不知道該吃什麽，什麽東西都不放心，我們能不怨嗎？那麽多的冤案，至今都得不到一聲道歉，能不怨嗎？那麽多老房子都拆了，許多名城古鎮隻剩下經緯度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能不怨嗎？
我的下一本書還是寫怨，因為還是那一代人，我會繼續回到父輩的係列中去，講那過去的事。願意看的人就看，不願意看的人可不看，喜歡的人可以喜歡，不喜歡的人，我不要求你喜歡。你喜歡紅色經典，你可以去喜歡。
這一係列我會用一年時間，因為難度更大，涉及的人物會更多，也許會更敏感。
□ 亞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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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獲得（美國）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頒發的“二零零七年度傑出民主人士獎”的章詒和，沒有赴美出席頒獎典禮，卻寫了一篇《把心叫醒，將魂找回》的書麵發言，雖“寸衷銜感，薄紙難宣”，但這一短文卻在網民中廣為流傳。
十一月十一日，當數百本不能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新書，從香港越過海關運抵中國大陸，她深深鬆了口氣，終於了卻了她的一樁心事。這是她今年的“大工程”。五十年後的今天紀念反右派運動，在她策劃下，香港牛津出版社出版了《順長江水流殘月》（章詒和）、《別了，毛澤東——回憶與思考1945—1958》（邵燕祥）、《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錢理群），以及香港星克爾出版的由她編著、沉誌華等撰文的《五十年無祭而祭》。
她在香港接受采訪時說：“我們把這四本書作為一套，運回去送給大陸的省級圖書館和高校。這四本書的寫作，不隻是我們幾個人的事，應該說是我們這一代人留給下一代人的遺言，就作為‘遺言’存留吧。”她說的“我們”是指錢理群、邵燕祥、以及她和她的律師浦誌強等。
她說：“我六十多歲了，邵燕祥七十多歲，錢理群很快也要七十歲了，沒有時間了，生命也快耗盡了，現在不做，十年後呢，我們都沒有了。有人是有資格做，有人的寫作比我們還好，但是人家不願意做，還有，願意做的人又不敢做。所以，我們覺得這既是在中國當下所能做的唯一的事，三年饑荒、十年文革，‘八九’槍聲更難做，畢竟‘五七’反右的檔案還陸續開放了一些，報紙還刊登過一些，三年饑荒究竟死了多少人，文革的許多內幕，‘八九’期間鄧小平是怎麽回事，都是高度機密，很多人至今仍沒自由。”
她說，這些內容在大陸是可以寫、可以說，卻不能出版、不能銷售。“我當初隻是寫了一群藝人，就惹了禍了，而新書中的都不是藝人，因此就選擇在香港出版。畢竟共產黨對香港是一國兩製，香港畢竟還允許有不同的聲音，沒有大陸那種出版查禁製度，所以這四本書最後選擇在香港出版”。
章詒和的《順長江水流殘月》、邵燕祥的《別了，毛澤東——回憶與思考1945—1958》在四個月前的香港書展，都有所介紹。新推出的是錢理群的《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和由章詒和策劃、編著的《五十年無祭而祭》。章詒和為此書寫了長篇的編者序《傷今念昔，恨殺子規啼》。此書由沉誌華的《從波匈事件到反右派運動》、章立凡的《“反右”與中國民主黨派的改造》、徐慶全的《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批判》、謝泳的《1957年反右運動史料的收集與評價》構成。以下是章詒和的訪談摘要：
能否先簡略介紹錢理群談反右的專著《拒絕遺忘》？
錢先生認為，反右運動、三年大饑荒、十年文化革命、八九六四槍聲，合在一起，是被強製性遺忘的四大禁區。巴金先生生前一直呼籲，臨死還期盼著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錢先生認為，僅僅建立文革博物館是不夠的，應該建立四大博物館，這才是正視當代曆史的一個科學態度。
反右運動，正是一個開結，是一個解開這四大死扣的關節點。為什麽？因為曆史是從那裏開始的，它把中國人上億的生命都帶進去了。這四個死結，從一九五七年反右開始，到一九八九年六四槍聲，把無數人的生命、情感、命運、眼淚和無休止的漂泊，都帶了進去。
四個死結四個博物館
《拒絕遺忘》能說是個案研究嗎？
對。每一篇都很出色。舉個例子，錢先生寫林希翎，對她大半生的分析，她的個性、她的思想、她的命運，寫得非常棒。因此，林大姐在法國和北京都跟我談過，她說，她的筆不行了，她的身體也很差，希望我能跟她合作，寫一部類似“林希翎傳”那樣的東西。我告訴她，一，我對你，對你的經曆以及所處的環境太陌生。我熟悉的圈子在民主黨派，我熟悉的人是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有隔呀，我寫不了，也寫不好。但是你也有幸，錢先生寫了你，我看了，非常震動，也非常感動，寫的既準又深。如果別人能這麽寫我一篇，這輩子知足了。
林希翎是在各種政治力量麵前都不被討好的人。她有許多輝煌，同時也有許多悲哀，她的輝煌和悲哀是等量的。錢理群寫出來了，不僅寫出來了，還把原因找到了，而且他對林希翎個性的把握和描述，不遜於任何一個作家對形象的塑造。
能評價一下史學家沉誌華《五十年無祭而祭》一文嗎？
讀過的人認為，此書對一九五七年那段事是迄今為止較為係統、較為全麵、較為深入地分析、梳理和剖解。沉誌華談了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起因，他是從波蘭、匈牙利事件的大國際背景，一直談到六月七日毛澤東從報紙上看到消息說，盧鬱文收到一封匿名恐嚇信，於是喜出望外，說過去幾天自己一直考慮什麽時候抓住什麽機會發動反擊，現在機會來了，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好就好在它攻擊的是黨外人士，於是就抓住機會反擊，發表了《這是為什麽？》，反右運動就這樣開始了。
章立凡的文章認為，中共未能擺脫“會黨政治”傳統，能解釋一下嗎？
這是他的力作，談中國民主黨派的改造。文章是從中國共產黨的性質開始談起的。他認為中共未能擺脫“會黨政治”的傳統，“會黨政治”加上烏托邦主義，使中共難於進入現代政黨的行列。
中共是一個農民成分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政黨，其中有一部分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遊民無產者，這種人最容易成為“會黨政治”的擁護者。還有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部分帶有民粹派傾向的知識分子精英。中國的精英本身就最具排他性，而中國的農民又最具服從性。執政前，會黨的特點就是決策的不透明和家長作風，再配以嚴厲的紀律控製，執政後就是專製與獨裁。他對民主黨派梳理出一條道路，即懷著民主憲政的理想，最終在一黨專政下消失，現在成為紅色政權的附庸。
徐慶全和謝泳的文章主要揭示什麽？
謝泳文章披露的是反右運動極為珍貴的史料，並作了梳理。徐慶全談一九五七年的文壇，他揭示了一個恐怖的事實。丁玲、陳企霞這樣的極其有思想、極富個性、極有成就的文壇精英是如何被瓦解的，如何被迫屈服的，這是受害者和施虐者共同製造出的結果。非常深刻。一個作家如此，可以想像，中國的百姓會承受什麽。這些作家還不承受貧窮。
我就是“怨婦”
前不久你去了俄羅斯等地，這四本書完工了，接下去你會寫什麽？
我對反右的回顧，為“五十年無祭而祭”，由這套書而告結。而後還是回到父輩的係列中去，還是那些人，還是那些事，就是《最後的貴族》的延續，還是“貴族”。
現在有人說我是個“怨婦”，我的回答是：“我就是‘怨婦’。”難道能不怨嗎？無數的冤屈無法得到申述，能不怨嗎？我們現在都不知道該吃什麽，什麽東西都不放心，我們能不怨嗎？那麽多的冤案，至今都得不到一聲道歉，能不怨嗎？那麽多老房子都拆了，許多名城古鎮隻剩下經緯度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能不怨嗎？
我的下一本書還是寫怨，因為還是那一代人，我會繼續回到父輩的係列中去，講那過去的事。願意看的人就看，不願意看的人可不看，喜歡的人可以喜歡，不喜歡的人，我不要求你喜歡。你喜歡紅色經典，你可以去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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