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醜陋恐懼症——亞洲文化的病灶
發布者 siyu 在 07-10-04 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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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勍
（寫在《民以何食為天》日文版前麵）
作為一個出生在唐代中國首都長安的人，坐在北京北郊棲居書房的燈光下，給山隔海阻的日本讀者寫點文字，滿腦、滿眼盡是禪機“相逢一麵500年修”所顯現的情愫和氣場在激蕩衝撞。一時間，思緒自然便有點擁堵且盲然——宛若一個公交車的窄門，乘客們爭相往進擠，到頭來誰也進不去、出不來，就在那兒擁塞著。
盡管中日兩國的空間距離，相對於那些歐美國家要近的多，可兩國民眾相互間的生疏和誤讀卻要比後者的距離相去遠矣！這種奇怪的現狀，可以套用一個文學上的名詞 “熟悉的陌生人”。而我一直以為，這並不全是因著60多年前、甚至近代以來的那些戰爭。那麽又是什麽呢？說起來還真有點複雜，可兩國民眾在相互獲取對方相關曆史和常態生活的信息管道上相對單一、而導致的信息量太少應是主因。由於是盲人，那麽摸到的大象永遠都是大腿或者鼻子，再加上殘缺的想象。
還是從與日本有關的事兒說起吧：
我的這本小書入圍2006年在德國舉辦的“尤利西斯國際報道文學獎”時，並沒有引起國際媒體、特別是亞洲媒體的特別關注，而從今年美國寵物食用中國產的貓糧、狗糧中毒開始，美聯社、CNN電視台、美國《新聞周刊》、法新社、丹麥《貝林時報》、英國的BBC、德國的國家電視二台、意大利的《Flair 》雜誌……我過去聽說過或沒聽說過的媒體，幾乎一時間擁上了門。這其間當然包括日本的一家國際著名的電視台和一家報紙。
相比較歐美國家的媒體，日本的這兩家媒體的禮節與周到當時真的令我動容——電視記者西裝筆挺、迎來送往，間或還有些小禮物；報紙的記者細膩周全，更有茶點款待。加之自己因為過去鮮見日本的媒體，更重要的是我的書馬上要出日文版，有借這兩家媒體向日本讀者傳達信息的私心。我便婉阻了他們上門采訪的要求，而自己在炎熱如同蒸籠的北京，每次都要整整乘坐兩個小時左右的車，趕到記者的住地不止一次的接受這兩家媒體的采訪，算上幾次往返路上的時間，兩家加起來足足有10多個小時。訪談期間，大家一來二去也到朋友般的客氣熱絡。
可就在一周前，一位知曉我接受這兩家媒體采訪事體的日本朋友告訴我：周先生，那家電視台做的與食品安全相關的節目播了，根本就沒提到你，更不要說出鏡了！那個報紙的記者對你也是隻字未提。
直到寫這篇文字的現在，我仍沒有收到那家電視台記者答應寄我的采訪錄象資料（當時也左擺右拍的折騰了幾個小時呀），而比其采訪晚得多的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英國的BBC，不但提前告訴我了播出的時間，而且所寄的音像資料也早已收到了。盡管他們都沒有日本這兩家媒體記者的禮數——一家記者采訪時隨便的把雙腳蹺在工作台上，而另一家的兩個女記者和我吃飯時專找又破又小的飯館進。
對此我大惑不解，先後詢問過不少的日本朋友，答複幾乎是一致的——你講的太直觀了，他們怕播出來出了中國政府的醜，近而得罪中國政府。因此就不采用了。
天呐！這竟出自目前亞洲最大的民主國家！和我的書在中國的處境如出一轍——其實我最近高調見各國媒體，特別是就“假包子事件”公開批評北京政府，使我真切地感到了2006年10月在俄國，那位被公開槍殺的同獲過尤利西斯報道文學獎的俄國女作家安娜死亡的氣息和遇害的緣由。因為在那樣一個社會裏，你反對共黨或者任何隻要不是專指某一個人的抽象的政黨反倒沒事，有事的是你膽敢觸動且已經觸動了既得利益集團，前幾天我去為因紙包子事件被判一年刑的記者找律師回來的晚上，獨自一人回家真切地感到了害怕，盡管沒有發生任何事。除了道義我很脆弱，人有時很強，韌性很足，有時候又像風中蘆葦，很容易折，當你一個人去走近黑幕時有時就是這種徹骨的孤獨和無望的抵抗。
中國有句老話叫：秋後算賬！我自己也做好了一切準備——因為這是我1989年“六四事件”後在中國大陸出的第一本書，而下如此大功夫寫這本書，是為了所有人的飲食安全和生活品質相對的有所保障，這當中自然包括那些秘密警察和他們的家人。
盡管最近我的那份給美國出版公司作顧問的工作又丟了，主要是公安從今年春節前後就不停地找他們。這就如同前幾天我對媒體講過的“這就形成了一個如前蘇聯般的利益格局，隻要你觸動了這個官僚機製的利益鏈條。不管你是任何個人或者團體，如果和這個官僚體製的利益鏈條發生衝突，都必然是死無葬身之地。”更何況 2006年7月，我在意大利，安娜在瑞典，我們雖然不相識，更談不上事先有所交流了，可我們各自演講題目的正副標題竟然驚人的一樣——國家恐怖是恐怖主義之父。
雖則我曾因1989年“六四天安事件”被關押了近3年，而當年的“反革命”就是現如今中國的“顛覆國家安全罪”的前生今世。而在奴化教育下的人們普遍理解這兩個罪名或多或少都意味著對國家的背叛。但我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對這個國家的情感，我一直固執地認為自己對這個國家有著天然的責任與義務。如果說我要“背叛”的隻能是——那些一直蠶食著這個國家的利益集團和支撐其存活的機製。
我從2002年下半年持續至今、甚或還要一直關注下去的中國食品問題，其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寫這一本小書，當然也不是為了向日本民眾灌輸敵視中國政府和中國產品的情感原素，更不是要抱著“我死之後哪怕洪水滔天”的瘋狂心理籍此來唱衰中國。盡管象這樣的瘋子，世界上已經不少了。
我隻是想要把在中國的現行製度下，食品安全的現狀是如何形成的緣由和讀者探討。同時講出我在這三、四年的時間裏，探尋到的一些食品汙染的真相，並把食品安全可能導致的後果和普通人如何預防的一些方法公諸於世。籍以提醒人們，特別是中國相關行業的決策層，這將帶給中國和世界什麽樣的危險——假若今年春天，因中國寵物食品中毒的不是美國的幾千隻寵物，而是幾千個美國人的話，那將給中美關係和世界格局帶來什麽？就是世界各國都禁用中國的食品，若中國的惡劣食品現狀仍不能得到改觀，由飲食而導致的類似薩斯一樣的病毒要是傳染上人身。而在人類流動空前頻繁且便捷的現在，又有哪一個國家或個人能幸免？須知地球愈來愈象一個村莊，東頭患感冒，西頭一定就會打噴嚏！而人類所經曆的每一次病毒，其慘烈禍患都遠遠超過了我們一直在警惕著的戰爭。我也希望能以自己這樣關注個案的方式和努力，為中國社會最終找到自由的出口而竭盡全力。
而我之所以能持續三、四年，在1000多個日夜裏耐著性子看過不下2000萬漢字的枯燥的與食品安全相關的資料，自費且冒著危險去尋找食品汙染的線索，現如今又如此高調地藏否中國食品安全現狀，難道我就不明晰古諺：“出簷的椽頭子先朽”？
其另一個緣由則是緣於我對家人和周遭朋友的關注——再差10多天就已過世整整3年的我鄉間的嬸嬸，其實我應該依鄉俗叫她奶媽——因著兒時母親少奶而吃過她老人家的奶水，其死因是食道癌！這位一生無論遭遇任何難耐苦困都以一臉笑麵迎對的老人，臨終竟生生的咽不下一口湯水。如果說這位老人因居住的距離距我較遠，而導致我對她的病痛還沒有太深切的感觸的話，那麽就同住在北京的我的一位前女友，就在近兩年裏手術摘除了子宮，原因——子宮癌晚期，因而不能生養，盡管她非常非常的喜歡孩子。而另一位撚熟的女性朋友，也在今年的3月份做了子宮瘤手術！僅我周遭在這不到兩年裏，查出腫瘤或者癌症的親友就不下10人之多！
讓我感同身受的則是今年5月的一天，一位香港駐北京的記者朋友打來電話，說她自己常規體檢查出了因飲食而染上了傳染性肝病，苦勸我也去查查，開始我還用“林副主席永遠健康”而嘻戲，結果挨不過朋友的好心去醫院一查，血糖高出正常值3倍左右——正常值是6.0，而我則是17.6！不折不扣的是“吃出來”糖尿病。
真正令我身心為之顫栗的，則是在幫這位力勸我檢查身體的記者朋友過程中的見聞：她有一位相知的藏族女友，患子宮癌一年有餘，想進著名的北京腫瘤醫院治療。因病人太多掛不上號，知道我曾采訪過這家醫院的一位權威，就央我去疏通關係。且不說進到醫院滿目老老幼幼的腫瘤病人們形態各異的慘痛狀，僅這在醫院隨時發生的一幕，就足以將我們這些不常去醫院的普通人擊垮——當我拿著掛好的號從門診處路過時，一個還不到上學年齡的女童跪在地上喃喃地央求“好心的叔叔，幫我媽媽掛個號吧，我媽媽的牛奶病了！”那是一雙怎麽樣的與年齡極不相稱的眼睛呐——那樣的絕望與期盼相揉雜，那樣的哀怨與憧憬……
俄頃，我方明白，可憐女童的母親患了乳腺癌（因母患乳病，小孩從小把牛和母乳搞混了的誤叫）！同時，我也知道所謂的子宮腫瘤什麽的都是癌的一種，僅是為了不讓病人們心理負擔太重的人道叫法。通過那位一流的腫瘤權威得知：目前中國三分之一以上的癌症病因，都與吃有直接關係！而癌症的發病幾率正以幾何數字遞增！
子宮癌和乳腺癌意味著什麽？是曾經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提供過並且將一直要源源不斷地提供下去、供我們賴以存活的先決條件——“恒溫的房子”和甘甜“牛奶”。卻正在一個個的腐爛、淌血、甚至殤亡。
我以為，用下麵兩則故事，來闡釋亞洲人和西方人麵對同樣的醜陋現狀，所表現出的文化心理則較為妥切：一則《韓信慣娃》，講的是漢朝大將韓信，兵敗被霸王項羽追殺，途經一棵古樹，適逢一惡少站在樹叉上故意往下撒尿。韓信頭上、身上盡是尿水，可韓不但不惱，反而喚下惡少笑言：你尿的真好，這是紋銀5兩，給你。過會兒還有位黑臉漢子要從此經過，你要給他頭上撒尿，他會賞賜你更多。結果惡少因把尿撒在霸王的頭上而被其生生活劈兩半，韓信卻因惡少家人與霸王糾纏而得以脫身。而西人的常態情狀，則更像其著名的《皇帝的新衣》中那個純粹的孩子，多半會直言喊出：皇帝沒穿衣服！
而在我們亞洲人的日常表述和思維中，往往不顧及真實的尺度，一味的喊大求全，遇事客套而不切實際，信誓旦旦卻言不由衷等等。比如自己簡單的對各自國家和地區的稱謂，無論疆界大小，則一律的——大韓民國，大中國、大台灣、大日本。我把這種心理歸結為醫學上的名詞——醜陋恐懼症，而這可能也正是整個亞洲文化的病灶。這種患者往往用扭曲的心態去觀人看己，重要的是常用病態的自尊來遮蓋內心深處的自卑。而據心理學家講：40%患“醜陋恐懼症”的人，都有自殺的念頭！
麵對如此境況，還有什麽事對我來說能有比關注食品安全這件事更為急迫的？而又有什麽力量能迫使我放棄或者阻止我繼續關注下去的慣性？我明白自己是在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從強大的利益集團手中搶奪子宮、搶奪乳房，甚或搶奪我們的未來！
基於此，我要感謝日本草思社，是他們給了我平生第一次在不受控製和約束下完全表達自己思考的機會，也不用惴惴任何壓力而對自己的文字刪之減之。最應該感謝這本書的翻譯廖建龍先生，若沒有他的付出和淵博的知識支撐，這本書則要遜色不少。雖然我曾用中文出過書並寫過不少的文章，可要出版成為一本適合日本讀者的書，70高齡的廖先生所付出的和我的那本已被他密密麻麻的標注滿了供翻譯用的中文書，則使我感銘不已！感謝這本書的編輯所做出的貢獻！
回到開始的話頭——信息量不對等導致兩國民眾了解的不堪現狀上來。我就非常熱望我的這本小書，能夠成為民間的、哪怕是一個僅僅屬於我個人的“遣日使”——期待著象當年日本國派往我的故鄉唐長安城去的“遣唐使”一樣，回饋我進一步了解日本的知識和資訊，間或再能收獲些許友情和緣分則餘願足以。
借用老家長安的一句民諺打住——不怕慢，隻怕站。
2007年9月2日淩晨1點51分於北京北郊滿井家中
□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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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中日兩國的空間距離，相對於那些歐美國家要近的多，可兩國民眾相互間的生疏和誤讀卻要比後者的距離相去遠矣！這種奇怪的現狀，可以套用一個文學上的名詞 “熟悉的陌生人”。而我一直以為，這並不全是因著60多年前、甚至近代以來的那些戰爭。那麽又是什麽呢？說起來還真有點複雜，可兩國民眾在相互獲取對方相關曆史和常態生活的信息管道上相對單一、而導致的信息量太少應是主因。由於是盲人，那麽摸到的大象永遠都是大腿或者鼻子，再加上殘缺的想象。
還是從與日本有關的事兒說起吧：
我的這本小書入圍2006年在德國舉辦的“尤利西斯國際報道文學獎”時，並沒有引起國際媒體、特別是亞洲媒體的特別關注，而從今年美國寵物食用中國產的貓糧、狗糧中毒開始，美聯社、CNN電視台、美國《新聞周刊》、法新社、丹麥《貝林時報》、英國的BBC、德國的國家電視二台、意大利的《Flair 》雜誌……我過去聽說過或沒聽說過的媒體，幾乎一時間擁上了門。這其間當然包括日本的一家國際著名的電視台和一家報紙。
相比較歐美國家的媒體，日本的這兩家媒體的禮節與周到當時真的令我動容——電視記者西裝筆挺、迎來送往，間或還有些小禮物；報紙的記者細膩周全，更有茶點款待。加之自己因為過去鮮見日本的媒體，更重要的是我的書馬上要出日文版，有借這兩家媒體向日本讀者傳達信息的私心。我便婉阻了他們上門采訪的要求，而自己在炎熱如同蒸籠的北京，每次都要整整乘坐兩個小時左右的車，趕到記者的住地不止一次的接受這兩家媒體的采訪，算上幾次往返路上的時間，兩家加起來足足有10多個小時。訪談期間，大家一來二去也到朋友般的客氣熱絡。
可就在一周前，一位知曉我接受這兩家媒體采訪事體的日本朋友告訴我：周先生，那家電視台做的與食品安全相關的節目播了，根本就沒提到你，更不要說出鏡了！那個報紙的記者對你也是隻字未提。
直到寫這篇文字的現在，我仍沒有收到那家電視台記者答應寄我的采訪錄象資料（當時也左擺右拍的折騰了幾個小時呀），而比其采訪晚得多的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英國的BBC，不但提前告訴我了播出的時間，而且所寄的音像資料也早已收到了。盡管他們都沒有日本這兩家媒體記者的禮數——一家記者采訪時隨便的把雙腳蹺在工作台上，而另一家的兩個女記者和我吃飯時專找又破又小的飯館進。
對此我大惑不解，先後詢問過不少的日本朋友，答複幾乎是一致的——你講的太直觀了，他們怕播出來出了中國政府的醜，近而得罪中國政府。因此就不采用了。
天呐！這竟出自目前亞洲最大的民主國家！和我的書在中國的處境如出一轍——其實我最近高調見各國媒體，特別是就“假包子事件”公開批評北京政府，使我真切地感到了2006年10月在俄國，那位被公開槍殺的同獲過尤利西斯報道文學獎的俄國女作家安娜死亡的氣息和遇害的緣由。因為在那樣一個社會裏，你反對共黨或者任何隻要不是專指某一個人的抽象的政黨反倒沒事，有事的是你膽敢觸動且已經觸動了既得利益集團，前幾天我去為因紙包子事件被判一年刑的記者找律師回來的晚上，獨自一人回家真切地感到了害怕，盡管沒有發生任何事。除了道義我很脆弱，人有時很強，韌性很足，有時候又像風中蘆葦，很容易折，當你一個人去走近黑幕時有時就是這種徹骨的孤獨和無望的抵抗。
中國有句老話叫：秋後算賬！我自己也做好了一切準備——因為這是我1989年“六四事件”後在中國大陸出的第一本書，而下如此大功夫寫這本書，是為了所有人的飲食安全和生活品質相對的有所保障，這當中自然包括那些秘密警察和他們的家人。
盡管最近我的那份給美國出版公司作顧問的工作又丟了，主要是公安從今年春節前後就不停地找他們。這就如同前幾天我對媒體講過的“這就形成了一個如前蘇聯般的利益格局，隻要你觸動了這個官僚機製的利益鏈條。不管你是任何個人或者團體，如果和這個官僚體製的利益鏈條發生衝突，都必然是死無葬身之地。”更何況 2006年7月，我在意大利，安娜在瑞典，我們雖然不相識，更談不上事先有所交流了，可我們各自演講題目的正副標題竟然驚人的一樣——國家恐怖是恐怖主義之父。
雖則我曾因1989年“六四天安事件”被關押了近3年，而當年的“反革命”就是現如今中國的“顛覆國家安全罪”的前生今世。而在奴化教育下的人們普遍理解這兩個罪名或多或少都意味著對國家的背叛。但我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對這個國家的情感，我一直固執地認為自己對這個國家有著天然的責任與義務。如果說我要“背叛”的隻能是——那些一直蠶食著這個國家的利益集團和支撐其存活的機製。
我從2002年下半年持續至今、甚或還要一直關注下去的中國食品問題，其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寫這一本小書，當然也不是為了向日本民眾灌輸敵視中國政府和中國產品的情感原素，更不是要抱著“我死之後哪怕洪水滔天”的瘋狂心理籍此來唱衰中國。盡管象這樣的瘋子，世界上已經不少了。
我隻是想要把在中國的現行製度下，食品安全的現狀是如何形成的緣由和讀者探討。同時講出我在這三、四年的時間裏，探尋到的一些食品汙染的真相，並把食品安全可能導致的後果和普通人如何預防的一些方法公諸於世。籍以提醒人們，特別是中國相關行業的決策層，這將帶給中國和世界什麽樣的危險——假若今年春天，因中國寵物食品中毒的不是美國的幾千隻寵物，而是幾千個美國人的話，那將給中美關係和世界格局帶來什麽？就是世界各國都禁用中國的食品，若中國的惡劣食品現狀仍不能得到改觀，由飲食而導致的類似薩斯一樣的病毒要是傳染上人身。而在人類流動空前頻繁且便捷的現在，又有哪一個國家或個人能幸免？須知地球愈來愈象一個村莊，東頭患感冒，西頭一定就會打噴嚏！而人類所經曆的每一次病毒，其慘烈禍患都遠遠超過了我們一直在警惕著的戰爭。我也希望能以自己這樣關注個案的方式和努力，為中國社會最終找到自由的出口而竭盡全力。
而我之所以能持續三、四年，在1000多個日夜裏耐著性子看過不下2000萬漢字的枯燥的與食品安全相關的資料，自費且冒著危險去尋找食品汙染的線索，現如今又如此高調地藏否中國食品安全現狀，難道我就不明晰古諺：“出簷的椽頭子先朽”？
其另一個緣由則是緣於我對家人和周遭朋友的關注——再差10多天就已過世整整3年的我鄉間的嬸嬸，其實我應該依鄉俗叫她奶媽——因著兒時母親少奶而吃過她老人家的奶水，其死因是食道癌！這位一生無論遭遇任何難耐苦困都以一臉笑麵迎對的老人，臨終竟生生的咽不下一口湯水。如果說這位老人因居住的距離距我較遠，而導致我對她的病痛還沒有太深切的感觸的話，那麽就同住在北京的我的一位前女友，就在近兩年裏手術摘除了子宮，原因——子宮癌晚期，因而不能生養，盡管她非常非常的喜歡孩子。而另一位撚熟的女性朋友，也在今年的3月份做了子宮瘤手術！僅我周遭在這不到兩年裏，查出腫瘤或者癌症的親友就不下10人之多！
讓我感同身受的則是今年5月的一天，一位香港駐北京的記者朋友打來電話，說她自己常規體檢查出了因飲食而染上了傳染性肝病，苦勸我也去查查，開始我還用“林副主席永遠健康”而嘻戲，結果挨不過朋友的好心去醫院一查，血糖高出正常值3倍左右——正常值是6.0，而我則是17.6！不折不扣的是“吃出來”糖尿病。
真正令我身心為之顫栗的，則是在幫這位力勸我檢查身體的記者朋友過程中的見聞：她有一位相知的藏族女友，患子宮癌一年有餘，想進著名的北京腫瘤醫院治療。因病人太多掛不上號，知道我曾采訪過這家醫院的一位權威，就央我去疏通關係。且不說進到醫院滿目老老幼幼的腫瘤病人們形態各異的慘痛狀，僅這在醫院隨時發生的一幕，就足以將我們這些不常去醫院的普通人擊垮——當我拿著掛好的號從門診處路過時，一個還不到上學年齡的女童跪在地上喃喃地央求“好心的叔叔，幫我媽媽掛個號吧，我媽媽的牛奶病了！”那是一雙怎麽樣的與年齡極不相稱的眼睛呐——那樣的絕望與期盼相揉雜，那樣的哀怨與憧憬……
俄頃，我方明白，可憐女童的母親患了乳腺癌（因母患乳病，小孩從小把牛和母乳搞混了的誤叫）！同時，我也知道所謂的子宮腫瘤什麽的都是癌的一種，僅是為了不讓病人們心理負擔太重的人道叫法。通過那位一流的腫瘤權威得知：目前中國三分之一以上的癌症病因，都與吃有直接關係！而癌症的發病幾率正以幾何數字遞增！
子宮癌和乳腺癌意味著什麽？是曾經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提供過並且將一直要源源不斷地提供下去、供我們賴以存活的先決條件——“恒溫的房子”和甘甜“牛奶”。卻正在一個個的腐爛、淌血、甚至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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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我們亞洲人的日常表述和思維中，往往不顧及真實的尺度，一味的喊大求全，遇事客套而不切實際，信誓旦旦卻言不由衷等等。比如自己簡單的對各自國家和地區的稱謂，無論疆界大小，則一律的——大韓民國，大中國、大台灣、大日本。我把這種心理歸結為醫學上的名詞——醜陋恐懼症，而這可能也正是整個亞洲文化的病灶。這種患者往往用扭曲的心態去觀人看己，重要的是常用病態的自尊來遮蓋內心深處的自卑。而據心理學家講：40%患“醜陋恐懼症”的人，都有自殺的念頭！
麵對如此境況，還有什麽事對我來說能有比關注食品安全這件事更為急迫的？而又有什麽力量能迫使我放棄或者阻止我繼續關注下去的慣性？我明白自己是在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從強大的利益集團手中搶奪子宮、搶奪乳房，甚或搶奪我們的未來！
基於此，我要感謝日本草思社，是他們給了我平生第一次在不受控製和約束下完全表達自己思考的機會，也不用惴惴任何壓力而對自己的文字刪之減之。最應該感謝這本書的翻譯廖建龍先生，若沒有他的付出和淵博的知識支撐，這本書則要遜色不少。雖然我曾用中文出過書並寫過不少的文章，可要出版成為一本適合日本讀者的書，70高齡的廖先生所付出的和我的那本已被他密密麻麻的標注滿了供翻譯用的中文書，則使我感銘不已！感謝這本書的編輯所做出的貢獻！
回到開始的話頭——信息量不對等導致兩國民眾了解的不堪現狀上來。我就非常熱望我的這本小書，能夠成為民間的、哪怕是一個僅僅屬於我個人的“遣日使”——期待著象當年日本國派往我的故鄉唐長安城去的“遣唐使”一樣，回饋我進一步了解日本的知識和資訊，間或再能收獲些許友情和緣分則餘願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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