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zt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禾　子·

　　滿打滿算，到美國已經整二十年了。剛來時的新鮮感和敏感隨著時間的增加變得遲鈍和見怪不怪了。然而有幾個人和幾件事卻時常回旋在腦海裏。

　　當初剛一到，熱心的中國同學就去機場接我，幫我找臨時住處，指點我去銀行開帳戶、乘公車去買食品，還安排我認識當地的老華僑。他們帶我去了一位被稱為“雷媽媽”的人家。雷媽媽是基督徒，非常樂於助人，總是從各方麵幫助大陸來的留學生。自七十年代末剛有中國大陸留學生來此，她的家就變成了留學生之家。她的丈夫是位牙科醫生，在美國算是有錢人。他們住在一個山頭上，整個山坡都是她家的地盤。我們十幾個大陸來的學生一起去她家“過禮拜”。到了她家見了人，才發現她和我想象中的老媽媽相去甚遠。她五十多歲，但看上去很年青，隻有三十歲的樣子，漂亮精幹，說話利索，操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我婆婆是湖南人，我的幾個小時候的同學的媽媽也是湖南人，所以知道“湘妹子”的潑辣能幹和熱情大方，頓時也對這位雷媽媽產生了幾分親近。我還莫名其妙的想到了雷鋒。雷鋒也姓雷，也是湖南人，也以助人為樂的精神樹立了榜樣的形象。

　　雷媽媽是長沙人，自幼在長沙讀書。中學畢業時正好趕上解放大軍南下，她和同學們上街遊行慶祝，扭秧歌、打腰鼓，還寫橫幅、刷標語，積極參加新中國新政府的各項活動。講到這段情景時，她竟一字不落地唱出了“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還激動地扭起當年的秧歌來，邊跳邊唱：“正月裏來呀是新春，趕著豬羊出呀了門。豬啊，羊啊，送到哪裏去，送給咱英勇的解呀放軍。”

　　當時她的很多同學都參了軍，上了軍政大學，跟著隊伍繼續南下。她卻因為已經訂婚，家裏讓她和丈夫完婚，錯失了參加革命隊伍的機會。婚後，丈夫經商去了香港，她留在家裏生孩子帶孩子。不久，大陸和香港的邊界封閉，她和丈夫從此音信全無、天各一方。五十年代中後期，國務院特批了一批有海外親屬的人出境，雷媽媽來到香港尋夫。不曾意料的是，丈夫已經等不了遙遙無期的隔離，另娶了。更不幸的是，當時國內的政策是隻能出不能進，咫遲之遠，她卻再也回不了家。走投無路之際，有人勸說她去美國和一個剛剛喪妻的華裔牙醫結合，她眼一閉、心一橫，象賣自己一樣地登上了飛機。下飛機才知道，這個新丈夫大出去她十幾歲，是華裔卻不會說中國話，還有三個未成年的孩子要靠她照顧。這會兒她已是叫天天不靈，喚地地不應的了，隻有聽天由命。好在這個丈夫對她不錯，她也盡心盡力為丈夫和孩子們照料生活。剩餘時間就去基督教會。在教會裏，她找到一些心靈上的安慰，從此就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給“主”了。

　　盡管虔誠侍奉，雷媽媽的上帝並沒有滿足她二十多年的祈禱。中美一建交，她就返回故鄉尋找家人。然而故鄉這邊卻早已家破人亡。她的獨生兒子因父母海外關係從小就不斷地受到欺辱，得了精神病，文革時跳樓自殺；她的弟弟一直幫著撫養姐姐的兒子，不但丟了正式工作，還丟了城市戶口，被趕到鄉下去。她找到弟弟時，他沉默寡言，未老先衰。當她提出讓弟弟一家移居美國時，他態度堅決地、不做任何解釋地拒絕了。

　　雷媽媽一生坎坎坷坷，卻對“解放區的天”依依懷念。從她身上，我感受到新中國的強大向心力，也品出她愛愛恨恨的複雜感情。

　　剛來頭兩年要去打工掙生活費，中國同學介紹我去一家中餐館幹活。廚房裏有個“油鍋”（專管油炸食品的廚師），是個廣東小老頭（其實並不老，隻是個頭瘦小點兒），大家都管他叫“二哥”。我覺得無緣無故地叫人家“哥”呀“姐”的很別扭，就問他姓什麽叫什麽。沒想到，他自己吞吞吐吐不說，其他人也都不知道，包括老板在內。老板背過人悄悄跟我說，“二哥”是黑戶，早先從大陸偷渡到香港，後來又偷渡到美國，一路黑下來，不敢暴露真實姓名。

　　後來在餐館時間久了，人也混熟了，知道“二哥”是廣東人，我就常跟他聊廣東（好在我去過廣東幾次）。一次我說起去廣州、番禺、東莞、太平鎮、虎門、沙角、伶仃洋一路遊玩曆險的趣事來，“二哥”聽得非常仔細，然後突然說，那就是我家鄉呀。我家在中山縣，我在中山縣委當過通訊員。後來……後來肚子餓得實在受不了，就跳海遊到香港去了。

　　可能是他第一次當眾說起那段經曆。他自己有點兒吃驚，也讓我吃驚不小。我有些不相信地問：你在縣委工作怎麽還會餓肚子？他說，唉，那會兒我才十六、七歲，就是要吃，每月給我十幾斤糧食，根本吃不飽。聽人說香港好得多，就遊過去了。我說，那可是叛國之罪啊。他說，知道。但是實在餓得受不了了；我認識的人就有被抓回判刑的，也有遊不過去淹死在海裏的。好象要證實自己說的是真的，他接連唱了好幾首當時的歌。又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還有“瀏陽河”，“南泥灣”，“歌唱祖國”。他越唱越激動，還插空對我說，那會兒其實很好的，如果不是餓肚子，我也不會跑掉。

　　他說的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災害。

　　見“二哥”一邊炸著油果子一邊唱著“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麽響亮；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我不知是什麽滋味。“繁榮富強”的祖國硬是把自己的兒女餓跑了。我跟“二哥”說，現在真的好了，開放了，國家對你這樣的事也既往不咎了，你一定要回去看看。他說，是啊，我的老媽媽還一直在等我回家呢。

　　不知道他後來又等了多久、也不知道他是否見到他的母親。象他這樣的“黑戶”，得等到美國政府的“大赦”才可摘掉黑帽子，也才可光明正大地有自己的姓名。

　　我後來轉學去了別的州。真是奇了，居然又碰到一位有類似故事的華人。這回還是個“老八路”！又是歌曲把我們一起帶回了祖國。這是一位餐館老板。地道的山東人，卻開了兩家“湖南餐館”。我和先生去吃飯，時間晚了點，老板自己出來招呼我們。他熱情爽朗，三句兩句閑聊了幾句，聊到高興處，竟親自炒了兩個菜坐下來和我先生對起酒來。他原先是農民，抗戰時參加八路軍，打了幾年的鬼子。鬼子投降後，部隊告訴大家說願意留下的人可以留下繼續當兵，不願意留下的可以發餉回家。他想想家裏地沒人種，還是回家吧，就回家了。不想這一念之差讓他後悔莫及。回到村裏一下子被人看成了覺悟低的落後分子，走到哪裏都遭白眼兒。他說他最怕的就是剪著短發、紮著皮帶、跨著黃書包的女青年來到家裏，往炕頭一坐，給你講革命道理，動員你參加解放軍繼續打老蔣。他說，在她們麵前，你真是很臉紅。

　　孫老板家在海陽縣，與朝鮮（韓國）隔海相望。解放前，當地很多人劃著船就去了朝鮮做生意。他也尋著這條路來到漢城，後來又碾轉到了美國。

　　知音難覓。當我先生告訴他自己也當過兵時，孫老板舉起酒杯，用鄉音未改的字句說：來，我們一起唱：

　　“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著祖國的大地，背負著人民的希望，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我們是工農的子弟，我們是人民的武裝。從不畏懼……”

　　（這首歌最早叫“八路軍進行曲”，１９３９年在延安首次公演，後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

　　你能不感慨嗎？

□　寄自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