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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呼喚傑出的思想者
發布者 lq 在 07-10-21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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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
今天中國錯亂的現實、層出不窮的矛盾，呼喚傑出的思想者深入分析並且解釋。
這家Pacific Coffee安靜、燈光明亮、沙發柔軟，適宜交談。我們談起了一本雜誌的設想。一本兩百頁的雜誌，刊載今日中國年輕作家、知識分子、藝術家的聲音，深入探討中國社會正在麵臨的問題。這一天，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日子，五年一次，這是中國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時刻，關於領導人的更迭、新政策的猜測，一直是人們餐桌上閑聊和海外媒體報道的中心。而透過咖啡館的窗口，我看到那片擠壓在一起的高樓，它們叫財富中心、旺座中心、新城國際，中央電視台那個歪斜的樓身則憑添了超現實的味道，這是個亢奮、繁榮的北京，熱情萬分又不知所措地等待著一年後的體育盛會。
我們能在人民大會堂坐得齊刷刷的代表和這些混凝土大廈之間尋找到某種聯係嗎？一個外來者很容易被中國矛盾重重的現象所迷惑。她有能力創造世界最高的經濟增長率，卻沒有能力治理自己的山川、湖泊；她大談和諧社會，但整個社會卻被一種濃烈的不信任感所包圍著；一座擁有超現代化機場和保時捷經銷店的城市，她的街頭經常看到雞在閑逛；她比任何國家都培養了更多高學曆人才，但教育係統在本質上卻是徹頭徹尾的失敗；盡管文化傳統早已斷裂，一本關於《論語》的書卻賣了四百萬冊；在世界大部分地區代表開放性與民主的互聯網技術，卻很快淪為政治權力的工具；我們總是誇耀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但摹仿、抄襲卻滲透在各個領域……
今天的中國麵臨的主要問題是什麽？中國社會的本質是什麽？中國的傳統與現實之間的聯係是什麽？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是什麽……對這些問題的探討曾是一九八零年代的文化熱潮中的中心話題。那是中國思想啟蒙的又一個黃金時代，它綻放出的熱忱和一九二零年代的新文化運動不無相似。但它們的缺陷又都顯而易見，它們都過分沉迷於宏大的概念，樂此不疲地引進各種主義與理論，卻對中國社會的具體問題，缺乏實證式的探究。在一陣喧囂過後，能留下的研究成果、分析方法、材料資料卻很少，新一代研究者很難在他們的基礎上繼續深入。
經過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風暴，這股文化熱潮迅速消退，緊接而來的商業革命，則熄滅了它最後的溫度。知識分子的聲音在中國的公共生活中迅速的消失了。一九九五年當我進入大學，我仍會閱讀到《東方》、《方法》、《天涯》這樣的知識分子趣味的雜誌，類似朱學勤、錢理群這樣的大學教授，仍在年輕人中擁有廣泛的影響力。但自二零零零年過後，這些聲音開始消失了。公眾迷戀過幾年經濟學家，因為他們的學問似乎與如何致富相關。
再之後，一股新的文化熱興起了。它產生了今天我們所熟悉的銷量上百萬的青春作家、在電視上講述通俗曆史的學者、拍賣品達到上百萬美元的畫家，但是他們卻主要是市場行為、消費時尚的產物，而不是因為其傳達思想、審美與價值觀。
那些在八零年代、九零年代初活躍的知識分子與作家們，在迅速到來的新現實麵前不知所措了。他們的智力訓練集中在民主與專製的對立、尼采與薩特的哲學，卻不知道如何尋找到一種新的分析方法來解釋現在這個由互聯網、跨國資本、shopping mall、鄉村的城市化、大眾的崛起、披上了西裝的政治權力，所構造的新中國……他們的語言不再能吸引新的聽眾，又沒有耐心去做那些更具體的調查，於是他們中的很多人變成了憤世嫉俗者，或是自言自語的自我沉溺者……
更糟糕的是，盡管一九八零年代被稱作思想啟蒙的年代，但事實上，我們從未建立起一個討論的共識，人們仍在一些基本的價值觀上難以達成一致。爭論往往不是理性的討論，而變成了沒原則的爭吵。這使得「利益因素」迅速成為最後的仲裁者，生活在今日中國的一個苦惱是，人們不再相信除去赤裸裸的利益動機之外，人還可能有別的需求。社會迅速被一種單一性思維、單一的價值觀所充斥。在這種單一價值觀中，我們可以看到政治權力如何與消費力量、技術力量一拍即合，從而形成一股更強大的壓抑力量。
我們可能尋找到一股清新的聲音嗎？這聲音在價值觀上富有理性的懷疑精神，又能夠深入到中國的現實問題的細節中。二戰後的美國，因為公司的興起、意識形態的保守、消費社會的出現，激發了 C·W·米爾斯、彼得·杜拉克、丹尼爾·貝爾、約翰·加爾布雷斯這一代傑出的分析家，他們重新定義了美國社會。今天的中國那錯亂的現實、層出不窮的現象，是再好不過的思想的實驗場。一個社會不能產生出自己解釋者，它注定是充滿困惑與焦慮的。
□ 《亞洲周刊》二〇〇七年第四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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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在人民大會堂坐得齊刷刷的代表和這些混凝土大廈之間尋找到某種聯係嗎？一個外來者很容易被中國矛盾重重的現象所迷惑。她有能力創造世界最高的經濟增長率，卻沒有能力治理自己的山川、湖泊；她大談和諧社會，但整個社會卻被一種濃烈的不信任感所包圍著；一座擁有超現代化機場和保時捷經銷店的城市，她的街頭經常看到雞在閑逛；她比任何國家都培養了更多高學曆人才，但教育係統在本質上卻是徹頭徹尾的失敗；盡管文化傳統早已斷裂，一本關於《論語》的書卻賣了四百萬冊；在世界大部分地區代表開放性與民主的互聯網技術，卻很快淪為政治權力的工具；我們總是誇耀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但摹仿、抄襲卻滲透在各個領域……
今天的中國麵臨的主要問題是什麽？中國社會的本質是什麽？中國的傳統與現實之間的聯係是什麽？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是什麽……對這些問題的探討曾是一九八零年代的文化熱潮中的中心話題。那是中國思想啟蒙的又一個黃金時代，它綻放出的熱忱和一九二零年代的新文化運動不無相似。但它們的缺陷又都顯而易見，它們都過分沉迷於宏大的概念，樂此不疲地引進各種主義與理論，卻對中國社會的具體問題，缺乏實證式的探究。在一陣喧囂過後，能留下的研究成果、分析方法、材料資料卻很少，新一代研究者很難在他們的基礎上繼續深入。
經過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風暴，這股文化熱潮迅速消退，緊接而來的商業革命，則熄滅了它最後的溫度。知識分子的聲音在中國的公共生活中迅速的消失了。一九九五年當我進入大學，我仍會閱讀到《東方》、《方法》、《天涯》這樣的知識分子趣味的雜誌，類似朱學勤、錢理群這樣的大學教授，仍在年輕人中擁有廣泛的影響力。但自二零零零年過後，這些聲音開始消失了。公眾迷戀過幾年經濟學家，因為他們的學問似乎與如何致富相關。
再之後，一股新的文化熱興起了。它產生了今天我們所熟悉的銷量上百萬的青春作家、在電視上講述通俗曆史的學者、拍賣品達到上百萬美元的畫家，但是他們卻主要是市場行為、消費時尚的產物，而不是因為其傳達思想、審美與價值觀。
那些在八零年代、九零年代初活躍的知識分子與作家們，在迅速到來的新現實麵前不知所措了。他們的智力訓練集中在民主與專製的對立、尼采與薩特的哲學，卻不知道如何尋找到一種新的分析方法來解釋現在這個由互聯網、跨國資本、shopping mall、鄉村的城市化、大眾的崛起、披上了西裝的政治權力，所構造的新中國……他們的語言不再能吸引新的聽眾，又沒有耐心去做那些更具體的調查，於是他們中的很多人變成了憤世嫉俗者，或是自言自語的自我沉溺者……
更糟糕的是，盡管一九八零年代被稱作思想啟蒙的年代，但事實上，我們從未建立起一個討論的共識，人們仍在一些基本的價值觀上難以達成一致。爭論往往不是理性的討論，而變成了沒原則的爭吵。這使得「利益因素」迅速成為最後的仲裁者，生活在今日中國的一個苦惱是，人們不再相信除去赤裸裸的利益動機之外，人還可能有別的需求。社會迅速被一種單一性思維、單一的價值觀所充斥。在這種單一價值觀中，我們可以看到政治權力如何與消費力量、技術力量一拍即合，從而形成一股更強大的壓抑力量。
我們可能尋找到一股清新的聲音嗎？這聲音在價值觀上富有理性的懷疑精神，又能夠深入到中國的現實問題的細節中。二戰後的美國，因為公司的興起、意識形態的保守、消費社會的出現，激發了 C·W·米爾斯、彼得·杜拉克、丹尼爾·貝爾、約翰·加爾布雷斯這一代傑出的分析家，他們重新定義了美國社會。今天的中國那錯亂的現實、層出不窮的現象，是再好不過的思想的實驗場。一個社會不能產生出自己解釋者，它注定是充滿困惑與焦慮的。
□ 《亞洲周刊》二〇〇七年第四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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